桂南會戰述評 / 周永光

桂南會戰述評

周永光

日軍占領上海、廈門、廣州後，滇越鐵路和桂越公路便成為中國從海外進口軍事物資的主要通道，運量激增三倍。日本為切斷從越南諒山到廣西南寧的桂越公路並將飛機場前移，更有效地轟炸滇越鐵路和滇緬公路，封鎖中國，挫敗中國的抗戰，迫使中國當局屈服，日軍大本營和參謀總長1939年10月14日同時發出命令和指示，確定進行入侵桂南的作戰(其陸軍為“和”號作戰，海軍為“N”號作戰)。19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大將向其21軍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將下達作戰令，命該軍協同海軍在欽州以南地區強行敵前登陸，然後攻占南寧。日軍初期參戰兵力3萬餘人，包括第5師團、台灣混成旅團等，海軍為第5艦隊及第3聯合航空隊，飛機75架。11月15日日軍登陸欽防，24日攻占南寧。

日軍入侵前，桂南隻有第16集團軍的31軍和46軍共6個師另4個獨立團的兵力，共約6萬人駐防。日軍登陸欽防並進攻南寧後，中國政府軍事委員會決定進行反攻，陸續調集25個師共20萬餘人的兵力，由桂林行營統一指揮，實施“桂南會戰”，收複失地。會戰於1939年12月18日開始，由第5軍擔任主攻，拔點打援，殲滅日軍21旅團少將旅團長以下4000餘人。31日奪回昆侖關後等待兵力到齊反攻南寧。此時，日軍又調第18師團及近衛師團部隊參戰，兵力增至6萬餘人，並派作戰、轟炸機隊進駐南寧，使參戰飛機達105架，於1940年1月28日發起為期8天的“賓陽會戰”，國軍的部署被打亂，桂南會戰計劃中止實施。此後雙方進入相持狀態。由於新的國際交通線河嶽公路(河池經靖西嶽圩至越南高平)開通，立即收複南寧已無必要，國軍的作戰任務改為對敵進行襲擾和反掃蕩。後來國際局勢變化，日軍進入越北，從境外切斷了越桂和越滇交通，占領邕欽已無價值而徒為負擔，便於1940年11月17日撤出桂南。

        桂南會戰是八年抗戰中正麵戰場最積極的予敵以沉重打擊的一次戰役

        中國八年的抗日戰爭，以武漢棄守和太平洋戰爭爆發為標誌，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戰略防禦階段。日軍從蠶食變為大規模進攻，占領了平、津、滬、寧，廣州、武漢等大城市和交通幹線，中國軍隊在正麵戰場防禦作戰中消耗敵人的力量並在敵後開展遊擊戰，使日軍陷入了“泥潭”。日軍占領武漢後，兵力不足，國力下降，被迫停止戰略進攻，中國的抗戰進入第二階段。國民政府統帥部在南嶽召開有中共代表參加的軍事會議，確定第二階段的基本戰略仍是持久消耗戰略，但應由第一階段的“向敵退卻消耗”轉變為“攻勢消耗戰”。執行南嶽會議的方針，一時國民政府軍抗戰相當積極。按照蔣介石的命令，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國民黨投入全軍一半以上的兵力開展“冬季攻勢”，攻擊範圍遍及綏西、晉南、豫25桂南會戰述評北、豫東、豫南、鄂北、鄂中、鄂南、湘北、贛北、皖南、浙東和桂南等廣大地區。其中，桂南會戰就是跨戰區調動25個師的兵力，包括將新建立的全國唯一的一個機械化軍投入主攻，對付入侵的日軍精銳師團，表明統帥部是下了極大決心的。高銳主編的《中國軍事史略》指出，“(1939年)‘冬季攻勢’是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所采取的唯一一次戰略攻勢行動”。“其中反攻武漢戰役、昆侖關戰役和反攻包頭戰役予日軍以嚴重打擊”。郭汝槐、黃玉章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作戰記》(以下簡稱《作戰記》)亦稱，1939年中國軍隊的冬季作戰給日軍很大衝擊。其中的南昌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和南寧會戰都由防禦戰鬥發展成為進攻戰鬥。兩書所稱道的戰役不盡相同，都予肯定的則是桂南會戰。《作戰記》還特別指出，桂南會戰中的昆侖關攻堅戰是“整個冬季攻勢中最強有力的一役，不僅在軍事上挫折了日軍的銳氣，對其政治謀略也是一個沉重打擊”。中國軍事科學院軍事曆史研究部編的《中國抗日戰爭史》認為桂南戰場奪回昆侖關是一個“決定性的勝利”，“造成敵戰略上的部分被動”。日本防衛廳研究所《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以下簡稱日軍《作戰史》)也承認，在1939年中國軍隊的冬季攻勢中，日軍“付出的犧牲是過去作戰不曾有過的”，“深感敵尚強大”。國軍反攻昆侖關時，從東京趕來前線視察的日軍大本營參謀次長，看到其21軍司令部“充滿悲觀氣氛”。國民黨當時抗戰積極，圖謀爭取外援是一個不可否認的重要原因。後來美國對日強硬，國民黨反共傾向增加，其抗戰則趨於消極。

