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浚與楊永泰、黃紹竑 /魏元晉

何成浚與楊永泰、黃紹竑?

魏元晉

    何成浚(湖北省隨縣人)在曆史上的曆次軍閥反蔣內戰中，多為蔣介石奔走，分化收買對方的軍隊，每每使蔣轉危為安，戰勝對方。由於何有一套拉攏非蔣雜牌軍隊的手段，每自譽為“雜牌軍的領袖”。何在這方麵確實為蔣介石立功不小。但在當時，國民黨上層統治集團中，總是勾心鬥角互為防範的。因之，1933年後，蔣任何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主任時，卻不讓其兼主鄂政，而任張群為湖北省政府主席。何以此為憾，並與張發生矛盾。但張群處事圓滑，善於做官，凡用人行政均請示蔣介石，不自作主張，極得蔣的信任。張對何亦盡敷衍之能事，何對張也無可奈何，相處數年亦漸安之。及楊永泰繼張群任湖北省主席，楊好大喜功，想急於有所表現，一反張群之作風，因此與何之間的明爭暗鬥層出不窮。及楊永泰被刺出缺後，黃紹竑由浙調鄂，何成浚初則一再設法拒黃來鄂，想保徐源泉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未成功。黃來鄂後，何、黃勢必相互掣肘。現就我親身經曆，把他們主鄂之爭記述如後。

一

    辛亥革命以後，由於湖北是水陸交通的要道，軍事必爭之地，軍閥內戰，湖北每當其衝，因此槍枝彈藥流散到湖北各縣頗多，這些武器為各地地主豪紳所集中，遂組織地方武力，自當團總，就地自征捐稅，魚肉鄉裏，藉以自肥。其後逐漸改編為保安隊，由各縣在田賦附加了所謂“畝捐”的收入發給夥食餉項。在青黃不接畝捐征收不起來時，縣政府、縣財委會，縣糧櫃應付保安隊的給養，則由糧櫃將征收畝捐而未征起的“串票”(串票是糧櫃向各田戶征收畝捐的收據)，照串票應收的錢數抵作現款交給保安隊，保安隊則派士兵持槍到各鄉村坐收，不但按串票所開之數收款，而且加以“草鞋費”等等繁苛名目的勒索，搞得農村雞犬不寧，受害最大者為貧苦農民。

二

    1933年，張群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時，楊永泰推薦其親信南昌行營秘書盧鑄(號滇生，江西南昌人)為湖北省政府秘書長。盧就職後為了不辜負楊永泰的期望，本著楊所囑抓武裝，與張群商討，整頓湖北省的保安團隊，並選定了從抓保安經費的經理權作突破口。盧鑄認為要打破保安團隊的地域觀念，首先要統管保安經費，不能任其地方自籌。所以重新規定“畝捐”為專款，各縣政府不得挪用，違者議處。同時由張群提出交省務會議，並呈報蔣介石，成立湖北省保安經費管理委員會，在各專區的專員公署所在地，設立區保安經費管理的“分經理處”，專區所轄的各縣保安團隊的餉項，統由專區分經理處直接發放，不得在各縣坐支。這樣將分散在各縣的保安經費的經理權集中到各專區，為將來由省統一集中作好準備，也為他日調動保安團隊統一整訓打下了基礎。
    湖北省保安經費管理委員會成立後，以湖北人耿伯釗為主任委員，委員會設在湖北省政府內。各專區的分經理處主任鄭呈翰(號楚僧，江西人，劉壽朋的姐夫)、徐味冰(湖北人，特務分子)等多半是由盧鑄推薦的。
    各專區分經理處成立後，各縣的“畝捐”複由各縣的糧櫃派糧差，連同田賦一起征收。由於糧差注重田賦，對田賦附加的“畝捐’並不特別重視，因此“畝捐”征起困難，各縣不能按月將“畝捐”上繳到專區保安經費分經理處。因之，保安團隊的餉項無法保證，又無其他來源，無法應付。每當保安團隊催要給養緊急之時，各分經理處的主任們隻得下到各縣向糧櫃的經征主任們要“畝捐串票”，將串票裁下當現金給與駐在當地的團隊，團隊又複派其士兵持槍下鄉按戶坐索，明目張膽地敲詐勒索，不少農戶為此破家。因此各縣農民恨保安團隊甚於土匪。 

