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光琰之死：1950年響應號召回國 文革全家自殺（一）

下麵轉載曾在中關村15樓315室居住過的後係北京市前副市長白介夫的回憶文章《蕭光琰之死：1950年響應號召回國 文革全家自殺》，原題為《我與蕭光琰的苦澀友誼》，摘自《親曆記：走向1949》吳思編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分三次轉載）：
我走過了八十多個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漸漸淡忘。對有些人與事的記憶，卻是越久遠越清晰。我想告訴人們，告訴下一代，中國一段不應該被忘記的曆史，中國科學界一個不應被遺忘的科學家--蕭光琰。

“外行”領導“內行”

1937年盧溝橋事變，我剛好從師範畢業，便跑到西安，想考進國民黨辦的炮兵學校，又能掙錢，又能抗日。可是我付不起兩塊大洋的報名費，這時想起學校裏曹孟樸老師告訴我們共產黨也抗日救國，於是我就轉身去了延安。這個偶然選擇，決定了我的一生。

到延安時我才十幾歲，此後一直接受共產黨的教育，從沒有懷疑過黨的政策，沒有懷疑過毛主席。在抗日和土改的隊伍裏，解放後在政府機關裏，我都算是個小知識分子。1957年，在一片“外行”要領導“內行”的呼聲中，我被從遼寧省委高教處調到科學院大連石油研究所（後改名為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簡稱“大化所”）任黨委書記，同時兼副所長。這對我來講，是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域。

在一大群學富五車的高級知識分子的包圍中，我近乎文盲。“我行嗎？”雖然當時隻有三十六歲，是以天下為己任，又無所畏懼的年齡，可這種落差還是使我覺得自己很難勝任這個工作。

我沒有專業知識，但是有常識。知道要搞好一個研究所，關鍵就是學術帶頭人。張大煜當時擔任所長，主管科研，我覺得張大煜是一個很好的學術帶頭人，從 心裏尊重他，明確業務上的事情由張大煜來管，我隻是盡量配合他做好科研工作，解決一些思想問題和人事糾紛。我給自己的這種定位雖然部分偏離了黨要領導一切 的航向，卻大大縮小了我和科技人員的距離。

那時候黨政人員也常常參加一些決定學術方向的討論會。例如搞哪種類型的催化劑，怎樣尋找新的燃料？由於一些“外行”在場，科學家們常常要用非常通俗的語言解釋他們的工作，當然從我們的表情也能判斷“外行們”的理解水平。這種尷尬的局麵讓我很不舒服，試圖改變。

我能不能也學學化學？那時候我不知道有個門捷列夫發現了元素周期表，不知道什麽是有機化學，什麽是無機化學。我找了研究員樓南權來給我補化學課。樓南權現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想想那時候他花那麽多時間給一個小學生補課，也真是“大炮打蚊子”了。他用最通俗的語言，為我掃化學盲。我很難理解金剛鑽和煤炭 是由同種元素組成，而碳，氫，氧這三個基本元素，既可以組成糖、麵粉、木頭，也可以形成油。這些不懂讓我感到自然科學的神奇和巨大的吸引力。

我學得越認真、吃力，就越佩服這些科技人員，也由此知道了自己這輩子甚至連化學的皮毛都搞不清楚。這種學習有限地為我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學的常識，卻 讓我常常想到，一個人能忘我地、充滿興趣地在顯微鏡下，在枯燥難解的數字間去追求一般人看不見、想不到的真理，不僅需要特殊的智慧，而且需要獻身精神。所以那些無論如何搞不明白的理論沒有讓我覺得丟麵子，倒是讓我知道培養一個專業人才真不容易，我對科學家們肅然起敬，很希望盡己所能，為他們創造安定的工作 環境。

我對科學家十分尊重的態度使我和他們建立了很好的關係，那時候的人沒有什麽強烈的物質願望，最需要的也就是被尊重了。我交了不少知識分子朋友，蕭光琰是其中之一。我們年齡相仿，經曆完全不同。

