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人
描述中關村的人和事.
於右任是辛亥革命的老人、國民黨的元老，他是南社社員，傑出的詩人。據《南社社友姓氏錄》記載：於右任，原名伯循，字騷心，陝西三原人。入社號65。下麵是金建陵先生的文章：
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在十屆人大會議上，曾應邀在人民大會堂三樓中央大廳會見約800名中外記者。他在回答台灣中天電視台記者提問時說：
“說起台灣我很動情，不由我想起了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國民黨的一位元老於右任，他在臨終前寫過一首哀歌：
‘葬我於高山上兮，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隻有痛哭！
葬我於高山上兮，望我故鄉。
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這是多麽震撼中華民族的歌詞！”
溫家寶所吟詩篇的作者於右任（1879—1964）先生，是陝西三原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考中舉人後，因效法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披頭散發，脫卻上衣，光著膀子，右手握刀，請友人拍照留念，以示“換太平以頸血，愛自由如發妻”的決心。後因《半哭半笑樓詩草》遭清廷通緝，亡命南下至上海。後又為籌辦《神州日報》募股，與邵力子同赴日本。在日本，他見到了心儀已久的孫中山先生，加入了同盟會。1907年2月20日，《神州日報》正式出版。該報不用清帝號，改用幹支，抨擊時弊，鼓吹革命，很受讀者歡迎。後報社遭遇火災，他又連續創辦《民呼報》、《民籲報》、《民立報》，在辛亥革命中發揮了重要的輿論導向作用。於右任本人贏得“先生一支筆，勝過十萬毛瑟槍”的美譽。武昌起義後，於右任擔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交通部次長。後來於右任長期擔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 於右任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因緣殊深。毛澤東曾回憶說：“當我在長沙的中學讀書時，我第一次讀到的報紙，報名《民立》，是民族主義派的報紙，裏麵有反抗滿清的廣州起義及在一個湖南人領導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難的情形。我讀了以後，極為感動，並發現《民立》裏麵充滿了有刺激性的材料，同時我也知道了孫中山的名字和同盟會的會綱。”【1】1927年上半年，於右任出任國民聯軍駐陝總司令期間，中共陝甘區委協助駐陝軍創辦了中山軍事學校，鄧希賢（鄧小平）就曾任該校的政治部主任。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於右任於9月6日設午宴招待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席間，於右任對毛澤東的《沁園春•雪》極力稱讚，對該詞的結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尤其讚賞，認為是激勵後進之佳句。毛笑著答道：“若何‘大王問我：幾時收複山河？’啟人之深也。”說畢，兩位詩人拊掌大笑，舉座皆歡。於右任先生的詩作被新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公開場合吟誦，可見其詩作的震撼力和於右任的曆史地位。
新中國第一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也曾吟誦於右任先生的詩作一事，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據1926年間在於右任屬下擔任國民聯軍駐陝副總司令、解放後任甘肅省省長等職的鄧寶珊(1894—1968)先生生前回憶：六十年代初，他到北京去開會，見到了周恩來總理，周總理高興地對他說：“於先生又有詩了。”接著，周總理飽含深情地吟誦了於右任的兩首近作，使鄧寶珊深受感動。【2】
周總理吟誦的兩首詩，一首是《南山》：
南山雲接北山雲，變化無端昔自今。
為待雨來頻悵望，欲尋詩去一沉吟。
百年歲月羞看劍，一代風雷蕩此心。
莫把彩毫輕擲去，飛花和淚滿衣襟。
另一首是《望雨》：
獨立精神未有傷，天風吹動太平洋。
更來太武山頭望，雨濕神州望故鄉。
這兩首詩都是於右任被裹挾到台灣後的感傷之作、懷鄉之作。