        桂南會戰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政治謀略的迷夢

        日本帝國主義是戰爭狂人，曾妄言三個月滅亡中國。經過兩年多的進攻，感到力不從心。1939年10月日軍參謀次長澤田茂上任時說到：“外強中幹是我國今日的寫照，時間一長就維持不住了”。陸相也認為“依靠武力決戰解決中國事變的做法是沒有出路的”。他們不斷采取新的策略，力圖從侵華戰爭的“泥潭”中拔出腿來“南進”，換方向擴張。其策略包括進行戰略轟炸、海上封鎖、切斷中國陸上的國際交通線、“三光政策”、以戰養戰、以華治華、開展政治謀略活動，誘蔣媾和和引誘國民黨地方實力派與日“提攜”，等等。日軍入侵桂南就是日本在重重矛盾中尋找出路的一個重要行動。日本已決定停止在中國擴大進攻，計劃將在華部隊壓縮10至15萬之際，又在華南開辟了邕欽新戰場，並先後從偽滿洲國和日本本土調集最精銳的師團(即5師團、近衛師團，該兩師團及1、3師團在日軍中戰鬥力最強)來遂行這次作戰，目的是進一步封鎖中國，挫敗中國的抗戰意誌。與此同時日本還加強了誘降活動，對重慶進行“桐工作”，在信陽進行“蘭工作”(由和知大佐對李宗仁秘密進行)。第5師團參謀兼特務機關長中井增太郎大佐五年前曾在南寧應李宗仁、白崇禧之聘當過顧問兼教官，1939年12月7日曾找到“南寧附近的熟人”見麵。12月10日第五師團師團長今村均發出了致白崇禧、李宗仁的軟硬兼施的通電，聲稱日軍占領南寧唯一目的是切斷蔣介石政權和法屬印度支那的交通線，而對白、李兩將軍在廣西的建設和政令甚表敬意。對將軍部下4200名陣亡勇士已收葬於南寧中山公園，鄭重供祭。希望將軍洞察世界大勢，與日本“提攜”共進。如果執迷不悟與日軍為敵到底，可隨時舉兵來奪回南寧，其部隊可獨立對抗50萬軍隊，有足夠兵力、裝備、航空力量和信心取得勝利。此前，日方曾於8月間派出一個曾在李、白和龍雲手下任事的中國要人同李、白、龍麵談多次，策動滇、桂聯日反蔣。在此同時，汪精衛曾到廣州活動，對粵係、桂係和滇係一些素來與蔣有隙的人物進行拉攏，企圖建立華南偽政權，因湊不起人而自動放棄。世所周知，20世紀初葉，中國派係林立、不同武裝集團割據。日本帝國主義利用了這一點對中國進行蠶食鯨吞;然而正是日本肆無忌憚的侵淩，促使中華民族各個階級、各個集團摒棄前嫌，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實現空前的民族大團結。盡管這種團結的局麵和各集團的關係是不穩定的，隨時變化的，但桂南會戰無疑反映了民族統一戰線處於一個最佳時期。如果說1936年兩廣事變時桂係是抗日反蔣的話，1939年桂南之戰中桂係則是擁蔣抗日的。李宗仁、白崇禧對日偽誘降的答複態度鮮明：日本要吞並中國決無合作可言，要談判可以，前提是日本先撤軍。日軍《作戰史》認為，“眼花繚亂的謀略路線，對中國並無損害，倒是進一步暴露了日本的虛弱”。抗戰中蔣桂矛盾得到緩解而合作有了加強。日軍侵占邕欽，本來李宗仁要率部回鄉作戰，那樣做顯然於抗戰全局不利，委員長調兵入桂順理成章。廣西是桂係的地盤，紅軍長征過桂北，李、白對中央軍入境是嚴加提防的，而此次中央軍入境則受到廣西當局和各階層群眾的歡迎和傾力支援。戰事在邕賓交界的昆侖關展開，賓陽成為前線，一時間大軍雲集。據《賓陽縣誌》記載，該縣曾組織8萬多壯丁為部隊運送彈藥、糧草，河田等鄉還組織救護隊上火線搶救和後運傷員。全縣捐贈軍糧315萬斤，勞軍款2.5萬元，“獻機”款1.5萬元，自備布料做軍鞋2.1萬雙，勞軍粽子11萬餘個、甘蔗1.1萬餘根，肉2120斤，果餅10餘擔。各鄉村按要求設立茶水站供應過境官兵，有的群眾則煮粥做飯接待。5軍軍長杜聿明當年接受記者采訪時，曾高度評價廣西民眾對抗戰的貢獻。桂係部隊到欽廉為異省作戰，開始民眾與之有隔閡甚至抵製，桂軍購物被拒售或被索高價。經過廣西大學、中山大學、合浦一中學生作抗日巡回宣傳後，民眾轉而積極支持桂軍。1940年1月中旬桂軍46軍部隊在靈山縣(當時屬粵)泗峽坳迎擊來犯的日軍時，當地民眾肩挑百餘擔酒肉飯菜上火線慰問，有的還自帶武器上陣參戰，對抗戰官兵鼓舞極大，軍民同仇敵愾，打得日軍近衛旅團第二聯隊遺屍數百，趁夜潛逃。泗峽坳之戰創造了以弱勝強的成功戰例。

