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士毅先生訪問紀錄3

劉士毅先生訪問紀錄（之三） 

出任軍校遷校首都籌備主任兼軍委會軍事教育處處長 

    黃埔軍校原在廣東，現首都既設在南京，故軍校也要遷到南京。軍委會乃委我為籌備主任，籌備一切遷校事宜。校舍、教職員、教材，招生等都沒有什麽困難，最令人頭痛的卻是失業軍官的收容問題。原來那時很多軍隊，因為北伐作戰損失較大的部隊，以致縮編或裁減人員的關係，造成很多失業軍官。尤其在蔣先生下野之後，黃埔出身的軍官，他們流落街頭，頗為狼狽。軍委會乃命令我，將這些失業軍官收容入軍校再受訓練，一共有一千五百多人。這些軍官因身分與普通學生不同，乃在軍校內成立軍官研究班，首由黃慕鬆任班主任，編為總隊及若幹大隊與中隊。由於尚未開課之故，這些軍官一天到晚進進出出，或逛街，或外宿不回，行動非常隨便，軍委會乃下令叫我設法整頓。在民國十五年北伐以後，軍官的服裝，加配有一條武裝帶，有一天，我下了一道命令，所有學員之武裝帶皆須放置值星官室，凡請準假者，才可佩武裝帶外出，如不佩武裝帶外出者，就會被憲兵幹涉。那時我的家眷住在上海，每逢禮拜六我要到上海去，那天正是禮拜六，下午我下完命令後便坐車到上海。等到禮拜天晚上我回到南京後，幾位總隊長皆來報告說：「明早的紀念周請你不要參加。」我奇怪的問：「為甚麽？」他們說：「因為你的命令要收繳武裝帶寄存值星官室，全體學員反對，他們說：『武裝帶是孫總理給我們帶的，劉某某是何許人，他敢解除我們的武裝嗎？如果他這樣做，我們非跟他拚命不可！』」因為這樣，搞得總隊長以下的管理人員沒有辦法，所以勸我不參加紀念周，以免發生事故。我心想，第一個命令就不能貫徹，那我以後非滾蛋不可。於是我說：「明天紀念周照開，我要參加。」屆時，我先獎勵他們一番，我說：「星期六我下了一道命令，這是因為軍委會有命令給我，說學員進進出出，服裝不整，有損軍紀，要我設法整頓，所以才下令要你們將武裝帶暫寄放在值星宮室，一定要請準了假的才能出去。聽說你們反對，以為我是解除你們的武裝，一定要與我拚命，我聽了這消息很覺高興，因為我現在要你們暫時把武裝帶放在值星官室，你們便要拚命，如果打仗時，敵人要繳你們的槍砲，你們更非拚命不可，這種精神我很佩服。不過話又說回來，現在每一個士兵都有一支槍，他們睡覺時也部是帶槍睡覺的嗎？砲兵是否也把砲扛到床上一齊睡覺嗎？值星官室是否就是敵人的軍械庫？所有的隊上的官長都是敵人嗎？我們所以這樣做，是為了整頓校規，而不是解除你們的武裝，假使你們現在不守紀律，不受管理人員的約束，軍校的名譽豈不掃地？所以今天這個命令非實施不可。要拚命的請來，我不怕。誰破壞校規，誰就是敵人。現在理由既已講清楚，給你們五分鍾時間的考慮，有話上台來講！」結果台下的學員，我看看你，你看看我，大家都沒有話講。這一來，一點事也沒有，可見學員還是有理智的，隻要你把理由講清楚，他們還是會服從的。

奉命入贛編組獨立第七師 

    民國十五年北伐時，十四軍原有二師，除在贛南留守後方幾營外，餘皆參加北伐。十七年初蔣先生到南京複職第二天，便叫我去，他說：「你馬上進江西，把十四軍留守部隊帶出來，做我北伐的預備隊，我給你獨立第七師的番號，你當師長。部隊帶出來後，將來你願帶兵或辦學校，由你決定。現在校務則由楊傑接掌。」我奉麵諭後，即準備走，臨走，蔣先生問道：「錢怎辦？」我回答說：「我先去看看，現在不要錢，路費我自己可以想辦法，等以後收編好了再請總司令撥來，並指定路線讓我出來。」他接著說：「這也好。」這時我內心所顧慮的是我現在由總司令部領到很多錢，萬一到贛南後部隊收編不好，錢又花光了，將來這筆帳如何交待呢？這是我當時的想法，第二天我便找楊傑來接事。

