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張三一言的理解

 

施化 

 

我理解，張三一言君是反對和解的。他在最近的兩篇文章中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一篇是：《施化，你憑什麼和解？》另一篇是：《批判戴晴別有用心的“和解論”》。把不同觀點攤到桌麵上，是很好的理清思路的辦法。我願意開誠布公地同張三一言先生交流，不一定在於統一認識，而在於幫助互相理解。

他在《施化，你憑什麼和解？》一文中寫道：施化問：“為什麼不能和解？”，我的回答是：“沒有條件，所以和解不了。”施化問：“為什麼不要和解？”，我的回答是：“我願意和解，也要求和解。”然後，我問施化：“你根據什麼和解？”  

這裏的要點有兩個，一個是能不能，一個是要不要。第二個要點，張先生和我是一致的。他說，我願意和解，也要求和解。 

因此隻討論能不能。張三一言說不能，施化說能。張不能的理由是沒有條件。我理解，張先生把一個未來的曆史趨勢，同目前的現狀混為一談。當我在說A的時候，他說的是B。

和解是曆史大趨勢。古人都知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且這還是處在當時的認識條件下。到了21世紀的今天，世界已經有了共識。這個共識在說，雖然有各種各樣的不同，但是這都不是人類相互敵對相互殘殺的理由。世界應當在不同當中追求共存。共存不是統一，共存需要和解。

南非的和解是世界各國許多不同和解當中的一種模式。戴晴也隻是提出借鑒，沒有說照搬。反對她的人雖然強調了很多不同，但是很少理解借鑒隻是在不同情況下的某種參考，已經承認了不同。最相似的中國人自己的和解在台灣。台灣的國民黨和民進黨曾經勢不兩立，現在還是死對頭。但是畢竟他們還是遵照某種協議在一起辦事情，旨在共存，而不是把對方趕盡殺絕。 

當然共產黨的作惡，幾何級數地超過國民黨。即便這樣，也不成為不能和解的理由。“能”指的是一種內在的趨勢。人是能夠閱讀的，這是指一種趨勢。你不會用一個文盲來證明人沒有學習和閱讀的能力，一直要等到文盲識字了，才改變定論。從人的本性講，趨利避害是共同的。從人的生存條件講，低緊張度有利於健康。當然，政治家有自己的追求，如果懂得利用人的特性來實現政治追求，讓政治追求滿足人的特性，這樣的政治家才是人類社會需要的政治家。否則，不知道是什麽怪物。 

不錯，現在的確沒有和解條件。自從我在多維博客 http://blog.dwnews.com/?p=50723提出支持戴晴的和解以後，從兩個極端受到嚴厲的非難。一個極端是極其擁共的，一個極端是極其反共的。這是一個我沒有預想到的結果。同時也說明，條件的確不成熟。

因此張先生認定施化把現實和理想混在一起，是暈了頭。我不會隨便給人是否暈了頭的結論，因為某種少數意見，若幹年以後可能會被證明是清醒的。戴晴提出和解，指的是一種方案，一種選擇。我不相信她一提和解就出現和解了，但是相信，如果永遠沒有人提和解，就一定永遠沒有和解。希望中國永遠不出現和解的人，才是我說的“毫無曆史責任感，毫無社會責任感”的人。張先生不必對號入座。 

那麽什麽時候才是恰當的提出和解的時機呢？現在。因為提出和解和實行和解之間，會有一個很長的時間。五年，十年，十五年？由於現在幾乎所有的人對和解一點概念都沒有，需要等待共識。共識是怎麽來的？是一個不“共”的認識在人群中慢慢傳遞，討論，思考，過了若幹年以後才出現的。中共不會出現和解的意願。直到有一天有人提出和解，中共也開始注意和思考，衡量利弊的時候，才有一絲可能性。永遠沒有人提，就永遠沒有和解，也永遠等不到一個適當的時機。 

或許中共垮台以後，就有機會和解？不會。如果那時人們沒有和解的共識，中共垮台正是泄憤的大好時機，哪裏會和解？中共垮台前的和解，和中共垮台後的和解，雖然形式不同，但都需要和解共識。共識從哪裏來？一定要有一個人不識時務地先提出來，然後經過若幹年時間的討論醞釀發酵。這個人現在正是戴晴。 德國之聲報導，戴晴提倡“借鑒南非模式實現六四和解”。戴晴的原意是：把借鑒南非作為我們應該開始把能夠在中國慢慢實現和解的模式、原理，讓大家了解，慢慢地訴諸法律，慢慢地被更多的人接受。當然，具體用什麽方法，走什麽程序可以討論。但是如果連和解都不提，那麽什麽方法程序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