        各個軍政集團、各軍政要員間的關係，是中國近現史中值得深入研究的基本課題之一。矛盾各方有爭鬥，有聯合。抗戰期間，基於民族大義的聯合是主要方麵，這應該說是一個基本事實。日本帝國主義政治謀略的破產驗證了這個事實。有一種觀點認為，桂南會戰中白崇禧故意消耗中央軍而要桂係保存實力。稽考會戰過程，並無嚴重之事實堪作憑證。在桂南抗戰期間，按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方針和指示，廣西黨組織積極支持國民政府領導組織的抗戰活動。許多共產黨員參加學生軍和民團、自衛隊，並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有的自己組織隊伍(未以黨的名義)打擊日軍。昆侖關作戰期間，範長江和他領導的國際新聞社的記者到前線采訪，作了廣泛的宣傳報道。日軍戰史記載，中國由於“宣傳取得了昆侖關大捷，其進攻士氣極為旺盛”。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最重大的作用，是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和提出持久戰、遊擊戰的戰略戰術。李宗仁、白崇禧都曾經響應和運用過上述主張。蔣介石也被迫接受和認可了上述主張。

        桂南抗戰將士的偉烈事跡是愛國主義教科書的不朽篇章

        桂南抗戰中，昆侖關地區是主戰場，戰事最為激烈。昆侖關抗日戰役紀念地經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民政府批準，已確定為廣西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廣西日報》1995年12月22日)其實，不僅昆侖關浴血攻堅的將士戰鬥英勇，整個桂南抗戰一年間，所有愛國將士們的偉烈事跡都是讓人刻骨銘心的。1939年11月15日上午，日軍第9旅團在海軍艦隊炮火及飛機掩護下在企沙南部海灘登陸，國軍駐紮當地的部隊隻有新編19師56團1營的一個連。該連官兵麵對強大敵人的進攻，忠於職責，堅守崗位。李副連長帶兩個班在金堂嶺陣地阻擊，他親掌機槍，激戰一小時，射殺許多日軍後，與其部屬全部殉國。黃警長去接被炸斷的電話線報警，亦中彈犧牲。在南寧防禦戰中，在邕龍、邕欽交通線上進行阻擊、襲擾和反掃蕩作戰中，眾多將士與強敵拚殺，壯烈犧牲，他們的事跡同樣應該永垂史冊。

        桂南抗戰中，不僅是正規軍戰鬥英勇，地方部隊、民眾武裝也能奮勇殺敵。1940年1月中旬，邕寧縣南忠鄉鄉長率領各村民團用抬槍、土炮襲擊過境日軍，斃敵十餘名，己方犧牲7人。當年9月日軍從桂南轉移往越境時，愛店的訊警第二大隊在李國安隊長率領下進行伏擊，斃敵50餘，訊警犧牲24人。曆史證明，中國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先烈們的偉大精神將永遠激勵我們前進。

