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人
描述中關村的人和事.
正文
郭世英是我們北京一零一中的高中同班同學，他是郭沫若和於立群的第二子。關於他的事有很多的文章談及，在短短26年生命散發出來的魅力、他為人的品質和最後冤死以及分析和反思那個時代產生的悲劇文字，至今仍有不少人關注。我最近收到同班同學靳慧怡轉來的《郭世英最後歲月（定稿）》的文章，這是一位在1966年文革時剛剛一年級的北京農業大學新生寫的回憶文章，我記得曾在海外文學城上讀過，現轉發該文與網友們共享。我也看到很多回憶郭世英的好文，但也有一些是嘩眾取寵謬誤不少，引起我們班很多同學的不滿。現轉發周伯昆同學的二篇文章，作為老同學們對故人的追思和紀念，更希望能讓郭世英的英靈真正得到安息。
郭世英生於1942年，歿於1968年4月22日，今年是他去世46周年。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1968年春天，我即將離開北京畢業分配去東北報到之前。當時他到中關村科學院大操場看完大字報後，順便路過我家在窗口叫我。我見他顯得情緒不好，還說我還能做什麽，在編魯迅語錄。然後又告訴我民英死了，在東海艦隊，文革初期受壓抑，後來平反，反而用手槍對準自己的腦袋自殺的，我們相對無語。沒想到我去了黑龍江不久，他在農大墜樓身亡，他殺自殺謎團至今不解。
1961年2月14日郭沫若全家攝於海南“鹿回頭”。
左起：平英、漢英、於立群、民英、郭沫若、世英、庶英、建英（前）
（原載於蔡恒勝、柳懷祖等著的中關村回憶）
下麵用上、下兩集轉載這些文章。
.郭世英在農大的最後歲月
江畹鑄
“我的傷口，我自己來舔，不要大家為我呻吟……”
每當看到書上和網上那些懷念與回憶郭世英的文字時，我都會觸景生情般的，想起郭世英曾經對我說過的這句話。
多年來，這句話時常回旋於我的腦海，那一刻，郭世英仿佛就在我麵前苦笑著望我。
我很少對別人提起過我和郭世英暫短的交往，這是我永久的痛，這痛別人是無法理解，也不必讓他人承受。
但是我又想起他跟我說過的另外一句話：“耗子要是得意了，那貓兒一定會有冤屈。”他是用四川話說的，那聲音，那語調，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雖然我很小就知道這個諺語。也許他當玩笑那麽隨意一說，也許他是有感而發。郭世英是含冤而逝的，至今人們對他的死，有著不同的解釋和猜測。作為多少了解當時一些情況的我，作為和他有過一些交往的我----他的一個校友，也許有責任，道德的責任，說出一些哪怕是破碎的，記憶錯位的事情，為至今關心他關注他的人們，從中篩選出一些或許有價值的東西，這樣做多少也可以告慰郭世英的冤魂。
我想了很久，可能現在是時候了，曾有的顧慮也該煙飛塵滅於數十年時光持續的衝刷。我把沉默的窗口打開，我把我想說的都傾倒出來，再不說，時間必定毫不留情會將我和我知道的一切湮沒於無形無影之中，是時候了！
郭世英的最後幾年是在北京農業大學度過的，時間是1965年秋到1968年4月他蒙難。他在農大隻有兩年半的時間，我認識他確切的日子，記得不很清楚，但肯定是1966年文革開始前不久，可能就在4、5月間，那時我是農大一年級新生，到北京也才半年多。
有一次我和同學坐在一張桌子旁吃飯，我們都是四川同鄉，用家鄉話聊天。正聊著，一位我不認識的同學停到我們的飯桌邊，用四川話和我們搭話。我抬頭看，是位男同學，髖骨較高，眼光和藹，長得高但不算魁梧，歲數看上去比我們都大些，應該是高年級同學。我們就好奇地問：“你也是四川人？”他笑道：“對頭！”就找了個空，坐下，於是我們就和他邊吃邊聊，誰也沒問他的名字，也沒問他是哪個係的。後來，幾次吃飯的時候，他都和我們一起圍著一張桌子，瞎聊，知道他叫郭世英，但我們都不知道他的父親就是郭沫若。
一天，我在校園裏碰到他，他笑著和我打招呼，用的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話，這讓我好奇，就問：“你是四川人，咋個能說那麽好的普通話？”他說：“我從小就在北京上學。”我又問：“那，你是四川哪裏人？”他說：“樂山。”我對文學還是很感興趣的，知道郭沫若也是樂山人，就開玩笑問他：“哦！那你和郭沫若應該是本家的了。”他突然有點不自然，說：“我們那裏姓郭的很多，大概幾百年前是一家吧。”也就這樣，我們有一搭無一搭聊了會兒就分手了。雖然萍水相逢似的接觸幾次，感覺他待人親切、誠懇，但他眉眼間總流露出一種說不出來的憂鬱，而那種神態是不應該屬於我們年輕人的。
6月1日，聶元梓的大字報一出，文革開始，我們學校的大字報鋪天蓋地。一天我突然在主樓發現一張大字報，郭世英的名字被打上大紅叉子，這觸目驚心的紅叉叉，嚇得我心砰砰跳，趕緊看。這才知道，郭世英原來是郭沫若的兒子，這才知道他是一個叫X反革命集團的成員，這才知道他到農大上學是事出有因的，當時我就懵了。
我是凡人，和大多數人一樣，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判斷是非曲直的唯一標準就是依偉大領袖所言。因而對文革我沒有什麽別的想法，跟著大家一起折騰就是。我當然也就認為郭世英是反動學生，以後千萬別和他接觸來往了。雖然我和他也就吃飯時說過幾句話，在校園不期而遇隨便聊過幾句而已，但就這些，一想起來我就不寒而栗。
我還是常常見到他，在食堂或在校園。他一定很清楚自己的處境，不再和我們同一張桌子吃飯，總獨自手捧一個大飯盆，用一隻小木勺舀著飯菜送嘴裏，默默在某個角落靜靜吃，和誰也不打招呼。在路上我們見麵也很尷尬，他對我點點頭，我假裝不認識他，慌張地與他擦身而過，表示和他劃清界線。
秋天，大串聯開始，我和幾個同鄉搭伴同行，回了趟四川。返京到鄭州，我與同行的同學道別，下火車，打算轉車去看望我的一位親戚。在極其混亂的鄭州火車站，我的錢包被偷。不過我並不慌張，那時串聯的師生走到那裏吃、住都不要錢，乘車也不要票。但要找到紅衛兵接待站聯係吃住，也是要花時間的，何況經驗告訴我大排長龍是家常便飯。我肚子咕咕叫，附近的餐館吃飯可不是免費的。而親戚家在許昌，一時也到不了，再說人多，根本擠不上火車。我犯愁了，又累又餓，就坐在站前廣場的街沿上坐下歇息。我這人特別沒主意，有點發慌，心想真不該獨自一個人下車。
“這不是……”突然有人走到我麵前和我搭話。
我抬頭，見和我搭話的那人穿得破破爛爛，猶如乞丐，可看麵孔又有點熟悉，好像在那裏見過。我站起來，望著他那張黑黢黢的臉，望著他的眼睛，那是一雙真誠而和藹的眼睛，這是？哦，是郭世英呀！他怎麽這副樣子？怎麽到這裏來了？
我問：“怎麽是你呀？”
他笑了笑，所問非所答：“你一個人？”
我點點頭，他又問：“同學們呢？”
我說：“就我一個人，正在想辦法去親戚家呢。”
他輕輕地哦了一聲，說：“那，那我就走了。”
他顯然知道我把他當做“不可接觸的人”，很有自知之明地選擇離開，讓我不至於感到為難。
