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西和平起義始末(1) /賴慧鵬

 

靖西和平起義始末

賴慧鵬

編者按《靖西和平起義始末》一文是廣西區政協常委、民革廣西名譽主委賴慧鵬先生撰寫的回憶錄。文章翔實地記述了賴先生親自領導發動的靖西和平起義全過程，是一篇具有資料性又有可讀性的文章，值得一看。全文較長，我們將分期連載，以饗讀者。

前言

        關於靖西和平起義的史料，本來早就應該如實寫出，怎奈我在五十年代談論此事，受過挫折，心有餘悸。到六、七十年代，廣西區政協提出撰寫文史資料，我的思想和客觀環境仍受“左”的影響，所寫史料，多作自貶，對某些事件的時間和情節的記述也欠認真。

        1985年6月，我赴北京參加黃埔軍校同學會。中央軍委總部離休將軍黃鵠顯同誌(解放廣西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134師師長，曾奉命代表省人民政府、省軍區於1950年1月13日，帶一個團到起義後的靖西專區進行和平接管工作)聞訊專車來訪，並設家宴招待我夫婦倆。我們除交談闊別30多年離情外，還共敘當年在“靖西軍政委員會”合作共事時，彼此開誠布公，認真研究追殲國民黨劉嘉樹兵團，爭取張光瑋部和平改編，以及處理接管的善後工作，安撫百姓，發動群眾擁軍支前等往事。他鼓勵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把靖西起義的史料寫出來，傳下去。同年秋，他又來信表示自己雖患癌症，也要在回憶錄中寫上奉派接管靖西專區工作這一段曆史，並敦促我抓緊時間寫稿。我雖複信承諾，但前兩年需要協助反映落實起義、投誠人員政策的信訪案件紛繁，兼之老弱多病而拖延了。1986年5月，黃鵠顯將軍不幸病逝，我很悲痛。聯想到他敦促我寫史料的任務尚未完成，更感內疚。於是，我堅持帶病撰寫，又蒙廣西區政協和區民革派員協助整理，才能把我領導靖西起義的始末比較完整地記述下來，作為我垂暮之年向黨、向人民、向當年共事的同仁略盡匯報之責。

一、從辭職東歸到回桂出任靖西專員

        1946年6月至1947年7月，我任博白縣長，正是蔣介石發動全麵內戰和解放軍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攻的歲月。當時博白中學的民主氣氛較濃，省府曾多次要我注意防範“異黨”活動。我曾追隨李濟深先生工作多年，深受他提出的民主團結，反蔣內戰主張的熏陶。妥善地處理好前任縣長武力鎮壓學潮和農民的血案所造成政府與民眾嚴重對立的局麵，放鬆了師生集會言論的自由。我還有意與博中校長高福桂(被桂係特務懷疑為共黨分子)拉“中大”同學關係，加強來往。當他知道李濟深先生是我在黃埔軍校的恩師和追隨多年的領導，又看到我書房掛著李濟深先生(字任潮，下稱任公)書贈關於闡述陳榕門先生“誠一不欺，忠以處己，恕以待人”的成功之道相策勉的中堂和“君子求諸己，智者不失人”的對聯。因共讚李任公的開明和為人而相互信任。他經常在夜間來縣府談論時局並將中共在香港發行的《華商報》等進步刊物送給我看。1947年夏間，當我看到李濟深、何香凝、蔡廷楷等先生在香港發表對時局的意見和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的嚴正聲明，即聯想到為順應時勢，有再隨任公工作的必要。於是，電請省府辭去縣長職務。最初省主席黃旭初以縣參議會和各界代表去電挽留而未批準，繼經我專程晉省懇辭，始獲照準。1947年8月當我攜眷返穗去向黃辭行時，黃又要我掛個省府顧間名義，到“廣西駐粵辦事處”協助陳雄主任工作。還說：“近來很多報告說任公派人來廣西組織武裝，你便中請去看看他，問他有沒有這回事。”

        我到廣州後，得知李濟深住在香港羅便臣道92號，經常有軍統特務監視，進出不易。1947年11月，我秘密赴港，先請跟隨任公幾十年的舒宗鎏同誌打電話到任公家裏約好時間。我們的車子一到就馬上開門，快步進屋，避過了特務的拍照。任公見我就高興地說：“你來好了，前幾天我們開了個會，經研究決定想請你來負責‘軍事部’工作，這個部的任務主要是搞策反國民黨軍隊和組織反蔣武裝，建立遊擊根據地的，你來負責比較合適，你有意見嗎?”我表示接受，便回廣州做準備。

