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武大校長劉道玉給清華大學的公開信

 清華，您好！

清華大學即將迎來百年華誕的喜慶，我借此機會，向清華大學的師生員工表示衷心的祝賀：祝賀你們在過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為這些成就做出貢獻者們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們百尺竿頭，更上一層樓！

在中國，清華大學有著“中國麻省理工”之稱的美譽，說明貴校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一直認為，清華大學是我國重點大學的“排頭兵”，是最有希望最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學之一。這說明，貴校重任在肩，千萬不要辜負了自己所承擔的重大使命。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也迎來了建校150周年的紀念，我看了兩校為慶祝校慶的安排，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據麻省理工學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將舉行一係列盛大的慶祝活動，在持續150天的校慶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貢獻者致敬，而且將舉行嚴肅的反思活動，思考如何繼續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麵臨的最緊迫的問題。”

然而，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的籌備工作，早在5年以前就成立了籌備委員會，後又改為組織委員會，下設 11個專項工作組。此外，還成立了發展委員會和顧問委員會，3年以前就開始了1000天的倒計時活動。籌備工作不謂不充分，輿論不謂不大。可是，整個校慶活動依然沒有擺脫傳統格式化的思維窠臼——大造輿論，邀請名人捧場，極盡評功擺好之能事。自去年以來，該校就開展了“百年賦”、“我愛清華”、“百年清華、行健不息”、“兩岸同心”等活動，而且還把輿論造到了國外去了。去年，該校派代表團訪日，舉行了“東京大學—清華大學周”和“早稻田—清華大學日”活動。在美國的造勢的範圍更大，先後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舉辦了“清華周”，在芝加哥大學、麻省理工、哥倫比亞舉辦了“清華日”，在哈佛大學舉辦了“清華大學與哈佛大學學生論壇”。

但是，我卻沒有看到清華大學有任何一項反思活動，更沒有像麻省那樣“嚴肅的反思”，這就是清華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之間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對反思有過很多的論述，他說：“哲學認識的方式隻是一種反思”。:因此，反思是人類認識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認識事物的本質，就必須進行反思。不經過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發展中的經驗和教訓，就不能認清教育的規律，不能成為一個清醒的領導者，也就不能使我國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發展道路。

既然沒有看到清華大學的反思，那麽我作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於責任感的驅使，不妨替你們作一點點反思，但願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學應當選擇什麽樣的校長？這個問題的答案本來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學應當選擇一流的教育家當校長，但是這個問題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各重點大學都沒有解決好。為了說明問題，我不得不重提5年前發生在清華的一件事。2005年5月11日，清華大學校長主持台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的演講，演講完畢贈送禮品時，校長念黃遵憲的《贈梁任父同年》詩時，由於不認識小篆的“侉”字而語塞，並進一步導致舉止失措，把贈送禮物說成了“捐贈禮物”，接受對方禮品後又忘記說聲“謝謝”。這本來是很莊嚴的場合，卻鬧出了大笑話，並遭到了普遍的批評。漢語言文字博大精深，誰都有念錯字的時候，我也念過錯字。我們無意苛求科學家要會認識篆體字，一定要懂得古詩文，但作為大學校長必須具有較高的人文素質。對此，著名的文化學大師王元化先生在逝世前曾批評說：“大學校長由對人文科學茫然不曉的理科教授擔任，而此種現象導致大學文科奄奄無生氣，人文精神的失落。”這件事並不能怪罪校長，而隻是暴露了我們遴選大學校長標準和方法上存在的問題，如果把遴選校長的權力交給學校的教授委員會，相信他們能夠選舉出符合教育家標準的校長。

