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認真讀楊小凱的著作，竟然是在他英年早逝之後。同時意識到，人的生命有限，而作品的價值則是永存的。
在他豐富的思想遺產當中，我發現了一顆鑽石。這是一顆可以攻玉的鑽石。如果人們有一天能夠認識到它的價值，所有阻擋中國現代化、製度化、民主化進程的障礙，將變得清晰可見，易於搬除。這就是他的關於土地私有化的理論。
中國的問題到底是什麽？隻要有一百個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就可能有九十五個答案。而在實際操作中，隻需要一個提綱挈領的方案，就可解開所有難題。關鍵取決於有願望解決問題的人士，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達成共識。
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強烈感受到，一場大變革即將來臨。中國的經濟過熱問題、金融危機問題、貪汙腐敗問題、貧富不均問題、資源環境問題、民主製度問題，言論自由問題、人權法製問題，教育學術問題、道德風氣問題等等甚至台海問題，都亟待於發現一個解決的總端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隻能是浪費時間。
有人在等待執政黨的政治改革，據說改革將從2005年開始。這種說法已經聽到不止一次了，都在一夜之間被風刮走。期待少數開明領袖的施舍，願望是好的，可是沒有條件。條件是這些領袖必須擁有絕對權力。可是一當他們有了絕對權力，恐怕立刻會改變初衷。如果沒有壓力，利益集團不會自動放棄自己的利益。人們隻能看到現在這樣的“政治改革”：殺雞儆猴，封鎖互聯網的出頭言論；溫水煮青蛙，扼殺港人的民主要求；借打壓“台獨”，擴大海外統一戰線；借打壓法輪功，分裂族群，製造民間仇恨；在青年中發酵反美反西方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培養一代潛在自殺炸彈自願者；暗暗擴大對海外華文媒體的影響，收縮華人的話語自由程度。所有這一切，完全與開放言路、疏導民怨、化解矛盾的政治改革背道而馳。
有人在等待經濟發展，以為經濟發展了，政治會自然進步。即使退一萬步講，兩者有這樣的因果關係，人們也等不起。當矛盾在一口高壓鍋裏積聚，壓力會越來越大，釋放的時間越晚，爆炸越具破壞力。爆炸的導火線可能是台海戰爭，金融崩潰，宮廷政變，嚴重饑荒，而所有這些，都已顯現端倪，可能距今不遠。越了解內幕的人，反而越不敢等待。如果一旦爆炸，結果會類似《黃禍》中的描寫，把財產和子女轉移到海外的聰明貪官們，也不可以幸免。隻有一個辦法，立即把這口高壓鍋放到冷水中，以避免玉石俱焚。
楊小凱的研究和理論，將給希望中國得救的人一點啟發。先解決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問題，不但可以緩解迫在眉睫的爆炸性矛盾，還可以為今後和平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建立社會各階層正常穩固的利益關係奠定基礎。更因為，由於這一思路將得到強大的社會支持、九億農民的支持，比所有海內外獨立知識分子改革政治的方案，都獲得更大支持度、更可以操作。
誰都承認，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但誰都沒有力量解決它。隻有兩個半人在解決土地私有問題上，稍有動作。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初，提出過“平均地權”。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戰爭中，強製性分配過土地。但孫中山沒有來得及實行。毛澤東隻是放出一個誘餌，一待農民上鉤，幫他奪取了政權，就把誘餌收回去了。那半個是鄧小平。他隻在形式上還給農民土地，“土地承包責任製”。哪怕這一形式上的變動，也被曆史給於最高評價。不管是誰，隻要他能夠用法律的固定形式，分配也好，交易也好，把本來就屬於他們祖先的土地還到中國農民手中，功莫大耶，幸莫大耶！
