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人
描述中關村的人和事.
正文
楊燁是我大學的同班同學和好友，今年是他位於在英國倫敦郊外姨媽希爾達的家，鎖上房門，親手點燃了汽油，自焚身亡後的整整三十五年，那時他年僅36歲，是人生曆經三度本命年的年紀，在最能彰顯男人魅力的瞬間，他卻無法承受生命之重而走了。楊燁的死深深震驚了我，更是給他的雙親 - 英文版《紅樓夢》的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婦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我讚同《楊憲益傳》的作者雷音女士的說法：“這是一種永遠無法療治的錐心的傷痛，這傷痛對於他們來說是一種" 無期徒刑" ，隻有當他們生命結束時才能終止折磨。”我之所以能深刻地體會到這種感情，就是文革中我弟弟和他類似，走的幾乎是同一條路，隻不過我弟弟被送進了瘋人院，而且至今活著，不過父母已經撒手人寰，終止了折磨，但卻仍然在折磨著我。
在我和楊燁交往的大學六年以及他調回北京的一段時間裏，他完全是個正常人，天賦聰明，才華橫溢，為什麽會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呢？這幾年，我一直在聯係我們的大學同學們，總想給楊燁寫點東西，也收集一些材料，但遲遲下不了筆，因為寫時也想起了我弟弟，動筆使人太痛苦。
大學（1961～1966）
我們是1961年9月入學的，是北京工業大學建校後的第二屆大學生。當時國家經曆了反右、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三麵紅旗及三年困難時期，政策是相當左的，特別是講成分和家庭出身的年代，於是政治上通不過而學習成績又特別好的學生，進不了清華、北大的,往往都來到了由北京市委彭真、劉仁創辦的北京工業大學。所以北工大61屆學生的素質是相當不錯的。楊燁報考的第一、二誌願是北京大學物理係和清華大學數學係，想不到錄取通知書是北京工業大學電機係。他隻能無可奈何地接受了現實，當大家得知我們的高考分都很高，隻是因家庭出身和政治方麵的原因，碰到一起來了，也就不感到十分氣餒了，知道必須要以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我們要比別人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行。
楊燁外表特征明顯，因為她母親是英國人，他屬於混血兒，鼻梁高，眼睛凹，瘦高個，臉上帶些小雀斑。
楊燁（1942～1979）大學期間的照片
剛見麵時，發現他有點靦腆甚至害羞，但很有教養。他告訴我是從北京五中高中畢業的，也上過26中。他中學的同學說，他熱情好學，又酷愛體育，尤其是長跑，大家親切地給他起個外號叫“大步練顛”（英國的大不列顛譯音）。後來知道他父親是楊憲益、母親叫戴乃迭，英籍，都在外文局工作。
不久班上組成班委會，楊燁被推選為班長，我則擔任學習委員，我們在一起工作，配合默契。因為我們認為學生在校的主要任務是學習，隻有學好本領，以後才能為社會更好的服務。但班裏同學成績高低參差不齊，我們覺得應該相互幫助，共同提高。楊燁本人就很樂意幫助別人，在團支部和同學們的支持下，我們以各科課代表為骨幹，以學習為中心，狠抓了學習風氣，改進了學習方法，使全班成績始終名列年級的前茅。楊燁思想縝密，工作認真負責，同時是個積極上進的青年，他積極申請入團，百折不撓。說起他的入團，真是不容易，不是他的表現，而主要是他的家庭出身複雜。在講究階級成分的年代裏，有時要查三代，他父親出身於封建官僚家庭，畢業於牛津。楊憲益先生的自傳《漏船載酒憶當年》講到他父親是天津中國銀行的行長，幾位叔祖都是袁世凱和北洋高官的親密同僚和朋友。而母親戴乃迭是生於北京的英國人，外祖父則是在中國的傳教士。那個年代，外國傳教士被認為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和幫凶。所以他經曆了一段要背叛剝削階級家庭出身並與家庭劃清界限較為漫長的考驗過程，但他過來了，入了團。他和同學的關係相處不錯，他酷愛長跑和遊泳，在校運會上，他耐力超強，五千米和一萬米總是獲得冠軍，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我也曾到過他當時在百萬莊的家，見過他母親，戴乃迭是個漂亮優雅的女性，中文說得極好，對我們同學都非常客氣，楊燁有兩個妹妹，一家人幸福美滿。
