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人
描述中關村的人和事.
文化大革命開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中國人和人之間的相互傷害，走向極點。我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每天挨鬥。
我經常被拉出去遊街。一次造反派把我拉到街上時，給我掛個大牌子，我們手裏還拿著盆，拿著棍，一邊敲一邊跟著喊打倒自己。人群中的女兒看到了我，我 心中嘀咕著回家怎麽向他們解釋。回家後夫人、孩子像迎接“英雄凱旋”一樣，準備了好飯好菜，想用這種辦法安慰我，我知道瞞也瞞不住幹脆直話直說，“今天我 被遊街了，給我掛個大牌子，寫著‘打倒鐵杆保皇派白介夫’，不過我一看，旁邊那人掛的牌子上寫的是‘打倒鋼杆保皇派×××’，心裏想，還有比我硬的呢！” 全家大笑起來。
另一次鬥爭會上，造反派給我帶了頂常見的很高很尖的紙帽子。不知誰想出來新花樣，給我旁邊那個挨鬥的人戴了頂老戲裏縣官戴的帽子。兩邊有兩個大耳 朵，鬥他時一按他的頭，兩個大耳朵就跟著一煽一煽的，我看著覺得很可笑，雖然在挨鬥，心情並不壞。這時候，突然有個造反派黨委副書記，年紀比我還大，上台狠狠煽了我兩巴掌，以表現他的革命精神。那時有很多這樣的人。
人有群膽沒有孤膽。那時候被打倒的人很多，心裏不太緊張。在挨鬥時，周圍很多人，特別是所裏的工人對我仍然特別好。一次鬥爭會上，造反派把我按到地 上跪下。這時一個外號叫唐二愣的工人，對著造反派大叫了一聲：“別讓他跪著，他跪著也比你們站著高。”我當時心裏真是感動。唐二愣馬上也進了專政隊，他出身好，什麽也不怕，造反派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不久，造反派讓我收拾東西，我知道以後就不許我回家了。那時候周圍已經有不少人自殺，包括我的好朋友王誌華（科學院的副秘書長）。我曾參加抗日，有 跟著共產黨打天下的曆史背景，記得當群眾敲鑼打鼓開除我黨籍的時候，我很自信地對家人說，如果我被開除，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得被開除。我長期做人的工作，知道怎樣在盡量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保護自己，本身性格也比較平和，不很激烈，總是相信這種情況會改變。這些因素都使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猛烈衝擊有較強的耐受 力，即使這樣，有時候我也覺得很難熬，很理解人為什麽會想到自殺。
我被關在專政隊時，常常會想到過去在一起的同事都怎麽樣了？我常常想到蕭光琰，很為他擔心。蕭光琰的曆史背景不能給他任何保護，他的思想行為和當時 的社會有如此之多的格格不入，他性情急躁，有人說他像個玻璃製品，透明，堅硬，很容易破碎。他夫人中國話都講不流利，他們一家怎麽度過這場災難？他們挺得住嗎？
我被放出來不久，就聽說了蕭光琰的遭遇。我這麽不愛激動的人，卻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靜下來。
走向深淵
根據我對蕭光琰的了解，和他周圍人陸陸續續的述說，他生活的最後片斷，在我麵前一幕一幕地閃現。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蕭光琰像當時中國無數的臭老九一樣，成了被打倒的對象。他家也像我家一樣，擠進其他幾家人。住進來的人要共用廚房、廁所。這對很習慣保護隱私的蕭光琰來講，是太不習慣了，突然，你的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的監視之下。