        桂南會戰需要探討的幾個問題

        (一)勝負問題。“桂南會戰是失敗的”，“桂南會戰沒有多大意義可言”——這是筆者曾聽到過的一種議論。桂南會戰確有其弱點，有不少消極現象存在，但用以上措詞來表述桂南會戰則有以偏概全，貶低會戰之嫌，也使整個八年抗日戰爭正麵戰場的作戰史得不到合理的解釋。之所以作出上述結論，筆者以為與論者對會戰的前期與後期的計分有關：對會戰前期國軍苦戰兼旬，重創日軍第5師團，予其中村旅團以殲滅性打擊，迫使華南日軍放棄進攻國軍第4戰區司令部(韶關)之計劃，移師桂南的作用，以及國軍昆侖關攻堅首勝，挫折日軍銳氣的重大意義估價過低，而對後期日軍增調兵力襲擊賓陽，擊潰中國第37、38集團軍的作用計分過高。其實，日軍實施“賓陽會戰”27桂南會戰述評並未能包圍殲滅國軍(有所殺傷)，而是以攻為守，速戰速撤，業已回竄的昆侖關亦予放棄，將兵力收縮至四塘以西，以求確保南寧。說桂南會戰是失敗的，自然使人聯想到1940年2月蔣介石到柳州召開的桂南會戰檢討會，會上蔣介石撤職查辦和處分了一批將領(也給幾個將領記了功)，嚴斥其將領“無決心、無戰鬥意誌”。不能說這完全沒有針對性。但綜合各方麵情況分析，領率機關情報不靈、料敵失誤、部署欠周是會戰後期失利的主要原因。陳誠指出會戰總指揮白崇禧對日軍反撲未能預作防範，抓住了問題之要害，但他作為會戰之監軍也難逃其責。白崇禧、陳誠自請降級處分是應該的。處分一大批將領則屬借題發揮，有欠公允。作戰行動受客觀條件的製約，完全歸結於“意誌”就會滑到唯心主義上去。第5軍的戰鬥意誌和戰鬥力是夠堅強的，用這個代表了當時國軍的最高水準的部隊作主攻，還有4個軍的協同和策應，白崇禧向蔣委員長匯報、商議後確定的作戰計劃是總攻開始後3天之內拿下昆侖關、高峰隘和吳圩，再用5天收複南寧。結果是第5軍苦戰惡鬥14天才拿下昆侖關，又用4天才推進到九塘，因傷亡慘重，隻能撤離戰場去整補。盡管國軍還陸續調來11個師，而日軍隨即又投入了兩個師團、兩個轟炸機中隊及一個戰鬥機中隊，形勢已十分不利於會戰計劃的繼續執行。應該說，桂南會戰計劃沒有建立在完全確切知己知彼的基礎上，存在速勝的主觀成分。但桂南會戰是1939年中國抗戰正麵戰場冬季攻勢的一個重點，統帥部采取這一行動的積極態度是應予肯定的。國軍重創日軍王牌的第5師團，比日軍擊潰國軍兩個集團軍作用要大。對於以弱對強，須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毛澤東《論持久戰》為“以土地換時間”)的中國抗日戰爭來說，論勝負不能靜止地看多大麵積土地之得失，也不能過分計較敵我傷亡之比例。從中日軍事較量的曆史發展過程來考察，桂南會戰國軍能在攻堅戰中重創日軍一個師團並占領目標，標誌國軍戰鬥力的極大提高。當時對中國人民是個很大之鼓舞，在國際上產生了重大影響，其曆史地位不容低估。日軍占據南寧、欽州之直接目的，一是切斷桂越交通，一是建立南寧機場便於轟炸滇越交通線。由於中國新的國際交通線(河嶽公路)的開通，日軍第一目的無法實現;而僅為實現第二目的，日軍必須時時對付國軍的破壞、襲擾，經常在邕欽線兩側進行“掃蕩”，不堪重負，確實應了其陸軍省的預言“得不償失”。因而一年後便有撤出桂南之舉。綜合分析，桂南會戰積極方麵大於不足之處，不宜籠統說是失敗的。若從日軍入侵到撤出計算，桂南軍民抗敵還包括有9個月的敵後遊擊戰，給了敵人不斷的殺傷和消耗，其功績也是不能磨滅的。

