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夢依稀廿七年——西南大撤退之際白崇禧竟毫無作為!/蟄翁

           舊夢依稀廿七年——西南大撤退之際白崇禧竟毫無作為！

                           蟄 翁

一九四八年秋，中共軍已迫近南京對岸的浦口，京滬一帶，早已人心惶惶。我當時是配屬在華中戰區的一個汽車兵團的主管，某次因運輸問題，由漢口奉派赴廣州公幹，在穗逗留約十餘日，而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已放棄武漢，撤至衡陽。我因離開部隊已有多日，遂匆匆趕返新駐地從事整理與部署。

擁數十萬大軍舉棋不定

我從廣州趕返衡陽後，眼見大軍雲集，秩序混亂，我那個汽車兵團所有車輛均散停於各學校操場上，官兵則搭帳棚而居。在衡陽僅留二周，部隊整理剛有頭緒時，又隨長官公署撤退至桂林。桂林為廣西之省會，又為白長官（崇禧）之故鄉；且白長官所統率的部隊，除黃傑兵團外，其餘如夏威兵團、張淦兵團，都是廣西係統的基幹部隊，在天時、地利、人和上，大家都希望白長官能有所作為，在湘桂線上能與共軍來一場大決戰，藉以挽救西南之危局。豈知白將軍徒有“小諸葛”之虛名，雖擁有數十萬大軍，卻始終舉棋不定，毫無作為。在駐節桂林的一個多月的時間內，不但對軍事部署上毫無積極作戰的準備；即對撤退上亦乏消極的部署與整備。故於共軍攻占廣西全州時，即又匆匆從桂林向柳州撤退，處處居於被動挨打狀態。當時白長官對於許多配屬的部隊，似乎采取不聞不問的作風，不但撤退時得不到命令，連他的企圖也搞不清楚；因之，我們這些汽車部隊、通訊部隊、工兵部隊、炮兵部隊、憲兵部隊等部隊長，隻好憑自己個人的關係，與長官公署的有關幕僚單位主動的協調連絡，而決定行動。我因在長官公署有不少陸軍大學的同學，所以連係上尚稱密切。

遷江渡口汽車大擺長龍

記得在是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晚上，若不是自己提高警覺，幾乎便陷身於柳州；是日黃昏時，我看見馬路上軍隊紛紛向賓陽公路上奔馳，於是急忙向長官公署以電話連絡，誰知電話已經不通了；轉向電訊局詢問，才知道其總機已經撤除了。再多方探詢，才知道長官公署已向南寧撤退。於是我當夜即召集各營連長開會，限他們連夜整修車輛，並下達命令：凡不能於黎明前修好的車輛則一律棄置之；若可能修複的則一律於五時前開始行動。並漏夜到各部隊去巡察督修。等到天明時幸大部均已裝修完畢，僅二、三輛因引擎損壞過甚不能修複的，隻有忍痛將它犧牲了。

黎明準時出發，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洶湧，故車行甚緩，駛到遷江渡邊，已經日落西山；我們由於出發較遲，前麵的車輛，已如長龍，估計達二千五百餘輛之多，車陣廷綿有數公裏之長。我步行至渡口察看，我的天！遷江碼頭，僅有渡船二艘，每次該渡船隻能裝載大卡車一輛過江，一次來回，起碼需時十分鍾，每天最大量僅能裝運約二百輛，我們的車輛排在二千餘輛車輛之後，要輪到上船渡江，恐怕要輪半個多月，所謂望江興歎，真是焦心。我於失望之餘，隻好回到車上過夜。在挨餓坐寐的情況下，感慨萬千，深覺高級將領們，平時作威作福，不作未雨綢繆的準備，既計劃撤退，為什麽後方交通幹線的渡橋也不預為搭建呢？真是太不應該。像遷江這樣僅有幾十公尺寬的江麵，搭一座可載汽車通行的便橋，乃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假若預有準備，那至少可以爭取十天時間，絕不至坐待中共追兵的到來！