而我卻急忙叫住他：“你怎麽也到鄭州來啦，怎麽回事，要飯了？”此時此刻，我可顧不了那麽多了。
他把手提的一個帆布包往地上一放大笑起來，我還是第一次見他大笑，笑得非常天真。
他說：“雖然我是你們所說的‘那個’，可串聯給我的機遇還要利用一下的。我想到黃泛區農場看望我的朋友。火車隻到鄭州，正想去找往那邊開的火車呢。”
他還告訴我，文革開始，班裏的人就拿他過不去，但行動還算自由。現在大家都串聯，誰還顧得上他？他就趁機跑了出來。
這時我也就不客氣了，想問他借點糧票和幾塊錢。他知道我的錢包被偷，還沒吃飯，就說：“我也沒吃飯，走！填飽肚子再說。”我有點猶豫，但還是跟著他走進一家肮髒的飯館吃了碗麵。
飯後，他掏出幾斤糧票還有十塊錢，塞到我手裏：“一人在外要注意安全。我不會難為你，省得被我連累。”說著站起來就往外走。我突然覺得我在他麵前是那樣的渺小，那樣的不是個東西，於是我也站起來，和他一起走出飯館。
我什麽也不顧地問他：“你去哪兒？不管我啦？！”我那根“階級鬥爭的弦”再也無法繃緊。
他站住，望著我說：“我要趕火車，去洛陽那邊，跟你說過，去看朋友。”
我說：“我剛從那邊過來，全亂套了，往西開的火車都開不動，車廂裏滿是紅衛兵，死龍一樣趴在鐵軌上。”
聽我這麽說，他顯得很沮喪，一臉無奈。他把破棉帽捏手上，想了想說：“先找地方住下來再說吧。”也隻好如此，在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感到孤獨、恐懼，就跟著郭世英去找住處。不久找到一個串聯接待站，我們排了很久的隊，終於在天黑以前稀裏糊塗到一家工廠的招待所住下。
晚飯後，我們從食堂出來，郭世英問我：“要不要出去走走，你要是沒事的話？”我說也好，就這樣我們無目的地走向大街。
開始我們也沒什麽話，走著、走著話就多了起來。郭世英似乎很長時間沒人和他聊天，在他眼裏，我大概還是比較單純的，於是他也就打開了話匣子。
時間過去了整整40年，在那個特殊的時刻，在那個特殊環境，和他這位特殊的人交談（農大極少有高幹子弟，而我過去又從來沒有接觸過他那樣的人），他那特別有磁性（借用現在的術語）的談吐，讓我畢生難忘。時間過去那麽久，當時聊天的原話我無法準確一一道出，但意思總的說來是不會錯的，我不用那個“”（引號），因為引號內的文字，常誤認是原話。
他問我，是否看過批判他的大字報，有什麽看法？
我老實地告訴他，看過，但不太清楚怎麽回事。
全是那個X，他告訴我。
這個我知道，大字報揭露的，我說，X代表赫魯曉夫，說你們學蘇修，鼓吹修正主義。
不是！他斬釘截鐵地回答我，聲音有點激動。
他說，雖然我現在認為我們幾個同學當時的做法，當時的思想都是錯誤的，可這和赫魯曉夫挨不上。
我問，那X是什麽意思？
他說，學過代數吧？未知數的符號。我們幾個同學，探討未知。世界上未知的東西太多了，探索這個X沒有錯吧？我們太天真了，有些東西是不能探索的。
我問，那你說怎麽錯了？
他並未按我所問的思路展開話題，說道，揭發我的大字報，都是我們班上的一些同學寫的，說我是X反革命集團的，哪有這回事？其實就我們幾個原來的中學同學在一起，寫點文章、詩、雜文什麽的，取名為“X詩社”，隻在我們中間相互傳著看，就這麽簡單。怎麽就變成集團了，怎麽就反革命了？當然我們寫的那些東西，不值一提，都應該一把火燒掉。因為我認為，我們當時文章所流露和表達的是和時代主旋律格格不入的。
我希望他具體談談。
他說，我過去有一個觀點，我強調個性的存在價值，強調獨立的人格。我曾經對人說過，“生應為人傑”。我寫過一篇小說，主人公是我思想的化身，他在黑暗中掙紮和奮鬥，解救被罪惡吞噬的人們的靈魂，可笑吧？你以為你是誰了?救世主？！後來我到河南農場，和土地莊稼在一起，思想改變了。人的思想要和生我養我的土地貼近，不能像星光那樣懸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及。
我問，我聽說你原來在北大學哲學，怎麽到農大來了。
他說，那是我自己最後做的選擇，就是想從天上回到地上，不僅思想而且自身。他反問我，你怎麽學獸醫了，這專業不太適合女孩子。
我歎了口氣說，沒辦法，誰讓我填誌願時稀裏糊塗填了個北京農業大學這個係呢？不過也好，來北京了。學了半個學期，發現係裏還真是藏龍臥虎之地，有很多有名的教授和水平很高的老師。我特別愛遺傳學，雖然我們還沒開這領域的課，可我讀了點這方麵的書，以後我一定要從事這方麵的研究，這裏X太多了。
他立刻說，別X了。談點別的，知道孟德爾嗎？
我說，知道，不就是那個奧地利神父，唯心主義遺傳學的奠基人嗎？那是和米丘林學說完全不同的。
他笑了，說，看來你還真懂點。不過什麽事都不可絕對，我們可以就兩個學說做探討了，這是我們的共同興趣。我學植物，你學動物，其實本質一樣。孟德爾不一定錯，米丘林未必全對。
我吃了一驚，說，蘇聯是修正主義，可我覺得米丘林學說還是對的。
他說，我也沒全盤否定，但我更信孟德爾學說，他是神父，但他創立的遺傳學說不能說是唯心的。
於是他開始對比孟德爾和米丘林，聽他娓娓道來，我覺得講的還真的很有道理。
我說，那我很想看看關於孟德爾學說的書，好像很難找。
他說，等回北京我可以找幾本給你看。其實你們係就有遺傳學領域的權威，可以請教他們。
我說，他們早被批倒批臭了。
他歎了口氣，沒再說什麽。
話題又回到X。
我問，大字報還說，你們要偷越國境，有這事嗎？
他沉默了一會兒，告訴我，也不是像大字報所說的那樣。他說，那個所謂的X一共就四個人，都是中學的同班同學。上大學後，各奔東西，不過談得來，就又常在一起了。我從來也沒想到什麽出國，另外幾人有這個意思，但沒有行動。他們特別想了解國外的情況，說想出國，又口無遮攔，結果有人告密，我們就犯事了，都被抓了進去。
我問，那怎麽處理你們的？
他說，情況不同，分別處理的。一位女同學不久就放了，兩位男同學勞改，到現還沒有出來。我到河南黃泛區西華農場接受改造，這次串聯出來，我就是要回那裏看看。
後來我們聊起了文革，給我總的印象是他對毛主席發動的這場革命非常擁護。他把這場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做了個比較，他說法國大革命是早期資產階級革命中鬥爭最激烈、影響最廣泛的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它不僅結束了法國一千多年的封建統治，而且沉重地打擊了歐洲各國的封建統治，並為以後各國的革命樹立了榜樣，因而具有世界意義。而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建國以來最激烈、影響最廣泛的一次革命運動，它要挖掘掉我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最後的思想根基，開創一個由無產階級真正一統天下的新紀元，絕對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他特別強調鏟除封建主義，這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問他，據說現在山東的孔府被砸了個稀巴爛，這個四舊破得對不對？
