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許良英先生的一次交往兼悼念今日先生之去世

從網上看到，今日許良英先生去世，作為浙大後人，悼念先生一路走好！
我知道許良英這個人是來源於父親。七十年代末，他當時是北京浙大校友會的負責人，有些浙大的事，他來找過父親，如紀念於子三等事宜。聽父親講過他曾是王淦昌先生的得意門生，畢業於湄潭時浙大的物理係，後來又是浙大地下黨的負責人，在1949年杭州解放時，家父曾被推舉為竺可楨校長離校後擔任的臨時校務委員會主席，浙大檔案稱臨時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6月6日，浙江軍管會派出林乎加等軍代表二人，由嚴仁賡、陳立、許良英等九人組成接管小組，監督浙大臨時校務委員會的工作。父親調到中國科學院後，他也前後調到科學院負責出版物把關及院刊編輯和新成立的哲學研究所從事科學哲學和科學思想史研究。想不到反右時他居然成為科學院第一個全院批判的右派，定為極右分子，發配回老家當了20年農民。後來聽說在生活來源全無時，他在農村堅持搞《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工作，處於極機密的國防科研領導崗位的王淦昌得知後，曾以“王京”的名字，按月寄給他30元錢。我在《中關村回憶》中以《王淦昌伯伯的正直人品》一文中提到此事。在該書校對出版前，為了準確核實此事，我在2008年回北京專門拜訪了許良英先生。這也是我唯一一次和許先生的交往。他和夫人王來棣熱情接待了我，他糾正了我文中幾點不確之處，我基本按照他的意見改了，隻是他建議刪除“束星北當過愛因斯坦的助手”一句，我保留改成了“據他自己說曾當過愛因斯坦的助手。”他當時斬釘截鐵的說，這是錯的，他查了資料，束星北絕對沒有當過愛因斯坦的助手。我感覺他是搞科學史的，是個非常謹嚴的人。臨行前，他送我二篇他寫的文章：一篇是“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另一篇是“痛悼恩師王淦昌先生”。前一篇文章包括他詳細考證到束星北先生1943年寫給愛因斯坦的一封信，信的開頭是“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g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我為無緣與您相識而感到遺憾），既然直到1943年束星北先生都沒見過愛因斯坦，那就無從再談他怎麽會在1928年當過愛因斯坦的助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