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人
描述中關村的人和事.
與眾不同
在那樣一個大講艱苦樸素的年代，蕭光琰總是衣冠整潔，頭發吹得一絲不亂，戴著金絲眼鏡，英氣煥發。這使他與眾不同。他把美國的工作習慣也搬到中國， 工作時要高效嚴謹，但不認為每天八小時都要高度緊張，必須勞逸結合。他的休息不是悄悄抽隻煙，躲到哪裏待一會兒，暗自偷點兒懶，而是認真地訂出咖啡休息時間，飲茶休息時間。他覺得這是為了養精蓄銳，或在輕鬆的環境裏進行業務交流。可當時的中國，蕭光琰的這些做法被認為是典型的資產階級作風，讓很多人看不慣。
蕭光琰那時生活水準遠遠高於一般人。他夫婦倆待人真誠熱情，家裏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當時對大多數人來講能吃上水果已經 是很奢侈了，蕭光琰不僅經常吃水果，而且保留了一些他自己的習慣，有時還用酒精擦水果的皮進行消毒。這些事一經傳開，群眾中再加以渲染、誇張，就成了典型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那時所裏偏重應用科學。蕭光琰覺得有些題目水平不高，便說有些題目根本就不是搞科研，是測試工作。他對別人工作這種過於直率的評價，也讓一些科技人員感到不舒服。蕭光琰說話有時充滿書生氣，有時非常幽默。在那個火藥味很濃，大家都認真背口號的年代裏，他常常被人誤解。
他家阿姨老是蒸不好饅頭，他就當成個科學問題來分析：有兩個因素決定饅頭是否能發好，一是溫度，二是壓力。都是用開水蒸饅頭，可能溫度沒問題，那問 題就出在壓力上。於是他的解決辦法是：在籠屜裏放一個壓力表，控製好壓力，饅頭肯定能蒸好。這其實是一個書生的玩笑，他從來也沒讓阿姨真在蒸籠裏放壓力表。但他說的這些話變成很多人的笑料。
那時都是半夜做豆腐，為了新鮮，一大清早賣豆腐的就開始敲梆子叫賣。蕭光琰習慣晚上看書，常常睡得很晚，又經常失眠。每天一大早老是被敲梆子聲吵 醒，很懊惱，就開玩笑說，我真想把所有的豆腐都買下來，這樣就不用再敲梆子了。他是用這種方法表示對大清早叫賣的不滿，他絕對不可能真去買豆腐，可話一傳出來，又成了批判他的把柄。
蕭光琰喜歡跳舞。他大概覺得我這個年輕的“老幹部”太土了，就不僅教我打網球，還希望我在其他方麵也有所提高。他說：你應該好好學跳舞，跳舞時既可以聽到優美的音樂，又可以活動身體。我那時很活躍，他一提到學跳舞，我也感興趣。那時到周末，大連市的一些黨政領導幹部、民主人士都會集中在中蘇友誼賓 館，那裏可以看電影，可以打乒乓球，跳舞，小小的禮堂裏還有文藝節目。
蕭光琰和他的夫人是一對絕妙的舞伴，每次到了舞廳，當他們夫婦一下場跳，很多人就會停下來看。那時候不管幹部當中，還是歸國知識分子中都有一些很會 跳舞的，但是像蕭光琰夫婦跳得這麽好的卻很少。據說當時高層的幹部？，跳舞已經很風行，但在中層幹部中還剛剛開始。好多人都在追求著新的生活方式。蕭光琰看到我躍躍欲試的樣子，就說：你可以和我夫人學跳舞，沒關係，她可以教你，隻有女的才能教男的跳舞。因為男女的步伐不同。
蕭光琰還說：你見麵時或者告別時可以吻她，或者擁抱她。現在見多了，知道那不過是西方的禮節，可當時我認為很不可思議，從心裏知道他和我們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
他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不過是增加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話內容，而他急切地把美國規範的實驗室管理方法引入自？的實驗室，則直接影響到他和周圍一些科技人員的關係。他對下麵的科技人員要求十分嚴格。
他曾說：有人做反應，連溫度都不記錄，這種試驗將來不要說別人，就是自己都重複不了。如果不能把實驗記錄寫好，就根本不要浪費這時間和試劑！失敗了，找不出原因，成功了，重複不了，這不是完全在作無用功嗎？
蕭光琰忍不住對我說：科研工作怎麽能這麽個搞法？這簡直是兒戲嘛，什麽叫成果？合成一個化合物的中間體也是成果？科研怎麽可能三天兩頭出成果？科研工作是一個長期的探索過程，要在一個題目上長期下功夫，才有可能有真正成果。