他說，砸就砸了吧，雖然可惜，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我們又聊到“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幅有名的對聯。
我對這幅對聯非常反感，問他怎麽看。
他說，太沒意思了，這還值得討論？出身怎麽能決定人的一生？照這麽說，曆史還能進步？！荒唐！從對聯他又聊到“聯動”。他說“聯動”的性質和滿清的“八旗子弟”一樣，自以為血統高貴，骨子裏完全一個封建主義。這才叫“打著紅旗反紅旗”，沒有好下場。
我非常同意他的意見。（那時，遇羅克的《出身論》我們還沒有看到，但郭世英和後來遇羅克的《出身論》主要的觀點是一致的。）
就這樣我們邊走邊聊，非常隨意，我開始的拘束和警惕已經蕩然無存，我覺得他不僅健談、博學而且思想很敏銳。我不再認為他是一個如大字報所說的反動學生，恰恰相反，他是一位有個性，有理想的青年，比我身邊同學的素質高多了，我開始對他產生出一種親和感，很願意聽他給我“擺龍門陣”，雖然大多話題並不輕鬆。
那天晚上，我們回到招待所，各自休息不提。第二天一早我們趕往火車站，還算幸運，在郭世英的幫助下，我終於爬上了南去的火車。他要往洛陽方麵走，站在月台上向車廂內的我招招手，就匆匆轉身離去，消失在人群裏。
我們再次見麵又隔了幾個月，是1967年的春節以後，在農大的校園。那天我正埋頭走路，突然聽人在我後麵喊我的名字，我回頭，就看見郭世英很狡猾地笑著望著我，看來他心情不錯。我挺高興，問他鄭州一別後的情況。
他說，到農場看望朋友後，又騎自行車南下，到了武漢等地。自行車壞了，就步行串聯，後來又回到農場呆了些日子。
他問我什麽時候從河南回北京的。我告訴他，離開許昌我也沒回北京，我也南下，到韶山、廣州、桂林等地玩了一圈才回北京。
走著聊著，恰好到男生宿舍。他讓我等他一會兒，跑著鑽進宿舍樓。很快他又鑽出來，手裏拿著幾本書，遞給我。他說，這是幾本有關遺傳學的書，拿去看吧。我拿過來瞧，有方宗熙寫的《生命的進化》和《普通遺傳學》，還有我們係吳仲賢教授翻譯的《生統遺傳學》。我這才想起那次我們在鄭州聊天時，聊到什麽孟德爾和米丘林，他說回北京要找幾本有關的書籍給我的事。我當時以為他隻是隨便那麽一說，沒在意，哪曉得，郭世英卻說到做到。拿著書，我心裏熱騰騰的。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很認真，對人很熱忱。
1967年，郭世英是否離開過北京，我不很清楚。我6月回過宜賓一個月，目睹了在那裏發生的大規模武鬥。說成天麵臨著槍林彈雨，一點都不誇張。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戰鬥的雙方都標榜是為了捍衛同一個人，都打著同一麵旗幟，這樣的爭鬥卻是曆史上罕見的，這讓我混沌。
67年其它時間我都在北京，在校園裏我和郭世英能常相遇，也常常聊聊天，談談運動見聞，說說彼此感興趣的話題。如果說我們鄭州那次不期而遇，彼此都不了解，他對我說的那些話多少有些謹慎、保留，或有言不由衷的表達。現在（指1967年以後）我們就自然而無拘束，海闊天空的交談了，因此我認為現在才是郭世英真實的表白。
他告訴我，他有了女朋友，比他小好幾歲。我曾希望他什麽時候帶他的女友過來和我見見麵，他說，順其自然吧。他還說，作為他的女朋友，一是需要“我”（指郭世英本人）為“她”付出，二是她必須要有足夠的勇氣，和他相處需要有足夠強的心理素質，缺一不可。而作為他的朋友，隻有“我”的付出，而不必讓他們為“我”煩惱擔憂就足夠了，這和做他的女朋友是不同的。我到現在也沒有弄懂，他的兩個單方麵的“付出”意味著什麽？
我們聊天時他還說過，他正在演出一場悲劇，高中是這場悲劇的序幕，如太陽初升，還有著明媚；北大是悲劇的正劇，烏雲翻滾，疾風驟雨；也許悲劇將在農大落下帷幕，天愁地慘，月黑風高，天地歸一。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說什麽，感覺他的心緒與在鄭州和我聊天時有著明顯的“溫差”，他心裏被難以撥開的黑雲籠罩著，而時間差不過隻幾個月而已，這樣的變化是由怎樣的刺激所導致的？我沒問過他。不過，他斷斷續續和我聊到他在中學和在北大的經曆，我以為他說的卻是他的心曆，真正的心聲！
他說：
1957年，初中畢業考高中，我沒有考好，落榜了，在家附近一所中學補習了一年，其實是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年。當然，在這一年間，我也看了雜七雜八、古今中外許多的書，“如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對我“世界觀”的形成具有潛移默化般的意義。
1958年，我如願以償，考進了北京101中。大學，我先是在外交學院，62年轉到北大哲學係。
101中的同學單純、北大的同學沉悶而農大的同班同學冷漠。單純可愛、沉悶可悲、而冷漠可怕！
高中，非常完整的三年，非常值得懷念的三年。同學們都沒有心眼，相互之間從不猜忌，彼此交往隨意而自在。我要求上進，“力爭上遊”，入了團，後來還當上班裏的團支部書記，操行每學期都是“優”。其實，我心裏真正追求的和學校（其實反映的就是國家）倡導的是有矛盾的。別看我挺冒尖，像是“走在最前方”的那個，可說真的，我自己都討厭自己，特別羨慕班上那幾個有個性、不聽話、我行我素的同學，可又不敢和他們“同流合汙”，這讓我內心很痛苦。為什麽我就不能痛痛快快如他們那樣活著，難道我是雙麵人？
高中畢業，上了大學，而這種痛苦在大學報到後達到了頂點，以至讓我神經衰弱得無法學習。這期間我和原來中學同班一位同學，就是班裏最不聽話，但最有思想的那一位同學推心置腹有過幾次長談，他的話真的是讓我振聾發聵，猶如暗室逢燈，如夢方醒。我決定，我要真正做回自己，翻來覆去思索了很長一個時期，我最終認定隻有哲學才能讓心裏的矛盾轉化為理論的探索，才能從迷茫中得到解脫，就轉到了北大的哲學係，算是和我的過去告別。
這樣，我和原來中學的那幾位同學就自然而然又走到了一起，和他們在一起，我才感到我們的火可以和他們燃成一炬，我才隨心所欲、暢所欲言，精神獲得極大的解放。當然我們思想的野火很快就被撲滅了。經曆了長期的思考和肉體的磨練，我明白了，我們過去的探索實在粗糙，我們所謂的新思想萌芽實在還很幼稚。但我從不後悔與他們的交往，因為有他們的存在，有如此異類的存在，才能讓我看到希望，才讓我能以此作為“參照物”，找回我自己。
