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正麵臨危機
施化
近幾年來，我越來越對中華民族的前景感到擔憂。擔憂的主要原因，還不是政治上的、經濟上的或環境上的。比如，台海危機，族群衝突，道德淪喪，腐敗泛濫，貧富懸殊，銀行壞帳，通貨膨脹，資金外逃，經濟泡沫，環境汙染，資源短缺，等等，所有這些困難都有緩解的辦法，隻要找到辦法，都有可能一步一步慢慢克服。我的擔憂主要是，中華民族的靈魂，也可以表述為意識形態，已經被人閹割，失去功能。中共的加強意識形態控製，有可能加重勢態的惡化。由於失去靈魂，這個民族失去了解決任何重大矛盾的能力，隻能使這些矛盾繼續激化，以至於不可挽回直到爆炸。而展望下一次峰回路轉的機會，則遙遙無期。一個民族，隻有意識到危險，才有可能避開危險。所以，每個為民族指出真實危機的人，都不應該受到歧視或壓製。
這次危機不同上個世紀30年代。危機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民族內部。盡管幾年來，海內外的觀察家，根據大量中國官方和海外的研究資料，判斷出中國在經濟上持續高速度增長，有人假設，按照這個速度持續不變，在2025年中國可以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實體。前景的確很美好。然而這個假設忽略了一個前提，即，這個國家的主人中華民族，從綜合能力上講，能夠搬掉攔路的大石，照此速度一跤也不跌地走下去嗎？
事實是，半個世紀以來，這個民族就總體而言，已經被人從靈魂上、精神上徹底打敗了。打敗他們的不是外來入侵者，而是本族的統治者。打敗他們的武器是謊言和暴力。最強大的一個敵人是毛澤東（見我所寫《一個領袖的成功和他的民族的失敗》）。後來的領袖們有的試圖阻止靈魂的頹敗過程，但沒有止住反而在加速。
在分析前先解釋一下，曆史上的各民族都是由本民族的精英，也就是受教育最完善、經濟實力最雄厚的那一群人，組成民族的骨幹，吸引和帶動民族中其他各個不同成份，形成一個有機的群體。中堅的結構，常常是多元至少是二元的，有利平衡和相互彌補製約。中國的一個獨特現象是，由於中共獨霸一方，權力和利益的磁性，把中華民族的絕大部分精英吸引過去。前年開始的“資本家入黨”，更加大了這個磁力。我觀察到的這個民族的中堅部分，幾乎全部聚在黨內或它的周圍。而其餘盡管在人口上占了多數，大都是農民、工人，城市無業遊民等，他們的引導力非常微弱，隻是跟隨。因為他們既沒有獨立的產權，又沒有因之而來的獨立的政治和文化話語權，而僅有的幾個良心代言人還被主流社會排斥。這種一元結構，一旦核心垮掉，全盤皆垮，沒有緩衝餘地，十分危險。我將會另做一個題目來討論。
因此，本文對民族靈魂危機的分析，主要分析精英中堅這部分。共分四點：一，在信仰上失去方向；二，在人格上失去誠信；三，在認知上失去能力；四，在互動上失去渠道。其他方麵問題還有很多，由於篇幅不可能一一談到。但僅就上麵四點而言，就已經使這個民族失去了前進方向，失去了康複能力和發展能力。
首先，在信仰上失去方向。中華民族的信仰，是由最高權力即中共決定的，信仰自由始終隻被限製在紙張上。其餘的所有傳統信仰、宗教信仰、自由信仰，都已經或正在被現政權用暴力摧毀。而被這個權力唯一承認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卻是一個偽信仰。所謂偽信仰就是說，這個信仰建立在非真實的基礎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已經在十五年前承認了“馬克思主義”的失敗。其實在中國，這個時間還要早，差不多在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中國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核心“階級鬥爭理論”，就已開始被悄悄地拋棄。
其實，信仰不在於多“正確”，而在於多真實。我們這代人從小就被上輩人影響，注重節約糧食。直到現在，我幾乎從不把剩米飯倒進垃圾。大人一向告誡說：“扔掉米飯是要遭天雷打的。”這個影響了我大半生的信仰——如果也算一種信仰的話，前提並非是“正確”的，但內容是真實的：如果人人都不珍惜糧食，將會受饑荒懲罰。信仰對一個人的行為規範的正麵作用，這隻算一個極小的例子。宗教信仰大都經不起科學推敲，然而，隻要是對人類對社會有益，就不需要比這更“正確”的真實了。凡是尊重自由宗教信仰的地方，社會中大部分成員的友善，誠懇和拒絕罪惡，是不爭的事實。人的生態社會，說到底是混沌的，凡是進步向上的精神力量，都不是“邪教”。
從我懂事以後，所有在中國看到的、比共產主義更為真實的信仰的出現，隻有兩次：一次是五十年代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一次是八十年代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這兩個世俗的、有益的信仰觀念，出現在輿論相對較為寬鬆的年代，後來都被正統意識形態不由分說地打敗了。到今天為止，全社會隻剩下兩個不可打敗的“信仰”：“錢”和“民族主義”，這兩個“信仰”其實是無信仰。對自由信仰高壓摧殘的結果，是信仰危機。在一個信仰自由的社會裏，不會出現信仰層次下滑的現象。
