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人
描述中關村的人和事.
2005年12月20日，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汪德昭先生百年華誕的日子。一個年輕人應中科院聲學所之邀，站在該所學術報告廳講壇上做了這樣的獨白開頭： “此時此刻，我站在這裏，心情異常激動，因為我剛剛代表爺爺，為獲得汪德昭獎金的青年才俊頒了獎，這是我的莫大榮幸！同時，我也特別羨慕爺爺，因為即使在過世以後，他仍然能為他所熱愛的科學、為他畢生奉獻的聲學事業盡一份力。我想，他現在一定正在天上朝我們得意地、憨憨地、傻傻地微笑。…” 講這話的年輕人就是當時我國著名互聯網門戶網站新浪網的CEO汪延，也就是汪德昭先生的孫子。
汪德昭伯伯1956年回國後曾住中關村13樓103號，70年代末我們又同住黃莊808樓。他那樂觀爽朗的性格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我去法國巴黎接機（計算機），當時他兒子汪華正在文化處工作，讓我和他聯絡。那時汪延隻是個帶紅領巾的小學生和他們在一起住，由他們照料。後來我回國時，他父母還托我帶東西給他。雖然我在1987年曾在四通幹過一年，那時的他應該還在念書。汪伯母原為中國音樂學院聲樂教授，是個和藹慈祥的老人，家父去世後，她常來安慰媽媽，所以我總記得這份情誼。
汪伯伯的經曆很特殊，家庭成員也很傑出。他家兄弟中有三名是著名科學家，長兄汪德耀是生物細胞學家，早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回國後曾任廈門大學校長、教授。三弟汪德熙是核化學家，1980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汪德昭在國防水聲科學領域上取得卓越成就，他所從事的大氣中大小離子平衡態的研究成果，被國際物理學界認為是“目前普遍接受的朗之萬-汪德昭-布裏加理論”。他曾在法國度過22年，時刻不忘為建立和發展中法兩國人民的友誼而努力，並因在這方麵的突出貢獻於1989年獲得法國密特朗總統頒發的第二級榮譽軍團勳章。而他的兒子汪華以父親為榜樣，於1964年成為中國第一批派駐法國的使館官員，此後的40年，在促進中法兩國友好關係的建立與發展上也作出了突出的貢獻。2004年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希拉克先生給他寫信，通知他決定授予他騎士榮譽軍團勳章。他們父子兩代人相繼獲得勳章的殊榮是中法友誼的見證。法蘭西騎士榮譽軍團勳章是由法國政府授予的獎章，包括騎士、二級榮譽勳位、三級榮譽勳位等三個獎項級別，於每年的1月(元旦)、4月(複活節)和7月(法國國慶節)進行評級。汪華是迄今為止獲此獎項的唯一旅居法國的中國人。
1931年，郎之萬到中國講學，在北京講演中曾談到：“一個真正的科學家，不應把自己關在象牙塔中。他負有社會責任，應對人類進步盡自己的義務。”這幾句富有哲理的話，對汪伯伯影響至深，成了汪德昭先生的座右銘，現在也是聲學所的所訓。汪德昭把自己半個多世紀從事科研工作的經驗，歸納為“標新立異，一絲不苟，奮力拚搏，親自動手” 這樣四句話。他認為，搞科學研究最要緊的是標新立異，但是，標新立異也不是隨心所欲，必須踏踏實實、一絲不苟地做，一點都不能馬虎。另外，要奮力拚搏，為了祖國的強大、人民的幸福，要拚命地幹，另外，聲學作為一門實驗科學，許多新的想法、新的概念需要自己親自動手去驗證和實現。汪德昭先生對學術浮躁現象憂心忡忡。發現有的科技人員隻追求論文數量，做了一點兒工作卻可以寫出三四篇文章，為此他深感不安，指出科學家應對社會負責，寫學術論文應當強調創造性，而不能玩弄數學遊戲。對一篇科學研究論文加以改頭換麵、喬裝打扮變成好幾篇，這種做法是不道德的。汪延在回憶爺爺時也說，爺爺讓我知道，作為一個中國人，無論何時都要把祖國放在第一位，無論何時都要記住“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記住他的恩師郎之萬所言“科學家決不能脫離社會，把自己鎖在科學的象牙塔中”。爺爺教導自己，一定要為推動社會進步而工作。
汪德昭還有一段特殊經曆，在當時鮮為人知。那就是在解放戰爭後期，他曾在沈陽擔任了東北“剿總”司令部的少將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就連嚴濟慈、錢三強等這樣一些極熟悉他的老朋友都不理 解他為什麽要去東北。在《汪德昭傳記》中有一段特殊的記載 -“汪德昭夫人李惠年的七姨父是國民黨高級將領衛立煌。抗日戰爭中，衛立煌因作戰有功，很受美國人的青睞，從而遭到蔣介石的嫉恨，於1947年以派遣“出洋考察”為名削除兵權。 汪德昭在法國以複雜的心情接待了這位不速之客。通過幾次深入的交談，衛立煌流露了追求進步、迷途知返的意向。並且希望汪德昭把他的想法轉告給中國共產黨，並取得聯係。於是，汪德昭通過與前蘇聯駐法大使館的多次接觸，取得信任後，把衛立煌親筆寫的代電，譯成外文，轉遞到前蘇聯駐法大使館，前蘇聯使館又設法將電文轉給了當時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很快回電，對衛立煌的決定表示歡迎，表示衛立煌如果是真心實意的話，應當自己選擇並且利用當時的情況，做有利於革命的事情。 1948年初，衛立煌出任東北“剿總”司令長官。立即用密碼致電巴黎，邀請汪德昭急速回國，到東北沈陽來幫助他工作。接到衛立煌的電報後，汪德昭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決定回國協助衛立煌。1948年4月，汪德昭以“回國為老母祝賀80歲 大壽”為名，抱著“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的決心，辭去了法國國家科學院研究中心和原子能委員會的各種職務，離開巴黎回到國內。然後，隻身一人到沈陽擔任了東 北“剿總”司令部的少將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在東北剿總司令部，汪德昭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協助衛立煌做了大量的協調工作。由於了解到握有東北國民黨軍最精銳兵力的廖耀湘對蔣介石非常忠心，再加上當時解放軍在東北戰場已呈摧枯拉朽之勢，客觀上使衛立煌缺少在東北戰場公開起義的條件。衛立煌在同汪德昭多次密商和會意之後，頂著蔣介石的命令，在錦州戰役最激烈的時刻， 遲遲不肯馳援錦州，造成了國民黨的戰敗。衛立煌還采取措施阻撓實施破壞沈陽的計劃，保護了沈陽的許多重要工業設施和文物建築，以此來實踐自己在“代電”中的諾言。到1948年10月，國民黨在東北戰場的形勢勝負已判。1949年4月汪德昭輾轉香港，於1950年重返法國巴黎，仍舊在法國國家科學中心供職。……” 對此，後來汪德昭平靜地說：“我那時雖然還沒有共產黨人那麽高的覺悟，但也懂得應當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重。我想任何一個有良知的、正直的科學家，一個熱愛祖國的人，處在我那樣的地位，都會這麽做，不會考慮個人的安危！
記得在天津大學校慶的報告會上,聽過汪德熙先生的學術報告,記得好像講的是切爾諾貝利和核安全問題.聽說,汪先生鋼琴彈得很好.他以前曾是天大化工係主任.後來,因為國家搞原子彈,調走啦.在他當係主任時的副主是汪家鼎教授,後來去清華啦.
那時在天大好稱,大汪,小汪. 其實,大汪在他家是弟弟.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