楊燁和他父母 楊憲益、戴乃迭夫婦
文化大革命在校期間 （1966～1968）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接著又發表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發表的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及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這就是後來被毛澤東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當時立刻打破了高等院校校園的寧靜，而宋碩不僅是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又是北工大的黨委書記，我們作為北京市的直屬院校，馬上也掀起了文化革命的高潮。我們61屆學生當時都在搞畢業設計，原定7月要畢業分配，參加工作的。但不得不和其它年級一樣停課鬧革命，一些幹部子女成立了北工大紅衛兵組織，學校黨委很快被衝垮了，不久進駐工作組。後來又有一部分學生起來反工作組，並成立“東方紅”組織，和清華大學蒯大富領導的“井岡山兵團”、地質學院王大賓領導的“東方紅”同屬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並和保工作組的紅衛兵組織一司、二司發生了衝突和辯論，當時一位北工大紅衛兵組織的代表人物譚立夫在8月20日的辯論會上發表了著名的講話，後稱為“譚立夫講話”，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的觀點，馬上引起學校和全社會的辯論。楊燁同學和我們很多人一樣，開始不大理解文革，但後來就緊跟毛主席，起來鬧革命。他用自己的零用錢買了一台油印機，組織刻印大字報文章和印刷傳單。當時我們班的男生學生宿舍有三間，分別是218室、225室和226室，他住218室，我住226室。
218室同學合影 （後排左一為楊燁、前排左二為惲誠之）他當時的思想是屬於比較激進的，當紅衛兵們四處抄家，大破四舊的時候，楊燁也對自己的父母采取了革命行動。他回到家把媽媽的古典音樂唱片掰碎，甚至摔了一個家傳的古董花瓶。他高呼口號—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父親。從不罵人的楊憲益罵了兒子“混蛋”。又氣又急，楊憲益撥打了外文局辦公室的電話；外文局派人前來製止楊燁，說你對父親造反可以，但戴乃迭是外國人，毀壞她的任何東西都是外事問題。楊燁這才揚長而去。我還記得他特別欣賞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頂峰的觀點，當時我們其他人有點懷疑，覺得頂峰不是到頂了，還有發展嗎？也許那時候的楊燁以為自己的主動革命可以明確表示了自己的革命立場及對偉大領袖的忠誠。後來他覺得在班裏搞文革不過癮，不久加入了東方紅組織的廣播站，又稱245廣播站，因為這是設在245室的廣播站，那裏比較合他口味，他甚至搬到245室住，每天大喇叭廣播，為宣傳文化大革命撰文造勢。然而不管楊燁多麽努力，他仍然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就像他無法改變自己的西方麵孔一樣。1967年7月由於文革推遲的61屆大學生畢業分配開始了，楊燁回到班裏，那時似乎他又恢複了平靜，當他得知自己的去處可能是湖北，表示堅決聽從黨的分配，楊燁的父母也表示理解與支持。不久我們離開學校分別去報到，當時我是去了黑龍江大慶油田，而楊燁去了湖北。