蕭光琰的過去

蕭光琰1920年生於日本，後移居美國，讀完大學，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化學博士學位。

五十多年前美國處在麥卡錫主義籠罩下，圍追堵截共產主義思想。知識分子追求的就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所以越是壓製，越有很多年輕人偏偏向往自己也不很明白的共產主義。美國不希望自己培養的技術人才為新中國服務，據說移民局官員常常坐到博士生畢業典禮的現場，動員你留下。

蕭光琰當時在美國美孚石油公司工作，1949年此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固定床單鉑催化重整裝置，應用這種裝置可生產芳烴和高辛烷值汽油。蕭光琰參 與此工作，掌握了一些當時很先進的技術知識，正是英雄想找用武之地的時候。建國初期，中國政府廣招人才。成立了“留美科技工作者協會”，動員留美人才回國 參加建設。“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精神振奮，意氣風發，鬥誌昂揚”。這種形勢下，很多中國留學生，心急如火地想回國報效。熱情浪漫的蕭光琰想到為新中國 服務。

那時候蕭光琰剛剛與甄素輝結婚。蕭光琰曾和我說他父親是汪精衛政府的一個部長，甄素輝的父親給孫中山當過秘書。兩人結婚後感情非常好，問題是甄素輝並沒有回中國的打算。

蕭光琰曾和夫人對此有過很多爭論。甄素輝說：我連中文也不會講，回中國幹什麽呢？現在是共產黨當政，我們沒有為共產黨做過貢獻，誰歡迎我們回去？蕭 光琰認為自己並不參與政治，能把美國最先進的技術帶回國，就是貢獻。至於在中國工作能否如願，生活能否習慣，各種愛好如何滿足，他沒有細想。決心已定，誰 也改變不了。

蕭光琰說，如果你實在不想回中國，我就自己回去。有人說“好的婚姻是男人找到崇拜自己的女人，女人找
到自己崇拜的男人”。蕭光琰和甄素輝大概就是這種關係吧。在我的記憶中，甄素輝對蕭光琰是崇拜的。甄素輝讓步了。

1950年12月，這對夫婦滿懷年輕人的激情，帶著對中國的石油發展事業有用的資料和大批圖書，回到了沒有朋友，沒有親人的祖國。

來到天安門廣場，他們看到巨大的毛澤東像 懸掛在天安門城樓正中間，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的標語口號到處都是。美國是個強調個體和尊重個體的社會，各持各的觀點，中國則是強調集體觀念，全民一 致，努力表達對共產黨，對毛主席的感激和崇拜。對貧窮，對落後，他還有些思想準備，而這種政治氣氛，對蕭光琰來說有些生疏，有些隔膜，感到要盡快適應這個 他了解甚少的社會。

他被分配到石油部(那時叫燃料部)。當時石油部還沒有能力成立自己的研究所，就招聘一些科技人才，又送到有研究基礎的地方代培。蕭光琰是其中之一。 他在北京做了短暫的停留，就到了東北科學研究所大連分所（現在的“大化所”）。石油部鑒定了他帶回來的資料，認為對發展當時中國還很落後的石油工業有重大 價值，他甚感欣慰。

當蕭光琰和甄素輝翻開了在中國生活的第一頁時，發現他們麵對著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

蕭光琰離開學校不久，還很留戀大學的文化生活，剛回國各方麵的條件都不是太好。在優越的環境中長大的他，覺得人的生活中少了音樂、繪畫、體育活動， 豈不太枯燥了！甄素輝花了很多時間布置他們的小家，想買幅裝飾畫掛在牆上，可到處都在賣領袖像，她不明白政治人物怎麽能掛在家裏呢，美國沒人把總統作為裝 飾掛在家裏。