他和他夫人本來就不太會做飯，這時候幾家人擠在一個廚房，常常沒有空間輪上他們做飯。在外麵挨了批鬥回家，隻能喝口水，吃幾塊餅幹。周圍的人都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自我保護意識，對他們一家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誰也不敢理他們，冷眼和歧視包圍著他們。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以及過去那些對他生活作風、工作作風的批判已經太不夠分量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個最專製同時也是最自由的空間，隻要你出身好，或暫時屬於“革命群眾”，那你就可以發揮自己最豐富的想像力去臆測別人的心理，去給別人扣帽子。所裏的大字報又再次推斷蕭光琰回中國是想當特務。
盡管蕭光琰想努力適應中國的環境，到頭來還隻能當個反麵教員。他回中國以後除了給哥哥寫寫信，從沒和其他在國外的人來往過，他心裏清楚自己不是特 務。至於其它問題，其實大多是學術問題，因為接受了一套美國實驗室和公司的管理方法，在中國不適用，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自己原本不參與政治，與人無爭，與世無爭，哪裏有能力去反黨。
文革開始時，蕭光琰還能承受。起碼他每天還能回家。洛洛生在中國，文革開始時她隻有十四歲，當時學校裏開始把同學分成“黑五類，紅五類”，她當然屬於“黑五類”，壓力很大。因此也清楚地感到爸爸的心理壓力，
蕭光琰一家一直在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盼望情況起變化。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他們全家都挺住了。可形勢愈加惡化。工宣隊又進駐了大化所。蕭光琰意識到，自己遇到比以往更大的危機。
工宣隊有個人老是戴著八角帽，大家都叫他“八角帽”，是大連電磁場的工人。態度很凶狠，動輒就動手打人。1968年10月5日，工宣隊派人把蕭光琰抓進“牛棚”，與其他？鬼蛇神集中在一起。同時，抄了蕭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錢的財物，其中包括甄素輝父親給她留下的家傳的戒指（有人說是孫中山送給她家的）。
在中國這個環境中，蕭光琰特殊的經曆，使他比一般人更依賴他的家，突然進了專政隊，離開了夫人，離開了女兒，他感到失去了一切。前麵一片黑暗。
人們在努力證明他是特務，不管有沒有根據。工宣隊希望工作有成績，能抓出美國特務，在當時多榮耀啊。於是蕭光琰被搞成有背景、有組織的特務機構的成 員。人們不去追究這特務是真是假。當時所謂？打擊一小撮，保護一大片。”其實是“打擊一小撮，嚇倒一大片。”大多數群眾是順應潮流的，也形成一種可怕的力量。
“八角帽”的功勞越來越大。在他眼裏，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麽“教育”都不過分，他們沒有什麽功勞，卻過著比工人好得多的生活。他們用當地人發 “博士”的諧音給蕭光琰起了個外號叫“白屎”。從蕭光琰的交代裏得不到更多的特務活動信息，為了擴大戰果，有人開始動武，特別是“八角帽”，認為這樣才可 能讓他徹底交待問題。每天拳打腳踢，甚至用“三角帶”這種特製的刑具來鞭打。嚴厲的、無休止的“審訊”周而複始：你在美國掙那麽多錢，生活那麽好，為什麽 回到中國？你能把美國的資料弄到中國來，一定也能把中國的資料弄到美國去，你為美帝國主義搞了多少情報？
蕭光琰不斷地寫檢查，寫揭發材料，回答他永遠找不到答案的問題。他寫出來的東西不能讓工宣隊滿意，他們需要的是有轟動效果的揭發材料。他們逼他一遍遍地寫。
四顧無援，遍體鱗傷的他，在經曆了世道人心，生死榮辱之後，心如死灰。剛歸國的時候受到懷疑，五年，十年還在懷疑，回國服務快二十年了，還在懷疑。他麵對著一個他無法理解、也無法理解他的世界。
1968年12月6日，工宣隊的“八角帽”又對蕭光琰進行體罰。他精神特別壞，喃喃自語：“共產黨的政策是給出路的……”在這段時間裏，他一定反複 想過自己的出路，尋找過生存下去的理由。可是，他看不到出路。他不想連累家人，不想辜負甄素輝的感情，更不想對不起孩子。最好的辦法就是什麽也不留下，讓他們更容易劃清界限。這幾乎是文革中自殺的人的共同特點，要麽不留遺囑，要麽留遺囑把自己大罵一頓，為的是不牽連家人。