三

    1936年春，新政學係頭子楊永泰繼張群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盧鑄仍任湖北省政府委員兼省政府秘書長。這時，福建省第七行政區專員秦振夫想調到湖北來，因我是秦的秘書，秦就派我來武昌見其盟兄盧鑄，想托盧向楊永泰進言。
    其時，楊永泰鑒於張群時期所成立的湖北省保安經費管理委員會，非但沒有收到良好的效果，反而造成人民對省府怨恨。因此決議將有名無實的湖北省保安經費管理委員會裁撤，另行成立一個湖北省保安經費總經理處，將保安經費經理權集中於省，由省統收統付。並通令全省各專區、縣、保安團隊等，嚴禁保安團隊自派槍兵下鄉征收“畝捐”，如敢故違，從嚴懲辦。以此來收買人心而平民憤。楊敢於采此措施，是仗恃自己是蔣介石的親信，能夠用壓力使湖北省財政廳長賈士毅(號果伯，江蘇宜興人)在保安經費收不起時，不敢不墊款。其意圖在於將經理權集中於省後，可以切實掌握各保安團隊官兵人數，並逐步將各團調省整訓，成為省主席的實力。
    楊永泰深為何成浚所忌。所以在楊呈請蔣介石成立湖北省保安經費總經理處時，何成浚向蔣介石力保範熙績，但楊暗中卻布置總經理處用人行政之實權完全操諸盧鑄之手，使範徒負虛名成為傀儡。因之，從保安經費總經理處成立到裁撤整個期間，範未到處中一次，使何成浚想掣楊永泰之肘的企圖全部落空。
    我到武昌見到盧鑄時，盧開門見山就說：“公孟兄(我的號）來得正好，不必回秦振夫那裏了，請幫我的忙，任湖北省保安經費總經理處收支科科長好了。”他又說：“楊主席想在湖北大刀闊斧地幹一下，將全省保安團隊整編訓練，使其成為真正具有戰鬥力量的隊伍，因此必須將保安經費的收支集中來省，已得‘省座’同意，成立湖北省保安經費總經理處，何成浚保範熙績任處長，楊主席不願大權旁落，將該處的用人行政權交我主持，秘書兼糧服科科長我已約了劉壽朋兄的姐夫鄭呈翰擔任，收支科更需要自己人掌握。”我就是這樣留鄂任保安經費總經處第一科(收支科)科長的。
    1936年4月底，湖北省保安經費總經理處成立，在湖北省政府內辦公，處下設秘書室、視察室、第一科、第二科。湖北省建設廳廳長劉壽朋的姐夫鄭呈翰為秘書，兼第二科科長(第二科主管糧秣、服裝、截曠等工作)，以賀國光之侄為助理秘書。以我(魏元晉)為第一科科長(主管收支工作)，第一科設財務股，以楊永泰的內侄李明宣為股長。視察室以賀敬、耿佛堇(耿伯釗之子，留日學生)、曾繁鴻等六人為視察。對外文稿每天由秘書鄭呈翰親送盧鑄親自批閱畫行，其不可公開者則由盧鑄麵授機宜處理一切。範熙績隻擔負處長虛名，做個拿錢不辦事的傀儡。

四

    湖北省保安經費總經理處成立後，為了徹底掌握保安各團內部情況，一方麵由楊永泰接見各保安團團長，另一方麵逐漸調換團部軍需，並限期造送全團官兵名冊，如不造送名冊，則不發餉。因此，各團不得不在限期內造冊送來。
    保安經費總經理處收到各團的名冊後，即派視察們攜帶名冊到各保安團的營、連部點名發餉，保安團官兵的單衣、棉衣，亦按冊點名發放。在畝捐收解不足時，楊永泰以主席的身份，命令湖北財政廳長賈士毅先行籌墊，賈善於“做官”拍馬，無不遵命墊付。因此各保安團均能按月餉項不缺，官兵服裝亦能及時發放，改變了從前叫花子的裝束。楊永泰又以充實保安團的實力，減輕軍隊維持治安的負擔為理由，向蔣介石請領各種武器。由於楊在鄂既照顧了士兵的最低生活，又補充了武器，使保安團隊逐漸減少了以前專一依靠本地不願外調的地域觀念和思想作風，從而達到逐團調省輪訓的可能。