中國幾千年來，是一個農民國家。幾百年內，還將是一個農民國家。農民是這個國家的祖先，是這個國家的父母。這是一件讓那些坐在繁華都市高層寫字樓裏的精英們，十分不願意承認、不願意正視的煩惱事。對農民的歧視，早已經深入這個以農民為主的民族的骨髓。而造成這一切的，還要歸功於那個打算“解放全人類”的黨。農民用自己的乳汁把黨養大，而黨把農民象棄嬰一般扔在路邊的的垃圾箱中。（參閱《中國農村調查》）
在承認或不承認中國農民是否還擁有土地這一點上，爭論是沒有意義的。有人說，農村實行集體所有製，土地還是屬於農民集體的。還有調查說，全國失地農民的總數估計在4000萬左右，這是指在城市郊區土地征用以後失地的農民。隻要問一句，那些口頭上還“擁有”土地的農民，可以依法出售土地嗎？答案絕對是否。
村委會也就是村長，是有權出售土地的，不過還要得到上級批準。批準與否要看暗中交易的滿意度如何。很明顯，中國農村一切土地的所有權，已經暗暗轉移到權貴手中去了。這些權貴包括：有實權的村幹部，鄉幹部，地方政府主管土地征用的官員，地方政府有權批條子的官員，中央政府有任免權的官員，中央政府有實權的領導人。至於想在其中分一杯羹的地產大亨，集團老總們，隻要暗中交易得當，就可以得到想要的地產，獲取暴利。
暴利的利潤有多少？僅僅舉一個中等城市的調查為例，這個城市的某鎮，最高征地補償費每畝為3.55萬元，而政府拍賣價格為20萬元。這個城市的某區，最高征地補償費每畝為16萬元，而政府公開拍賣價格最高每畝已達到800萬元。利潤率超過百分之四百。（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另一個調查是一個民間電視片製作人做的。片名：《好死不如賴活著》。在鏡頭裏，戶主馬升義說，一家五口由於賣血有四口染上艾滋病，所以一年除了種地收入的百十塊錢以外，還可以求好心的縣長補助200塊錢。這對他已經很滿足了。
請中國最有權威的經濟學家來回答一下，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此懸殊的反差，如此赤裸裸的剝奪，在地球上還能在幾個國家裏找到？這就是你們革命的目的嗎？這就是你們改革的目的嗎？如果說“是”，“這隻是一個暫時的過程”，我也可以告訴你，這個暫時已經“暫”了幾千年，不可以再“暫”下去了。
這個國家曾經驕傲地對世界說，“我們養活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我不理解，你是用什麽方法來養的，能不能把這個方法介紹給聯合國，讓聯合國也可以去養活非洲的饑民。當然。現在這個國家已經進步了，再也不說養活誰的這樣的話。正確的話應該這樣問：“是誰養活了這個國家？”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統計，從1949到2004的55年間，國家財政對農村地區的直接和間接投資共有多少，再統計一下，幾億農民以他們的勞力、土地、自然資源、提供的人才，給這個國家創造的財富有多少。如果國家說，不對，土地和資源都是我的。那就要反過來問，是誰、以什麽樣的方式給你的，你出了多少錢收購來的？如果再強辯，稱這是屬於全體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農民共有的，那麽，結論就出來了：你打算怎樣與農民共有？
能指望這樣的黨來解救農民，象美國的早期領袖們解放黑奴一樣，把一切應該屬於他們的統統還給他們？起碼目前看來還是一個夢。不過實現這個夢，已經不需要再等很久，情勢和時機都越來越成熟。
時機成熟有兩層含義。從正麵來講，由黨內開明人士倡導的改革開放，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用市場方式來管理經濟，用法治方式來管理社會，已經成為國內所有有識之士的共識。自從加入WTO以後，中國將不得不沿著市場經濟這條路一直走下去，無回頭之路。完全市場經濟的自由開放公正互利原則，有朝一日終將決定土地製度。
從負麵來講，由於現階段沒有相適應的政治製度、管理製度的規範，隨著現行經濟的發展，毫無私有財產、毫無社會保障的農民，將極度貧困化。所謂的“三農”問題：“農民太苦了，農村太窮了，農業太危險了”，將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尖銳。當赤貧化、破產化的大量農民象熔岩一樣四處奔突的時候，所有關注社會穩定的人士，都將不得不麵對土地製度的改變。總之，距離這一天的到來，時間不是一天天遙遠，而是一天天接近。