楊燁在湖北鄂城鍛壓機床廠（1968～1973）
楊燁和我們班的惲誠之、郭治等人都分配在湖北武漢，想不到他們都沒留在武漢，又進行二次分配，惲誠之去了沙市，郭治去了鄂城通用機械廠，而他因245廣播站問題的調查延誤晚去了三個月，又因家庭問題最後分在湖北鄂城鍛壓機床廠的小廠。鄂城是長江邊上一個閉塞的小縣城，他在鄂城鍛壓機床的鑄造車間工作。長相異樣的西方麵孔出現在這種小地方，一下子變得相當特殊，他成了眾人指手劃腳、觀望議論的對象。雖然有時可裝作視而不見，盡量不去理會。但在一個缺乏文化可言的小縣城，楊燁是相當孤獨的，他父母出事後，同學惲誠之曾去看望他，他靠43元5的工資，自已花20元，其它要寄給已經沒有生活來源的二個妹妹。誠之特別告誡他，不要介入當地的運動。另外好在在長江邊，每天下班後，酷愛運動的他可以去遊泳和跑步。尤其是在他父母雙雙被捕入獄後，他更是每天一個人從江南遊向江北，然後又從對岸遊回來，一遊總是三、五千米或更多，以疏解心中的苦悶。再就是看書，他寫信要妹妹楊熾給他寄些書籍，妹妹把哥哥的書籍一股腦打了包，寄來了。但書籍到後，革委會先開箱檢查，竟發現一本摩斯密碼小冊子。楊燁中學時曾積極參與當時流行的 “國防體育運動”，學習發報、練習跳傘等等。這本摩斯密碼小冊子就是當時學發報留下的。後來聽說他為了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線，又參與當地運動，介入了派性。而此時，已經以間諜罪名鋃鐺入獄的父母和這本摩斯密碼都順理成章地成了楊燁間諜嫌疑的鐵證。1970年3月，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把全國範圍內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推向高潮。楊燁又作為來自北京的昔日紅衛兵首當其衝地成了鄂城的五一六分子的嫌疑，受審查，被批判。
我們無從知道楊燁經曆了何種逼供、審訊、甚至體罰，因為他從未對人講起這些經曆。我們隻知道他開始自閉，疑神疑鬼。1972年3月底，楊憲益、戴乃迭先後出獄。4月，四分五裂的楊家在分別四年之後終於團聚，雖然短暫，卻幸福無比。由於落實政策和對外國人母親的特別照顧，楊燁和他的二個妹妹都調回了北京。
在回到北京的日子裏（1973～1975）
楊燁剛調到北京時，當時正趕上北京發展電子器件和電子計算機，很多留京同學也分配在這些廠，我曾出差到京買台式計算機，和楊燁在京見過幾次麵。開始據說給他分在北京電視機廠，但他特別希望搞計算機，於是轉到北京計算機三廠。可能還是政審通不過，卻被分在鈑金工車間，工作既不對口，也乏味，這和他的願望搞電路設計大相徑庭，他為此已經收集了很多計算機的線路圖，有了很多設想。我班另一同學李龍文在搞台式計算機器件，他很希望能調入他的廠子裏，但似乎並不順利。而他認定的事就特執著，不達目的絕不罷休，這和他偏執的性格有關。他感到社會對他的這種不公平，可能還是思想沒改造好，於是經常到一黨員同學方有征家去匯報思想，也找過學校團委書記和黨總支部書記處去匯報思想。這時大家發現他有點不對勁，這種" 非理性" 行為，導致執狂的毛病。後來我調到北京時，方有征多次和我講起他的情況，說楊燁精神不正常了。方有征的父親方钜成,和楊的父母同在外文局工作,和楊憲益和戴乃迭很熟悉。英文版的周恩來傳略（Zhou Enlai A Profile)就是方钜成和他夫人薑桂儂合著的。楊燁這一段的情況方有征是最了解了，可惜現在不能細寫了，我這位老同學也於八年年前因病去世了，無法再從他那裏得到更多的資料。
好在他的家人更早發覺他這方麵的問題。從《楊憲益傳》中有以下內容抄錄如下： “楊熾的回憶中也談到“（起先）我爸爸覺著他思想上（有問題），實際上他很快表現的不是思想問題而是精神上有毛病。但是我爸爸很長時間都不能夠接受這個事實。他覺得 -- 他按中國人傳統的想法，覺得精神病是一種弱點，好像人格上的缺陷 -- 你怎麽能夠這樣？！所以家裏邊就不是很愉快。……我爸爸認為' 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有很大的精神壓力，我也有過幻聽幻覺現象，但是我沒有崩潰，你怎麽會這樣' ？！”