X事發，我到農場改造，兩年後改造結束，本來我不打算再回來，就想在農村呆下去，那樣挺好。但還是來這裏了，這既有“上麵”的意思，更是我自己又一次的選擇。我下定決心，這回我要好好學習，從此與過去的我決裂，而不是一般的告別，但願這次的選擇是正確的。哎，命運真的是一個“作弄鬼”，我發現我又錯了。新的集體，新的同學沒有一個理解我，我如同掉進一個冰窟窿，徹骨的冷。如果我比喻不對，你可以批評，就素質而言，中學同學最高，北大同學勉強，而這裏，我具體說是我們班，素質最差，令人心寒，班裏的同學真的都像不能擦亮起火的火柴杆！而“文革”一爆發，他們又如一個個烏眼雞似的盯著我，如此的怪異可是他們的本性？難道，我這個一年級還得重複上個幾次不成？
上麵我寫的，不是他和我某次聊天的記錄，而是很多次交談後，我留下的總體印象。我認為他的內心很痛苦，又沒有辦法發泄，多少和我聊了些。我相信他也一定和他的其他朋友敞開過心扉，兩者之間是否有相通之處，我認為會有的。
1967年，農大還算是比較平靜。各派之間不斷地打派仗，我早習以為常。我的出身不好，造反派對我這樣出身的人都避而遠之，沒找我的麻煩，我就阿彌陀佛了，我隻好當一個“逍遙派”，小心謹慎打發日子。這在運動初期很難堪，無可奈何。可到了67年下半年，我發現“逍遙”的人越來越多，真的成為了一個“派”，也就心安理得了。“逍遙派”圈子裏的人，不問“政治”，不談派別觀點。有談戀愛的、有做毛主席像章的、有打毛衣的、有養公雞抽雞血打針的，更有人長期不在學校，也不知逍遙到何處去了。我沒有怎麽走動，大部分時間都在看書，除了看郭世英借我的遺傳學方麵的書外，我還看小說。我們學校的圖書館被人砸了，流落在外不少“封資修”的小說，我也弄到幾本。那時大張旗鼓在宿舍或什麽地方看，也沒人管，人都忙著到外地支持造反派去了，留校的人有興趣的在鬥嘴，沒興趣的各幹各的，這種特別自由的局麵一直維持到年底。
郭世英被東方紅總部勒令不得離開北京，隨時聽候批判，但對他的約束時緊時鬆，他可以跑回家，我們的交往也沒有人管。他曾告訴我，他和原來X事件中一起遭難中的兩位取得聯係，仍然在探討一些問題，他說，隨著閱曆與年齡的增長：“我們理智多了。”經過磨難，我相信，他和他的這幾位難友的情誼更為可貴，而如今像他們那樣的人實在太少了，我真的很想認識他們，真的很羨慕他們之間的真情。
有那麽一天，我正在校園內和同學清理牆上的大字報，郭世英走過來，他幫我把廢舊的大字報團起，輕聲問我：“你上午有沒有時間？”
我說：“有的，啥子事？”
他說：“幫個忙，給我的一個老同學送封信，我自己去不太方便。”
我知道他的朋友不太多，老同學，莫非是他難友中的一位。
“好哇，”我立刻答應，“給誰？哪裏見麵？”
他聽我二話沒說應了，就把一封信塞我手中，說：“頤和園東門外銅獅子，中午時分，把信給等在那裏的一位叫某某某（名字我忘了）的同學就行了。”
“要得！”看看天日，將近中午了，我說走就走。
我很快乘公共汽車到頤和園東門外，見銅獅子前麵有一位精瘦精瘦的年輕人依著銅獅子的石基在張望，顯然是在等人。我走向前，問他是否是某某某，他有些吃驚地點頭。我說，是郭世英讓我來的，就把信交給了他。我們隨意聊了幾句，我的任務完成，就此告別，他離開時，走得一瘸一拐的，也許是他至今留給我的唯一印象。
當天晚飯，在食堂，我告訴郭世英，見到那人，信給了他。這時我才好奇地問：“他是你們X詩社的？”
他晃著腦袋說：“不是！一個可憐人。”
他告訴我：“X出事，與他的告密不無關係……”
我大惑不解，既然他是那樣一個人，為什麽郭世英還會和他聯係？他見我有些詫異，邊吃飯邊慢慢給我解釋。
他說：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他告密的動機暫且不談，也沒有什麽因果報應之說，反正不久他也被打成‘反動學生’了，處境相當淒慘，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現在連走路都費勁。這次他是從外地到北京上訪的，見到我，做了很多解釋，有什麽用？我認為我們的悲劇盡管發生的緣由不同，可都是時代造成的，不應該過多的追究那些細節。我讓你送給他的信，其實隻有一點糧票和一點錢，他現在一無所有，難道我能眼睜睜看著他餓死不成？
是的，我認識郭世英也有一年多了，盡管我們天南海北、過去現在的聊了許多，但我從來沒聽他對某個他認識的人，他的同學，甚至現在對他惡狠狠的同班同學說過一個恨字。聯想到我最近看到的一篇回憶他的文章，文章說，郭世英高中畢業時曾給同班同學寫過一封信，說他要做“世界上最好的人。”姑且不討論這句話的立論是否成立，但郭世英高大的外表內蘊藏著一顆柔軟的愛心，隻要你和他交往一段時間，你就一定能體會到。
我看過馮驥才寫的一本書---文革經曆者的心靈檔案，《一百個人的十年》。我在下麵要講的有關郭世英的一件事，其情節和馮驥才書中的第一個故事《拾紙救夫》有些相似。我要詳盡敘述的原因是，通過這件事，我看到了郭世英心靈的美。
有一天晚上，天氣很熱，我正在宿舍裏看書，一位同學進來告訴我說，有人在樓外找我。我跑出去一看，是郭世英，他身旁還有一個人，是個女孩，也就14、5歲，很疲憊的樣子。郭世英見我出來，招呼我跟他們走。
我跟著他們到花圃旁，找了個地方坐下。
他指著女孩對我說：“你能不能讓她在你那裏住一兩天。”
我問：“她是誰呀？”
他說：“是從湖南湘潭來的，你叫？”
那孩子說：“我叫羅湘漪。”
郭世英說：“說起來話長，慢慢告訴你。”
我說：“沒有問題，我們宿舍有空床”。
郭世英說：“那好。我還要再回趟家，小羅你幫我照顧好，我後天一定回來。”
他看小女孩有點拘束不安，就又對她說：“你放心好啦，她是好姐姐，有什麽話都可以對她說的。”
說完掏出些飯票給我，就匆匆消失在夜幕裏。
當晚我安排小羅休息，小羅太累了，很快就睡著。第二天，我才有機會聽小羅原原本本說事情的由來。
小羅說：“我父親是湘潭一所中學的語文老師，那個地方砸四舊，破封資修，連手表都不放過。父親有一塊老牌的歐米伽手表，造反派讓他交出來，他舍不得，就對學校的造反派頭頭說，手表又不是封資修的東西，毛主席也有手表。那頭頭說，你汙蔑偉大領袖，你拿出證據出來。父親就說，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郭沫若見毛主席沒有手表，就把他手腕上的手表摘了下來送給了毛主席。那頭頭一聽，就給父親一個大嘴巴。命令嘍羅們把父親抓了起來，說你罪上加罪，我們偉大的領袖怎麽能拿別人的東西，你造謠！你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就是現行反革命！我父親說，那是我從報紙上看到的，沒造謠。頭頭讓父親拿出報來，可他到哪裏去找，就這樣關著不放。我實在沒有辦法，就偷偷扒火車到了北京，想找郭沫若，救父親出來。到北京，我還真的打聽到了郭沫若的住所，昨天我就到那裏門口站著，想怎麽才能進去。恰好，那位大哥從門裏出來，我不顧一切，哭著對他說，我要見郭沫若。他讓我別哭，問怎麽回事？聽我說完，他告訴我，手表的事他知道，確有此事。不過要拿出證據，也要給他點時間。於是他帶我到外麵吃了飯，先送我到你這裏安頓下來。”