作為一個技術人員，蕭光琰在中國受到在美國不曾有過的重視，生活待遇也相當不錯。他曾對我說：在美國他是一個一般的技術人員，有工作的時候生活會非常好，房子、汽車隨之而來，如果失業，馬上會一無所有。在中國生活比較穩定，還可以參與一些技術決策。當時對石油煉製采用什麽催化劑有很多爭論，有人主張用鉬做催化劑，鉬要比鉑便宜，不用進口。從最終效果看，鉑雖然貴，但催化效率高，收率高。最後還 是按著蕭光琰的方案，采用了鉑重整技術。北京石油煉製所成立後，接著進行鉑重整中間放大試驗，也很成功，到六十年代，用這個技術建成了大型的工業生產裝 置，成為當時工業戰線上“五朵金花”的新技術之一。我國的石油工業發展到今天，不應該忘記蕭光琰的巨大貢獻。

就在他剛剛回國九個月，認為自己會大有作為的時候，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1951年開始了大規模的思想改造運動，主要是針對“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培養的高級知識分子，批判他們崇美、恐美的思想。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很多知 識分子起到了社會良心的作用，很有聲望。為了奪取政權，共產黨注意保護和爭取人才，在黨的周圍團結了一大批各類優秀的知識分子。奪取政權以後，他們有比較 優厚的生活待遇，以便發揮他們的一技之長。但是不能讓思想自由、愛提異議的知識分子翹尾巴，仗著自己懂點兒業務，就忽視黨的領導。結果是大批德高望重的知 識精英，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站出來“脫褲子割尾巴”，當著全國人民的麵集體自辱。對這一點，很多知識分子都沒有思想準備，蕭光琰剛剛回國九個月，對此 就更是始料不及。

他迎來了人生的第一次打擊

那時抗美援朝已經開始，人們懷疑從美國回來的人成為很自然的事。運動初期，蕭光琰隱約感到有些人不敢和他說話，無言中拒他於千裏之外。運動深入以 後，有人開始在會上質疑他回國的動機。人們當時最不理解的就是“你在美國生活條件那麽好，為什麽選擇回中國？”他平時偶爾談到自己在美國的工作或者生活情 況，被當作崇洋媚外加以批判。

當時蕭光琰剛三十出頭，從小學到取得博士學位，血氣方剛，沒有韌性。有人記得有一次在會上，他聽著根本聽不懂的批判內容，麵對著他根本無法理解的革 命群眾，產生了難以忍耐的憤怒，氣得把眼鏡都摔了，他這種對抗運動的態度，也讓群眾對他更有看法。他認為很多批判實在太無理，盼望有人出來澄清事實，可是 沒有。當時大家都在爭先恐後地表達對黨、對毛主席的熱愛。蕭光琰想這也許是下麵的人臆想出來的不實之詞。遇到不合理的事，要據理力爭，不能沉默。他要向上 麵講清楚，於是人們經常看到他給領導寫信，凡事都要求“有個說法”。他自己說話有理有據，也要求別人有科學態度。

當時的領導碰到這種情況經常是不了了之，不想明確回答，也無法明確回答。運動是他們領導的，他們的責任是激發群眾的革命熱情，當然向蕭光琰沒辦法解釋。

得不到“說法”，蕭光琰無法忍受。在美國，得不到回應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罷工或換地方。換工作不容易，於是他就自行“罷工”。有時候好幾天都不去上 班，在家鬧情緒。那時候，人們對美國回來的博士還是兩重態度，既覺得政治上比他高一截，心理上又有些敬畏。所以也沒人管他，這又引起周圍一些人對他更大的 不滿。

回國時他充滿幻想，忽然間一切都破滅了。剛剛三十多歲，下半生就要在這種懷疑中度過。在這種氣氛下，科研工作還能出任何成果嗎？甄素輝能受得了嗎？ 他變得憂心忡忡，焦躁不安，徹夜難眠。後來的運動中，沒人阻止對蕭光琰無中生有的批判和懷疑，而這種批判又讓他沒有任何退路。自己這樣千辛萬苦回到中國， 得到的竟然是懷疑，這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