（楊熾訪談，1999年6 月25日）他的姑姑楊敏如說楊熾的分析和回憶揭示了父親和兒子之間巨大的心理隔閡和誤解。楊憲益不理解兒子的痛苦，也沒有試圖去接近和理解他的內心。兩個性格剛毅的男人之間發生了激烈深刻的碰撞（這種碰撞不表現在外表，而是在內心深處）。他在家中決定不說漢語，斷絕了和家人的交流，隻有惶惶然的媽媽戴乃迭和兒子對話。楊憲益對楊燁的" 怪癖行為" 十分生氣，他不能容忍兒子從" 極左" 跳到了" 極右" ，更不能容忍兒子要做英國人！他大發脾氣，罵兒子是" 混蛋" ，父子關係日益緊張。楊敏如在回憶中分析了楊憲益當時的思想軌跡：“你看楊憲益這個人，他兒子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成了外國人的時候，他就比他極左的時候還恨他。他能容忍極左，因為他也有極左思想。他不能容忍一個人成了外國人了，最不能容忍了。”（楊敏如訪談，1994年6 月21日）
父親的反對和家人的不理解使楊燁更加孤獨，他越來越躲避人群，最後，他幹脆以自閉來對抗。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裏，不洗臉，不換衣服，不見人。1974年7月開始，他表現得越來越" 瘋" 了，突然一反常態，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應當回國。他采取了最大膽最危險的行動 -- 三闖英國駐華大使館要求回國。前二次失敗，但第三次他拿著母親的護照居然騙過了衛兵，成功地闖進了大使館。當然，最終被" 送" 了出來，並被公安局拘留。在拘留期間，據說當局對他進行了“教育和治療”，但父母卻不被允許見他。後來楊燁回家後更加自閉，拒絕說話，整日把自己關在自己的房間裏，甚至吃飯都隻在夜深人靜時到冰箱裏找一點西式食品充饑。楊燁的行為使楊憲益和戴乃迭焦頭爛額，無計可施，連外文局領導也為此而大傷腦筋。最後，上級領導過問此事並做出了決定：“同意楊燁到英國去。”於是戴乃迭在征得姐姐希爾達同意後，請了假，在1975年底匆匆忙忙地送楊燁去倫敦。
楊敏如回憶了楊燁臨走的一些細節：“最讓我難過的是，他走了，把他的書都燒了，都不要了。他也懂得不會回來了。他就留著他的團員證、毛主席像，一點兒東西，他把它包起來。好像他覺得這一段生活已經過去了，我還很珍惜，還都保留著。所以這孩子可憐極了！什麽錯都沒有！要是差一點的孩子，出來以後罵罵咧咧的' 共產黨真可惡' 什麽的，都不會得這種病！”（1994年6 月25日）
在英國最後的日子（1975～1979）
去英國的路上，楊燁一路沉默。在倫敦的希思羅機場，他們順利地通過海關，楊燁仍然緘默。取行李時，楊燁主動搬行李，裝手推車，盡量不讓媽媽動手。然後媽媽推車，兒子隨後，走向出口。乃迭馬上在接客的人群中見到前來接他們的好友費·格林，擁抱問好之後，乃迭回身介紹楊燁，卻發現兒子已經無影無蹤。兩人大驚，立即報警。警方上下搜索，也未能發現楊燁的蹤影。無可奈何的乃迭隻好隻身隨格林前往倫敦北郊密爾希爾區的姐姐家。“我已經大敗了！”乃迭一進門，就兩手一攤，一臉無奈地對姐姐說。但幾個小時之後，身無分文的楊燁居然風塵仆仆，汗水淋淋地出現在希爾達家門口。看來之前楊燁已經把倫敦的地圖研究個透，有長跑天賦的他是從希思羅機場跑步十多英裏，找到姨媽家的。
《楊憲益傳》的作者談到在楊燁去世23年以後，她采訪了來北京探親的戴乃迭的姐姐希爾達（那時，戴乃迭也已去世三年了），希爾達談到了她的外甥楊燁。她說：“他是個那麽文雅的男孩，非常有禮貌。他顯得頭腦清晰，知道自己要幹什麽。非常聰明。但他不會表達感情，不能與人打交道。他也不想與人打交道。
初見麵時，他顯得那麽年青，像一個十多歲的少年人。簡直不敢相信他已經三十出頭了。他很害羞，有些神經質，很少吃東西，人越來越瘦。我感到他是個十分敏感的男孩子。但他無疑是個有抱負的青年。他的房間裏堆放著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德文書籍，他還複印了他喜愛的英文詩集。
