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大約五年前，作者寫過一篇《夢想平等》。文章大致說，由於存在上的差異，人和人之間的平等，可能隻是一個夢。經過幾年來更多地對現代文明社會的觀察與思考，我開始重新呼喚自己的信心。平等這個詞有必要被重新定義：一個人和另一個人在出身、教育、財富、地位等方麵的差異，並非不平等的真正含義。而世俗意識中，由差異的表相所導致的高低貴賤的內心判斷，才是不平等的根源。平等和不平等，兩者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不需要靠外力甚至暴力的平均分配來獲得。平等與不平等，隻存在於人的一念之間。
平等是這樣一種東西：她不是社會資源，不會因為使用過多而短缺；她不是篇幅浩瀚的理論，不需要窮畢生精力來獲取。平等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基因裏，雖然被長期忽視，隻要有心，把握得當，每個人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將她開發出來。當沉睡已久的平等理念，突然在一個早晨蘇醒，會象旭日初升，放射出不可阻擋的熱力；會象七彩霓虹，光彩斑爛絢麗奪目。蘇醒的平等，是一隻無形的上帝之手，將拯救人群於黑暗、愚昧和罪惡。
19世紀美國浪漫主義作家霍桑的長篇小說《紅字》，寫了一個無辜的女子如何淪落為另類的故事。女主人公海絲特·白蘭跟丈夫從英國移居當時尚屬英殖民地的美國波士頓。中途丈夫被印第安人俘虜。海絲特隻身到美後，被一青年牧師誘騙懷孕。此事，被當地虛偽的清教徒社會視為大逆不道。當局把海絲特抓起來投入監獄，遊街示眾，還要終生佩帶象征恥辱的紅色的A字（Adultery：通奸女犯）。但是海斯特堅強的內心最終戰勝了歧視。
這個現實主義小說給人一個啟示：不平等是被製造出來的。製造不平等的，首先是傳統社會的愚昧和偏見。海絲特·白蘭在被貼上紅字標簽之前和以後，並不是兩個人。她的尊嚴、情感、純潔和善良，前後沒有絲毫變化。但是一夜之間，她在世俗眼中前後判若二人：一個在天堂，一個在地獄。還有一個很常見的騙子現象也可以說明道理。在一個等級差別懸殊的社會裏，不時會出現有人用偽造身份行騙。用來偽造的身份常常有：高幹子弟，高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高級企業管理人員，企業主等。許多人也許還記得一個轟動一時的話劇《假如我是真的》，劇作家沙葉新把這種社會現象描繪得鞭辟入裏。對受騙者而言，一文不名的騙子在一瞬間會變得和他想象中一樣的金碧輝煌，這是因為把人分出三六九等的社會心理在起作用。
回顧一下中國的資本家五十多年來的前後地位變化，也可以看到國家機器在等級製造過程中是如何推波助瀾的。最初，中國的資本家是被改造和鬥爭的對象，他們被掠奪一空、掃地出門，社會地位淪為平民。文革中，他們的最後一點普通人的尊嚴，也被粗暴地奪走，剩下的隻是受侮和屈辱。沒想到風水輪流轉，改革開放，資本家突然身價百倍，連一向自視甚高的太子黨、國家高級公務員，也放下身段，“下海”加入資本家行列（注意，中國人是很注重名分的）。本質上沒有變，而標簽變了，人的尊嚴地位就自動變化。所謂國家政策，一種強迫性的權威力量，可以任意改變同一類人的社會地位，使其提升或將其貶低。
這個製造不平等的現象，也就是現代社會心理學中的“標簽化”現象：“標簽”可以脫離現實而獨行。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歧視或崇拜，則常常源於“標簽”而非深入的認識。兩位西方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和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發現，對於所有經驗、行為和個體，人們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研究其本身，把它們看成是獨一無二、自具特征的。二，將它們看成是典型的，看成是這一或那一經驗類別、例證或代表。就象一位檔案員隻消查看幾頁檔案，便可將它歸入甲類或者乙類。“標簽化”一詞被用來表示這種活動或現象。“標簽化”常出現在人類意識的低級發展階段。
因此可以說，不平等是被人為地製造出來的：隻要人為地貼上的某種標簽，就立即可以把同一個人的地位升級或降低。從動因上看，貼標簽隻是為了便於管理。製造不平等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封建皇權，發明“三綱五常”的封建知識分子功不可沒。深入千家萬戶的儒學傳統，使得每一個家長都有機會參與不平等的精細製作。直到今天，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母親，還會指著前來修理汙水管的農民工，對自己讀小學的兒子說，“你如果不好好讀書，將來就象他那樣。”所有形式的專製政權，更是依賴強製性地製造等級來維持統治。專製政權的不合法性，使得他必須依靠一部分人的特權來壓製另一部分人，以保證有效的控製管理。等級製度是專製製度的特征之一。
那種以為人和人之間的不平等是天然存在的觀念，不僅荒唐，而且有害。這種觀念給妒忌、歧視、壓迫、虐待發放了暢行無阻的通行證。不平等是罪惡的根源。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雖然反對的是不平等，但實際上無視產生不平等的社會心理，而隻試圖用打破舊的生產關係、重新分配來消除不平等差別。這位想象力豐富的經濟學家，對於複雜微妙的社會心理現象，顯然關注不夠。他的理論的流傳，製造出大量暴力，但是至今沒有製造過平等。科學研究證明，客觀存在的外在差異，經過人的內省，完全有可能縮小甚至消除。這隻需要從內心建立一個公理：人的本質是相同的，按照推理，對他人的公正，也就是對自己的公正，對社會的公正。正由於這一公理的成立，自由人權的觀念才得以產生流傳，現代民主憲政社會才得以非暴力地搭建起來。相反，如果堅持不平等為自然法則，前麵的所有理想就是空想。
人們自古以來，一向借用兩種法寶來管理社會：觀念和法術。這兩種東西都不是天然的、而是被人為製造的。“仁義禮智信”，就是觀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就是法術。製造法術和製造觀念，被曆代帝王、領袖和精英們視為己任。然而，任何的法術製造，都必須建立在觀念基礎上；任何的觀念製造，都必須建立在人性原則上。否則，所有的這一類製造都在戕害人類自己。那種為一己權力而製造的觀念和法術，已經和正在拖累中華民族走進文明。
正象不平等是被製造的一樣，平等也可以被製造。而且，平等必須被製造。製造平等首先是製造一種觀念。這種觀念告訴人們，不管你出身低微還是高貴，不管你一字不識還是學富五車，不管你一文不名還是家財萬貫，造物主賦予你的毛發肌膚、聰明智慧、尊嚴權利，都是一樣的，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如果一個人有權利借便利為自己製造特權，另一個人同樣也有權利設立製度，限製這種特權（當然不是奪過來並加大）。尤其是，一旦當人們發現，製造平等原來就是製造和諧、製造關愛、製造公正、製造民主、製造幸福、製造快樂，他們就會對這種客觀看來不可能、主觀自身不情願的事情，多一點興趣。一當多數人都有興趣，重建觀念和法術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可以相信，一個人人從本質權利而不是從外在財富上追求平等的中國社會，在獨立大眾傳媒的自由傳播下，在每一個家庭的有心濡染下，經過十年或數十年的時間，將會出現。
2005-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