其實，在清華大學的曆史上，曾經有過許多傑出的校長，如梅貽琦、蔣南翔、劉達、劉冰等，從治校的實踐中，他們要麽成了學者化的職業校長，或者是革命化的職業校長。梅貽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學博士，他的成名並不是因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台灣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頭銜），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話：“大學乃大師之謂也，而非大樓之謂也”，至今仍然被我國教育界所傳誦！這幾位校長作為著名的教育家，其業績和教育思想，都已載入我國高等教育史冊。對比起來，自80年代開始，清華大學的曆任校長都是院士，他們都是雙肩挑的學者，不能專心致誌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於辦好學校，因此他們都沒有成為有影響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85年以前曾說過：“做一個學校的校長，談何容易！說得小些，他關係到千百人的學業前途；說得大些，他關係到國家與學術之興衰。這種事業之責任，不值得一個整個（指心無旁騖）的人去擔負嗎？”問題就在這裏，我國現在不僅校長，而且有些部處長也搞雙肩挑，他們怎麽可能做到“魚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華應當珍惜自己的經驗，選拔那些教育家當校長，心無旁騖地領導和管理好學校。也許，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長的要求，但必須放棄學術研究，要以學校的利益為最高的利益，絕不能利用校長的資源營建個人的學術汕頭，像世界那些著名大學校長一樣，做一個專心致誌的職業化校長。根據過去的經驗，從國家部委或省市的領導人中，選拔那些既受過良好教育（假博士不要）又有民主作風的人，到部分大學擔任校長，也許比直接從教授中選拔要更好一些。

第二，應當樹立什麽樣的大學精神？在清華大學的介紹中說：“學校精神：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華大學的百年校史上，的確存在著怎樣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蘊育出了大批翹楚和大師級的人物。可惜，這種精神並沒有繼承下來，無論是獨立也好，或是自由也好，恐怕都隻是停留在口頭上。請問：你們對教育部有自己的獨立自主權嗎？你們又給了學校的教授和學生們多少的獨立和自由呢？如果你們真的有獨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陳丹青先生又怎麽會辭職呢？反倒是，他離開清華以後，才真正獲得了創作上的獨立和自由，這難道不值得你們認真的反思嗎？

第三，一流大學應當具有鮮明的特色，絕不能貪大求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特色十分鮮明，她是世界 “理工科之王”，她擁有世界獨一無二的“媒體實驗室”，這是一個被稱為“創造的搖籃”的研究機構，專注於發明創造，而非科技產品化的開發。正因為他們注重原創性的研究，所以才發明了世界第一個“旋風電腦”、幽靈隱形轟炸機、第一個擁有人類感情的機器人等成就。同時，他們先後誕生了76個諾貝爾獎的獲得者，這可能是我國舉全國高校之力也無法企及的榮譽。美國其他大學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和理論物理，哈佛大學的行政管理，耶魯大學的法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派，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高能物理勞倫斯學派等。

可是，我國大學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個性和特色。過去，人們都知道清華大學的建築係和水利係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現在不知道什麽是清華的特色。據介紹，清華大學的重點學科有49個，擁有全國第一的學科就有38個之多，重點多了就沒有重點，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沒有被認為最吃香的醫學院、法學院和商學院，盡管有人建議要辦這些學院，可是校長雪莉-帝爾曼卻說：“，正因為我們不需什麽都做，我們才能夠集中所有精力和資源來幹兩件事，一是非常嚴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學術化的研究生教育。我們把這兩件事做到了極致。我們認為，小就是美！”1997年該校數學家安德魯-懷爾斯足不出戶，用7年時間證明了困擾世界數學界358年的費馬大定理，從而創造了世界學術界的奇跡！這才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本色，我們應當反思“大而全”的辦學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誤區，我們最終可能建設不出真正達到美國研究型那樣一流水平的大學。

第四，世界一流大學應具有什麽樣的學風？20世紀初，是清華大學的黃金時代，當時的國學院擁有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趙元任四位大師，他們年齡都在五十歲以下，都正值風華正茂。王國維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間詞話》，在談到治學的精神時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裏尋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這是王國維先生和那時一代學者治學的學風。“獨上高樓”是什麽意思？就是進入“象牙塔”，像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所說：“樹立以學術為終身誌業”的誌向，隻有這種精神，才能從事高深學問之研究。當今，我們的大學做不出傳承千百年的學術成就，就是缺少了這種精神。王國維和他提出的這種學風，正是清華大學的精神財富，難道不應該反思和繼承嗎？