她問我：“那位大哥是誰呀？這麽好。”
我說：“他就是郭老的兒子。”
小羅一聽就大哭起來，說她父親有救了，我安慰小羅說，肯定有救的，眼淚也禁不住流了下來。
郭世英是第三天的中午回到學校的，他見到我們後，拿出兩張照片，是兩張舊報紙的照片（我忘了是“新華日報”還是“大公報”或是當年別的什麽報了）。其中一張是1945年毛主席到重慶當天的報道，另一張照片刊有毛主席在重慶活動的軼事。
郭世英指著第二張照片對小羅說：“你看這裏就刊登了你爸爸說的那件事。”
我們仔細看，就是郭沫若送給毛主席手表的報道。郭世英把這張照片翻過來，在照片的背後有兩行漂亮的毛筆字，是郭沫若的親筆。
郭世英說：“我昨天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找到了當年的報紙，請館裏的朋友拍了這兩張照片，馬上衝洗出來。回家後，我把小羅父親的事對我父親講了一下，我父親很感慨，在照片後寫了幾句話，再次確認他送毛主席手表一事的真實性。”
郭世英把照片裝進一個信封裏，交給小羅，又拿出一張火車票和十幾塊錢塞到小羅手裏說，這是今天晚上回長沙的車票，事不宜遲，我們不留你了，趕快回去救你爸爸，有什麽問題給我們寫信。他讓我把我的通訊地址給小羅，在小羅感謝的嚎啕大哭聲中，我含淚給小羅留下了地址，抬頭看郭世英，他臉頰上也掛著兩行淚。
當晚，我和郭世英送小羅到北京站，望著小羅乘坐的火車離開我們才走。
在回學校的路上我對郭世英說：“這回你和你父親可幫小羅大忙了。”
他說：“我隻是做了些我力所能及的事，這對我來說不是很難，但對小羅來說可真是天大的難事。有句話‘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我總記在心裏，這是做人的一個原則。其實這次小羅‘千裏救父’才是應該傳誦的千古佳話，我被她感動得兩天都沒有睡好。羅湘漪，多麽美的名字，多好的小姑娘。”
他深深地歎了口氣。我們坐在公共汽車上沉默地望著外麵，望著外麵那沉沉的夜，沒有再說話。
（勇敢的小姑娘羅湘漪後來給我來了信，她感謝郭老和郭世英，說郭世英給他的照片和郭老的親筆，幫了大忙，讓他父親得以解脫……）
幾天後，郭世英見到我，他還想著小羅的事。
他說：“我估計像小羅爸爸這樣的倒黴的事情各地都有。我真希望有那麽一天，要找什麽資料隻是舉手之勞。不僅能讓很多人免於無妄之災，更能方便我們大眾。看來我應該改學圖書館管理專業，這個類似索引的學問太重要了。他又說，現在我們就可以做點事，我想編一本《魯迅語錄》，像編《毛主席語錄》那樣，每一章專門選錄一個題材。還可以編一部《魯迅著作索引》，如把魯迅文章中凡是寫桑樹的，凡是提到嫦娥的，都找出來，分門別類，這樣人們要找魯迅哪篇文章哪句話，不就非常簡單了嗎？”
他想馬上著手這兩件事，問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幹？我當然願意。他說：“我還要找幾個朋友一起來做，這種工作可以分頭進行，
最後匯總就行了。”
那個時候，除毛主席的著作外，比較容易找到的書就是魯迅的著作了。郭世英給我布置任務了，他讓我把魯迅論“青年”、論“國防文學”等幾個專題的話都找出來，抄在他給我準備的卡片上。他還讓我想想，如何編《魯迅著作索引》，在他看來這是比編語錄更大的事。我很認真地編《魯迅語錄》，前前後後我弄了近一個月，抄了厚厚一摞卡片，交給郭世英去匯總。
我告訴郭世英，要編索引，看來非常困難，不是幾個月，也不是幾個人就可以做的。他也說，經過這麽一段時間動手去做，也覺得這事太難。一個魯迅就這麽難，要是想把譬如“魯迅”這個名字，從浩如煙海的圖書裏都找出來，按我們現在的做法，根本辦不到。也許未來科技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會有一種辦法，我盼著。
編寫《魯迅語錄》的事後來不了了之，算是半途而廢，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學校的狀況有了很大的變化，不可能再將此事進行下去。
電腦科技的發展，網絡工程的問世，現在郭世英的那個夢想已經成為現實了，但他沒有盼到。今天，當我把魯迅的名字輸入到Google裏、打入“百度”中，不到一秒鍾有關“魯迅”的條目就躍出，分別有3500萬條和1億條之多！這時我感覺他又回到我旁邊，驚訝地望著電腦的他，一定會由衷地發出讚歎：“啊！真好，太方便了！”
現在，我就要回憶到郭世英的最後日子了。這是我最痛苦、最不願意去回憶和觸及的。人生最殘酷的不過如此，當我以發抖的手敲擊鍵盤時，請原諒我會激動而出現的語無倫次。也不要嫌我囉嗦，因為郭世英的遇難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我要讓人們從農大這個社會的一角，看到那個年代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麽樣瘋狂的事情。
我們相對的“好時光”隨著1968年的到來就不複存在了。學校的形勢變得很緊張，清理階級隊伍開始，批鬥臭老九的聲勢一日高過一日、一浪高過一浪。我們這些“逍遙派”已經不敢再逍遙，每天都要參加各種沒完沒了的由學校裏、係裏或班裏造反派頭頭組織的批判鬥爭大會和小會。曾經喧嚷了一陣子的“複課鬧革命”，隻剩下“革命”，再聽不到“複課”的聲音了。打人的事經常發生，在我們學校，不斷有什麽人被打死或什麽人自殺的消息傳出。
大概是2月份，學校的工會副主席安鐵誌，實在不能忍受折磨，從關押他的教室逃出，爬上大煙筒頂部，跳了下來，成為當年我聽說的學校第一個殉難者。
我還親眼目睹了他們的一次施暴過程。有一天，我想到學校外麵辦什麽事，剛走到校門，就看見幾個戴紅袖標的人，掄著皮帶抽打一位中年人。一麵打，一麵還大聲罵：“打死你這個狗特務！讓你跑！讓你跑！”那人很快就被抽得躺在主樓的廣場上，渾身是血，不再動彈，死活不得而知。
我想郭世英的處境一定也非常危險。每次見到他，我都要叮囑他要特別小心，自己保護好自己。他表麵上看好像沒有什麽不一樣，但他可能有某種預感，免不了一場大難，我們交談不再輕鬆。
4月初的一天，他告訴我，他們班的造反派命令他，不許亂說亂動，隻許老老實實呆在學校，準備隨時接受革命群眾的批鬥。
他氣憤地說：“什麽革命群眾，就是他們那一幫人，別看他們的年齡比我小，可他們的心怎麽就那麽的狠。”
我很擔心地問他：“他們不是還想翻你的老賬吧？”
他點頭說：“那是肯定的，不過也沒那麽簡單。這次看來他們是想從我的老問題開刀，另有圖謀。你沒有看大字報說的嗎？是誰膽敢把X反革命集團的那些人，特別是我，就這麽不痛不癢處理了？要揪出包庇我們的人。”
我問：“哪你怎麽辦？”