        (二)雙方兵力對比及有關作戰保障能力。作戰要摸清敵我的基本情況後才決定如何行動;研究軍事、研究戰史，也需掌握交戰各方的基本情況和有關條件，然後才能較為準確地分析是非和得失。研究桂南會戰，首先要分析雙方的兵力對比。日軍參戰的兵力有“7萬人左右”(《作戰記》)和“海空軍在外共約十萬人”(《白崇禧回憶錄》)兩種說法。筆者認為是“6萬餘人”比較有把握。日軍前期入侵桂南為一個配備野炮的挽馬師團(編製定額2·5萬人)和一個混成旅團(編製約8千人)，再加上“其他配合部隊”如登陸作業隊等，判定為3萬餘人已無爭議。後期調入的兩個師團中， 18師團是執行短期任務(1940年1月13日從廣東登船而來，2月16日下海返粵歸建)，不會是全額出征，參戰兵力應在2.5萬人以下。近衛師團與18師團同時入桂的隻是一個旅團，兵力編製8千人以下。18師團撤走之後，近衛師團師團部及另一個旅團於7月下旬運抵桂南。爾後將先前參戰的一個近衛旅團歸建整編。全師團共編為4個聯隊(聯隊定額3千餘人)大體上是1.6萬人左右。這樣，後期侵桂所增加兵力峰值也在3.3萬人之下，加上前期進入的兵力(不計其戰鬥等減員)共為6萬餘人。這與1940年6月日軍確定的華南兵力(主力一直在粵，部分兵力在桂南)是14.9萬人之背景相符，而白崇禧稱入桂兵力達10萬，顯然偏高。

        國軍參加桂南會戰的兵力有15萬人、20萬人、30萬人左右三種說法。《作戰記》說的“9個軍25個師約15萬人”有誤。該《作戰記》首先敘及初期兵力為“6個師24個(應為4個)獨立團約6萬人”，那麽後期調入的19個師應是9萬人;而其中機械化的第5軍(轄3個師)就有約5萬人，那麽其餘16個師共才4萬人，顯然不對。沈奕巨《廣西抗日戰爭史稿》(以下簡稱《史稿》)所述，桂係主力開赴華中抗戰後，將一個師(約1萬人)留守廣西，1938年秋新編一個師，同時為4個原有番號和幹部的師補兵3萬餘人，並成立集團軍。日軍入侵桂南後，1939年11月20日，蔣委員長複電行營主任白崇禧，不同意鄂皖桂軍返桂作戰，而是從粵湘鄂黔等省調集“20個師15萬軍隊”入桂殲敵。綜上所述，國軍參加桂南會戰兵力為26個師約20萬人。後來出現師的番號達25個，說明《史稿》此數據較為準確。陸學藩《昆侖關戰役親曆記》(以下簡稱《親曆記》)稱：“白(崇禧)所掌握參加昆侖關戰役的部隊約有九個軍，二十七個師，人數約三十萬左右。”還敘及1.3萬人的榮譽師撤離前線時，能戰的士兵僅700人左右。《親曆記》的數據最大，估計是就計劃和編製而論，實際到達戰場多少個師、各師到達人數多少，尚有待證實。例如第5軍編製有裝甲兵團，而該團卻欠第三、四營及第七連未參戰。

        除了兵力之外，部隊火力配備狀況，也是必須計算的重要因素。據《中國軍事史略》記載，抗戰中期以前，“中日兩軍以師為單位的火力比是1∶2.15，若計入射速的因素，則為1∶3”。桂南會戰中的國軍各師的火力配備參差不一。第5軍火力配備強，白崇禧認為優於日軍，而46軍新編19師的武器則是“七拚八湊”的(程思遠語)。其他參戰各師的武器也都不如日軍。戰爭是火力的對話，國軍須有3個師方可與日軍1個師言戰。

        桂南會戰，雙方參戰航空兵力量如何，同樣是需要研究清楚的基本問題之一。中國空軍第二路是奉令參戰的。司令部原駐衡陽，後移駐桂林。參戰飛機有100架、110架之說(包括蘇聯援華空軍誌願隊的飛機)。從許多回憶錄看，這個數量似乎未完全到位。據唐信光《參加抗日空戰回憶片斷》稱，空軍第4大隊在反攻昆侖關時曾進駐桂林、柳州機場，但戰事最緊急階段(1939年12月下旬)全大隊反而飛返重慶去了。12月23日，空軍第3大隊副大隊長陳瑞鈿、中隊長韋一青及飛行員唐信光駕機從蘭州到柳州辦事，空軍第二路司令部正苦於無兵可用，當即令陳等留下參戰。當時日軍航空兵占優勢，擁有製空權，柳州機場國軍未駐機隊，陳等的飛機也隻能停於機場附近隱蔽，並以武鳴、都安、融安等機場為活動基地，進行“空中遊擊作戰”，共出勤4次，擊落日機1架(另說3架)。陳被戲稱“遊擊司令”。12月27日奉令率隊掩護3架蘇聯輕型轟炸機赴昆侖關轟炸時，被日機群圍攻，韋一青墜機犧牲，陳瑞鈿、陳業新跳傘和迫降受傷。日軍戰史記載，12月21日中國軍隊“開始了航空攻擊”，17時20分10架飛機3次掃射六塘日軍陣地，19時6架飛機到九塘投彈。25日上午國軍飛機3架轟炸南寧，下午4架轟炸掃射九塘，日軍9死12傷。1940年1月14日，蘇軍巴布什針中校率伊-16I型驅逐機大隊由重慶進駐桂林秧塘機場(柳州機場設備及地勤均已撤離)，該型機續航力1小時50分鍾，飛至賓陽上空已用去50分鍾，對戰場支援乏力。而且從進駐第三天起，機場連續受到空襲。因預警情報遲，蘇機剛升空日機已在蘇機上方出現。1月26日巴布什針大隊長率先起飛領隊迎擊來犯日機，因是逆光低位應戰，被日機擊中，當即犧牲。會戰中，中方空軍的活動戰術作用和戰役價值都不大。

