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回顧 (三十)–做人做事做學問的嚴濟慈先生

　　　嚴濟慈先生１９００年生，１９９６年去世，活了９６歲，幾乎走過了整個２０世紀。他和我父親是同時代的人，我見過他幾次，最後一次在家父的追悼會上，他是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身份主祭。我對他沒有太多的親身感受，好在國內對他的介紹特別多，尤其是他的幼子現中科院院士嚴陸光先生對他父親有精采的回憶，他的做人做事做學問以及為人處世值得後人學習。以下摘錄有關他的言行點滴：

　　　嚴陸光先生稱他的父親一生做學問謹慎認真，做人腳踏實地，做事想的高遠、專心致誌，以發展科學技術為本分、捍衛科學為天職。

　　　他非常強調搞科學一定要專心致誌，一定要有所犧牲。他非常欣賞莫泊桑的一句名言：“一個人以學術相許身，便再也沒有權利同普通人一樣生活。”必須得有所犧牲。他當時曾和胡適先生交談時講過：“隻有在巴黎這樣的花花世界裏，還能夠做學問的人，才能夠成為真正的科學家。”　

　　　做人貴在清白，做事必須認真。在電工所成立30周年，他給所裏題個詞，做學問要“敢於好高騖遠，善於實事求是。” 他在講話中說，他是１９２３年大學畢業，１９９３年是７０年了，他７０年從事教育和科學經驗的告訴他，一個科學家，最關鍵的是敢於好高騖遠，善於實事求是。要有大的抱負，要腳踏實地的幹。

　　　在做學問上，他非常強調，要能做學問，必須要能夠有所前進和創造，科學上有所發展，最重要的是科研的核心是要創新。“所謂創新，就是你最先解決了某個未知領域或事物中的難題，研究的結果應該是前人從未有過，而又能被別人重複的，得到的看法應該是從來沒有人提出來，而又能逐漸被別人接受的”；

　　　“要做好科學研究工作，必須具備兩條，第一是能夠提出問題，找到一個適合的研究題目，這個題目應該是經過努力短期內能夠解決，而不是那種經過十年、二十年的努力都沒有希望解決的；第二是有善於解決問題的能力、克服困難的能力”；

　　　“科學工作應該努力做成第一流的。怎樣才稱得上第一流的科學研究呢？首先，研究題目必須是在茫茫未知的科學領域裏獨樹一幟的；其次，解決這個問題沒有現成的方法。必須是自己獨出心裁設想出來的；最後，體現這個方法，用來解決問題的工具，即實驗用的儀器設備等，必須是自己設計、創造，而不是用錢能從什麽地方買來的”《談談讀書、教學和做科學研究》(《紅旗》雜誌1984年第一期)

　　　他很簡單的講，科學發展可能發現一些東西，原來是別人不認識的或者是不知道的。但是科學的結果，你發現以後，你必須教會別人，別人也會按你繼續做，做完以後得到相同的結果，這才是科學。

　　　科學的成果本身不能靠評出來，是要靠實踐去證明你是對，還是錯，你有多少意義。所以評成果本身並不代表你的科學價值大，無非你找幾個人，這幾個人說你好，就是好，說你不好，就是不好。絕不是這麽簡單的情況，這一點，對科學工作者應該追求它的科學成果，能夠在人類和科學發展裏，發揮曆史作用，經過幾千年，幾百年以後，證明他仍然是對的，這是最高級的獎。

　　　知識和學問有什麽不同？他講，知識是人們對事物的認識，知識是無止境的，知識是越多越好，人應該有知識。但是學問不同於知識，學問是什麽呢？學問是用你有的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你念大學，念書的時候，主要的任務是獲取知識，要不挑不揀什麽都學，這是對的。現在你開始工作了，工作以後，你的最主要的任務要把自己的知識變成學問，要把你的知識，做成各種各樣的事來，對人們，對社會有好處。他非常相信，科學這個事業對認識世界是很重要的。但是它能夠為人民謀福利，為國家富強做出很多事情來。所以他一直主張，應該根據實際需要，根據實際可能的條件選擇你能做的事情，堅決把它做好。對人民，對國家有所貢獻。