他要求任何試驗必須有可重複性，有明確的誤差範圍。有個人處理試驗結果時，在不同的坐標係裏把一個數據的位置畫錯了，蕭光琰馬上發現，並立即指出，不講情麵。他說科研工作一定要嚴謹，有時很小的錯誤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他和我說，有些人做實驗像炒菜一樣，大概地加點酸加點堿，沒有嚴格的定量概念。他在實驗室建立了很多“清規戒律”，常常在給每個人挑毛病。這個瓶子 要用蒸餾水衝洗，那個反應加試劑後要充分攪拌。結果組裏有的人看到他，有些緊張，因為他幾乎是永遠能發現操作不嚴格的問題。中國人講情麵，他的做法讓很多人不適應。
蕭光琰打算回中國時，曾在美國收集了很多他認為有用的工具書。他一直認為一個好的科技人員就是會利用圖書館的人。他經常去所裏的圖書館，發現圖書館 裏的書雖然不少，但多已過時，而他帶回來的書相對講更新更有價值，所以他決定把這些書交給圖書館，也可以讓更多的人享用到這些前沿知識。圖書館的人很高興，就說你把書拿來吧，我們會折價給你一些錢。這完全是客氣話，人家並沒有認為接受圖書還要給錢，當時有“中國特色”的表現應該是毅然決然地拒絕收錢，並 表示貢獻給國家是最大的快樂。可他徑直說：你們看著辦吧，象征性地給點就行。美國書非常貴，他當之無愧地接受了他認為是象征性的回報。
因為蕭光琰捐獻的書和資料很多，結果用他捐的書又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圖書館。人們可以更經常、更容易地去翻閱那些圖書資料，看到那麽多人去翻閱他帶來的書，蕭光琰由衷地感到欣慰。他根本不知道別人對此事另有看法。
1958年，蕭光琰所在的“催化過程研究室”要遷到蘭州，那裏的條件當然遠不如大連。蕭光琰根本不認為要“哪裏艱苦哪安家”，而是“哪裏科研條件好，哪裏能搞我的催化劑，哪安家”，他要求留在大連。所裏研究以後同意蕭光琰留在大連。別人認為這是對他的照顧，他認為這是理所應當的。
有些科學家比較容易被公眾接受，被社會認同。也有好多科學家有些特定的素質和癖好，他們對化學結構的識別迅速、敏銳，但對人事關係卻遲鈍、木訥。蕭 光琰屬於後者。他拒絕所有的空話和大話，也不想和不喜歡的人一起假笑。搞政治越中庸越好，越能符合大多數人的想法越好，可搞科學是越能標新立異，越能超逾常人的想法越可能有突破。很多有成就的科學家都是科學怪人。
當時著名數學家陳景潤也在我們大化所。有人回憶：“與陳景潤同住在一個房間的轉業幹部，有一次大大咧咧拿他的一盒香煙抽。這件事把陳景潤嚇壞了，第二天他馬上向團總支書記劉宗海匯報，並指出怎麽可以不經本人同意，隨便拿別人的香煙抽呢？這是一種不道德和偷竊行為，請求組織上對此事嚴肅處理。”可以想 象，陳景潤是不善於和人打交道的。問題是一個社會不能隻讓中規中矩的人發揮作用，社會和大眾越寬容，越有包容性，越能造就更多的有特長的優秀人才，包括科學家。
再受傷害
反右鬥爭、大躍進之後，新的一輪政治運動又開始了。叫“拔白旗，插紅旗”。
反右鬥爭中蕭光琰沒被打成右派，這次運動中他成了靶子，因為他從沒被信任過的回國動機，因為他嚴肅的工作態度，因為他無法改變的“資產階級”生活習慣。他這些有懈可擊的特點給每一個熱愛黨的人一個表現自己的機會。
大字報鋪天蓋地：批判他學閥作風，在研究工作中不能平等待人，主奴關係，要求苛刻，經常訓斥助理人員；批判他養尊處優的生活方式，愛跳舞，喜歡音 樂，醉心於貴族運動--網球。有的大字報寫：你拿著高額工資，幾年來沒有任何成果，你執行的是掛羊頭賣狗肉、唯有理論高的白旗路線。他接受捐書的錢是資產階級思想的集中體現，很多人認為他是小氣鬼，說這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的貪婪，甚至說他是奸商。
蕭光琰氣壞了，他找到我說：我哪裏知道中國的規矩，不是等價，更不是盈利，而是象征性的收點錢，怎麽就成了奸商？在美國好朋友之間，甚至父子一同去 吃飯，都經常自己付自己的款……中國人賣破爛不是也收錢嗎？怎麽我給圖書館真正有價值的書都不可以收錢？你想我在美國買了書，運到中國，送到圖書館，而且 都是工作急需的，這完全是象征性的收錢，比我真正應該得的少多了。再說，當時我也沒說要錢，我怎麽知道他們一方麵要給我錢，一方麵希望我說不要錢呢？他們覺得我不該拿錢就不要問我。要給我錢，我同意了，怎麽就是資產階級思想？於情於理都不通啊。
