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人
描述中關村的人和事.
下麵是錢三強伯伯之子錢思進從瑞士日內瓦發給我緬懷他父親的第一篇文章，著名科學家錢三強也和其他中關村三座灰磚樓的老一輩科學家一樣，盡管他把全部身心貢獻給祖國原子能事業，但在五、六十年代也經曆過坎坷的人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也就是為什麽溫總理在幾次看望他母親何澤慧時說“為國家做出貢獻的人是不能忘記的”。“三強和您，中國人都不應該忘記，也不會忘記。”
懷念親愛的父親錢三強
錢思進
爸爸走了，匆匆地走了。走得這樣急，幾乎所有的親朋好友甚至連他自己都沒有預感到。當他5月底住進醫院時，人們都還以為和以往幾次一樣，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和休息，他會度過疲勞，恢複較正常的活動，繼續做他想做而未做的事情。6月中，在他病情稍有好轉時，他還帶口信給身邊同事，囑托再過幾天待病情更穩定，醫生允許後，就邀到醫院來談談他正關心的幾件工作。爸爸在生前的最後這段時間裏，仍然思維清晰，但是他的心髒未能承擔起重荷，在6月下旬幾次出現反複，病情愈來愈嚴重。就在逝世前幾小時（即6月27日晚6時許），他在病床上還幽默地對媽媽說：“今天感覺還可以，你先回家吧！我在8點左右還有最後一次戰鬥（指大便），就沒事了。” 沒想到，就是這次“戰鬥”引起再次心力衰竭，搶救無效，於28日零時28分爸爸離開了我們。當媽媽和姐夫趕到醫院，已晚了３分鍾。爸爸在心髒停止跳動前十幾分鍾還對深夜趕來搶救的主治大夫說：“錢大夫，這麽晚還打擾您來，真對不起了。”這是爸爸留下的最後的聲音。
爸爸走了，走得這樣急。他的同事們感到極其遺憾，因為他病情惡化，醫生不得不采取斷然措施，謝絕探視，既使是他身邊最親近的同事。這樣，爸爸想的很多事情隻好永遠留在心裏，他是帶著許多沒來得及交待的工作和沒來得及說的話匆匆地走的。爸爸在家裏的辦公桌上，攤滿了夾著許多小條的待閱待寫的文稿，擺著許多等待回複的信函，還有一袋袋為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準備的資料和照片。當我們趕回家中目睹這一切，仿佛看到爸爸還在伏案工作，我們積攢多時的話，有些還是他聽了一定會非常高興的好消息，都沒來得及向他老人家敘說，使我們終生感到惋惜和遺憾。
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每當夜深人靜回首往事時，爸爸的音容笑貌不時浮現在眼前。在這裏，我先追憶一些爸爸生前給我們最深的印象。其他方麵（如長期諄諄教育我們子女不能依賴父母，要走自己的路，等等），由於篇幅所限，將另文撰寫。
我們得知爸爸這次患病住院的直接起因是參加5月29日首都科技界緬懷聶榮臻領導我國科技工作事跡的座談會。爸爸為了準備發言稿，不顧身體不適，自己動手加班查找有關曆史資料。特別是由於他的大量資料筆記在文革中被抄走，至今未能追回，他隻好通過費力的回憶，一直寫稿到半夜二三點鍾。為了核對一個領導人的名字，他抱病在夜裏11點多鍾還打電話到他過去的秘書家裏詢問。發言稿寫好後，他又被往事激奮得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在座談會上發言後，本該離開會場回家休息，可爸爸一直堅持聽完所有的發言。正是由於過度的疲勞和激動，本已患過兩次梗塞的心髒又出現不適，以至徹夜末眠，次日（即5月30日）入院後就發生了嚴重的心力衰竭。
爸爸做事認真負責，一絲不苟，一直為我們所耳聞目睹。例如撰寫文章和講話，他總是習慣自己動手，特別是退居二線以後。爸爸寫東西，不寫則已，若寫就反複推敲，力求真實準確，負責到底。他書桌上的台燈亮到深夜已是常事。記得去年（1991年）8月底北京最悶熱的那幾天，為了準備全國政協科技委員會的有關改善知識分子待遇的材料，爸爸曾多次修改推敲到半夜二三點鍾。連我們三四十歲的壯年都疲憊地睡了，而他卻還在伏案工作，使我們倍感心疼、欽佩和無奈。為此，我隻好把剛兩歲他第一次見麵的小孫子帶到姥姥家，希望能不打擾他僅有的一些休息時間。
近年來，請爸爸寫稿題辭的事接連不斷。隻要是應該做的，他都盡力滿足要求，並且認真對待。媽媽告訴我們，有一次為某校題“求是”二字，他足足用了一個晚上，寫了不知多少遍，最後交給學校一大疊題字，請他們從中挑選。