        日軍在桂南參戰的飛機，初期為海軍第3聯合航空隊(第14、15航空隊)飛機以及登陸時候第5艦隊的艦載機。1940年1月初南寧機場修複啟用之前之後，進駐了82偵察機中隊(奉1939年12月25日令)、84戰鬥機中隊(奉12月26日令)、21“軍飛行隊主力”(奉26日以後命令)、從關東軍調來的兩個飛行中隊(飛行90戰隊的第1和第2輕型轟炸機中隊，1940年1月中旬進駐)。海軍第三聯合航空隊進駐南寧機場情況不詳。1月3日，日陸、海軍訂立航空協定，陸軍飛機30架負責直接協同地麵作戰，海軍飛機75架負責對戰場以遠的攻擊。海軍第三聯合航空隊自1939年12月下旬起連續對桂林、柳州等國軍機場進行了攻擊。1940年1月10日探明桂、柳集結有70架飛機，攻擊之後日軍掌握了製空權。日本已是工業化國家，有每年生產一萬架飛機之能力。其各類飛行中隊除編製的飛機(作戰中隊12架、輕型轟炸中隊9架)外，同時配有充分的備用機(已知作戰中隊為8架)，隨耗隨補，能保持恒定的戰鬥力。優勢的空中力量彌補了日軍兵力的不足，極大地增強其攻擊能力和守禦力量，對國軍造成重大殺傷。中國當時的空軍飛機從多國購置，無備件，損壞後靠用報廢機拆零修理。1940年末全軍隻剩下65架作戰飛機。國力如此，桂南會戰中的國軍差不多可以說是以單軍種來應對敵人的陸空聯合作戰的。

        部隊機動能力也是製約作戰行動的重要因素。文史資料反映，31軍運輸兵力達不到編製的一半，重機槍、迫擊炮沒有馬馱，行軍靠步兵或征夫來擔負運輸任務。其135師奉令從藤縣車運馳援南寧，征集到的汽車僅10餘輛，隻運走一個團。第5軍編製有汽車兵團，但當時在執行渝桂區運輸任務，臨時湊起尚在桂林的各單位的載重車130餘輛，將200師的兩個團運往南寧。全軍從湘南坐火車到永福後，都是徒步上前線的。而日軍欽州兵站就有汽車千餘輛、騾馬千餘匹。日軍師團還編製有騎兵聯隊，用於急襲。戰場上敵快我慢，使國軍多次貽誤戰機，陷入被動。設若日軍進至邕江南岸，哪怕是進入了南寧市區但還立足未穩時，5軍不是兩個團，而是3個師運到，那麽戰況就完全是另一種局麵。

        情報和通訊是作戰的重要保障。日軍占領南寧後約兩周間就獲得國軍要調10萬部隊反攻的情報，其第5師團長今村均不相信，仍將一個聯隊派往龍州，造成被動。但昆侖關受到進攻時，師團和旅團派駐的兩個無線電分隊及時上報情況，南寧第一批增援兵力在國軍阻援部隊尚未進抵邕賓公路預定地域時，就乘汽車2個小時20分鍾通過公路於當晚趕到九塘，使前線防衛力量增加了一倍。日軍迂回襲擊賓陽時值霧天。天一放晴其偵察機即到戰場巡邏，發現並報告了國軍大縱隊從賓陽—武陵公路南下的情況，日機當即出動27架前往攻擊，使國軍向甘棠集結受挫。國軍最高將領到柳州羊角山召開會議，當日日機一批就前往轟炸，炸傷委員長的衛士12名。與日軍相比，國軍情報工作能力很差。日軍登陸欽防前，艦隊海上開進已被發現，國軍領率機關先有成見，得知消息未能認真分析鑒定，喪失了在邕欽路上和在南寧組織防禦的時間。日軍提前結束粵北“翁英作戰”，抽調18師團和近衛旅團到桂南實施反撲，情況全部發生在國軍第4戰區轄區之內，國軍竟全無所知，敵騎踏到甘棠，才臨時更改部署應變。