我很理解蕭光琰的心情，隻能勸慰他想開些。我已經忘了和他具體的講些什麽，現在想來一定是些十分蒼白無力的話。因為群眾也沒什麽不對的，按當時黨的教育，從來沒有讓不同思想行為的人互相寬容。
蕭光琰迎來了新的一年。新年晚會上有一個節目是活報劇，使用侮辱性語言和動作，把蕭光琰搞成小醜模樣，把他說過的一些話，做過的一些事兒誇大並加以 嘲笑。這種嘲弄和侮辱是任何人都難以承受的。他忍無可忍地說：我這樣的人，如果人格被傷了，改造就慢了。可人們認為對資產階級的侮辱和嘲笑是革命行動。
他有一個幸福的家
雖然各種運動不停，我和蕭光琰仍然一起打球，兩家仍然經常來往。各種批判和人身侮辱使他越來越無所適從，剛回國時的熱情和自信漸漸消退。他和我講他 的委屈，有時甚至流下眼淚。可貴的是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催化劑，不厭其煩地給我講他在科研上的思路，想讓我共享他對催化劑開發和應用的設想。我從心裏理解和同情他，可我隻能謹慎地用我自己的方式尊重和保護他。
真正給蕭光琰生活的力量和勇氣的是他的家。他有一個和睦家庭。他自己愛好廣泛，對夫人非常體貼。夫人甄素輝不僅長得漂亮，而且氣質高雅，文靜寬厚。 他們的女兒小洛洛胖乎乎的，一頭卷發，聰明天真，又極有教養。那時候蕭光琰到我家，每次來都帶著他的夫人和寶貝女兒洛洛。我的孩子比洛洛大幾歲，他們在一起總是玩兒得很高興。
他的夫人當時天天擠公共汽車到大連海 運學院去教英文，可是她從不抱怨，完全是一副隨遇而安的態度。在我家裏，我和蕭光琰談話時，他夫人從來不插嘴，如果我有事情問甄素輝，她總是就事論事地回答（不太流利的中文），從不多說。她非常愛丈夫，坦然地接受著現實。回國十年了，蕭光琰知道妻子承受委屈的能力遠遠超過自己，每次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夫人 都靜靜地讓他傾吐，然後用女人的柔順和堅韌來安慰解脫。
她對蕭光琰照顧得無微不至。當天氣驟然變冷時，她會變出一件毛衣，而蕭光琰就像聽話的孩子，把毛衣穿上。你覺得他們之間非常和諧溫馨。蕭光琰對夫人 的關愛無處不在。他會先走一步去給夫人開門，進了門如果夫人要脫外衣，他馬上從後麵把衣服拿好，出門前他會先一步把夫人的外衣撐開，幫夫人穿上。有西方 “婦女先行”的君子風度。他和夫人說話也非常客氣，從來沒有中國男人對待“屋裏的”那種命令式。我看到這些，覺得很新鮮，也很欣賞。
蕭光琰和洛洛討論功課，做遊戲。洛洛很爭氣，從上學就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那時候我家裏養了一盆君子蘭，正值盛開之際，洛洛的可愛激起了我的藝術 靈感。我叫她坐在君子蘭前麵，要給她照相。蕭光琰竟然認真地問六七歲的女兒，你說坐在花的旁邊好還是坐在花的後麵好？洛洛有自己的主意，坐在花的旁邊，眼睛看著花，我給她照了一張我自己很滿意的藝術照，可惜在動亂中丟失了。前幾天，女兒打電話高興地說，無意中，她發現了一張一寸的小照片，是我家三個小孩與 洛洛的合影。洛洛舉著小手，樂嗬嗬地招呼人。
有了這個給蕭光琰安慰和幸福的家，不管外界的形勢如何，他都努力保持積極的生活態度。不僅永遠注重自己的儀表，家裏也布置得極具藝術感。當外界的壓 力越來越大時，蕭光琰所有的歡樂越來越寄托在自己溫暖的小家裏，寄托在孩子身上。接觸過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好丈夫，是一個好父親。他說有這麽可愛的女兒，有這麽漂亮溫順的妻子，還圖什麽呢？
兩極對話
我和蕭光琰的經曆、背景完全不同，很多觀點也不同，進行的常常是兩極對話。其實這些不同，開闊了我的眼界，向他學了很多東西。
他常說：工作和娛樂之間要有個平衡，隻會工作，不講究一點娛樂和享受，也是人生的遺憾。人追求的不是工作的完美，而是人生的完美。他對別人批判他愛打球、愛跳舞大惑不解，他問我人如果不會休息和娛樂，工作有什麽意義呢？工作不就是為了人們更好的休息和娛樂嗎？