    當民國十六年冬蔣先生尚未複職時，天氣甚冷，一千多學員既無棉衣，又無鞋，生活很苦，情形殊為可憐。於是我向軍委會代理委員長譚延闓先生商借幾萬元，作為津貼學員之用，同時並要求他不可扣學校之有限經費。譚先生很表同情，痛快地批了一張五萬元的條子給我，可到軍需處取款。我還未取款，蔣先生已到京複職，要我入江西。我為了爭取時間，沒有將這筆錢親自分發給各學員，各學員亦知道此事，我卻老老實寶的將款條移交給楊傑，並說明應速發給學員作為救濟津貼之用，不可移做學校經費。楊接掌校務後，一切摸不著頭緒，便將此五萬元挪作學校經費之用。但我請款事，全校人都知道，一看錢遲遲不發，學員即派代表求見校長問明此事。校長楊傑大為光火，說：「學生不能越級見校長。」故拒不出見，學員說：「見總司令都容易，你楊某何許人，架子這麽大。」第二次派代表求見，又被校長痛罵回來。這一來學員按捺不住，第三次便有二、三十個學員衝入校長室把校長痛打一頓，打得頭破血流。幾天之後，楊傑便離職他去了，以後他還怪我，真是沒有道理。 

奉命清剿匪共 

㈠ 朱毛初入贛南所以不能得手原因

    那時留守在贛南的六、七營軍隊，本身素質既不健全，裝備亦差，尤其在賴世璜被槍斃之後，更是兵心惶惶，我一到贛南，以兩營為一團，共編成三團，於一個月內編組完畢，但部隊未集中，僅有二營駐於贛州。朱德在廣東戰敗後，化名王楷，投在滇軍第十六軍範石生麾下任團長，隨軍進駐湖南郴縣；不久，朱德勾通範部兩團人竄至江西大庾、上猶一帶。朱德自己原有二團人，連範部兩團，共約四團人，知道獨七師係新編，想一鼓而攻下贛州。朱德率軍進至離贛州城六十裏處的塘江圩時，我下令關閉贛州城門，嚴加防備。正在這緊張之時，隨朱入贛南的範部有一團長錢子壯派人來找我。他說：「我們原是範石生部下，如果你能收編，我們可以帶到贛州來。」我深伯這是裏應外合的詭計，所以雖答允收編他們，但卻請他們開到尋鄔、安遠兩縣，比較偏僻之處，然後我派人送夥食費給他們。後來因這一團乘夜由塘江圩逃走，無異拆朱之台。這一來，朱有戒心，認為範部不可靠，故自動放棄進攻贛州的計劃，退回大庾、新城等處。

㈡ 軍費困難之原因 

    蔣先生要我回贛南收編軍隊，編組獨立第七師，目的是防其匪化，所以要我收編妥後立即離開江西，參加北伐。不意朱毛入境後，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看到匪來勢甚兇，即電蔣先生謂劉部不能撤走，應留此剿匪。軍費可由江西省政府擔任。蔣公遂電令我即在江西剿匪，餉項可向朱主席支取。這一來可害苦了我。我既沒有錢，朱培德也不直接撥款給我，他要贛南十七縣每縣攤派，然後要我派人去各縣催收。但自朱毛入境，各縣沒有收入，收款至為困難，我們一個月的夥食費，他隻給我五萬元，真叫我為難。因此有人替我出主意，想出兩個解決辦法：一是學廣東，在贛縣開放賭禁，設立番攤，如此一個月可收賭費六萬元。一是開礦，贛南產鎢礦，可運銷廣東與香港，這也是一大財源，我說：「贛南向未開賭，如果由我首開惡例，我不幹；礦權屬中央，並非地方所有，所以我不能做。」我沒有做這兩件事，是我一生差堪告慰的。那時總司令忙於北伐，顧不了贛南這股小匪，連槍彈亦未補給過一粒，以後才由廣東省主席李濟琛接濟我十萬槍彈，真可說被朱主席害得我頭痛之至。

