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南社（三十三）《陳去病全集》序 - 王飆

原中國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變更登記後，經理事會與主管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中國近代文學學會協商，請作家協會副主席張炯先生任研究會會長，我則忝居常務副會長，協助操持會務。二OO六年，在京召開新一屆理事會預備會議，而陳去病先生之子陳達力先生因患眼疾未能蒞會，未免有所憾。乃高銛（高燮先生後人）與姚昆田（姚光先生後人）兩位副會長告訴我，陳去病後人中，其外孫張夷也在蘇州，創辦景觀園藝設計企業機構，對南社研究事業非常熱心。隨後與張夷先生聯係，始知其尊人張左一先生（陳去病女婿）在江陰文化局工作，多年來，父子二人一直致力於收集整理去病先生遺著。我非常高興，當即表示研究會一定支持。南社三位創始人陳去病、高旭、柳亞子，都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今《柳亞子全集》早已問世，《高旭集》亦已編入柳無忌先生支持的《南社叢書》出版，時殷安如、劉穎白所編《陳去病詩文集》還未付梓。而據我所知，殷、劉兩先生耗費極大心力，然限於條件，所收作品主要根據已刊本或前人抄本，未刊手稿和散見詩文尚待訪輯。遂建議張夷再多方請教從事南社研究的學者，更廣泛地收集資料線索，盡可能琢成全璧，並最好由知名出版社出版。此後，又與著名學者、南社研究專家楊天石、郭長海教授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保民編審聯係，請他們予以協助。三先生皆慨然允諾，足見對整理出版《陳去病全集》俱持共識。

陳去病與南社諸先賢確實值得紀念和研究。

關於南社，一般都介紹它是“革命的文學團體”，大體不錯，但稍失於籠統。我主撰的《中華文學通史·近代卷》，以及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近代文學”分卷主編時所撰詞條，對“南社”都作如下表述：“南社，是二十世紀初以革命民主主義者為中堅，以推翻清朝統治為共同思想基礎，以振起國魂、弘揚國粹為主導文化思想的，全國性、近代性文學社團。”現在看來，末句文字還需作些修改，應稱為“……以文學活動為主的，全國性、近代性文化社團”。如此表述，是因為我認為，需要對南社的政治特征做出更明確和更切當的界定，同時應該揭明其文化特征，而且強調其全國性、近代性的曆史特征。在數千年中國文化史、文學史上，具有全國性、近代性的文學藝術家組織，南社是第一個。繼此之後，第二個才是抗日戰爭時期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新中國則成立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南社是今全國文聯的雛形。僅此一項，就可見南社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所以一九八九年中國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成立時，由全國文聯副主席尹瘦石出任會長，良有以也。

辛亥革命前後，南社飆發雲起，海內風從，對思想啟蒙、反清革命、文學和文化的近代化變革都起了重要作用。陳去病先生為南社中堅，貢獻甚大，楊天石先生在《序》中已有詳論，此處僅贅數語。

柳亞子《十一日得小進來書，以陳巢南、高天梅二君遺墨索題，並媵一詩，次韻奉和》一詩自注中，曾提到當時“時論謂章太炎先生為一民主義者，巢南似之；黃克強先生為二民主義者，天梅似之”。我和天石先生所見相同，以為這一“時論”不足為定讞。辛亥革命時期許多反清革命誌士都有“振大漢之天聲”的民族情緒，但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言，當時“排滿”包括兩重意義：“從驅除滿人那一麵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複君主政體那一麵說，是政治革命。”（《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民國成立後，陳去病又參加“二次革命”，堅持反袁，足證並不格於滿漢之見，而旨在維護共和政體。中山先生曾說與陳去病“十年袍澤，患難同嚐”（《陳母倪節孝君墓碑銘及序》），他們的政見是一致的。但從三十年代所作《盧青海招飲，話總理及伯先、英士諸公軼事》等詩看，他對當政者不顧民生、連年內戰（“剿共”）是不滿的：“苞桑大計曾何及，蠻觸紛爭可暫休。悲憤滿腔誰與寫，隻將詩思壓高秋。”而且應當指出，陳去病之民族主義思想，很重要一方麵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觀其文集中《西藏改建行省議》，揭露“英人遂得乘機闌入，肆意要求，致成今日之局”，主張西藏建省。清道光間，龔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議》，倡言新疆建省，自信“五十年後言定驗”，至光緒中，果設新疆省。陳去病深崇龔自珍，此文顯受龔氏影響，而作於民國初年，至新中國果建西藏自治區，得不可謂關心國計，謀略深遠乎！