那個年代，很多科技人員都想入團、入黨，一些研究人員非常注意搞好群眾關係，爭著做收拾衛生、打熱水之類的事，群眾的反映不錯。可蕭光琰不僅從來不做掃地清潔這些事，還說這應該是清潔工的事。
我對他說：為了給自己創造一個好的工作環境，你得入鄉隨俗，隨大流，不能輕易得罪周圍的人，對下屬的科技人員的要求不能太高，更不能為了工作上的事 發脾氣。脾氣倔強的人常常質地脆弱，願望達不到還毀了自己。要有點兒遇水則柔，遇鐵則鋼的韌性。有人覺得你有博士架子，那你以後做事就注意點群眾影響，比如多和工人打招呼，幫助清理衛生，和工人打成一片。他會很奇怪地問：為什麽？
蕭光琰的動手能力很強，為了試驗，他能自己吹出各種試驗用的精密玻璃儀器，還經常教工人一些吹玻璃的特殊技巧，老玻璃工都很佩服他。他說那是工作需要，我可以做。可我的工資比一般工人高很多，讓我總和工人打成一片，去幹工人的活，那不是浪費嗎？人是有分工的。
雖然他知道自己得到了不少物質上的照顧，可這些並不能改變一個有責任心的優秀知識分子心靈中的某些遺憾，他一直認為中國人的思想方法應該改變，最近 看到有文章提到他曾寫信給妹妹說：“我曾經為黨對領導科學缺乏經驗而造成的一些缺點和損失而痛惜過，但是，我相信黨的領導會從經驗中逐漸懂得領導科學工作 的規律。缺點是暫時的。一個科學工作者的責任，就是盡力幫助黨了解科學工作的特點和規律。”從這些話裏可以看到他的一片真誠。我想他當時與我的很多談話， 是希望我這個難得的知己能衝破思想束縛，更好地理解科研工作規律。
中國文化叫人隱諱的保護自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冤家宜解不易結”，“好漢不吃眼前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些道理卻很難讓從小生長在美國的蕭光琰明白或接受。而他的很多觀念，對我來講也很生疏，很難解，有些我也是經過很長時間才理解。
成年累月，在強烈的政治氛圍中，蕭光琰已經逐漸失去了自我，他也認為自己應該接受改造了。那麽多人都說黨是對的，在這巨大的多數麵前，他感到必須懷 疑自己，否定自己，可他又覺得，怎麽可能所有的人都一樣，讓一個人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如果沒有能獨立思考的個人，社會能發展嗎？科學家即使已經盡量感受和運用自由的力量，思維也還是在種種習慣的束縛中，如果每天接受各種框框，必須往東想或往西想，能有突破嗎？
“拔白旗”運動更拉開了他和周圍人的距離。他不再輕易發表不同意見，改變了剛回國時，一有想不通的問題，就要打報告，要說清楚的態度。
現在想來，他經常對我訴說他對現實的不解和無奈，有些是很有道理的，他也希望從我這裏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作為一個基層領導，我已經習慣了和黨步 調一致，對他的想法，不敢做深入思考，隻是想讓環境盡量減少對他的傷害，讓他學會保護自己。可我們的私人友情無法改變大環境。我在承擔一個基層領導的責任，要對自己的行為後果負責，從不敢和他說得太深。這種有所保留的交往雖然溫熱過他因不斷的運動而灰冷的心，但卻無法解除他的痛苦和迷茫，無法改變他的命 運。有些時候，理解一個人就是創造一個人，可惜在那個時代自己也怕犯政治錯誤，有些事情即使知道他說得對，也不敢給予大膽支持，潛意識當中，也在適應環境保護自己。所以直到現在，作為一個被蕭光琰真誠信任的朋友，我一直覺得很對不起他。
我被停職反省
即使我很謹慎，也沒保住自己，更沒保護好很多需要保護的知識分子。不久我自己也成了在黨內被批判的對象。因為我的很多想法與那個時代不一致，同時也有很多非常個人化的因素。
大躍進運動之後，從輕工業部調來了大連市委新書記。他的夫人原來是國家石油局的副局長，調到石油研究所任黨委副書記。我那時老是覺得自己水平不夠，心想從石油局來的人，水平一定比我高，正好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來石油所，我就主動提出讓她擔任黨委書記，我擔任黨委副書記。科學院黨委經過研究，同意了我的要求。