        1948年春節後幾天，我又去香港。任公一見麵就講：“現在時局發展之快出乎我意料之外，共產黨很快就會打到南方來。上次講要你來做軍事部長，現在情況變了，你最好還是回廣西去和李新俊商量，利用李、白、黃對你們的印象還好的條件，設法找個有力量的工作做，抓兵抓權。等到共產黨軍隊逼近廣西時，如李、白仍要頑抗的話，你們就在他們的後方行動起來，相機起義，與解放軍前後夾擊，消滅他們。”我為他的堅定信念激勵，當即表示願意領命。於是，任公即介紹我參加剛成立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並交20多份《民革成立宣言》給我秘密帶回發給可靠的人。接著我請示說：“象黃旭初這樣平時很尊重任公，但他據報任公要在廣西組織武裝時，又對您產生懷疑，是否也可以發一份《民革成立宣育》給他看看呢?”任公微笑著說：“旭初愛廣西，我也愛廣西。但他想的隻是維持廣西政權，我們想的是推翻蔣介石的反動統治。至於各個時期的矛頭指向哪裏，要看形勢的發展和各當權者的政治表現來決定。如旭初今後有明智表現，誰也不會把矛頭指向他。”又說：“旭初這個人做事謹慎，也有點頭腦。方便時找個適當的人送份《宣言》給他看看也未嚐不可。”任公留我進餐。他除將自己的化名李錦江和郵政信箱號碼告訴我外，還共同商定通電密碼。當我起身告辭時，他又叫我坐下，然後嚴肅地說:“昔漢高祖入關中，約法三章。你回廣西工作，我也要你注意三件事：第一，積蓄力量，待機起義，這是總的任務，一切做法都是為此目的。第二，要外張內弛，不外張就不能取信於當局，站不住腳，甚至出危險；不內弛就不能保護好人，也可能傷害自己人。第三，要結納進步人士，逐步淘汰頑固分子，特別是帶兵的人。此外，還要十分注意保密，我們雖然有密碼，但非必要時不要打電報來。將來你在內地一行動，我自然會知道，因為中共駐港機關和我經常聯係，你一行動，他們就會通知我。”我愉快地接受任務，牢記任公的教誨，帶著《宣言》回到廣州，把這些事告訴了民革成員陳雄和跟我多年的張鶴齡；又打長途電話到桂林給李新俊，向他傳達了任公的意圖。

        1948年3月，我應約到桂林向黃旭初轉述了李任公所組織的華南方麵反蔣力量的矛頭主要是指向蔣在廣東的頑固派，而不是先指向廣西的。我還將李任公對黃關懷桑梓，謹慎從事有好感告訴他。黃聽了高興地說：“任公一貫愛護廣西，能這樣考慮就好了。”事後，我請李新俊相機送一份《民革成立宣言》給黃旭初，並觀其反應。不久，李私下對我說，黃旭初對你香港之行很滿意，估計會要你回桂工作。

        1948年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廣西銀行駐粵辦事處叫我去聽黃主席的電話。黃很客氣地問候兒句後，便說:“靖西專員謝宗鏗要求辭職，我和李新俊商量後認為由你接充最適合，希望你能同意。”我為了探究他的誠意和便於將來打交道，乃推說白己能力低，對靖西地區人地生疏，恐難勝任，請他另選賢能。他不多說，隻叫我過兩天乘班機回桂林再商量。第二天駐粵辦事處送來一張飛機票，說是黃主席請我明天去桂林。

         我到了桂林，先找李新俊商量。他告訴我，原靖西專員謝宗鏗成天喝酒，讓部下包煙包賭，亂搞一場，整個地區變成一個爛攤子；共產黨活動也很厲害，當局感到很頭痛。於是，李趁機推薦我為專員。黃旭初認為我為人敦厚，有謀略，就決定下來了。李新俊還考慮到靖西有曾、鄧、黃、葉四大家族，到那裏工作必須得到地方當權派的支持，而曾其新是李宗仁的老師，是靖西四大家族的頭頭。所以，他又向黃旭初建議：如果同意賴某人去靖西，最好由曾其新出麵推薦，一來可讓他本人高興，二來爭取地方人士支持。黃旭初完全同意，就叫李新俊去找曾其新示意。曾其新聽了就說:“我早有此意，就是沒有機會，現在我不但要推薦賴某人，還要親自送他到靖西去，要地方人士支持他。”

        1948年7月底，我連家屬也沒有接來，隻帶著張鶴齡、溫榜廷幾個人就去赴任了。曾其新果然實踐諾言，他叫侄女婿鄧健人開一輛私人吉普車，親自陪我從桂林經柳州、南寧，8月1日到達靖西。前專員謝宗鏗率文武官員到城外迎接，回到專署就辦理交接手續。我叫張鶴齡主持接管工作，自己同各方麵人士見麵和了解情況。曾其新向地方上的代表人物說了我許多好話，要他們幫助我，信賴我。他又向我介紹了地方情況，囑咐我要當好“父母官”。他忙碌了一周之後才離去。

(待續)

原載《廣西黨史》，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