部隊整編與歸還第五師建製

    民國十七年，正在我剿匪期間，全國部隊整編，我獨立第七師亦奉命縮編為第五師第十五旅，由熊式輝任師長，本人則任副師長兼旅長。十八年七月，我請求上級，以我旅力量單薄，不足剿匪，除非第五師皆入贛，否則請由別部接防，上級同意。我部乃由贛南移防淞滬歸還第五師建製，贛南剿匪任務則交由滇軍金漢鼎部接替，我乃經由南昌、九江、安慶到上海以後，又至滬杭路上的鬆江、嘉興駐防數月。

    至民國十八年底，江西省主席擬換由魯滌平接任，聽說魯滌平要帶張輝瓚師入贛剿匪，我一聽此消息，便在上海訪張說：「此匪與普通之匪不同，非軍民合作不能奏功。」張卻認為我以前的部隊太不行，故不以我的話為然，以為我故意為匪誇張，掩飾自己的不行，魯滌平也聽不進我的話，隻是敷衍。那時我心中很不好受，又在軍中，因資曆較深，恐妨礙後起者之上進，我乃自動辭職，蔣先生便發表我為江西省政府委員，以協助魯、張剿匪，殊不知與魯、張一談，甚不投機，使我很失望，故我並未到差就任省府委員，就東渡日本休養去了。

共匪在贛猖獗之最大原因 

    我既未到江西就任新職，乃於民國十九年初東渡日本休養，直至同年九月間始返上海。在日半年多時間，而共匪在國內已十分猖撅，茲分述其原因如下：

    ㈠一般人對共匪之狡詐欺騙、不顧信義道德、無所不用其極，實超出千古以來盜賊奸雄以上等沒有認識，總以為我以前沒有肅清匪患，因此或故意誇張匪之力量，以掩護自己之短處。

    ㈡ 帶兵官過於驕傲，輕視匪之力量。如張輝瓚事前之自負與輕敵，終於造成他在江西興國全師覆沒，他本人也落得身首異處。共匪自得此師之裝備後，乃開始壯大，中央也因而驚醒，始於贛省專設剿匪總司令部，由何應欽先生任剿匪總司令，率二、三十師之眾負責剿匪。然大軍一到，即有高樹勳師董振堂旅之叛變，以後又有公秉藩師之失敗，以致各部隊問彼此互相猜疑，完全失去信心。共匪最初為數尚不到一萬人，自得張師裝備後，擴張至二、三萬人，及董振堂旅之叛變，以後約有四、五萬之眾，至民國二十三年出贛時，已逾十萬人，此為抗戰以前之事。

    抗戰發生，倡國共合作，那時我在重慶。有一次召開軍事會議，軍師長以上軍官皆參加，由蔣委員長親自主持，葉劍英報告，共軍在某處與日軍激戰獲勝，某役之勝仗乃共軍之功等等，大家聽了皆好笑，蔣先生聽了很不高興。