另外幾件事發生在“文革”時期。運動一開始，爸爸就被拋出當做“靶子”，受到極不公正的批判和鬥爭。後來被下放到陝西五七幹校，在那兩年半多的時間裏，接近花甲之年的爸爸天蒙蒙亮就要起床出操跑步和行軍拉練。他白天要和年輕人一起參加繁重的農業勞動，晚上有時還要寫檢查材料。他對當時發生的許多問題想不通，強壓著心頭的苦悶，加上勞累，患了心髒病。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爸爸仍堅持做事認真負責的準則。一次，他趕牛在打麥場上碾麥子，突然發現牛翹起尾巴要大便，臨時找不到接糞的工具，他急忙之中用雙手接住臭哄哄的牛糞，捧到打麥場外。事後有人問他有什麽光輝的一閃念，爸爸說：“什麽也沒想，隻是覺得我負責碾麥子就不應讓麥子弄髒或浪費掉。”幹校中逢年過節要開聯歡會，每個班排都出節目。爸爸也和班組裏的年輕人一起認真排練唱歌和跳舞，按說在合唱中較容易扮演南郭先生，但他說，年輕時參加過合唱隊，有功底，好好練，節目不會砸。不過他從沒在台上跳過舞，為此還專門認真練了好一段時間。他在給我的信中還描述了學會打快板後的欣慰心情。
爸爸1971年10月3日從幹校給我的信中寫道：“我這一生也無其他長處，也隻有‘做什麽就好好地去做’這一條”。這條樸實無華的準則伴隨著爸爸坎坷但有意義的一生。循著它，40年代爸爸在巴黎居裏實驗室和媽媽一起進行嚴格細致的核裂變的研究，發現了鈾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現象；50到60年代，爸爸服從組織安排，忍痛擱置專業研究，用全部心血為開創祖國原子能事業進行了大量艱苦而有效的組織領導工作。那時我和我兩個姐姐都還在幼兒園和小學，平時住校，每周或每兩周才回一次家。即使這難得的家庭團聚，也有時因爸爸出差或加班而未能實現。在60到70年代，我們步入青少年，初明事理後，爸爸卻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風暴中受到衝擊。後來我們才逐步了解到，他在文革中被批判的一條主要“罪行”是認真貫徹執行所謂的“修正主義科技路線”。
爸爸辦事認真，同時也總是堅守著嚴肅的科學態度和實事求是的原則。記得他曾和我講過1958年的一些事情。當時全國上下都在刮浮誇風，爸爸做為正直的科學工作者，心裏是很矛盾的。一方麵，實事求是的科學道德曾使他鼓起勇氣拒絕了一些不切實際的建議：例如，有人曾提出要搞原子能飛機，他認為從國力和科學技術角度上講都是不符合實際的。另一方麵，一些組織上決定的事又必須執行，例如，在全國大辦原子能的口號下，每省都要搞一(反應)堆一(加速)器，爸爸雖有過顧慮，也發表過意見，但在當時的形勢下，他隻能服從組織安排，並為此奔走了好幾個省。盡管後來上級領導主動承擔了責任，可是爸爸仍長久感到內疚自責，他以彭德懷元帥堅持原則為民請願為鏡，勉勵自己和我們，一定要做一個實事求是、不講空話、敢講實話的人。 由此，爸爸對那些扭曲曆史，踐踏實事求是原則的人和事始終不願苟同，哪怕明知有風險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絕不違背一個科學工作者的良心。如1958年他就因為“右”和“驕傲自大”等“錯誤思想和言論”，在黨內會議上受到五六次麵對麵的批判。1963年又因為對某些人盲目搞高指標，提了不同意見，受到批判並招致“缺少工農感情”的罪名，要下放勞動“補課”。由此，在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三天之後，他就被派到河南農村參加“四清”運動。爸爸所承受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在家裏沒有任何流露，甚至連媽媽都一無所知。他的這些遭遇是在逝世後才從有關材料中發現的。盡管心情時常壓抑，但爸爸總是那樣堅信：“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公道自在人間。”
爸爸相信人民，一直把自己當做人民的普通一員。在他去世後，前來我們家、前往科學院致哀和向他最後告別的人數以千計，其中不僅有他的親朋好友和有關領導，也有許許多多普通的工作人員，工人師傅、醫務工作者、司機、廚師、幼兒保育員等等。許多人可能從來沒和他講過話，但大家從心裏尊重地，親近他。我想這不僅因為爸爸為人民做過一些有益的事，而且他和普通群眾血肉相連，情感相通。例如，在中關村小賣部門口，他是每天（直到這次住院的前一天）都按時排隊領取牛奶的普通顧客；在為中關村小學生辦的街道食堂裏，他是每天中午（也是直到住院的前一天）按時為外孫、外孫女打午飯的普通家長；在家裏，他是慈父，也是好外公好爺爺，在女兒女婿不在家時，晚上他還常坐在床邊給外孫女講故事，直到孩子睡熟之後再繼續他的工作。爸爸走得這麽匆忙，使許多人都感到這麽突然，仿佛昨天他還和大家在一起。在坎坷的路上操勞了一輩子，爸爸靜靜地安息吧！我們一定牢記爸爸的諄諄教誨，以他為榜樣，在我們的人生路上努力向前，為爸爸未竟的科學事業貢獻出應盡的微薄力量。我們也將認真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像爺爺那樣做人做事業，把他的傳統繼承下去。