五

    湖北省共有十五個保安團，第一、二、三團的糧餉裝備，均由何成浚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直接發放，其服裝、武器、待遇均比其他各團為優，戰鬥力也不弱於雜牌正規軍。他們長駐在武漢附近，當然是何成浚的一部分實力。何以其親信、黃埔軍校學生阮齊當一團長兼顧其他兩團，阮齊也以這種特殊關係，隻服從何成浚的指揮(1937年冬何成浚繼黃紹竑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時，以阮齊為湖北省保安處中將處長)，他們對楊永泰隻是表麵敷衍，對其命令也是陽奉陰違。因之使楊永泰感到自己的“威信”受到損失，欲調換人，因他們有何做靠山，且餉項省府又管不了，這就加深了與何成浚的矛盾。何成浚本以為有功於蔣介石，湖北省又是自己的家鄉，省主席應該由自己兼，或由其推薦人擔任。張群、楊永泰來主鄂政，是蔣介石親自任命，何隻敢怒不敢言。今見楊永泰對湖北的保安團整訓拉攏，想收為己有，當然眼紅憎恨，遂亦以武漢行營主任和號稱“雜牌軍隊領袖”的雙重身份，對十二個保安團竭力拉攏，與楊明爭暗鬥，兩人意見更深。楊永泰受到何成浚的阻礙，對保安團長不便更換，想將保安團收為個人實力的計劃不能順利實施，感到在湖北不能夠放手做事而苦悶。“六一”事變，餘漢謀投蔣介石倒陳濟棠時，楊永泰曾為此飛往廬山見蔣獻策(楊永泰自從與熊式輝同乘飛機受傷後，怕坐飛機，此次為了策劃倒陳爭取時間乘專機赴潯)，自以為有功於蔣，也幫了餘漢謀的忙，很想調任廣東省主席，離開湖北。當時，楊永泰知我和徐景唐(餘漢謀的秘書長)、李煦寰有關係，派其內侄李汝隆(省府總務科股長)、李明宣(我科的股長)二人於星期六來找我，擬派我同李汝隆一同赴廣州為他活動，並約我於下星期一到楊“主席官邸”談話。星期天，楊永泰要漢口市長吳國楨通知駐漢口的美國領事，他要到美國領事處吃午飯，飯後楊又在吳國楨家小睡，至下午四時許乘武漢輪渡由漢口過江，在江漢關碼頭下台階時被刺，當天即死於漢口日本同仁醫院。