    抗戰勝利後，我們有五百萬裝備齊全之部隊，而共匪由延安竄出至河北、綏遠一帶時，不過二、三十萬人，為何還吃敗仗？原因固然複雜，但有些帶兵官皆不肯說實話。

    加以剿匪軍隊互相猜疑，彼此失去互信，甚至互相監視戒備，不能全力對匪，往往容易為匪所乘，故有徐蚌會戰史無前例之失敗。

赴桂辦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一分校 

    民國十九年，我辭掉江西省政府委員與一切軍職，前往日本休養。在日本住了半年多。每日以讀書消遣，生活很閑逸。十九年下半年，我聽聞江西剿匪情形很壞，中央為了集中剿匪力量，在江西成立剿匪總司令部，由軍政部長何敬之先生兼任總司令，我因為北伐時所率領之部隊十五年北伐期間在福建、浙江、江蘇時曾歸何指揮過，所以知悉他擔任總司令後，立刻由日本趕回江西。何見到我，便對我說：「十七年剿匪你是參加的第一人，一定有豐富之經驗，而且贛南及贛東的地勢，你很熟諳，你回來正好擔任搜集匪情，與連係地方民兄?ぷ鼇！乖?粗醒肱珊緯閃⒔朔俗懿恐?埃?恢?酥?現匭裕?源誘嘔澡兌皇θ吮環訟?穡?瘧環瞬瀉χ?螅?帕私夤駁巢⒉皇且話鬮諍現?的土匪，所以調了二十餘師兵力命何組織剿匪總部。何剿匪幾個月期間，也無多大成效，尤其高樹勳師之董振堂一旅人全部叛變後，匪氣燄大熾，而其他部隊士氣受影響而陸續叛變者也不少因此，蔣委員長才決定在南昌成立剿匪行營，親自坐鎮南昌指揮剿匪事宜，任命熊式輝為行營參謀長。委員長指揮之初期，軍事並不十分順利，部隊損失亦時有所聞。幸而不久剿匪行營釐定新的策略，才扭轉劣勢，並搗毀匪之老巢。這個新策略是什麽？

    此時，匪之人數，雖然眾多，但是缺乏重武器，中央針對匪之弱點，封鎖瑞金、寧都、興國、雩都等縣匪巢對外之交通孔道，沿途部署重武器，建築碉堡，一麵逐步縮小包圍區，一麵用重武器阻擋匪向外流竄，所以共匪當時既無法取得外部之接濟，而內部之補給日益困難，通往外部之大道又被國軍封鎖。所以，二十三年共匪知道無法在江西繼續生存下去，乃突破國軍之防線，經過江西、廣東，湖南、廣西等邊境流竄貴州，渡烏江入四川至延安。匪流竄時在桂北邊境遇廣西軍隊截擊，被俘八千餘人，死傷者尚未計在內。是役乃共匪流竄期間受損最大的一次。剿匪行營成立，算是將匪驅出江西，傾覆其老巢。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以後，白崇禧先生因為知道我過去在南京籌辦軍校遷校首都時，頗有建樹，遂邀我到廣西南寧負責主持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廣西第一分校。當時，廣西與中央之關係頗不愉快，兩廣成立西南政務委員會，有人懷疑廣西一省成立這麽大一個軍校，訓練這麽多的幹部，恐怕別有用心。其實白先生見及九一八事變後，他深信日本侵華野心由來已久，如不及早準備，一旦戰爭發生，將措手不及，所以要辦軍校。白以副總司令身分兼軍校校長，我是副校長兼教育長，第一分校由民國二十年冬至二十六年抗戰時止，共辦了四期（第五期至第八期），共訓練學員生約二萬餘人。當時，廣西不但訓練了很多陸軍幹部，還訓練了一小部空軍，開辦兵工廠。總之，就準備抗戰而言是非常的需要的。因為如此，中央許多要人怕廣西有野心，在二十五年主張對廣西用兵。中央陳兵湘粵桂邊境，廣西的軍隊也在嚴加戒備，雙方情勢很緊張。幸而蔣委員長眼光遠大處理得當，他一麵親至廣州，一麵派居正、程潛、朱培德三人為和平使節至廣西請李德鄰、白健生兩先生至廣州晤麵。正當戰爭一觸即發之際，李抵廣州，蔣先生對他說：“凡事要有計劃，要有準備，時機成熟，我一定抗日，你們不必著急。”中央與廣西之間有了這種諒解，雙方才撤兵。西安事變，廣西得知蔣委員長受張學良與楊虎城要挾之消息，非常憂急，所幸張、楊適可而止，大局才轉危為安。