        國軍通訊裝備也差，31軍電台沒有電池及元件補充。一段時間靠電話和運動通訊與就近的1個師聯絡，對其餘部隊的通訊中斷。38集團軍的無線電通訊也未有備份設備，指揮部被轟炸，對所屬各軍即中斷聯絡。主力部隊失去指揮，是導致會戰失利的直接原因。廣西的防空警報用鄉村電話係統逐縣傳遞，對百姓防空疏散有用，對機場預警尚嫌不快，駐桂林的蘇聯援華空軍誌願隊對此頗有抱怨。

        (三)組織指揮和戰略戰術問題。收複昆侖關是軍規模的對堅固陣地防禦之敵實施進攻作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史無前例。作戰的部署是正確的，組織指揮是得力的，戰術運用是成功的。國軍以優勢兵力、優勢火力配合以劣勢空軍對劣勢兵力、劣勢火力，但有優勢航空兵支援、有堅固陣地作依托的日軍作戰，能夠避開敵人的優勢(選在淩晨和黃昏後發動攻擊，避開敵機空襲)，以我方之優勢摧毀敵人之優勢(對關鍵據點，集中火炮，包括使用150毫米重炮進行轟擊，破壞其工事)，充分利用我兵力眾多之長處，包圍分割並連續猛烈地衝擊敵人。從日軍《作戰史》對其兩個中隊防守羅塘的記述中，可以證實上述情況。“薄暮中重慶軍在大炮集中射擊掩護下，一千數百人步步包圍靠近，下午8時左右在一陣紛亂的手榴彈掩護下，突入我方陣地。守軍也以手榴彈還擊，但很快就彈盡。彼我進入混戰狀態，展開了壯烈的白刃戰。混戰中，第五中隊長田村能康中尉首先戰死，接著第一中隊長迢田廣一大尉也失去了雙眼。剩下的三十八人用盡全力前後左右應戰，但寡不敵眾終於一個個倒下，山頂被敵人占據。時間是24日下午10時。第五中隊自12月19日1時30分占領該地以來，至少有一個師的敵人三麵包圍之，雖在敵人各種炮火淩厲的攻擊下仍擊退敵人前後不下二十餘次的進攻，最後一卒不剩全部戰歿。”“昆侖關至九塘之間約有一百敵人楔入切斷交通。九塘周圍約有一千敵人正在一步步占領高地，約有三百人包圍著八塘。”“昆侖關、九塘、八塘分別處於孤立狀態。”“敵人斥候(遊動哨)也隨時出沒於村內”。“其炮兵觀察所推進到了從我方奪取的第一線高地上，用重炮及各種13毫米口徑以上的火炮向我方陣地猛烈轟擊，並且命中率很高。”“我軍眼巴巴地看著敵炮兵陣地，因無彈藥而無計可施。”5軍攻關時不僅包抄其側後，分割其據點，同時還派師規模兵力深入敵後20公裏，切斷敵交通線，阻滯敵人的增援，有力地配合了正麵攻關，並殲滅了敵人許多有生力量。敵之旅團長中村少將就是在率部增援途中被擊斃的。對昆侖關猛烈進攻，使日軍兵力劣勢充分暴露了出來。其派往龍州的支隊被匆匆召回，負責欽州兵站及邕欽路防衛的台灣旅團兩個聯隊均由其主官率部北上增援。日軍第5師團長今村均中將所著《大激戰》一書供稱，當時打開整個難局的唯一辦法是他親率一個聯隊北上到九塘進行決戰，在“敵主力背後一舉給以大的打擊”。因此，他曾命令另一旅團長及川少將指揮一個大隊和輜重兵聯隊以及其他第二線部隊守衛南寧，確保“不落入敵手”。21軍不同意其孤注一擲的作法，令其采取守勢。他派及川率部去八塘防守時，向及川強調“要迅速摸清當前敵人的戰術，要下功夫研究一種操典上所沒有的新戰術。”