12月11日晨，當專政隊員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時，蕭光琰終於不必再起來，麵對這個醜惡的世界了。驗屍結果：服過量安眠藥--巴比妥自殺。他走了，帶著滿身的傷痕。他剛剛四十八歲。
這是“八角帽”沒有想到的，也是工宣隊的頭頭沒有想到的。他們不知道靈魂高貴的人往往脆弱。據說工宣隊也感到緊張，他們加緊搜查了每個被專政的人，防止再有“畏罪自殺”的。可見他們知道把人逼上絕路是錯誤的。但工宣隊同時宣布這是階級敵人走投無路時的選擇，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工宣隊的人貼出了“特大喜訊”曉喻全科學院，決定“乘勝前進，深挖一切階級敵人”。
他們確實取得了偉大成果。由大連化學物理所，大連海運學院，大連運輸公司、大連婦產醫院組成了聯合專案組，並命名編號，把以蕭光琰為中心的(三○一)特務集團案列為重點大案，進行緊張的內查外調，株連所及達十一個單位二十六人，其中包括和蕭光琰交換過熱帶魚的老理發員，以至給蕭博士打過針的護士。當然，他們說這是“清隊的重大收獲”，“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但可惜的是，任你怎樣政策攻心，棍棒啟口，硬是搞不到一點像樣的證據。所以，“三○一”一案實質上毫無結果，以至不了了之。可惡的是， “專政隊”的暴徒及其幕後指使人的功勞卻不減。大連化學物理所已經得到上級的重視，不久，他們就成為毛遠新親自抓的典型，作為“工人階級占領科研部門”的 活樣板，把他們的‘經驗’赫然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九泉相會
在蕭光琰已經長眠不醒時，甄素輝正在營城子農場勞動改造。當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隊的人把她叫到大化所。嚴肅地宣布：“反革命特務分子蕭光琰畏罪自殺，他的問題是敵我性質的。你要繼續交待。”
甄素輝異常安靜。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著丈夫的遺體，提出了任何人都沒法拒絕的要求：準許她請兩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見的孩子，她的請求被批準。她當天就回家了。自從他們夫婦倆被關起來，十四歲的洛洛就開始孤身一人，無人照料。
甄素輝天性柔弱，卻善解人意，在蕭光琰心情惡劣時，她總是輕聲細語地給他安慰。她外圓內方，有自己生活的原則，做人的原則。蕭光琰多次挨批判，甄素 輝永遠站在他身邊。可是蕭光琰悄悄地走了，沒留下一句話。出於母親的本能，甄素輝不能不想，如果她隨蕭光琰走，洛洛怎麽辦？洛洛沒有成熟到能像成人一樣為自己負責，又不是幼稚的不懂事的小孩子，我想甄素輝一定和女兒進行過一場世界上最艱難的談話，進行了外人無法判斷的生死抉擇。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張照片留給 了同學，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麵工工整整地寫著：永久的紀念。看來她對一切是有準備的。
甄素輝和洛洛一起包了餃子，一起吃了餃子。幾天後，當人們發現她們的屍體時，母女倆緊緊地相擁，淒然地告別了這個世界。
多少年來洛洛可愛的樣子一直在我麵前晃動，無法忘卻的可愛、弱小與無辜！剛剛十六歲，正值對未來充滿美好幻想的花樣年華。我也一直想為什麽甄素輝能作出這樣的選擇？唯一的解釋是她心中充滿太深切的愛與太徹底的絕望！
據說周總理知道了這件事，而且親自過問，追究責任。當年毒打蕭光琰的“八角帽”和工宣隊的頭頭都受到了處罰。
我不能說蕭光琰是一個沒有弱點的人，但我可以說，我自己，我周圍的很多人，愧對蕭光琰的赤子之心，愧對蕭光琰對我們黨、我們國家、和對我們的信任。 他曾懷著怎樣的熱情踏上這片土地，又懷著怎樣的絕望無聲離去？曆盡淒風苦雨之後，他的一家竟選擇了這樣的方法駛進人生避風的港灣，這成為我心中永遠的痛。
愧對蕭光琰的親人