身困台灣孤島的於右任，對於住在西安的夫人高仲林女士和長女於芝秀等親人，一直非常懷念。1958年，他與高仲林結婚60周年前夕，他取出夫人早年為他親手縫製的布鞋和布襪，撫視良久，寫下了《憶內子高仲林》一詩：“兩戒河山一枝簫，淒雨吹斷鹹陽橋。白頭夫婦白頭淚，留待金婚第一宵。”此前，於右任通過在香港擔任交通銀行監察人的老友吳季玉與大陸的親人取得了聯係。吳季玉與於右任情誼篤厚，1924年秋，於右任先生擔任上海大學校長期間，學校經費特別困難，幾至無法開學。於右任向吳季玉借款五千元，始得維持一學期。高仲林和於芝秀母女給於右任的信，都是先寄到香港，再由吳季玉帶到台灣，麵交於右任。每逢於右任的壽誕之期，吳季玉必定要專程去台，為之祝壽。就這樣，於右任與妻女之間一直保持著通信聯係。吳季玉每次去台，於右任都欣喜若狂，並親迎於港口，視該日如同節慶一般，因為吳季玉每次都會給他帶來大陸的信息和故鄉親人們的問候。
於右任先生到台灣後的境遇，一直受到周恩來的關心。1961年3月中旬，章士釗先生由香港回到北京，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胡子最近給香港吳季玉先生來信說：‘今年是我的老伴的八十壽辰，可惜我不在大陸，今年她的生日一定會很冷落，不會有人理睬她的。想到這點我十分傷心！’”胡子是朋友們對於右任的尊稱。章士釗在信中最後說：“胡子的這種心情，請總理予以注意。”
不久，羅青長打電話給屈武說：“總理決定讓你到西安去，以女婿的名義為於夫人做八十大壽。”當時於夫人的壽辰已過了一個星期，但按照陝西風俗，如親人在外不能及時趕回，可以補壽。周總理表示，陝西既然有此風俗，就為於夫人補壽，決不能為這件小事使於先生心中不安。於是，屈武帶了兒子屈北大夫婦，以及於右任的外甥周伯敏趕赴西安，為於夫人祝壽。出席宴會的有於右任的老友茹欲立、孫蔚如，以及當地統戰部門的負責人和親朋故舊二十餘人。於夫人興高采烈，喜形於色，對黨和政府的關懷表示深深的謝意。 事後，屈武決定寫封信，連同祝壽的照片，托人帶給於右任。他想把祝壽的事出自周恩來的關懷告訴嶽父，但信中又不能寫上周恩來的名字，反複思考，無以為計。他向邵力子先生求教。邵力子同於右任是老朋友，他們自1904年在震旦學院作為同學相識起，有幾十年的交往，彼此之間相當了解。果然，邵力子立即想出了一個辦法，他說：“你在給於先生的信裏，把周恩來三個字改成‘濂溪先生’四個字就行了。”邵力子接著說：“抗戰時期在重慶，我和於先生住在一起，我們經常談論曆史名人，特別是多次談到北宋名儒理學家的奠基人周敦頤，周的別號本來叫茂叔，他在廬山蓮花峰下的小溪上，築室講學，人稱濂溪先生。當年我同於先生談起周恩來的時候，總是稱他為周先生，你在信裏寫濂溪先生，於先生一看就曉得指的是周恩來，而別人看到是不會聯係到周恩來身上的。”
後來於右任看到信和照片後，非常激動，特托吳季玉帶來回信，讓屈武向“濂溪先生”轉達他誠摯的謝悃。屈武按於先生的意思辦了。周總理聽了後高興地說：“隻要於先生高興，我們就心安了。”【3】
家人的來信雖然能給於右任先生帶來短暫的慰藉，卻難以排遣他長久的思鄉、思親之苦。1962年1月1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百年後，願葬於玉山或阿裏山樹木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在這一段日記旁自注：“山要最高者，樹要最大者。”）我之故鄉，是中國大陸。”13日，他又寫道：“早想辭職，種種事故，做不清楚，滯留而又滯留，謂之何哉！”22日：“葬我在台北近處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可見，死的問題已經常在他腦際縈繞。1月24日淩晨，一夜未眠的於右任深感此生難以重返故鄉，心潮起伏，不能自已，起而寫下了溫家寶總理吟誦的那首仿楚辭體的詩歌。它是於右任先生發自肺腑深處的悲哀之音，簡練而沉痛，催人淚下，反映出這位愛國老人對生不能親見祖國統一、死不能落葉歸根所抱的終天之恨，表達了這位老人眷戀祖國大陸和故鄉親人、盼望國家早日統一的迫切心願。
不久，為於右任先生傳遞家書的吳季玉之行動，被台灣當局的特務偵知。1963年9月14日，吳季玉照例又去台灣，不料甫進台島，猝遭不幸。此事更使於右任身心受到重創。1964年8月，他腳腫加劇，起坐都須人扶持，喉部也幾乎不能發音。但他不安於醫院，天天嚷著：“我要回家！”“太貴了，住不起！”9月18日，病情突然惡化，開始長久昏迷，諸症並發，眾醫束手。延至11月10日下午8時8分，遂與世長辭，享年八十有六。
於右任先生逝世後，人們清點他的遺物，除了幾架書，幾本日記，幾疊信劄，幾支毛筆以外，家徒四壁，別無長物。他珍藏的，卻是遠在大陸的夫人高仲林女士早年為其親手縫製的布鞋、布襪。於右任的遺體葬在台北最高的觀音山上，台灣的青年學生和廣大民眾，十分敬重於右任生前的遺願。他們發起了“每人一元”的建像募捐運動，克服重重困難，於1967年8月在台灣最高處玉山主峰（海拔3997米）之巔，建起了於右任銅像。銅像固定在三米高的鋼筋水泥基座上，麵向大陸，仿佛是這位須發蒼蒼的老人時刻站在寶島台灣的最高處，時刻眺望著他夢縈魂係的故鄉，時刻盼望著祖國實現完全統一。這就是於右任那首哀歌的來龍去脈。（原文名為“兩任總理吟誦於右任的詩作”，本文略有文字改動）
【1】《毛澤東自傳》18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9月版
【2】朱凱、李秀潭選編《於右任詩詞曲選》201頁，時事出版社1984年8月版
【3】屈武《記周總理對於右任的關懷和對我的教育》，《人物》198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