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回顧 (二十二) – 再談幾位中國生物學界的前輩（二）

            秦仁昌先生是位植物分類學家，中國蕨類植物學奠基人。 蕨類植物是高等植物中比較原始的一大類群，也是最早的陸生植物。這種植物是生長在山野的草本，有著頑強而旺盛的生命力，遍布於全世界溫帶和熱帶。 對於蕨類植物的分類係統，由於植物學家意見不一致，過去常把蕨類植物作為一個門，其下 5 個綱，即 鬆葉蕨綱 、 石鬆綱 、 水韭綱 、 木賊綱 ( 楔葉綱 ) 、 真蕨綱 。前四綱都是小葉型蕨類植物，是一些較原始而古老的蕨類植物，現存在較少。真蕨綱是大型葉蕨類，是最進化的蕨類植物，也是現代極其繁茂的蕨類植物。秦仁昌先生將蕨類植物分成 5 個亞門，即將上述 5 個綱均提升為亞門。                   ( 圖：    蕨類植物之冠——桫欏)

            家父生前常談起他的這位好友 早年創建我國第一個植物園 - 廬山森林植物園 ，是晚清名將左宗棠之孫女婿。他身高近二米，是我所見過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裏最高的一位。他是江蘇武進人，生於 1898 年，逝於 1986 年。 1925 年獲金陵大學理學士學位。畢生致力於蕨類植物研究。 1940 年發表《水龍骨科的自然分類》，將占真蕨種數 90 ％的一個十分龐雜的水龍骨科劃分為 33 科， 249 屬， 清晰地顯示出了它們之間的演化關係，解決了當時蕨類植物學中難度最大的課題，後來被稱為 “ 秦仁昌係統 ” ， 震動了當時國際蕨類學界並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在世界蕨類植物係統分類發展史上做出了重大突破， 因而獲荷屬印尼隆福氏生物學獎。

            抗日戰爭爆發後一年，他輾轉流亡到雲南， 又建立了廬山植物園麗江工作站，充分利用雲南這個 “ 植物王國 ” 的有利條件，不畏山高水急、路險人稀，廣泛進行蕨類植物調查和采集，獲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這批珍貴的標本為他以後對那些以我國西南山地為分布中心的蹄蓋蕨、鱗毛蕨、水龍骨等幾個大類群的世界性研究準備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時期，秦仁昌卻在昆明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蕨類植物研究中心，困難在一個強者麵前變成了他取得更大成就的階梯，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１９５５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調任北京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兼植物分類與植物地理學研究室主任。１９５９年他被選為中國植物誌編委會委員兼秘書長，他日以繼夜地工作，在年輕同誌的協助下於當年首先出版了《中國植物誌》（第二卷），這是《中國植物誌》這部曆史性巨著的第一本，為其他卷冊的編寫樹立了一個典範。按計劃《中國植物誌》中蕨類植物共五卷（第二至第六卷），到１９６４年，他已為其他四卷蕨類植物中的近三卷準備了初稿。我清楚地記得在文革前夕，他常來我家，十分憂心重重地談及他的計劃可能受影響，不知道下一步形勢會怎祥發展。中國的老知識分子對解放以來曆次政治運動都搞怕了，盡管他們平時說話小心謹慎，一心從事業務，但運動一到，曆史問題仍會被掀出來，這真是中國老知識分子的悲哀。 在“ 文化大革命” 期間，雖然他還是受到了衝擊，但對於一貫酷愛自己事業的秦仁昌來說，他從來沒有停止蕨類植物研究工作，仍然密切注意國際植物學研究動態，收集分類學、形態學和細胞學等各方麵的有關資料，不斷充實和修改自己的分類係統，於１９７８年發表了《中國蕨類植物科屬的係統排列和曆史來源》一文，使他的蕨類植物係統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該係統已為全國植物學界和各標本室所采用，１９８９年被授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秦伯伯晚年，夫人先去世，不久又和我們同住在黃莊小區，後跌斷了腿，出不了門，但在家裏一直從事研究工作直至去世。他有一子一孫，兒媳最初從事腦外，後成為北醫三院著名的乳癌專家，據說讓她一模十拿九穩。

             陳世驤和謝蘊真夫婦是一對昆蟲學家。 陳世驤，昆蟲學家、進化分類學家。畢生從事葉甲科係統分類研究，５０年代中後期著力研究進化論與分類學，以其總結的“ 又變又不變的物種概念 ” 為核心理論，全麵論述了物種概念、係統原理和特征分析，綜合為進化分類學的一個理論體係，為生物分類學理論發展作出了貢獻。主編的《中國動物誌：昆蟲綱鞘翅目鐵甲科》，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他從 １９５３ 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成立起就任所長，後在 １９６２年又任昆蟲和動物二所合並後的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所長。 在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８ 年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名譽所長。 謝蘊真是二級研究員，是當時女科學家中學術地位較高的一位。 中國經濟昆蟲誌 ( 第一冊 ) 鞘翅目 天牛科就是由陳世驤謝蘊真夫婦與鄧國藩合著，該書記載了我國天牛有害種類 153 種，分屬於 6 亞科。主要內容由概述、形態特征、分類及寄主植物表等，每種天牛都有種征描述、地理分布、寄主植物及彩色全圖，一部分種類並附有生活習性。

            家父在 1933 年就和陳世驤共同出席了在法國巴黎舉行的國際昆蟲學大會，是與會最早的國際昆蟲學大會的中國學者。二十年後他們又在北京重逢，家父和他們夫婦在昆蟲所和動物所共事三十年，彼此知根知底。我知道他們在學術和處事上有共同點，有時意見也不完全一致。而陳伯母謝蘊真是個心直口快之人，家父很讚賞她這點。過去我們兩家也常往來。作為我的長輩，我對他們也很尊重，也很同 情他們在文革中遭遇。他們夫婦比我父母去世都晚，但他們的兒子、女兒都年長於我，現應過七十歲了。我出國後再沒見過他們，希望以後回國能有機會敍敍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