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蕭光琰的哥哥蕭光灝從美國回到中國，他要求和我見麵。我當時很奇怪，他為什麽要見我呢？蕭光琰去世時，我離開大化所已經三年多 了。我的印象中，他的哥哥應該比我大幾歲，但看上去挺年輕。他一下失去幾個親人，卻仍不失其溫和善良。見到他，我除了寒暄，竟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心中湧起的全部是難過和慚愧。
蕭光灝話還沒開始，已是老淚縱橫。
他說他很後悔，那時候蕭光琰多次寫信想見見他，來中國也可以，到香港見麵也可以，他對中國的一些情況也有所聞，但自己的工作放不下，一直沒回來。總 以為都還年輕，將來見麵的機會很多。實在沒想到此生不能再見。每當想到這裏，他就覺得沒有盡到當哥哥的責任，蕭光琰一定是有難處才多次寫信想見他。可蕭光琰在信裏從沒講過他的真實處境。他怪罪自己為什麽就沒早一點兒想到呢。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美國也有報道，那時能設想蕭光琰的處境，可已經無法聯係，現在來 了，可是太晚了！什麽也不能為他做了。
蕭光灝說他很早以前就從光琰的信中知道，我和蕭光琰關係很好，給了他很多關照和幫助，他這次來一個是想看看弟弟、妹妹生活過的環境，看看他們走過的 街道，他們工作過的地方，做點生者還能為他們做的事；另外就是想來看看蕭光琰的朋友，也表示一點謝意。他說蕭光琰在回中國這段時間裏，除了家庭之外，總還嚐到了一些人間溫暖。
不是指責，不是聲討和憤怒，而是感謝，這是我萬萬沒想到的。作為一個基層領導，其實很多批判打擊蕭光琰的運動都是我領導的。雖然有很多都是不得已而為之，但這畢竟有一份我的責任。聽到這裏我實在有些聽不下去了。我很想說“對不起”。
我不記得當時我都對他說了些什麽，可我記得自己曆經劫難，剛剛在走上坡路，還心有餘悸。當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心中有再多的不滿也不敢否定文化大 革命，不敢否定任何一次政治運動。我不想去說空話大話，也不敢說出自己真正想說的話，那種惶惑和尷尬的心境至今記憶猶新。聽說他來中國還有一件事，就是想找到當時孫中山送的那個戒指，對他來講，這個戒指有太多的紀念意義。後來調查，這個戒指被當時抄蕭光琰家的人賣了，最後也沒有找到。
現在的中國我以為可以講真話了，可是與蕭光灝天各一方，也許我們永遠失去了交談的機會。我已經八十多歲，一直堅持打網球，揮拍之間，我常常想到蕭光 琰，想到他說要練好基本功，想到我們曾經的友誼。到現在我也打聽不到蕭光琰一家的骨灰在哪裏。這樣一個和睦的家，以這樣慘烈的形式寫下了這樣的悲劇，是我們民族的不幸。那個荒誕的歲月的形成，應該反省的不僅僅是上層領導，也包括我們基層領導。每一層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份責任。蕭光灝也快九十歲了，我希 望他能知道，我們沒有忘記蕭光琰，沒有忘記這個充滿愛國熱情的科學家的毅然選擇，沒有忘記他對中國石油工業的貢獻，沒有忘記我們給他造成的致命傷害。
曆史常常會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期盼“蕭光琰”式的家庭悲劇不以任何方式再現。我們急需建立起有效的監督機製，不靠英雄人物來扭轉乾坤，使這個國家即使有錯誤，也行而不遠。我們也要完善我們的文化，增強其包容性，容納不同的習俗及思維方式。
不能從苦難中汲取教訓的民族，一定是沒有前途的民族。
注：我年事已高，記憶會有很多的不準確和疏漏，可自己已經沒有精力去找人核實。若有當事人了解更詳細、準確的情況，我希望本文有機會得到補充和修 改。文章大概成稿後，讓女兒去大連，找當年與蕭光琰共事的人核實和補充了一些情況，他們是陳慶道、李文釗、劉宗海、陳怡萱。另外關力、劉秋榮、楊海平對本文進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在此一並表示感謝。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