率三十一軍北上參加抗戰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爆發，全國一致抗日，白健生到了南京。當時廣西所有之陸、空軍與一切戰略物資，全部貢獻給國家，陸軍除了原先廖磊之第七軍與夏威之第四十八軍外，並新成立第三十一軍與第四十六軍。我結束軍校，出任第三十一軍軍長。部隊先由水路至廣州，再轉粵漢路、平漢路北上參戰。李宗仁先生是第五戰區長官，當時駐在徐州。我這一軍是臨時徵集各地青年新編的。訓練未及一月，不但眾人懷疑他們的作戰能力，就是我也深感憂慮。好在幹部都是南寧第一分校的學員生，我要他們利用北上運輸這一個月的時間，在火車中講解槍枝各部名稱與作用。是時因運輸擁擠時有停頓，以等待其他部隊通過等事，每一停車，即令部隊長率部下車，在鐵道兩旁附近，遇機作實地的訓練，而且注重作戰必要的技術練習，如自動火器的使用與射擊等動作，以便一遇敵即可作戰，免去一切形式上的操作，以求節省時間。所以由粵漢路、平漢路、隴海路等運送到徐州，共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部隊也就受了一個多月的實地訓練，所以一下火車，就可以作戰。
    部隊開拔之前，李、白兩位先生以為委員長待我本厚，但我自從到廣西後，從未見過委員長。我自問有愧，要我路經南京時，謁見委員長，這是李、白兩位先生之好意。但是我心中想：如果委員長問我，你為什麽要到廣西去？實感難以對答。但若不藉此機會謁見委員長一下，總感有點不妥。所以利用軍隊正在運輸期間，我決定搶前到南京一趟。不意一見委員長的麵，委員長高明得很，並未問及我去廣西之事，隻說道：“幾年未見，這次你帶兵參加抗戰很好。”接著委員長又問我對於抗戰有何感想，我說：“我對於抗戰前途的成敗利鈍，委員長高瞻遠矚，比我看得一定更清楚，我不敢妄自臆斷。但就本人個人說起來，如無這次抗戰，我這一生恐怕沒有直接為委員長效命的機會，現在有了這個機會，不管前途勝敗利鈍如何，就是粉身碎骨我也是高興的。”委員長聽我如此說很高興，不再問其他，隻說道：“我明天派車送你到徐州。”

    至徐州後，李德鄰先生要我沿運河南岸布防，因為怕敵人由平津經山東南下。李先生了解我這一軍未經過嚴格訓練，萬一敵軍南下，還可以利用運河掩護。詎知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先失守，敵人由津浦路北上，後方忽然變成前方。第五戰區在徐州以南原未布有一兵一卒，我方由南京撤退部隊，多避開津浦路正麵。而西向平漢路方麵移動，所以徐州以南完全是空虛狀態。李先生命我將運河南岸之兵力，星夜開至蚌埠，防守淮河北岸，阻擋敵人北上，因為蚌埠、懷遠、臨淮關等地都是戰略要點。我奉命率部趕到淮河岸邊，發現淮河北岸不能防守，因為冬季水涸，到處可以徒涉，敵人隨地可以渡河。當時，我歸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指揮，向他報告，與其在淮河北岸死守，不如在淮河南岸機動作戰較為有利。李接受我的意見，我立刻將全軍編成五個縱隊，分別駐於懷遠、蚌埠、鳳陽、臨淮關、定遠等地。淮河北岸，以後李德鄰先生調於學忠部防守。敵人沿津浦路北上的部隊是第十三與第一百零六兩個師團。是時中國的一個軍，才能與日本的一個師團相敵。此時，日本是兩個師團北犯，而我這一軍又是未經訓練的新軍，所以一般人都替我耽心。由於我了解敵我之勢力，我的戰略是：不與敵人正麵衝突，能阻擋則阻擋。有一次敵人大舉進攻明光等地，我將定遠的守軍向敵後方空虛之處移動，蚌埠、鳳陽、臨淮關的守軍向西移動，待敵人快接近蚌埠，我軍突然擾其背部，日軍不得不回顧後路。我用這種日軍攻於前，我軍襲於後；日軍出於東，我軍現於西的戰法，首先采用遊擊戰與正規戰之配合戰法，使日軍忙於首尾相顧，至二十七年四月，日軍猶未攻下蚌埠。

    南京失守，中央文武機構均遷至武漢。配合軍事之需要成立軍訓部，白健生先生以副參謀總長兼部長。白先生因為經常需要出外視察，有時還要代理戰區長官職務，深感軍訓部需要找一位負實際責任的人，於是向委員長推薦我為軍訓部次長。我接奉調職之命令後，遂將第三十一軍軍長職務交給韋雲淞。我來到武漢，眾人都驚詫三十一軍能與日軍兩師團周旋數月之久。當時報章登載之：“淮南劇戰記”便是指三十一軍而言。我在淮南能與敵人相持數月，主要為將遊擊戰術與正規戰術配合運用，所以敵人疲於奔命而無所收穫。我自出任軍訓部次長，一直在中央供職。因此與委員長接觸之機會也較多，我所釐定之方案，委員長多能采納。