新書記工作努力，但正襟危坐，常用獨得天下真理的樣子去教訓別人。知識分子不太吃這一套，所裏的很多人有事不去找她匯報，而老是來找我談。群眾對她的不滿，在她那裏就轉化成對我的不滿。她給我的工作設置障礙，甚至不讓我到北京去參加我應該出席的科學院的會議。
開始我還是很想遷就她，但是有太多的觀點不一致，我對知識分子的愛護被認為立場站在“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一邊。她是一個堅定的左派。
我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市委隻好派統戰部的人來調查。統戰部的人在石油所召集了會議，聽取各方麵的意見，奇怪的是竟然所有的人異口同聲，認為責任 在她，不在我，所有的人都為我說話。她繼續呆在石油所已經毫無意義，隻好把她調走。我又恢複了正書記的職務。後來她連續換了幾次工作，都搞不好關係。我那時還不知道，她的走，其實已經為我自己種下了未來挨整的種子。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被批判以後，黨內開始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我成了在劫難逃的被批判對象。大躍進之後，市場物品緊缺，貨架上往往是空的。我家阿姨到市場買不到菜，回家說：外麵到處是標語，搞除四害，搞六無六淨（已經不記得其定義），搞什麽六無六淨，大連市場的貨架子上才是六無六淨，什麽都沒有。我覺得阿姨形容得很形 象，就在黨內的會上說了。
綜觀我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鬥爭不力，妥協退讓，加上“六無六淨”的“右傾言論”，市委領導就把我定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連市委讓我停職反省，每天在家寫檢查。當時整我的勢頭很大，我心裏清楚這裏的內在起因：得罪了市委書記夫人。雖然心中無愧，失去工作，停職在家寫檢查，也還是有很大精神壓力。
在自己對黨的事業充滿熱情的不惑之年，無端挨整，使我對於“右派”、“白旗”被整的心態滋味，對蕭光琰和其他在運動中挨整的人有了更多的理解。更加了解了在由上而下的政治漩渦裏，人們對自己的命運是何等地無能為力！表麵上每個人的批判都是從革命事業，黨的利益出發，其實政治清算背後，摻雜了數不清的 個人恩怨，好多人是利用把自己裝扮得大公無私來悄悄地獲得私利。
我被停職這段時間裏，沒再去打網球，和蕭光琰在一段時間裏就沒有了多少聯係。
又見光明
當我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報到省委以後，省裏派人下來調查，發現實在是沒有什麽事實，下麵的人都替我說話，所以就決定不給我戴帽子，隻算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大約在家裏呆了半年以後，恢複了我的職務。這次停職反省，使本來個性不強的我變得更加謹慎。
我恢複工作以後，很珍惜工作機會，和張大煜所長的配合也愈加默契，一心想把研究所搞好。
張大煜長在中國，到德國留學四年，基本上接受的是中國文化。他工資很高，可十分節約。工作中他個性隨和，能變通順應，迂回解決問題，逆境也在他身上 留下印記，卻不會留下難以彌合的創傷。張大煜勤奮刻苦，對化學領域裏的科學前沿非常熟悉，在研究方向和選題上很有前瞻性，廣招人才，尊重人才，知人善任。除了研究學問以外，他沒有很多其它的個人愛好，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是個典型的中國式的優秀知識分子。大化所至今能在很多領域裏保持領先的學術地 位，張大煜功不可沒，是一個經得起時代考驗的科學奠基人。