        在桂南會戰作戰計劃中，國軍共分北、西、東三路。5軍及99軍6個師等北路部隊在邕賓公路昆侖關至五塘地域作戰的同時，16集團軍的4個師編為西路部隊，46軍及66軍4個師編為東路部隊，分別部署在高峰隘、四塘、邕欽路北段地域和邕欽路上出擊牽製日軍。其間西路部隊曾遇到竄犯龍州的日軍9旅團11聯隊匆匆回撤的有利戰機，對其進行阻擊並形成了包圍，由於不能及時解決戰鬥，敵人在飛機掩護和南寧出援部隊的接應下，終於突圍而去。日軍承認遭遇“強大敵人的幾度嚴重阻擊”，死傷361人。(沈奕巨《史稿》稱：國軍伏擊第一批回撤日軍斃傷敵六七百，己方傷亡近千。伏擊第二批，日軍遺屍483具，估傷亡上千人。己方亡240人，傷428人。)西路部隊另一支進攻高峰隘時被敵抄後路，犧牲323人後停止了活動。東路部隊在邕欽路上多次襲擊日軍車隊，曾擊毀汽車數輛，還襲擊了那曉和蒲廟日軍據點，殲敵數十名。迫使日軍放棄蒲廟、良慶，退縮到亭子圩。東、西路部隊的行動對北路主攻作戰是個策應，但力度不夠。據16集團軍參謀長劉清凡回憶，曾擬用135、170師直襲南寧，因兩個師長的堅決不同意而沒有實現。劉稱此乃蔣桂矛盾的表現。然而從軍事上看，僅用這兩個剛在南寧防禦戰中受創之師反攻南寧，顯然沒有多大作用。

        桂南會戰計劃在實施步驟上也存在重大失誤，導致出現甚長的戰役間隙，授敵以休整和增兵之機。會戰計劃使用25個師，到達14個師即開始進攻，奪取昆侖關後主攻部隊無力再戰，後續部隊卻尚未到達。其時敵人也到了“極為緊張”的時候，唯一可使用的隻有一個聯隊、一個大隊及輜重兵了。國軍如能隨時投入生力軍，一直保持優勢兵力連續作戰，戰果將會更大。如果說在攻堅戰中國軍25個師對付日軍1個師團又一個旅團能夠勝任的話，日軍增加一倍後，仍用25個師對付，顯然已難以適應了。桂南會戰計劃部分執行尚好，整體觀照缺失，作為總指揮的白崇禧在戰後檢討會上請求降級處分，算他有自知之明。桂南會戰在組織指揮上最大的失誤，在於奪取昆侖關後對於敵人可能增兵反撲完全喪失警惕，對敵可能采取的進攻路線沒有分析，毫無防範。應該是一般兵家意料中之事，一旦發生，在戰役指揮官那裏卻成了意外，足見思慮之疏與組織能力之低下。有當今論者指出，日軍反撲時“集中絕大部分兵於右翼(昆侖關及以東)，其左翼(高峰隘及以西)兵力空虛，如直趨南寧，也可打亂日軍部署，瓦解其攻勢”。設想雖好，但對於當時的戰役指揮官來說，則屬奢求。

        對於日軍之戰術，蔣介石認為其優點是：“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硬—固守陣地，堅強不拔。銳—錐形突進，勇往直前。密—保守秘密，令人莫測。”其劣點是：“小—隻能作小兵力之侵擾。短—隻能為短時間之戰鬥。淺—隻能作淺距離之進攻。虛—無預備兵力，後方空虛。”在蔣介石心裏最“出其不意”的是占領廣州後的日軍不溯西江而上攻廣西，卻從欽防登陸入侵南寧。其實，敵艦大編隊海上開進早被發現，成為新聞，無密可保。日軍登陸前一天， 16集團軍電報時在重慶的白崇禧，白通知軍令部作戰廳，該廳負責人仍說“綜觀當前形勢，敵無南犯意圖”。在壓縮兵力之際增兵、已決定不擴大攻勢時又開辟邕欽新戰場—這是日軍戰略之“奇”。在戰術上之“奇”隻有一著：國軍北路軍在昆侖關發起反攻的同時，西路軍派170師兩個團攻擊高峰隘。日軍令守隘口之一個加強中隊聽憑國軍占領隘口東西兩側山頭，而從南寧派聯隊長納見率一個大隊(欠一個中隊)於12月19日夜潛過隘口到北側兩公裏處埋伏。次日拂曉隘口守軍陣前出擊，納見率大隊猛擊國軍側後，打死國軍323人，俘15人，國軍撤走，當晚納見率部返回南寧，自稱此戰僅死9人、傷30人。此後西路軍向香爐嶺和四塘、五塘之進攻計劃均不實施。在委員長和會戰指揮官眼裏，自然還把日軍襲擊賓陽當成了奇著，其實那隻是“圍魏救趙”計策的運用。中方在奪回昆侖關後若能對日方之動向多作分析，加以防範，敵即無可售其奸。

原載：《廣西地方誌》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