放心吧，親愛的爸爸。
摘自《中國科學報》（海外版）１９９３年１月２５日
後記
此文寫於1992年秋父親去世後不久。轉眼間16年過去了。這期間，過去父親在世時鮮為人知的一些他的經曆陸續披露出來，使我們了解到父親坎坷的後半生不是隻從文化大革命，而早在1958年開始就多次受到政治上的衝擊和批判（參見葛能全著《錢三強傳》，山東友誼出版社2003年版，第28章；或《錢三強》2007年版），從而大致得知父親在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實驗之後的第三天，沒能參與任何慶功活動就消失於人們視野之外的緣由。
盡管父親的後半生和祖國的命運類似的那樣起伏動蕩，但他總是心懷坦然，以能為祖國和人民做了有用的工作而欣慰。正像他1983年1月在我攻讀博士學位的中途勉勵我的信中所述“到2000年以後，我國將在世界上進入比較先進的行列，這個日子的到來是經過多少人民100多年來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後艱苦奮鬥得來的，你祖父和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在這場鬥爭中努力過的。近十多年來你們這一代受了不少委屈，但打倒四人幫以後，形勢還是轉得比較快，到2000年你大約五十歲，你是可以看到和參加到這個百年鬥爭的洪流中去的。你祖父和我們都是對社會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雖有不少缺點，但是是問心無愧的。希望你們也能做到問心無愧，並對社會做出有益貢獻。”
在我經過5年努力於1985年取得博士學位後，正值父親72歲本命年，他在信中提到“孺子牛精神”，又鼓勵我“你不久就要過生日，我們遠距離也很難給你送什麽有意義的東西，但是還是送一個‘牛’吧，因為今年是‘牛’年，你正好今年得到Ph.D.，這說明你是用了‘牛’勁的。今年你又是開始作Postdoc工作，在新的領域，也需要‘牛’勁才能有所得，有所發展。”“根據我們倆（指他和我母親）五十年做科學工作的經驗，‘孺子牛’確是保證‘出成果’、因而也是‘成人材’必需有的精神。願你一輩子發揚孺子牛的精神，給人給社會多，取於社會的少，這樣才是一個正直的人。你的祖父是這樣的人，我們也是學著做這樣的人。”
父親去世後，盡管仍有人對他的功過持有異議，但祖國和人民多次給予父親公正的評價。1999年9月，父親被追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原科學院老領導張勁夫不顧80多歲高齡，攥寫長篇文章《請曆史記住他們》（載於1999年5月6日《人民日報》），有針對性地記述了“我國研製原子彈和氫彈，三強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沒。”“如果沒有他做學術組織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內行地及早提出這些方案和課題，你怎麽趕上和超過別人？”
非常遺憾的是，父親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積累的幾十本日記和工作筆記及相冊，文革中被抄走後，至今沒有被歸還。從父親去世後10餘年中，經過多方努力，包括溫家寶總理親自過問此事，至今仍無結果。但我們並不喪失希望，仍期盼著父親的寶貴心血資料能最終物歸原主，這也是父親生前的一個遺願。
盡管父親的遺願仍待實現，但可以告慰的是，祖國和人民一直懷念他：繼1999年被追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後，近幾年，溫家寶總理先後三次看望我母親，緬懷父母做過的工作，勉勵我們後輩向他們學習。2005年9月，溫總理在中秋節前看望我母親時說“為國家做出貢獻的人是不能忘記的”。2007年8月，再次在看望我母親時說“三強和您，中國人都不應該忘記，也不會忘記。”。2008年8月溫總理第三次看望我母親時深情地回憶起16年前我父親去世當天的情景“三強先生去世那天晚上，已過了12點，我去了醫院，向他的遺體告別……”。（溫總理那時擔任主管科技的中央書記處書記，是當時午夜以後第一時間趕到醫院的領導，我們非常感激。）總理最後勉勵我們年輕人，“什麽叫（科學家的）本色？就是求真、特別叫真，有時候有點強，不計較生活，熱愛科學，熱愛祖國……您是傑出的老一輩科學家，為國家科學事業做出了貢獻，年輕人應該向您學習。”
我想，父親九泉之下會為此欣慰的。
- 錢思進
2008-8-31，於瑞士日內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