蕭光琰失去了做研究工作的心態，腦子也閃不出智慧的火花。常常書放在那裏，看不進去。有人看到他經常呆坐的樣子，就說：蕭先生這樣下去，可能會自殺。他有科研能力，但現實不要他出力；他有頭腦，但必須按特定的方式思考。他隻好努力讓自己的穿戴、言行都符合大眾口味。

有人說那時他曾有過自虐的行為，用自己的頭撞暖氣片，他用這樣的方法懲罰自己，發泄自己極端抑鬱的憤怒。為了安靜下來，有時他吃很多安眠藥。他情緒的波動，給甄素輝很大的壓力。可她是一個極其賢惠的夫人，不管蕭光琰怎樣，她都理解。這對夫妻，回國以後真是相濡以沫。

運動過去，生活恢複了平靜。一道深深的傷痕已經在這對夫婦心中留下。本來就沒什麽朋友，此時變得更加身孤影單，實驗室裏，蕭光琰也更少言寡語了。運動過去以後，所裏的領導認識到思想改造運動對蕭光琰的猜測是毫無根據的，使他受傷害不小，向他表示歉意。當時還專門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蕭光琰是 個非常天真的人，馬上不計前嫌，重振情緒，又開始努力工作。不久，他們的生活有了新的生機，女兒出生了，給她起名叫蕭洛蓮，小名就叫洛洛。

1956年初，北京石油煉製研究所正式成立，希望在大連代培了幾年的蕭光琰到北京工作。蕭光琰感到很矛盾，他雖然在大連受到傷害，但仍然熱愛那裏。後來他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時間，想體會一下那裏的工作環境，最後覺 得還是大連石油所搞基礎科研比較多，更適合他，就決定留在大連。在美國，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是再正常也沒有的事了，如果有兩個地方都要你，當然要反 複進行比較。可當時人們要達到的思想境界是“我是革命的一塊磚，哪裏需要哪裏安，放到天安門城樓上不驕傲，放到廁所裏不悲觀。”大家都在表示堅決服從分 配，即使不服從也都找個說得出口的理由。蕭光琰的做法顯得很個別，他的猶豫被看成是患得患失，個人主義。而他自己則渾然不知周圍人對他的看法，他認為選擇 到哪裏工作，完全是個人行為，自己有選擇的權利。

幾經周折，他的人事關係正式轉到大化所。

我和蕭光琰成為朋友

大概蕭光琰看到我不愛喊大口號，比較有人情味，認定我會成為他的朋友。看到我聽學術討論時滿頭霧水的樣子，他沒有瞧不起，反而主動用一些通俗語言給我講解，讓我了解什麽是催化劑，為什麽在各種化學反應中它那麽重要。

我們比較熟悉了以後，蕭光琰問我是否會打網球。我說我連網球拍子都沒有摸過。蕭光琰酷愛打網球，說起打網球都興奮得很，他立刻鼓動我學網球。他說你一定會上癮，我可以教你。我那時年輕，活躍，這既是消遣娛樂，又是一個和科學家交往的機會，就一口答應了。

受他感染，我也愛上了網球。網球場上龍騰虎躍，沒有煩惱，沒有偽飾造作，沒有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隻有輸贏。出一身汗，頭腦特別清楚。當時大連市正好有個得天獨厚的網球場，離蕭光琰家非常近，我們便經常相約周末打網球。網球這個媒介，促進了我們兩個人及兩家人的頻繁來往。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不以利害相交，無拘無束，熱愛生活。

應接不暇的新運動

1957年毛主席發表了“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篇文章，大鳴大放開始了。人們開始給各級領導提意見。