土地製度的改革，能夠救中國嗎？能夠。
土地讓農民安居樂業。中國農民樸實、勤勞、本分，隻要有一小塊屬於自己的家業，絕大多數的他們，會守在這塊土地上辛勤耕作。隻要是自己的產業，他們一定會傾注所有精力，使土地肥沃、林木茂盛。中國的環境惡化問題將漸漸被緩解。得到土地的農民同時也得到自由，他們將不再依附於那些橫行鄉裏、動輒以收回土地承包權相威脅的鄉村幹部。自由給人創造潛能的機會，在提升自己地位的同時，也提升知識、技能、品行。新一代的農民將出現在中國的地平線上，他們憑著手中掌握的私產，將完全按照市場的規則，經營土地、經營農業、經營農村。所有已經實現市場化經濟的發達國家所出現的農業奇跡，也將在中國出現。有了土地的保障，他們不再靠“養兒防老”，將會自我節製生育，減少歧視女嬰。
把土地還給農民，對國家有利無弊。國家將從根本上甩掉農村包袱，還可從變革後的新農村增收財政。土地有了明確歸屬，將堵住一個最大的國有資產流失的漏洞。因為所謂的“圈地熱”，一方麵有國際資本參與炒作，牟取暴利；另一方麵也有國內黑商，暗暗把倒賣地產後獲取的資產流到國外。有人說，國有資產的最後一塊餅，隻剩下土地。對土地的不公正的、貪婪的瓜分，在瓜分過程中產生的惡劣影響，直接關係到社會所有不同利益階層的生存。一夜之間他們會發現，自己辛辛苦苦半輩子賺來的錢，隻能買一塊剛夠自己站立的地。他們希望國家來強製改變這種現狀，可是國家無能為力。國家不會把這些被倒賣的土地都買下來，按合理價格再賣給低收入的市民，也不會下令收回土地，因為要保護私有財產，這已經被寫入憲法！就連強行拆遷這樣的強盜行為，國家也管不了，任由其造成不斷的社會動蕩。設想一下，如果沒有這麽多幾乎是無主的、廉價的土地，“圈地熱”靠什麽來熱？
農民有了土地，有了財產權，他們立刻就可以升格為公民。長期困擾中國的二元社會，立刻會成為曆史。中國的城鄉差別，在中國人心目中，有如天堂與地獄的差別。隻要有一線希望，地獄裏的人就向上爬。隻要爬進天堂，就要不擇手段留下來，避免掉回地獄。這種爬和掉的關係，滲透在中國社會的每個角落，滲透進每個中國人的思想行為。所有自由、博愛、寬容、尊重、公正、民主等健康良好的理念，就象水珠滴落在油膩的表麵，無法停留。許多滿腹經綸的社會改革家，希望中國建成為公民社會。可是，沒有財產的人是不自由的，沒有獨立人格，沒有社會責任感，時時處在僥幸和投機之中，在精神上不可能成為公民。
我建議，希望中國得救的、有研究能力的知識分子，花幾分鍾時間來思考一下中國現階段土地製度的改革問題。當然，第一個最大的擔心是土地兼並。的確，土地兼並在中國曆史上多次發生，並帶來災難。但是兼並的根源仍舊是沒有徹底的土地私有化。研究一下同樣是亞洲的日本的土地製度，同樣是中國的台灣的土地製度，為什麽他們沒有發生兼並？設想製定一種稅收政策，就可以有效抑製兼並和不健康的土地買賣。隻要對中國農村有真正的了解，就知道中國農民不是無所作為的賤民，隻知道拿土地來換大煙。當然，前提是必須讓他們完全相信：這一次分配的土地，再也不會收回去了。農村的確有劣跡人物，但他們隻有在產權模糊、有空可鑽的時候，才興得起風浪。比如在打土豪或現在產權歸“集體”的條件下。
也有人擔心一旦開始土地重新分配，如果分配不公，就將引起不滿、仇恨和騷亂。這個擔心不是沒有道理。任何製度的變革，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反而是越理想完美的變革方案越多問題，比如共產主義。想想還有什麽土地製度比現在更不合理、分配更不公的，然後帶著求公正的目的來分配，就不怕了。一旦土地私有化，鄉村的多餘政府架構就不再需要，需要的反而是律師、法官、公證人、會計師、稅務師等專業人士。由於這不是大刀闊斧的土地革命，進程將平和緩慢。土地權的認證將可能從價值最低的土地開始，但隻要一開始，農民的心就平定了，長久的穩定也就開始了。
最後回到文章的開頭：中國的最大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的最大問題是土地問題。我們還活著的這幾代人，有能力解決嗎？
2004年0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