去年，曾有學者質疑貴校一位文學教授有學術剽竊之嫌，盡管學術界不停的呼籲清華大學成立調查委員會，但貴校態度一直曖昧。對待學術抄襲和剽竊，決不能姑息遷就，必須旗幟鮮明地查處，要不然怎麽體現你們嚴謹治學的學風呢？另外，必須樹立實事求是的態度，拒絕一切形式主義，不能把國外退休的名家或ZF的高官聘請到學校裝飾門麵，把他們供奉起來養尊處優，這種做法隻會有害而無益處。在《參考消息》上，清華大學是作廣告最多的大學，凡是廣告都吹噓或誇大其詞，這是與嚴謹學風相悖的，必須製止以贏利為目的的廣告。

第五，精英大學必須遠離實用主義的辦學方向。精英大學貴在精，貴在致力於高深學問的研究，清華大學應當是這類大學的佼佼者。什麽是高深的學問？它是指影響世界未來的前沿問題，能夠傳承百年、千年的學問，能夠引起科學和技術領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發明和創造。為了實現這樣的目的，在科學研究中，必須放棄急功近利和立竿見影的指導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發揚安貧樂道的精神。德國著名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曾說：“當大學決心於經常為國家和社會利益集團服務的方針的時候，馬上就背叛了學術工作和科學自身。大學如果確定了這樣的目標，無疑等同於自殺。”本來，大學是分為精英型的和大眾化型的，也有純學術性的和應用型之分。我理解阿倫特的話，是針對極少數精英大學而言的，這是繁榮學術的需要。如果這樣理解是正確的話，我認為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極少數重點大學，應當放棄實用主義的辦學方向，這是使我國科學躋身於世界先進之林的需要！

在清華大學校園裏，豎立著一方石碑，上麵鐫刻著“行勝於言”的警句，這被認為是該校的校風。這句話當然是正確的，反映了實踐第一的認識論，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為了表達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個人切身感受到清華大學畢業生的務實精神，興許這正是該校出現了70位億萬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從創造學的原理來看，任何一項重大的科學發明創造，最初都源於一個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誕生。可以肯定的說，沒有怪異的想法或求異的思想躁動，就不可能從事發明創造。因此，我認為僅僅強調“行勝於言”是不夠的，它可能導致師生“形而上”的思維貧乏，從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為如此，在解放後的60多年裏，清華大學沒有產生有影響的著名思想家。在未來的30年（一代人），能否產生一批思想和學術大師，這將是決定清華大學能否成為真正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我順便強調一下，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中，一定要摒棄我國隻注意硬件（各種硬性指標的統計）的觀念，必須重視一流水平大學的質量標準，不能像某重點大學黨委書記所說，他的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具有相似性，所以就能夠很快的建成一流大學。這完全是誤導，相似性僅僅隻是按照形式比較，如果沒有世界一流大學的實質內涵，如眾多的諾貝爾獎和世界各學科大獎的獲得者，沒有一批學術大師，沒有幾個科學學派，培養不出大批的傑出人才，盡管各項硬件指標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稱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

作為一個局外人，我的觀察和反思隻不過是一點皮毛，更重要的和有價值的反思，必須由局內人士來作。借百年校慶之機，希望清華大學發動群眾，進行深入和廣泛而嚴肅的反思，總結出有益的經驗和教訓，站在更高的起點上，敢於否定自我，善於不斷的超越自我。為了再次說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學女校長德魯-福斯特在3年前就職典禮上的一段話，她說：一所大學，既要回頭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須 ——也應該——與大眾當下所關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對立。大學是要對永恒做出承諾。” 她勾畫出了一流大學的精神，闡明了反思（即回頭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問題的方法必須與當下關心的功利主義相對立。這是多麽高屋建瓴的辦學理念，我國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幾所世界一流達到大學，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極少數幾所大學，應該給自己準確的定位，走出為國家眼前經濟建設服務的傳統思維，走進象牙之塔，致力於解決50年甚至一百年以後的重大課題。至於為經濟建設服務，則是眾多的普通大學或者技術學院能夠而必須承擔的任務，而一流大學應當肩負起提高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