當時張大煜有很多想法，他曾提出把“大連石油研究所”的名字改成“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從名字上就不再是完全搞實用科學，科學家們可以更放心大膽地選擇自己感興趣的題目，我給與全力支持。這在當時對科學家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那時我受科學家們的熏陶，產生了一個基本思想，就是科研工作一方麵要有明確的學科方向，這樣在基礎理論上才能有突破，真正推動科學事業；另一方麵，必須有結合實際的題目和項目，這樣科技人員才會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社會價值，產生更大的科研熱情。
我和張大煜交流了這些想法，決定和一些技術骨幹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於是1962年大連化物所在青島開 了一次會議，解決大化所科學研究的大方向問題。這就是對大化所的未來有重大影響的“青島會議”。這次會上，我們還明確提出要培養年輕人。在科學領域裏，很 多重大發現都出自年輕人。當時選了10個年輕科學家作為技術骨幹和重點培養對象（他們中有六個後來當了科學院院士），提供了必要的人員和設備，讓青年科學 家放手幹。同時確定了黨政工作人員要為科研人員服務的指導思想。
那時從上到下還是提倡自我批評。所裏進行了“解疙瘩”等撥亂反正的活動，對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傾中的一些過火做法進行糾偏，運動中有些有過激言行的人還誠心誠意地向蕭光琰賠禮道歉。我也很真誠地向在過去的運動中挨整的人道歉，當然包括蕭光琰，希望他們不計較運動中的過火行動。蕭光琰很興奮。
蕭光琰是個不掩飾自己情緒的人。當他感到作為一個人受到應有的尊重後，心情十分愉快。他又開始常常邀請一些年輕人到他的家裏，用水果、點心和糖款待他們，和他們談工作，談學習。
他請年輕人教他夫人學中文，讓他夫人教年輕人學英文。看到有的年輕人的英文不好，買來英文小字典送給他們，讓他們多背多記一些單詞。他認為做科研前 提是掌握信息，要掌握信息必須學好英文。他努力用實際行動改變和周圍的關係，有時是有意識的，有時則是無意識的。人總是會被潮流裹挾的，蕭光琰在慢慢地改變自己，試著融入這個社會。
在這段時間裏沒有什麽運動，蕭光琰的失眠也奇跡般地好了。心情的舒暢使他恢複了科研熱情，產生了很多創造性的思維，又開始專注地搞他的催化劑。當他 讀到很多生物酶的催化作用時，立即聯想到化學催化劑，想到是否可以把一些生物酶用於體外的生物或化學反應。這個想法，使他很激動。當時在大化所沒有搞生物催化劑的條件，當他知道青島海洋生物研究所有可能進行這方麵的工作時，就要求兼任那裏的研究員，以滿足他對催化劑事業的追求。
最近幾十年，新的生物催化劑--各種酶--不斷被發現，成為現代生物化學的重要領域。在日常生活中，酶也有了愈來愈廣泛的應用，例如用蛋白酶或脂肪酶清理下水管道，大量的工業汙水處理，等等。這證明蕭光琰在六十年代初對未來的學科方向看得非常準，相當有預見性。
在這種寬鬆的環境中，蕭光琰煥發出極大的科研熱情和聰明才智，他努力工作，這期間完成了很多論文。1964年大化所承擔國家急需的“大慶中油加氫裂 化製取航空煤油和低凝柴油”的課題攻關任務，蕭光琰為催化劑最後研製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工作成績很快得到了肯定。不久他當了僑聯的副主席。1964 年大化所成立了三室，他當了室主任。
那時他曾經找到我，說他想見一見已經十年沒見麵的哥哥，如果他哥哥不能來中國見麵，是否可以到香港見麵？他希望他的哥哥也能來中國工作（他哥哥當時 在美國的保密單位任職）。我當時聽了，很感動。在曆盡人世滄桑的今天，我覺得他在多次挨整之後，還想讓他的哥哥也來中國工作，太天真了。
1964年末，我離開大化所到北京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工作。那時候的通訊條件和現在沒法比，此後，和蕭光琰的直接來往就很少了，隻是從到北京開會、辦事的人那裏聽到些零星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