六

楊永泰死後，南京方麵原擬湖北省民政廳長孟廣澎代理湖北省主席。何成浚為了想保徐源泉任湖北省主席，知楊永泰死後盧鑄不可能當主席，因此力保盧鑄以省政府秘書長的資格代理省政府主席，以便從容為徐源泉設法，同時也可利用盧鑄為他效力。後蔣介石不允徐源泉主鄂，調浙江省主席黃紹竑來湖北任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尚未來鄂，“西安事變”發生，蔣被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扣留，何成浚認為蔣不能生還，組織了湖北請願團赴南京拒絕黃紹竑來湖北就主席職。同時何成浚又與何應欽、何鍵(湖南省主席)等謀劃擴張勢力，保徐源泉為湖北省主席。12月25日晨，漢口市長吳國楨約我一同到機場送何成浚和徐源泉去南京(“西安事變”後，徐景唐來信告我餘漢謀己派李煦寰赴南京聯絡何應欽，要我以第四路軍總司令參議的名義，代表廣東聯絡何成浚)。何、徐飛抵南京時，正值張學良親送蔣介石回到南京，何成浚不得不硬起頭皮往見蔣介石，碰了蔣的釘子，铩羽而歸，雖然不好再公開出麵拒絕黃紹竑來鄂，但是也不甘心讓黃紹竑平安地做下去。此時策士們為何獻計，即通過盧鑄，利用保安經費發不出，使保安士兵無飯吃，逼其變亂，藉以趕走黃紹竑，達到鄂人治鄂，以徐源泉繼任。
    盧鑄代理省主席時，財政廳長賈士毅已一再向盧表示，財廳此後實在無力再為保安團隊的餉項墊款，請盧預為計劃，以免臨時應付不來。當時正是秋收之後，征收田賦畝捐尚無困難，不用求人。因此，盧鑄未再向賈商請其繼續幫忙。盧也知道賈士毅圓滑，即商請也不會發生效果，但想到來春農村青黃不接之時，畝捐征收無望，無法渡過難關，且楊永泰已死，掌握保安經費的經理權已非必要。盧鑄急欲脫身，不再負總經理處的實在責任，想交回範熙績親自到處處理一切行政，曾約範談，言自兼代主席後，內外事務繁多，精力有限，已不能再顧及保安經費總經理處，請範對總經理處完全負責。範經考慮後，亦表示自己對財政無辦法，在畝捐收不上來時，不能看著保安團的士兵餓飯，盧不管總經理處時，他亦辭職，絕對不到總經理處負責。在此情形下，盧鑄即與賈士毅密商，擬將保安經費總經理處裁撤，以第一科所管的收支工作撥歸財廳，第二科服裝糧秣工作撥歸保安處。最初賈士毅怕增加麻煩，又須墊款，不肯接受；後經鄭呈翰向賈士毅自告奮勇，說他曾在專區當過分經理處主任，對征收畝捐自有辦法，並保證即使在征收的淡月，也可以不增加財廳負擔，賈始同意，並內定將來歸並設科時，以鄭呈翰為科長。及蔣介石由西安被釋返南京後，黃紹竑已準備來鄂就任省府主席，因此，盧鑄亦不再談裁並保安經費總經理處事。何成浚從範熙績方麵已知道保安經費困難的一切情況，即議定以保安團隊經費無著來驅逐黃紹竑。劉壽朋、盧鑄都參與其謀。
    1937年春，黃紹竑來湖北就職，除以伍廷颺代替劉壽朋任湖北省建設廳長外，楊永泰時的秘書長盧鑄、民政廳長孟廣澎、財政廳長賈士毅、教育廳長程其保、保安處長丁炳權均留任。由於劉壽朋去職，更倒向何成浚那邊。黃紹竑接事不久，首先由何成浚好友範熙績辭湖北省保安經費總經理處的處長，繼則由鄭呈翰辭總經理處秘書兼第二科科長職，盧鑄亦表示對總經理處不再行負責，使總經理處突然成為無人管的狀態。黃紹竑初來，對湖北情況不了解，除建設廳長伍廷颺是其親信外，盧鑄等都已倒向何，黃紹竑陷於孤立，對保安經費情況又一無所知。在黃紹竑接到徐景唐賀其就職的電報中曾提起我，黃紹竑當即傳見我，接見時問起我保安經費總經理處收支情況及與徐景唐的關係。我即將財廳已多次堅決表示無力墊借款項，在此春季農村青黃不接之時，向農民征收畝捐實困難重重，保安團士兵的餉項已發不出，若再不發，勢必造成保安團隊嘩變，糜爛地方。現在範熙績處長及鄭呈翰秘書相繼辭職，處中無人負責，更會影響到全處。黃紹竑又問我在此情況下，有何解決辦法，我即將盧鑄在代理省主席期間曾與財政廳長賈士毅商量裁撤保安經費總經理處，以收支工作歸並財廳，在財廳增設一個科，以糧秣、服裝、截曠等工作歸並保安處，亦增設一個科的方案，向黃紹竑建議，並申訴這個方案的好處有二：一、收支歸並財政廳後，雖保安經費還是獨立，專款專用，但在畝捐征解無著之時，財廳由於負有責任，絕不敢不籌發保安隊餉項，這樣可免保安團士兵鬧餉之憂；二、總經理處裁撤歸並後，省主席即可免去不必要的操心和牽累。黃紹竑沉思後，同意我的建議，次日黃即在省府行政會議(即省務會議)上提出了裁撤總經理處的問題，並叫我列席了這個會，以備詢問。省務會議通過後(除呈報外)，在1937年4月間實行裁並。財政廳增設第四科，專管保安經費收支，下設兩股及一個會計、數名視察。黃紹竑指派我任財政廳第四科科長。由於財廳負起保安經費責任，就解決了保安團隊的餉項問題，還清了積欠，士兵鬧餉嘩變自然不會發生，何成浚以此驅黃的計謀就落空了。
    1937年“八·一三”抗戰軍興後，黃紹竑經常受命到河南、山西、河北前線，時往時返，其省主席職務，在其離職期間，則由秘書長盧鑄代行。何成浚利用黃的離職，一麵大談鄂人治鄂，一麵積極籌劃倒黃。1937年9月底，蔣介石始允許何成浚繼黃紹竑主鄂。何為了提高他組成的省府的威望，擬以湖北的“三傑”嚴立三(即嚴重)、石瑛、張難先等為湖北省民政、建設、財政廳長，並請盧鑄通知以上三廳準備辦理移交手續。這時未提秘書長辦交代的問題，盧即向三個廳的廳長示意，他自己認為與何有私交，必定仍會留任，所以對本身移交的問題未作準備。
    1937年10月，發表何成浚為湖北省主席(黃紹竑重回浙江主持省政)。由於張難先不就財政廳長，賈士毅通過孔祥熙的關係，仍然留任財政廳長，嚴重任民政廳長，石瑛任建設廳長，楊揆一(何成浚的參謀長，湖北人，後當漢奸)為省政府秘書長，阮齊繼丁炳權任中將保安處長，盧鑄沒有下文，連一個空頭的省府委員也沒給。盧認為太丟麵子，遂大罵何。何就職後即將黃紹竑所委派的漢口統稅局長李立民(從浙江帶來)撤職，並交法院拘捕。委財政廳秘書夏賦初(湖北人)繼任，劉壽朋亦無下文。何成浚與政學係在湖北的鬥爭，至此才告結束。

轉載《湖北文史》第七十二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