高旭曾說南社“欲一洗前代結社之積弊，以作海內文學之導師”（《南社啟》）。其“文學”二字還需考究。當時純文學觀念雖已傳入，但還不占主要地位。所謂“文學”仍包括“文”與“學”，近於今之“文化”。這也是我以為南社當定義為“以文學活動為主的文化社團”的原因。在“文”的方麵，去病先生尤以詩作成就最高。柳亞子序《浩歌堂詩鈔》雲：“以海涵地負之才，值草昧貞元之世，指陳事變，所南《心史》之倫；憑吊故人，唏發《西台》之亞。” 柳亞子所稱道的，主要是這幾類詩：一類為指陳時事，抒寫心誌，多悲歌痛哭，沈雄憤切。第二類追詠漢族曆史，緬懷宋、明遺民和抗清英雄，寄托反清革命之誌。第三類為憑吊南社故人，傷悼革命烈士之作。詩風去華返樸，沉鬱悲慨，也有些詩在寫景中寄寓一種恢闊氣勢、昂揚情調。這些，前此多已言及。而《陳去病全集》則向我們展示並提醒我們注意他在“學”這方麵的成就。柳亞子以治明史為主，陳去病則著力於清史，不知兩人是無意合璧，還是有意分工。其《清秘史》及《明遺民錄》等，宜為當今治清史者所重。晚年教授於東南大學、持誌大學，二十年代所作《詩學綱要》、《辭賦學綱要》等（定稿於一九二七年），亦史亦論，在中國詩歌、辭賦研究學術史上當居一席。所輯《吳江詩錄》、《笠澤詞征》、《鬆陵文集》等，更對鄉邦文獻整理有開拓之功。這些，都有待於更深入地研究。

二OO七年，參加蘇州市政府舉辦的柳亞子誕辰120周年紀念會和上海金山“南社論壇”，曾與張左一、張夷及去病先生長孫陳世安、次孫陳放相晤。不意在陳去病故居還見到了陳去病三女寧利女士。後應聖竹印務公司沈小明之邀赴江陰，又得見陳去病四女即張夷之母明利女士。交談中始知，他們文革前多年不敢提及是陳去病後裔親屬，十年浩劫中，更因懼怕受衝擊，扃門釘窗，逃離居地；所幸改革開放，才各得其所，並能有整理先人遺集之意。聽罷頗生感慨。嚐謁先生故居，前院綠玉青瑤館和家廟有所修葺，陳列不多，天井中孫中山親題“二陳先生之墓”殘碑猶在，而百尺樓已形斑駁。至後院，見一三間連通廳堂，堂內諸物雜陳，一問始知即“浩歌堂”，不覺憮然。遙想當年去病先生在此，“酒殘燈炧，悲憤中來，聽壁上弓砰然與刀鞘擊響，輒瞿然徘徊起舞，淚簌簌下承睫，掩襟袖若雨霰焉”（《垂虹亭長傳》，何等慷慨，而今已成遺跡，尚不知釣雪灘、垂虹橋安在否？同行者還有柳亞子外孫、中國工程院院陳君石院士和南京理工大學柳光遼教授，陳、柳兩家本世交，他們也很關心陳去病遺集的編輯。楊天石先生和我曾分別與兩位南社創始人的後人在綠玉青瑤館前合影，這也是共同關注南社、關注《陳去病全集》的人一次留念吧。

二OO九年值南社成立百年之際，《陳去病全集》終於出版，南社三傑以及多位南社先賢遺集均已麵世。而又適逢建國六十周年，忽然想起陳去病的兩句詩：“差喜朝來新甲子，桃花春水滿澄潭。”（《精衛連夕招飲，會其南去，餘亦西邁，因以為別》）從一九四九年前推一個甲子，是一八八九年，是年光緒親政。隨後就是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庚子國變，直至辛亥革命；而進入民國，則又遭逢袁賊竊國、二次革命、北伐戰爭、十年內戰、八年抗日，直至全國解放。陳去病和南社諸賢生活的這六十年，隻能用貝多芬的兩首樂曲形容：《悲愴奏鳴曲》和《英雄交響樂》。因此新中國的六十年，確實是名副其實的“新甲子”。其間也經曆曲折，但終於迎來發展與和諧，故“差喜”二字也恰如其分。那麽未來的“新甲子”，相信將更是一番“桃花春水滿澄潭”的景象。這是《浩歌堂詩抄》最後一首詩的最後兩句，或許寄托著去病先生的遺願，也不妨戲視之為詩讖吧。

應張左一、張夷先生之請，爰作是序，以誌感焉。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王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