群龍無首隻好各自逃生

我在遷江渡口苦侯了六天，每天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急得團團轉，到了第七天時下午，居然輪到我們了，本兵團的汽車才陸續渡過了約四百五十輛，尚有七十輛停在岸邊待渡，這時候共軍的追兵已步步迫近，相距僅二三千公尺之遙，步機槍聲已清晰可聞，在此危急情勢下，隻得決定將未及過渡的車輛即刻澆灌汽油予以焚毀，頓時濃煙蔽天，未過渡的部隊爭先搶渡，幸渡口上尚有一條用汽油空桶（上加木板）搭成的人行便橋可以通行，我於放火燒車之際，跟著後衛部隊剛步過橋頭時，便橋即被擠斷了，以後許多駕駛兵及部隊便紛紛遊水過江，凡不善遊水的都要陷身敵後了。

我到達南寧，已是十二月十九日的夜晚，次早跑到長官公署去連絡，才知道他們已於昨日全部遠飛海南島，連一個指揮所也沒有留置。於是，幾十萬大軍沒有指揮中樞，便如群龍之無首，隻有各自逃生的一途；距南寧約三公裏的南麵，又相隔著一流江水，我趕去察看時，見江邊車輛亦早巳擺著長龍，與遷江渡口情形完全一樣，隻有竟日在渡口苦苦等侯而已。到了十二月廿三日午，共軍已逼近南寧，此時黃傑兵團的最末一批部隊已渡江完畢，城郊的飛機已開始破壞，遙見火光衝天，情況至為淒慘！

所有車輛全部棄置江邊

當日傍晚時分，我於南寧渡邊看到我團車輛已過江的僅隻三十餘輛，於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我隻好率領已過江的車輛繼續向欽州方向前進，並囑在共軍未進城前，盡量搶渡，能渡的車輛馬上跟著來。但車行數十公裏後，前麵又橫隔著一條小江，雖然江麵很狹，但隻有一艘渡船，過渡更為困難；等到午夜時分，忽然槍聲大作，於是大家於黑夜中，都急急忙忙的躲避到山幼裏，等槍聲停息回來時，才知道剛才放槍的是廣西的土共，已把車上所有的東西洗劫一空，我的一隻小箱子也被搶去了。

我回到渡口，即集合部屬商議，決定將所有車輛都棄置於此。因時機迫促，不能再作等渡的打算，遂即乘夜渡江，大家在黑暗中沿公路步行前進，天將黎明，疲倦不堪，正坐在田邊休息時，下午三時將到達離欽州不遠的小董鎮時，在我身邊隻剩有一位營長和兩位排長了。此時若再穿軍衣，難免惹人注目，捱到深夜才設法改裝難民步行到小董鎮，在菜市場內睡了一覺，第二天早晨我們混入難民群的行列，由廣西的土八路擔任護送，向十萬大山的小道上避行，每天餐風露宿，足足走了三天，才又回到南寧城。

偷來解放證權當護身符

進城後，共軍也不多管，著即自由解散。數千難民，各自去找尋生路，我則暫時投宿於一間小旅館，徐圖脫身之計。當天下午由林排長和錢排長分別出去和陷在南寧的部份同事取得連絡，當地的情況也略予了解，知道在南寧失陷的同時，共軍即在欽州登陸，以致國軍遭到腹背受敵，向海南島撤退的計劃乃告落空，並且全軍瓦解，而進入南寧的僅是林彪所部第卅九軍一軍之眾。