他說：“那個X，到我為止，由他們去弄，衝我來！其它的，別想！你記不記得，我曾經跟你說過，農大是我這場悲劇的落幕。我的意思是說物極必反，我相信悲劇落幕後，我會變成和你們一樣的人，真正成為一個有知識的新農民，我現在最大的願望，莫過於此。”
我沒有想到，怎麽也沒想到，這是我最後和郭世英的見麵和交談，哎！
農大好像很早就成立了革委會，至於1968年4月以前是否進駐了工宣隊和軍宣隊我已經記不很清楚了。革委會掌管學校的大權，學校的鬥批改以及清理階級隊伍的事，都是由革委會布置。我聽說當時掌管農業口的是姚文元，而他的那幾個文革幹將親自抓農大的運動。我現在想，這些人幾次接見農大革委會的負責人，是否曾經說起郭世英的事？姚文元他們是否暗示過革委會的頭頭，要從X這個案子處理入手，深挖、狠挖，達到什麽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此，革委會頭頭們和他們係裏的那些人才有恃無恐，拿雞毛當令箭，猖狂之極。
我的猜測不是空穴來風，因為郭世英就是4月初在我們那次聊天時，提過“郝爸爸”和“郝媽媽”兩個人，說他不知道以後再見到“郝爸爸”和“郝媽媽”，說些什麽才對得起他們。我沒問過他，他指的“郝爸爸”和“郝媽媽”是誰？兩個很奇怪的稱呼困惑了我多年，我一直認定是兩位職位很高的領導，可我又想不起有什麽國家領導人或高級幹部姓郝。當我寫這篇文章時，我曾把“郝爸爸”和“郝媽媽”分別或單獨輸入“百度”和Google查詢，但都沒有找到任何有價值的條目。
而我不久前從周國平的《歲月和性情》一書中讀到有這樣一句：“世英死後，周恩來來到郭家，還曾說了，‘世英是為我死的，’這樣一句痛心而內疚的話。”郭世英雖然從來沒和我說起過他們家和總理之間的交往和友誼，但現在的各種資料表明，周總理很早就認識郭世英。郭世英他們幾人1963年事發後，周總理確實關注過並且參與過處理X這個案件。那麽農大的那幫人當年對郭世英下毒手，真正的目的是否就是奉姚文元等人的暗示，針對周總理的呢？郭世英說過的那個“郝爸爸”和“郝媽媽”是否就是指的是周總理和鄧穎超呢？希望我的猜測能夠得到證實。
4月中旬，我們係的副教授劉書芹被關了起來，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連夜毒打審訊，要他交待問題。打人的事，都是那些造反派的中堅份子親手幹，不讓外人看的。事後，他們把劉書芹送到我們住的5號樓的地下室，把我叫來，命令我給劉老師的傷口上藥，給他吃消炎藥。還說，這是什麽革命的人道主義，不能讓他死了。每天當我麵對遍體鱗傷的劉老師，我難受極了，心裏憤怒地咒罵那些混蛋。我更擔心郭世英，千萬別落到這些人的手裏，他們就是法西斯！
一天，我到校醫務室，為劉老師拿藥，取些處理外傷的紗布藥棉。在排隊取藥的時候，我聽前麵兩個人很小聲地說，我們把郭世英那小子抓了回來，晚一步他就投敵叛國跑了。還說，正在審問，他嘴硬得很…… 我一聽，頭嗡的一聲，眼睛一黑差點摔倒，扶著牆，強作鎮靜，想繼續聽他們說。他們似乎發現我聽到了他們的對話，就不再說什麽。我最怕的最擔心的事，到底發生了。
我走出醫務室，坐在醫務室的台基上發呆，腦子一片空白。我說過，我遇事特別沒有主意，就這樣不知坐了多久，不知道怎麽辦。後來我想，最重要的是趕快搞清楚郭世英現在被關在哪裏？設法和他見見麵。我站起來，在宿舍區，在教學區還有校園到處亂轉，希望能發現點關押郭世英的線索。我還跟蹤了他們班的人，可是沒有結果。看來，這次他們對郭世英采取的行動是有計劃安排縝密的，很可能就是校革委會一些人組織的。如果真是那樣，郭世英現在的狀況就更糟糕了。
那時農大校園的許多建築物包括家屬宿舍，都關押著眾多所謂的牛鬼蛇神，和稱為反革命分子的無辜群眾。為了防止他們逃跑和自殺，看管得相當嚴，要想從中找到郭世英，談何容易！我個人看來沒有這個能力了，我想起一個老鄉，他也姓郭，畜牧係的飼養員，出身好運動積極，被係裏三結合到革委會裏了。從我平時對他的了解，他還算有良心，看不慣那些打人折磨人的造反派的行為。我對老郭說，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被抓了，我想見見他，問能不能幫忙。老郭問了問情況，猶豫了一會兒說：“我想想辦法，我不知道這事，要先打聽他被關在哪裏。”他讓我等他的消息，晚上在食堂門口見。
離開老郭那裏，我回到宿舍，心亂如麻。我站在窗前望著外麵。學校裏的擴音喇叭一天到晚都在聲嘶力竭廣播，不是說什麽鬥批改形勢一派大好，就是牛鬼蛇神你們聽著等等那些千篇一律的吼叫，天黑了也不停止。我六神無主，什麽事都做不了，幹脆還是到食堂門口等老郭去。
我到食堂門口，在那裏等了好久，總算把老郭盼來了。我焦急地問怎麽樣？老郭說，他打聽到前天和昨天郭世英先是被關在教學樓裏，今天下午又轉移了，具體什麽地方他不清楚。原來郭世英已經被他們抓來有兩天了，如果不是在校醫室偶然聽說，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問老郭，郭世英有沒有挨打？老郭說，怎麽沒有？！他說，雖然我沒有見到郭世英，但聽他們透露說，怎麽打他，他都不說話。老郭這麽一說，我的眼淚止不住流了下來。老郭說，別哭呀！哭管什麽用，我都見不到他，你也別去找他了。你說他是郭沫若的兒子，你不如去找郭老，沒準會有救。聽老郭這麽，我猛地想起了可敬的小姑娘羅湘漪。對呀！我怎麽沒想到像小羅那樣？我應該去郭老家，把消息告訴他呀！會有救的。我謝過老郭，忙回宿舍取些錢，準備進城。
誰知這時來人，催我去地下室給劉老師換藥，我這一天，昏昏沉沉的，隻想到郭世英，把劉老師給忘了，我匆忙到地下室。看到劉老師的傷口又多了幾處，舊的傷還化了濃。我心裏一邊罵那幫家夥，一邊罵我自己，我沒有來及時給劉老師吃藥和換藥。我這是怎麽啦？郭世英和劉老師都是受難者，我不應該顧此失彼。我靜下心來，為劉老師處理了傷口。我求監視我們的那個同學，你們就手下留情吧，再這樣折磨下去，他可就危險了。那同學看沒有別人，就悄悄對我說：“我沒有打他，我也恨他們，但他們就是不放過他呀。”
我坐在劉老師身邊，見劉老師雙眼緊閉，臉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著。
突然，我聽劉老師輕輕地問我：“幾點鍾了？”
我沒有手表，看守我們的同學說，12點都過了。
劉老師又問：“今天幾號？”
我說：“4月21號，哦，應該是22號了。”
1968年的4月22日，那一早一晚將要發生的兩件事，讓這個日子銘心刻骨！
劉老師再沒有說話，好像睡著了。
我回到宿舍，不知道時間，隻知道太晚了，根本沒有公共汽車，隻好等一早再進城，去郭老家。
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起床之後就是一陣瘋狂。
天一亮，大喇叭先是高聲播放那個神聖的樂曲。隨後，全校師生，包括家屬在內（專政的對象除外，據說他們在被關押的地點，有一套專為他們設計的，早晚向偉大領袖請請罪的程序），必須列隊到指定的地點，麵向東方，或麵向偉大領袖和他親密戰友的畫像做“早請示”，要高呼“萬壽無疆和身體健康”凡三次，要高聲念《語錄》好幾段，還要跳舞，跳那種剛從東北引進不久的“忠字舞”數節。這樣的一套程序走完，半個小時過去了。