　　　作為一個科學家，如果你發表的論文，10年之內沒有人引用過——因為科學研究總是有連續性的，這就是說，你這個工作可做可不做，是可有可無的，與整個科學絲毫沒有發生關係。

　　　一個科學家成為雜誌、報紙上的新聞人物並不難，但要成為一個書本人物，至少是幾十年，書本上都要提到他的研究成果，這就很不容易。......對於這些對科學作出重大貢獻的曆史人物，愈淺顯的教科書愈是提到他們的名字。......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做學問的人不能滿足於做新聞人物，而要紮紮實實做研究工作，對科學的發展做出成績來，爭取做一個書本人物。

　　　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第一，他是愛國者。愛國是做人的很重要的首要條件。他是一個自然科學家，他非常懂得，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一個好的科學成就是有利於全人類，全社會的，是不分哪國的。但是同時，他清楚地知道，科學家有祖國。

　　　實事求是是很重要的。一個科學技術人員，一個科學家，隨時隨地一定不能講假話，不能講違反事實的話。不能人家要你講什麽，你講什麽。實事求是地辦事是很重要的。

　　　他是一個不太講話的人，他覺得需要講的時候，他來講。任何場合都不太多講話。但是，在有些情況下，為了捍衛科學，他是忍不住的，有時非常激動。他認為發展科學是自己的本份，捍衛科學是自己的天職，科學要發展，同時必須捍衛。大概在６０年代初，他有一次回來很生氣，我們就和他說，爸你怎麽今天這麽生氣，他給我們講這麽一件事。他說他剛參加一個會，這個會上有人送來一個報告，說他們推翻了法拉第電解定律。即電解以後產生的物質數量和價數有關，跟分子量有關，同時和通電的電量有關。其中還有一個法拉第常數。當時正好宣傳要藐視權威，有同誌提出來，既然中國推翻了法拉第定律，我們就應該開個大會來宣傳。他聽了以後非常生氣，他說科學怎麽能靠開大會來推翻呢？法拉第定律是經過那麽多的實驗都證實是對的，現在你推翻了也可以，你應該指定若幹個中國的最好的化學實驗室，看看做出來的實驗究竟是法拉第對還是說的對。怎麽能靠會議來推翻一個科學的東西呢？捍衛科學是科學家的天職，你認為不是科學的東西應該堅決反對。

　　　“你們必須懂得，隻有你尊重別人，別人才會尊重你。”他非常尊重自己的老師，我記得他一直和我們說，他能有今天，他有幾個恩師非常重要。有何魯，胡剛複，熊慶來和法布裏。

      嚴濟慈先生的人生哲學值得當今中國學人深思，如何避免學術造假，學術腐敗根本的問題是教育學人如何做好人做好事做好學問。

      下麵是一些題外話，上麵提到的嚴濟慈先生的恩師，前三位是他在就讀南京高等師範學校（１９２０年改稱為國立東南大學）的老師，而法布裏是他法國讀博士的導師。何魯和熊慶來都是數學家，熊慶來後來發現和培養了華羅庚，他最後一個弟子是楊樂。他當過雲南大學校長，是中國很有名的數學家。而胡剛複先生是物理學家，我在上文中介紹了三位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先驅者饒毓泰先生、吳有訓先生、葉企孫先生，再有一位應該是胡剛複先生。竺可楨先生就任浙江大學校長時特別請了哈佛他這位同學到浙大擔任文理學院院長。當時胡剛複得了傷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個月，竺可楨先生多次去醫院敦請剛剛神誌清醒過來的胡剛複同他一起辦學，如胡剛複不去則竺可楨決不接受任命。浙大西遷時在湄潭他是理學院院長，家父是農學院院長，當時曾共同負責浙大湄潭的事務。１９４９年後他未被浙大留聘，１９５２年院係調整後，他到南開大學物理係任教直止１９６６年因腎病去世,享年７４歲。在患病期間，他寫了”一身傲骨”四個大字的一張紙保存在書桌抽屜裏，直到他去世之後才被發現。這四個字是一位有骨氣的愛國知識分子、中國科學教育先驅無愧的自我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