很明顯，他來到英國是想成為一個獨立的人。他想使自己成為一個" 新人" 。他想忘掉過去發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他要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因此，他也不想接觸他在英國的家人。開頭，我們是在一起吃飯，但是他說他不想這樣在一起吃飯，也不願意接受我給他的錢。他說他會自己照顧自己。他還說，他不想遇見任何認識他和知道他過去的人。他想開始新的生活。他對我說，他想進學校學習。我想，他認為有了在英國接受正規教育的學曆，又通過正式考試，就可以擁有全新的生活了。”（希爾達訪談，2002年10月21日）
楊燁為什麽不願意與人打交道？希爾達用她的理解解答了這個問題。她說：“他不能跟人好好相處。我曾建議他去打打籃球，參加一些與人交往的活動。他還真的去了一次。但是很不高興地回來了。因為他們問他" 你是哪裏人？" 而他不想告訴他們他是從哪兒來的。他不想談起他的過去。天真的楊燁沒有想到，" 過去" 是不能一甩就掉的；而全新的生活更不容易馬上就開始。事實上，過去的噩夢無時不在折磨著他。”希爾達說，他到了英國以後，仍然十分害怕給" 抓回" 中國去；甚至一見到中國人，他就嚇的發抖。有一次，白霞和她的朋友邀楊燁外出遊玩，他很開心，過了一個少有的愉快的假日。後來，他們去到一家咖啡店，店裏有一對中國夫婦在喝咖啡，楊燁一見到這兩個中國人，立刻臉色大變，愉快的心情蕩然無存。糟糕的是，楊燁既想與過去一刀兩斷，他的護照卻仍是中國護照，護照上的名字仍是他想忘掉的"楊燁" 二字。每年一次的換護照，總要又一次提醒他想起過去的一切。他身在英國，用的是英國名字，身份卻仍然是中國人（英國政府規定必須在英國住滿5 年後方可申請加入英國國籍）。但是，楊燁既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又不是英國人。他夾在兩種政治製度、兩種文化和截然不同的兩個國家中間；他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
臨死前的幾個月，楊燁顯得格外正常。每次希爾達為他清理好房間後，他往往會留一個小紙條兒，紙條上寫著：希爾達，謝謝你！這使希爾達感到很安慰。那時已是1978年，毛澤東逝世已經兩年，四人幫也早已打倒。楊燁並沒有忘記故國，他的目光一直注視著這一切。希爾達回憶到一個驚人的細節，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他當時的思想狀況：在他的房間，有一張毛主席像。那是一張小小的像片，上麵戳滿了洞。看到這張像我吃了一驚！因為這反映了他真實的思想狀況。他曾經是毛的那麽忠實的戰士 -- 你們叫什麽來著？哦 -- 叫" 紅衛兵" 。可是，毛卻把這些年青的紅衛兵打翻在地！這張毛主席像正是楊燁從北京帶到倫敦的，他一直珍藏著。走到哪兒都擺在他的桌上。如今，上麵卻戳滿了洞。這張戳滿了洞的毛澤東的肖像象征著他破碎了的理想。這個異乎尋常的舉動揭示了楊燁內心翻騰的風暴。
楊燁死的很冷靜。計劃很周密。他事先準備了汽油。趁著姨媽希爾達將要外出之前行動。這樣，家中有人，不至於把整棟房屋都燒毀。整個過程隻有二十分鍾，消防隊就到了。而他 -- 也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死的那麽剛烈，正如他的為人。
在最後，楊燁和父親的關係近乎破裂。他不承認自己是楊憲益的兒子（他承認戴乃迭是他的母親）。他認了一個英國幹爹，此人就是楊憲益和戴乃迭的友人菲力克斯·格林；楊燁給自己起了個英國名字：大衛·格林（David Greene），用的是幹爹的姓。他到死都用著這個名字。至今，他的墓碑上刻的仍是：David Greene (1942-1979)。
楊燁是死在新舊交替，方死方生之坎上；他的死似乎成了一個象征。許多年來，人們避免談論他的死，這是中國人一向的忌諱。久而久之，楊燁的名字似乎在人們的記憶中淡化了。隻有一個人無時無刻地想念他；而且，時間越久，對他的思念越強烈越沉重--這個人就是楊燁的母親戴乃迭。戴乃迭跟兒子之間似乎有一種特殊的聯係；在三個孩子中，她最珍愛、期望最高的就是長子楊燁；楊憲益給他起名" 燁" 。在《詞源》中，"燁" 與" 曄" 同，是光輝燦爛和明盛美茂的意思。楊憲益給兒子起這個名字，可以想見他對兒子的前程抱怎樣的希冀。楊燁的死是戴乃迭心中永遠的痛。從此，她的生活永遠沒有了陽光直至她1999年去世。