人們散去，我急急忙忙就往校門口衝。就在這時，我發現許多人往6號樓那邊跑，隱隱約約聽說，有人跳樓了。我沒有隨人群擁向6號樓，一則，我有要事進城。再則，這種事從2月份安鐵誌自殺開始，幾乎隔幾天就會發生，不是我麻木，而是不忍，不忍去看，也不忍去聽。早上乘車的人多，又是星期一，我在公共汽車站耐心等著。這時就聽新到的一位來等車的人說，剛才又有人跳樓自殺了，聽說是郭沫若的兒子。
郭沫若的兒子！
我一聽頓時傻了，腦子一片空白，在那裏一動不動站著。車來了，大家蜂擁上車。車走了，車站隻剩下我一個人。
我忘了我是怎麽回到學校了，也忘了我是怎麽把腳步移到6號樓的。
樓外還有許多人，七嘴八舌低聲議論著。從人們的低語中，我知道就是剛才，大約還不到半小時，郭世英遇難了。
郭世英，他走了，再也不會回來了，我再也見不到他了。
我不敢走過去，不敢再往前看。我分開人群，走回自己的宿舍。宿舍裏空無一人，我把我自己包在被子裏，放聲痛哭。
我不相信他會自殺！想起我們最後的那次見麵，他告訴我，他最大的願望是將來當一個有知識的農民。這個願望不很宏偉，也不浪漫，但很現實。是他從苦難的經曆中最終自己選擇的，他為什麽要放棄？
我不相信他會自殺！雖然他最後在農大的日子非常險惡，像是要越過激流。但他見到一塊露出水麵的礁石，就跳上去，見到另一塊，再跨上去。他就這樣涉足，已經快到彼岸，他為什麽要跳到水裏去？
我不相信他會自殺！他的女友在等他，他的父親和母親在等他，他的兄弟姐妹在等他，他的朋友包括我，這個不懂事的，他把我當成傻妹妹似的我，也在等他！他曾經告訴過我，他的弟弟去年的死，給他的父母造成巨大的悲痛，他的生命對他的父母來說，有多麽重要，難道他會自己去結束他嗎？
我不相信他會自殺！麵對那幫惡棍和匪徒，他有思想準備，他對我說過，聽天由命吧！我想他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就是被他們折磨死，他也要維護他做人的尊嚴和為人的道德準則。
我在痛哭一場後，揭開被子。我對自己說，不行，我得出去，我要盡可能了解今天所發生的一切，要不就晚了。
我走出我住的5號樓，看到還有人圍在6號樓周圍，有些好像是警車的車輛停在樓前，有人守在那裏不讓人們走近。我走來走去，打算通過群眾的議論，發現目擊者。但雖然議論紛紛，我始終沒有聽到一個有價值的聲音。
我又回到宿舍，同寢室的幾個同學也在說著對麵樓裏今天發生的慘劇，大家心裏都不好受，盡管除了我之外，別的同學都和郭世英沒有什麽交往。
這時一位同學說：“我們樓上畜牧係的一個同學親眼見到郭世英從樓上掉下來……”
我馬上問：“誰看到的？”
那同學說：“就是那個領我們每天跳忠字舞的同學。”
那位同學我知道，是學校文藝宣傳隊的，不過不清楚名字。於是我上樓，在四樓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位同學，她姓李。
我直截了當問：“聽說你看到了郭世英墜樓的過程，是怎麽回事？”
她也很爽快，說：“不是我親眼見到的，我當時不是在領舞嗎？剛結束，我們在樓側怎麽能看到？是她。”
小李指著旁邊另一位女生繼續說：“她是我中學同學，現在在航空學院（或化工學院，我記不很清了），昨天來的，晚上就住這裏了，她看到的。”
我就請那位外校的同學談談經過。肯定她已經不止一次向同學們說過，來龍去脈說得很清楚。
她說：“今天一早，你們都去早請示，我是校外的，沒下樓。廣播那麽響，我也睡不了啦，起來望著窗外的樹蔭，伸著懶腰，麵對的就是那座樓。”
她用手指了指，知道她指的就是6號樓，和這座5號樓外形結構都一樣。
她繼續:“我搖晃著身體，突然看見對麵樓靠左邊一點有個人往下掉，肯定是人，頭朝下，一下子就砸在地上，發出很沉悶的響聲，因為中間有樹擋著，我沒有看見砸在地上的樣子。我嚇壞了，下意識往上找，就看四樓窗子開著。”
她讓我看那個窗口，那窗口和我們現在的位置一樣高，稍斜向我們，還是敞開著的。她說：“別的樓層沒有開窗的，那開著的窗口裏有兩個人影，那麽一晃就沒了。”
我急忙問：“確實有人影？”
她說；“沒錯！本來我以為人是從樓頂上掉下來的，我眼睛那麽一掃上去，就看那扇開著的窗裏人影一晃，一晃就沒了。肯定那人就是從那窗口掉下來的。是裏麵的人給他推下來的，還是他跳下來的，我沒看到。整個過程也就二、三秒鍾的樣子，嚇死我了。”
旁邊小李這時說話了：“我當時隨著人群往出事的地點跑，還沒到那裏，有同學跌跌撞撞逆人群往回跑，拉著我就走，說太慘了，太慘了，別去看了。我問她，誰呀？掉下來的？她用手捂著嘴說不知道，不知道，手還被反綁著，後腦著地的，不說了，不說了。”
我又問了一些情況，走下樓，回到自己的寢室，零零碎碎的畫麵在我的腦子裏晃動，讓我欲哭無淚。
一般來說，女生的邏輯思維能力較男生差，我就是這樣，我無法冷靜地把同學們說的和自己看到的很好聯係起來，對郭世英的死因做出一個合乎情理的解釋和判斷。多是從郭世英的個性上肯定他不可能自殺，而是被害，但又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這一天，我都不知道怎麽過去的，除了郭世英的形象在腦子裏忽閃忽現外，就記得我還要給劉老師上藥，別忘了。
我一天哪兒都沒去，晚上我像往常一樣，去地下室。可今天很異常，有人把守下去的門，讓我回去。我爭辯說，是你們讓我來給劉老師上藥的，怎麽變了。他不聽我解釋，說讓你回，你就回，哪有那麽多話！
我隻好回宿舍，心裏想著劉老師，要是今天不換藥，他傷口肯定會惡化。我這一天身心俱疲，迷迷糊糊躺在床上。也不知何時，就聽耳邊有人說，又死人了，劉老師自殺了！我以為是做夢，一下坐了起來。睜眼看，是同學在床邊。
我急忙問：“誰？劉老師，劉書芹？”
她點點頭。
1968年4月22日，我生命中最可怕的一天！
我不能再寫了。
2006年10月
後記
事情過去這麽多年，我也沉默了這麽多年。這幾年，關於郭世英的回憶文章又多了起來，我想原因之一是，人們在新的時代發現了郭世英生命閃光的價值。我仔細閱讀了我所能看到的有關文章，也很關注由郭世英和X事件引發的官司。
郭世英的確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個人。我現在回想一下，郭世英對於我來說，不算是重要得影響了我一生的人，但他是我一生中最為懷念的人。我們有過近兩年的交往，那麽多年過去，他的音容宛在，他那瞳仁微微發黃的眼睛從未在我心中泯滅，他那嘴角翹起來時從內心發出的微笑魅力永恒，他不緊不慢、磁力十足、邏輯縝密的語調讓我永遠回味。我後來從事了遺傳學的科研，這多少也是受到郭世英的影響。而他對我說過的：“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這句話，也成為我為人處世的一個原則。