一個失去真實信仰或隻依賴“錢”或“民族主義”信仰的民族，對自己對鄰居都很危險。這個道理不言自明：當他們需要在曆史關頭作重要選擇的時候，要麽盲目無從選擇；要麽撤消底線，作出最可怕的傷及人類的選擇，他們將受到的報複也一定慘重。
其二，在人格上失去誠信。信仰迷失的最直接結果，是放棄價值的底線。今天，遍視全民族，還有幾個人主動把人格的起點——誠信，當作自己精神追求的價值？《工人日報》發表評論員郭振清的文章問道：“為什麽絕大多數人都不講真話？”可以斷言，哪怕就是這類提問，也很快將在意識形態控製下消失。著名作家巴金，窮一生的探求，得出結論：隻有說真話，這個民族才有希望。他的結論至今沒有得到主流響應。
事實上，謊言和暴力教給這個民族：說真話要付出代價，而且往往是血和生命的代價；而說假話可以獲利，從短期看來，獲利的成本很低。不說真話的價值取向，並非這個民族自己的選擇。有人說，這是花了半個世紀之久的時光訓練出來的，現在說假話的習慣已經滲入了骨髓裏，即使想他說真話，也得花半個世紀時間。
社會前進依靠的唯一道義力量是誠信。不論在古代社會還是現代社會，從日常起居到商業流通，從培育後代到科學奪冠，都離不開“誠信”二字。許多人以為作假可以幫助成功。事實上，即使成功了，也隻是他個人的成功，代價是整個民族的精神被腐蝕。結果是，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關係完全崩潰，經濟往來成本高昂效率低下，商業信用投資信心大量消失，群體與群體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互不信任，一個好端端的民族被推入萬劫不複的境地。
其三，在認知上失去能力。這有兩個方麵的含義。一是，長期不斷的“正麵教育”，取代了獨立個人的思想功能，造成群體思想功能極度退化。二是，高度壓製所謂的“危險言論”，越來越多的所謂“敏感詞匯”，束縛了思想，使思想隻能萎縮在極小的一塊“風月”地帶。而這種認知能力的喪失，當社會危機出現的時候，將極度可怕。因為隻有兩種可能出現：“盲從”和“混亂”。不要以為“盲從”中共就有解救，中共自身不可逆轉的腐敗癱瘓，一定在某一天讓“盲從”調轉方向，毀滅它自己。
近年來，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民族情緒被燃起的根據，似乎是發達國家的“欺負威脅”， “八國聯軍”馬上又要來了。可是真實的情況完全相反。那些出國旅遊經商探親的國人，一定用眼睛看到世界各國平民並無對中華民族的仇恨，相反很友好，希望和中國人交往做生意。至於來往中個別的磨擦，也不足引起民族對立。有一個我認識的加拿大律師，在上海執業40年，一向對中國友好。他回憶說，近年來，涉外商業的官司，九成是外國公司輸掉。他即使看到當中的偏袒，也沒有摻入民族情緒。那麽，我們自己的民族情緒從哪裏來的呢？是誤判。現在的問題是，由於誤判而引起的民族情緒，已經開始被少部分人利用，結果將是災難性的。
其四，在互動上失去渠道。長期的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打壓鬥爭，長期的敵對情緒的宣傳，長期的彌漫性謊言的浸泡，這個民族的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已經不再交流。不交流的出路隻有一個：分裂。而良性互動，這一最理想的人際間關係，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而且不知歸期。
交流不是“今天天氣哈哈哈”，也不是酒席上的“黃段子”。交流是指開誠布公地討論雙方的真實分歧，實事求是地尋找共同利益的所在，發現緩解矛盾的方法，最終達到“雙贏”。不交流的現象，不僅僅限於利益群體，還存在於政治領袖之間、黨群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學者之間、師生之間、兩代人之間、家庭之間、鄰裏之間，更不用說對於不同政見者、不同信仰者。長期以來的事實教訓人們，“說了也無用”，“少說為妙”。不交流的結果，是誤解、歧見、仇視、敵對日見增加，社會中充滿暴戾之氣。
互動必須有雙方的誠意，首先是實力強大的一方，必須先作出誠懇姿態。拒絕承認、拒絕交流、拒絕和解、拒絕互動，不但是僵化的表現，也是虛弱的表現。一個人的肌體的各個部分，隻有流通循環才可能健康，一個民族的肌體也是同樣原理。不能夠交流互動的肌體，必將離死亡不遠。
呼籲交流互動，呼籲放棄對抗和意識形態之爭，呼籲和解。承認危機，在對話中尋求化解危機，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拯救中華民族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