出任軍訓部次長 

    抗戰初期，中央召開南嶽軍事會議，會中委員長提示戰時軍事教育原則八項。軍訓部因鑒於作戰幹部需要驟增，新式武器漸多，遂成立各兵科訓練機構、九個中央軍校分校，以及西南、西北遊擊幹部訓練班。為了配合各兵科軍事訓練，軍訓部還成立了九個督訓處，分配於各戰區，實行督訓。後因戰時，各部隊因需選派幹部來軍事訓練機構受訓，因與戰區往返困難，選派受訓軍官往往不能如期回隊服務的關係，部隊以為選送軍官來中央訓練機構受訓，實是一件苦事。遂指定數人專事應付中央所設之訓練機構受訓等事，遂發生所謂「訓練專家」之流弊。所以以後在各戰區成立幹訓團，專事召訓本戰區之軍官，並由中央成立各種巡迴教育班，分赴各部隊從事新式武器之使用與訓練，以免往返之苦。又因戰時傷亡過多，幹部補充需要急迫，不得不暫將軍校養成教育期限縮短為八個月，以應急需。以上一切措施，均係遵照委員長所提示的戰時軍事教育原則八條而行。我由二十七年擔任軍訓部次長，迄三十五年還都止，其間為時八年之久。

    我任軍訓部次長八年期間內，發生過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我到軍訓部時，曾帶去一位編譯官蔣中，江西吉安人，他在編譯處因工作不力，態度惡劣，許多同事不能與他相處。他造了一本與他不睦之同事的名冊，送給軍統局長戴笠，說這些人都是參加汪精衛之和平運動分子，首領是編譯處處長楊言昌（廣東人）。戴笠接獲這項情報，因不知真假，很機密的展開調查工作。這件事我一點都不知悉。有一次，我因公事至曾家岩委員長官邸請示，恰巧與戴相遇。他問我是否知道軍訓部發生了如此重大之案子，我聽了大吃一驚，問他是什麽人報的？什麽人被牽連在內？起初他不肯說，經我再三追問，他才說出蔣中與被牽連的名單，我告訴他願以身家性命保證絕無此事，以及蔣中平日工作怠慢，常受楊處長指斥的情形。我強調這是誣告。他聽我如此說，調集名冊中重要人員到軍法執行總監部詳細審訊，才發覺全案是虛構的。在此以前戴笠為調查這件案子來往的電報有二百餘件之多，我若不是在曾家岩宮邸與戴相遇，整個案子恐怕不會如此輕易了結。或許有人懷疑，戴為何要將案子的內容告訴我？因為當時，戴笠想分派工作人員至各軍事機構或部隊中工作，所以常常送人至軍訓部所成立之各軍事訓練機構中受訓，旨在工作人員獲得各種兵種之身分，才有資格派去各軍事機構或部隊中擔任各種職位。但是各軍事訓練機構名額有限，凡是各方送來的名冊，一定要經過嚴格挑選。戴笠希望我們不要刪減他送來的名額，我們了解其用意，往往允其所請。因出任國防部次長此關係，所以戴對我也很好。

    我一生中，以擔任次長職位之時間最長。軍訓部次長做了八年，國防部次長做了三年。在國防部次長任內未有什麽貢獻，當時國防部次長一共有三位，秦德純、林蔚、與我。後來林蔚換了黃鎮球。