楊燁是值得紀念的。我不記得誰講過：“一個忘記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一個縱容罪惡的政權是沒有希望的政權。”楊燁的悲劇是時代造成的,讓我們看到在文革那個扭曲的年代裏，一個單純有上進心而又有很高潛能和素質的青年怎樣一步步地被毀滅掉。當他明白他的追求、他的願望和他為之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費，他的心完全碎了，他是用死，來表達對社會的不公平不正義的憤怒，用他的死發出對社會強烈的控訴。而同時，他的人生悲劇當然也有個人性格上的原因。他不擅言表，內向，更多是行動而不是言辭，這妨礙了人們與他交流並理解他的內心世界，包括他的父母和親友。他為人處事又特別認真執著，有時甚至偏頗。他待人真誠表裏如一，不虛情假意更不圓滑，在黑白顛倒的社會裏必然吃大虧。再者他的非理性的行為和他的慘痛遭遇有關，弗洛伊德曾把精神病或是心理症歸結為個人本我與自我的矛盾。心理學家也發現，有創造力的人都具有某一種可導致精神錯亂或抑鬱的基因。我是相信天才和瘋子僅一線之隔的說法，楊燁是智商極高的奇才，很多東西不學自通。他在大學裏讀英文書籍極快，悟性極高，固然和他的家庭和環境因素有關，但其實他沒有正規上過任何英語課，他一直學的是俄語。我不知道他怎麽就理解了這麽多詞語和句法。他記憶力超群，數學也極好。據說他在湖北寫過一篇數學論文，他的科學家姨夫、兩院院士羅沛霖看後也認為有發明建樹上的巨大潛力。希爾達在楊燁死後，從熏黑的書桌抽屜裏找到幾張寫滿數學演算和公式的紙，好像一個數學家留下的研究某種數學理論的草稿；還有一本抄寫了許多詩與歌詞的筆記本。工整娟秀的筆跡近乎印刷的手寫體，優美的文字從莎士比亞、拜倫到流行歌曲的歌詞，共88頁。我相信如果不是時代的扭曲和社會的錯位，他有可能成為傑出的數學家、計算機專家，也可能成為像他父親那樣的翻譯家、作家和詩人。遺憾的是，他的才華，對科學的追求，被那個瘋狂的時代淹沒了，毀掉了。我真希望中國社會今後對像楊燁這樣的奇才或怪才能多點寬容和保護，就必然會多出些像梵高和陳景潤那樣的天才和大師。以此文紀念楊燁 -- 我的大學同學和好友逝世35周年。
我推斷楊燁至少在自殺之前這段時間，精神上是完全正常的，第一證據就是他在騙取了他無限崇拜的、破滅了他理想的、葬送了他青春的人的肖像上戳滿了洞。做過類似動作的中國人很多，當然其中不少人的下一步動作與楊燁所做的不同，但也有不少與之類似的，隻不過被維穩了。謝謝博主講出這個故事，使我們能在海外讀到這篇真實的傷痕文學。
火立日戈
我哥哥楊燁沒有阿斯伯格症。他本來很正常。他後來精神分裂是中國社會在某黨領導下長期精神分裂造成的後果。4月12日 09:07
如果你經過那個年代的非人折磨，希望你還能輕鬆的說出這句話！
文革中那麽多人自殺難道全都是性格有缺陷？
讀至淚奔。所述之事，本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巫寧坤先生寫此事的文章，刻骨銘心。樓主的文章，比巫先生的有更多細節。此文是對曆史的交代。
再次感謝樓主。
Agree!
說的好 2014-04-11 12:11:49 回複 悄悄話 精神性疾病都是基因裏帶來的，後天隻是誘因，或者說早晚會發病。在中國這麽不順心都沒事，到自由世界過了五年，就自焚了。
而作者拚命要把他的自焚和中國聯係起來。。。
而作者拚命要把他的自焚和中國聯係起來。。。
他在湖北受批判，父母被關進監獄，自己間諜嫌疑。精神受到打擊成病。父母有什麽責任。
我先生也是楊燁的同學，記得他是長跑冠軍。
他的死，父母要付很大的責任。
法國大革命也有許多負麵的東西，現在都是讚美。
我有一首詩裏有一句話：共和國不需要學者，拉瓦西埃，上斷頭台！
謝謝寫出如此令人動容的憶文。
多讀點兒曆史，可以少重複哪些愚蠢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