我返抵南寧之第二天下午，有一個駕駛兵在共軍指導員處偷來幾張蓋好印信的空白《解放證》，我便自填了一張，以便作逃離時的護身符。從他口中得知：當共軍將要進城之際，地方上即有護商大隊的組織，監視未及渡江車輛，不準破壞；當共軍進入南寧，即將這些車輛混合編成汽車大隊，其中當然也有我團內的官兵。由林排長秘密連絡的結果，得知共軍第卅九軍劉軍長要到漢口去開會，軍部要派一個特務連護送他們去柳州，並指派李排長（前我團特務排排長）率領七輛車護送，適這七輛車都是由我團的駕駛兵擔任駕駛，於是他們代我報名為駕駛助手，還拿了一套共軍士兵軍服給我。翌晨我與錢排長、林排長等都穿上油膩的士兵服裝到民生碼頭去搭車，坐在我外旁是共軍的參謀長，駕駛員是我團的鍾班長，他很機警，把我掩護得活像一個助手；在人生的旅途上，真像一幕惡作劇，演什麽就像什麽。九時正特務連的士兵都上車了，先到共軍軍部，俟劉軍長坐上吉普車前進後，這七輛車便跟著出發；與劉軍長同行的還有四個越共婦女代表，聽說是去北京參加婦女會議的。當晚車抵賓陽，他們並不在賓陽城內住宿，卻在郊外一個小村裏宿營，晚上並派了一個士兵與我們同住，大家都知道他是來監視的，所以說話都要特別小心。

觸景傷懷怕看汽車殘骸

第二天中午抵達遷江，因渡船漏水，需要修理，不能過江，於是即在此地宿營，第二天渡船已經修複，我則先遛過江去候車，看見公路上那一堆堆燒得麵目全非的殘車遺骸，不禁使我觸景傷懷，心想當時若早幾天有命令把全部的車輛都付之一炬，豈不是更好嗎？也免得如今留待敵人去利用了；但是車上的共軍看到被焚毀的大堆汽車殘骸時，卻很惋惜的說：那天我們來遲了一步，若能早到一小時，豈不是還有幾百輛大車可以利用嗎？人心想法之不同，真是可怕。

下午三時半抵達柳州樂群社，經李排長與共軍參謀長洽商後，共軍官兵全部下車了，所有車輛都開到郊外庫房去住宿；由於車輛需要整修，共軍則另派車輛接運去衡陽。我與林排長等在庫房裏住了一晚，次日晨即與我團的駕駛兵們依依握別，表示後會有期，步行到柳州去住旅館了。

由衡陽經廣州抵達香港

一九四九年元旦時，我尚羈留於逆旅裏，眼看共兵飲老酒吃水餃，興高采烈的樣子，真是益發使人悲傷；同時滿街上遊行的學生、工人、農民等隊伍，每隊前麵都有秧歌隊為前導，大跳秧歌舞。隻有身處其境的人，才能領會到那種改朝換代的景況。我們苦等了五天，湘黔桂鐵路尚未修複通車；另去打聽公路的情形，得知公路已可通行，於是一月五日早晨便搭乘一輛貨車離開柳州。當晚在榴江住了一宿，第二天華燈初上時到了桂林。這時湘桂鐵路全州至桂林段尚未通車，等侯亦無希望，於是隻好於十日搭乘汽車先到全州，以便轉乘火車去衡陽；可是到了全州，才知道由於軍運繁忙，所有客車一律停駛。同行的人隻得共租了一輛舊貨車繼續前行，不意行至距離陵零約有十華裏的地方即拋錨，幾經跋涉，始抵衡陽。十一日下午四時找到一間旅社正欲住宿時，一查粵漢路火車時刻表，即知六點卅分有一列快車開廣州，遂即過江去買票。在人聲嘈雜中又匆匆的離開了衡陽，於十三日下午五時車抵廣州站，我們又在車站附近一間小旅社住下，晚上到街上散步，並得知明晨六時卅分有火車到深圳，但因人多車少，必須於晚上去車站排隊，不然便要向隅了，幸得林、錢兩位排長自告奮勇的去排隊，我則留在旅社裏睡覺。

天將亮時林來喊我去加入隊列，六時開始售票，剛輪到我們買了三張車票時，後麵的人便落空了，窗口售票人員宣布車票已經賣完了，真是感到幸運之至。中午車抵深圳站，須下車步行一段路才到達中英交界的深圳鐵橋，結果，我們終於安然抵達香港。今日回味舊事，如在目前，其實已經是廿七年前的陳跡了！

原載香港《春秋》雜誌總第454期（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