蕭光琰已經有了思想改造運動的教訓，言行越來越謹慎。但是當他讀了毛主席的文章，還是覺得大大地給自己增長了底氣，把這篇文章拿去給支部書記看，要證明一下過去人們對他的態度是不對的，沒按毛主席說的辦，沒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忽然間形勢大變，《人民日報》發表《工人階級說話了》。我們研究所相鄰的大連工學院（如今的大連理工大學）和大連海運學院等高等院校，頻頻向市委報捷，今天抓出幾個右派，明天抓出幾個右派，唯獨我們所無聲無息。我覺得研究人員提幾條意見，根本不是什麽惡意攻擊，更沒有要推翻共產黨，怎麽會是右派呢？ 周圍的好心人不斷警告我要趕緊跟上形勢，我自己也能清楚地嗅到火藥味。逼人的形勢讓我感到再不開始抓右派，自己就要成右派了。無奈之中，我召集黨委會，討 論抓右派的問題。那時我到所裏剛剛幾個月，什麽情況都不了解，經過幾次黨委會討論，就決定了右派名單，有研究員彭紹逸等，我知道他們是被冤枉的，這是我一 生做過的最大的違心事。以後在形勢允許時，我盡自己所能盡快幫他們摘掉右派帽子，誠懇地向他們道歉。

右派的名單中沒有蕭光琰，他暗自慶幸自己沒亂說話。當時抓右派是殺雞給猴看，以一儆百。結果它也確實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大躍進開始了

到處都是“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當時我家院子和大連工學院化工樓的後院相通。大學生們用耐火磚在院子裏蓋了個小高爐，所謂的小高爐比農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連把鐵化掉都不可能，更別說煉製成什麽有用的東西了。

蕭光琰來我家，看著前院的小高爐就問我：煉鐵、煉鋼不是工廠的事嗎？要有專業知識，要有預算，要建廠，煉鋼的溫度很高，要有特殊設備，怎麽能挖個坑 就搞全民煉鋼？還說：有一天回家，他發現院子門上的門閂沒有了，進了家門問保姆，門閂怎麽沒有了？保姆說，來了一群學生，要找鐵鍋、鐵鏟子去煉鐵，保姆說 鍋還要用來做飯呢，學生們就把門閂拆走了。

更可笑的是他家阿姨買了新枕頭套，他累了一天，想放鬆一下，剛要躺下，一看枕頭套上印著醒目的大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他說：這是枕頭啊，是 讓人休息睡覺的，要是躺在枕頭上都要鼓足幹勁，那人也太緊張了！能不失眠嗎？我聽了也樂了，覺得往枕頭上印口號固然可笑，可蕭光琰也太認真了，你視而不見 不就行了。

很快，大躍進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學界。原來計劃三年完成的任務，現在開始用一年、三個月、甚至幾個星期來完成。於是接二連三地出“成果”，一有“成 果”就敲鑼打鼓，連夜到黨委報喜。不過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斷不出什麽屬於真正的“科研成果”，可憑常識就知道三天兩頭出成果是違反科學規律的， 又不能說你們讓專家評論評論是不是成果再來報喜。多年“革命經驗”告訴我，要維護黨的政策，不能打擊群眾熱情，那樣就會犯政治錯誤。

不能直截了當地阻止，無形中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群眾爭先恐後地報喜。有一個蘇聯專家找到我說：“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們要把中國的科學事業引向何處去。”

反右運動以後，做事情根據政治需要，不講科學成了我們的特點。有人是真不懂科學，有人懂，卻不敢講反麵意見。每場運動，都有一些知識分子緊跟形勢， 推波助瀾。好多著名科學家出來論證，為什麽畝產可以萬斤，為什麽要消滅麻雀，為什麽在毛筆帽上刻個洞，接上自來水，就發出能洗碗的自製超聲波。組織上要掌 握每個人說過什麽，想過什麽，行為如何，是否忠於共產黨。每個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遷，都賴於這種評價，於是千人一腔，萬人一麵，趨炎附勢成為潮流。

在中國生長的人，順應潮流比較容易，可對蕭光琰來講真是很困難！他常常找我講他的不理解。不過蕭光琰還是在努力跟上形勢。他帶著石油所的年輕人，到大連石油七廠，找到當時的總工程師張遷芳，了解工廠對科研工作的需求，想找到既有理論意義又有使用價值的題目。（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