    我任軍訓部次長八年期間內，發生過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我到軍訓部時，曾帶去一位編譯官蔣中，江西吉安人，他在編譯處因工作不力，態度惡劣，許多同事不能與他相處。他造了一本與他不睦之同事的名冊，送給軍統局長戴笠，說這些人都是參加汪精衛之和平運動分子，首領是編譯處處長楊言昌（廣東人）。戴笠接獲這項情報，因不知真假，很機密的展開調查工作。這件事我一點都不知悉。有一次，我因公事至曾家岩委員長官邸請示，恰巧與戴相遇。他問我是否知道軍訓部發生了如此重大之案子，我聽了大吃一驚，問他是什麽人報的？什麽人被牽連在內？起初他不肯說，經我再三追問，他才說出蔣中與被牽連的名單，我告訴他願以身家性命保證絕無此事，以及蔣中平日工作怠慢，常受楊處長指斥的情形。我強調這是誣告。他聽我如此說，調集名冊中重要人員到軍法執行總監部詳細審訊，才發覺全案是虛構的。在此以前戴笠為調查這件案子來往的電報有二百餘件之多，我若不是在曾家岩宮邸與戴相遇，整個案子恐怕不會如此輕易了結。或許有人懷疑，戴為何要將案子的內容告訴我？因為當時，戴笠想分派工作人員至各軍事機構或部隊中工作，所以常常送人至軍訓部所成立之各軍事訓練機構中受訓，旨在工作人員獲得各種兵種之身分，才有資格派去各軍事機構或部隊中擔任各種職位。但是各軍事訓練機構名額有限，凡是各方送來的名冊，一定要經過嚴格挑選。戴笠希望我們不要刪減他送來的名額，我們了解其用意，往往允其所請。因出任國防部次長此關係，所以戴對我也很好。
    我一生中，以擔任次長職位之時間最長。軍訓部次長做了八年，國防部次長做了三年。在國防部次長任內未有什麽貢獻，當時國防部次長一共有三位，秦德純、林蔚、與我。後來林蔚換了黃鎮球。
    我在國防部次長任內，有一個人值得一提，因為他對匪的軍事有很大的影響。這個人便是參謀次長劉斐。有一次國防部開會，參謀總長所屬各主管單位與國防部長所屬各主管單位均須參加。參謀本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因一件公事在會場中當眾請示劉斐，劉當場將公文丟在地上，大罵郭混蛋。劉與郭之宮階都是中將，我們為郭深抱不平。以為劉之脾氣太粗野，郭退下來，也對我們說：“次長侮辱我太甚，會議中我不便與他爭，會後我一定要問他什麽理由罵我混蛋？”不久，郭出任軍長，與共匪作戰，全軍叛變。
    還有一件事，當時國防部三位次長與三位參謀次長為了檢討軍事情勢，每周六聚餐一次，地點多在我的辦公室，以便麵談連絡一切。每次會後劉斐對我們說，他被剿匪軍事弄得頭痛，需要去上海輕鬆輕鬆。我們不疑有他，直到他以軍事顧問身分參加和談團赴北平投匪後，我們才發現他是潛伏在政府中替匪做工作的人員。他每周說是去上海輕鬆，實際便是去傳遞情報。他在會議場中罵郭汝瑰，為的是掩飾他與郭的身分，因為郭也是共匪之人員。如劉斐輩主管作戰之高級官員都是匪諜，我們之軍事豈有不失敗之理。

    劉斐能以軍事顧問身分赴北平之原因是：蔣總統下野後，李代總統派了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等五位和談代表赴北平。劉對李說：「和平談判以軍事為主，但是代表中無一熟諳軍事的人員。」他毛遂自薦，李代總統乃發表他為和談團之軍事顧問。當時，有人由北平傳信到南京說：「劉到了北平，毛澤東待之很厚。毛向人介紹說：『劉斐是我們打勝仗的最大功臣。』」大陸淪陷後，劉是匪之國防部研究組組長，漢口水利部長。從抗戰勝利以迄大陸淪陷，匪能以二、三十萬之兵力，打敗我們五百萬之部隊，因素固然很多，但是重要主管作戰人員是匪諜，乃失敗之最大原因。五位和談使節中，張治中與毛澤東之關係不壞，抗戰時毛到重慶便下榻張之家中。邵力子也靠不住，因為陳布雷自殺後，有一次張治中在南京家中請客，我與邵力子都在座，大家嘆惜陳之死，隻有邵一人認為陳是死有餘辜。我問何以故？邵說政治上許多惡因都是陳種下的。邵與陳同事很久，對陳抱如此態度，可見他當時已經有「國民黨有百非而無一是」的乖謬心理。

原文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曆史》期刊（台北），第8期，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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