我一直耿耿於懷的是郭世英的死，他死得蹊蹺。說他是自殺的，我認為根本不可能。麵對強加於他的“自絕於人民”的結論，我憤怒，但我當時隻能以沉默來麵對那顆“霸道和強權的鋼印”。現在，我已經不是一個什麽都不懂的學生，多年的科研實踐，我的邏輯思考能力比以前強了許多。我冷靜地思考，把那天聽到、看到的一切綜合起來，我敢肯定，郭世英的死，是謀殺而不是自殺。
我是這樣推斷的：那位北航（或北化）同學看到郭世英墜樓瞬間，四樓窗口有兩個人影一晃就消失，這個情況非常重要。如果郭世英是自殺，當時的屋內會有兩種可能，一是宿舍除郭世英外無人，郭世英跳了下來，這樣窗口不可能看到人影。如果有人影，也是事情發生後，看守者發現，跑到窗口，往下觀察，而這個過程再快，也要幾秒鍾，而不可能是在出事的瞬間。二是有人，郭世英往下跳，看守的人會立刻跑到窗口，去拉他，但沒有拉住，郭世英跳下去了。他們會很驚慌地站在窗前，往樓下張望。這個過程怎麽說，同樣也會持續幾秒鍾，然後他們才會掉頭往樓下跑，而不可能一晃即消失，這不符合常理。這兩種假設的情況都沒有出現，那麽肯定郭世英就不是自殺。邏輯的自然推理就非常簡單了，郭世英是他殺，是窗口後的人，起碼兩個人，他們把郭世英抬上窗口，然後把他推下去。為什麽兩個人一晃即消失，唯一的解釋是，他們怕人看見，因為他們是殺人犯！
再來分析郭世英是否自己爬上窗口，跳下去的。我同樣認為根本不可能。郭世英的手被反綁著，這不僅小李的同學親眼看到的，也是許多回憶文章都提到了的。被反綁著的人，就算他身體很強健，在沒有別人的幫助的情況下，也不可能“升起來”，升到一米多高的窗口處，還能再用反綁的手拔開插銷。試想，這時他身體的位置在何處？雖然我沒有去那個房間，不過這幾座樓的結構都一樣，那窗台隻有幾厘米寬，他能在上麵穩住嗎？更何況郭世英渾身是傷，三天的拷打折磨已經讓他奄奄一息，也正如一些文章寫的，在這種情況下，他要完成幾個高難動作才有可能從窗口載下去。他又不是超人，可能嗎？而我更以為那天早晨，他們又對郭世英毒打，或者把他打死了，或者打得他隻剩下了一口氣。他們到底還是心虛，就把他從窗口推了出去，造成自殺的樣子，逃避罪責。
最後來看那些暴徒綁架郭世英的目的，說他是想投敵叛國，這是抓他的借口。真正的目的是想撬開郭世英的嘴，得到他們想要達到的抓幕後“包庇者”的不可告人的陰謀。如果目的達到了，用不了多久，就會有爆炸性的新聞滿天飛，可是後來並沒有這方麵的什麽新聞出現。可見郭世英在他們麵前不屑開口（我在郭世英遇害的前一天，從校醫室偶然聽到兩人對話，他們說郭世英嘴硬得很，什麽都不說，就是證明），或者他根本就不談他們所想要的，他們的目的沒有達到，最終，惱羞成怒將他害死。放到現在看，是不可思議的，而在那個年代，尤其在農大，不到一年就被迫害死了30多人的那個角落，草菅人命，太常見了，怎麽他們就不會對郭世英下毒呢？！
最後我想對殘害郭世英的那幾個人說幾句話：
你們現在在哪裏？或許你們可能已經退休，在兒孫的身邊頤養天年；或許你們還在發揮餘熱，在田邊、還在實驗室老眼昏花用放大鏡觀察你們培育的新的作物。這些我都沒有什麽好說的。
但是，你們活得心安理得，是嗎？你們生活過得很有滋味，是吧？你們難道從來不做惡夢嗎？你們的良知（如果有的話）從來沒有被咒語喚醒過嗎？你們可以說，我們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夠了，我已經聽夠了！一切想逃脫自己罪責的誣陷者、打手、劊子手等等，如你們那樣的卑鄙小人，現在無不用這同一說辭為自己解脫和申辯，沒有用的！不是文革中所有的人都和你們一樣，你們畢竟是“一小撮”。你們這“一小撮”，傳承著的是文明的負一萬次方的卑劣。從你們身上我看到了曆史上的那些酷吏的影子，看到聞一多最後一次演講時，那台下晃動著的特務的影子，看到了將刀子對著自己的同袍，那些漢奸狗腿子的影子。對於曆史上有爭議的人物，人們還會繼續爭論下去，因為爭論有價值。但你們！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你們都是要注定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的。北島說得好：“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正因為你們是卑鄙者，你們在那個時代才獲得了一張張讓卑鄙橫行的通行證，別人無此“特權”。
那麽“我們就死定了？”你們也許會這樣說。現在早已經不是那個你們曾經對人吼過的：“踏上一萬隻腳，讓你永世不得翻身”的時代了。你們還是有獲得寬恕可能的。具體說，要是你們真正對自己過去所作所為有所懺悔，唯一的方式就是痛苦地站起來，把郭世英遇害的真相說出來，盡管我已經認定郭世英就是你們殺死的。
現在再沒有“大師傅”來做調查組的組長（1978年，郭沫若去世後，依於立群女士的要求，農大成立了一個調查組，想調查郭世英死的真相。組長是位政治上可靠而專業上一竅不通的食堂大師傅，可以想象會調查出什麽結果。），你們的罪行也已經不會再受到法律的製裁，隻有道德的法庭對你們的靈魂進行審判。而那句早已經不合時宜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對道德法庭來說還是適用的。怎麽樣，你們有膽量嗎？
我等著，我會一直等著。
郭世英走了，他留下的是他高尚人格的身影，在我心中，他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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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心PAULBAO
2014-06-03 08: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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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江畹鑄清楚記得郭世英死於1968年4月22日。羅點點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到，郭世英是在那三天前，即1968年4月19日被綁架的。4月19日晚上，郭沫若要陪同周恩來赴宴，臨行前於立群叫郭沫若趁便請求周恩來關心一下郭世英的事。然而，盡管郭沫若一個晚上都在周恩來身邊，卻一直沒有開口向周恩來提出任何要求，郭世英終於死於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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