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薩克與猶太人的血海深仇【轉貼】
哥薩克的特點之一：哥薩克曆來具有打家劫舍的“綠林思想”和“有奶便是娘”的“傍大戶”風格。
在河灘地段打劫過往商船是他們的重要經濟來源，由於長期處在“三不管”地帶，哪一邊的統治者剿滅力度加大就去投靠其他的統治者，尤其是黑海和裏海靠近出海口的哥薩克，在俄羅斯境內作案如果受到官兵的追殺就去為土耳其蘇丹和波斯大汗服務。夾縫中生存“易倒戈”朝秦暮楚的“騎牆”特點是有曆史原因的。
由於其形成的曆史決定了哥薩克人天然地具有“反國家性質”，這種特性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完全馴服於某個政權，但是他們又無法完全自立，必須依靠某種外部政治力量的支持。哥薩克的生存哲學是遊離於國家力量鞭長莫及的邊緣，盡可能的利用主流社會的各種矛盾，以保持自己的最大利益與自由度。
因為哥薩克不是一個民族，成員多為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也有白俄羅斯人、波蘭人、摩爾多瓦人和波羅的海人，民族關係龐雜，大都是不堪忍受本國政府的壓迫才逃到管製力量薄弱的地區，借助外力抗擊宗主國是哥薩克的老傳統，尤其是地處邊緣的哥薩克，沒有自己的獨立國家，政治認同模糊、民族認同鬆散、地域認同差異性很大，即便同是哥薩克，一個地區和另一個地區也相互不買賬，其內部崇尚實力原則。
他們遊離於幾大政治勢力之間，17-18世紀在幾個國家的夾縫中生存，拉甲打乙、聯乙攻丙是他們慣用的政治手腕。他們曾經與土耳其蘇丹結盟、向克裏木的韃靼汗示好、也曾投入過波蘭王國的懷抱、忽而又效力於莫斯科的政府，出爾反爾都不足為奇，波蘭、俄國、土耳其以及其他國家都是利用哥薩克來打擊國外勢力的，但本身對他們又極不信任。
哥薩克自身的曆史十分複雜，哥薩克各集團之間、長老和軍事統領之間、農奴和哥薩克之間、哥薩克和政府之間、哥薩克與支持其力量的外國勢力之間都存著錯綜複雜的關係。它的這種特性決定了不可能完全馴服於某個政權，但是又必須依靠某種外部政治力量的支持。哥薩克的成長壯大就是利用了“投機原則”和“遊離於強權之外”，盡可能的保持自己的自由度。
傳統上波蘭和烏克蘭的哥薩克曾經最多，在沙皇三次瓜分波蘭以後，大部分哥薩克進入俄國境內。在紮波羅什的哥薩克中就一直存在著“親莫斯科派”與“反莫斯科派”，這兩派根據沙皇的打拉力度此消彼長，而沙皇對他們的忠誠程度曆來是不抱希望的，彼得一世就說過，烏克蘭哥薩克所有的蓋特曼（一共有17位），除了赫梅爾尼茨基、赫斯科羅帕茨基以外，其餘的都是變節者。
“哥薩克民主”的這種內爭不休、頻引外力的特征給烏克蘭曆史上增添了無數的混亂和流血。曆代沙皇都明白，對這批桀驁不馴的人撫恤政策比鎮壓更有利。列寧把這種“有奶便是娘”的特點稱為“哥薩克的流氓習性”。
讀過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的人，可能都會記得，主人翁像格裏高利像候鳥一樣一會參加紅軍，一會兒投靠白軍，也許有人會覺得不可思議，他到底信奉什麽價值觀？其實這一方麵說明他信奉哥薩克自治思想，反對外人染指“他們自由的土地”，另外也表現出典型的哥薩克“有奶便是娘”的一貫風格。所以沙俄時代哥薩克被利用作為鎮壓人民運動的工具就不難理解了。
特點之二：哥薩克是猶太人的天敵。
長期以來哥薩克一直與猶太人勢不兩立，他們同是缺乏國家認同沒有歸屬感的流浪群體，但是生活習俗與價值觀卻有很大的差異和對立。20世紀初俄國的猶太人和哥薩克人數大體相當，帝國境內有521.58萬猶太居民，為世界上猶太人最多的國家，大致集中了全球2／3的猶太人，哥薩克約440萬，分別占總人口的3-2%，都是少數群體。
在16-17世紀大批的猶太人被波蘭地主帶到烏克蘭，猶太人是波蘭在向東發展的最主要幫手，他們充當管家、工匠、小商販、收租人等，在烏克蘭人眼裏，猶太人是波蘭天主教貴族的代理人，是異類和異教徒，他們為地主充當管家和收租人更招來了農民的怨恨。猶太人原則上不能經營土地，但是南俄草原的新拓區有一些農業墾殖點勞力缺乏允許猶太人經營，猶太人在沒有特許的情況下不能居住在俄羅斯中部，隻能在製定的新瓜分的“安置區”。
這樣階層的構成與種族的構成正好契合，沙俄帝國中的多數猶太人被要求在“安置區”居住，他們大多在城市和小城鎮居住，因為猶太人在傳統上一直是“城裏人”，在烏克蘭的城市居民中猶太人的比例高達33%，在德涅波河右岸這個比例更高達70-80%。
但是這兩個群體的生活習性、價值觀念方麵卻有很大的差異：猶太人強調讀書做生意，對猶太教的信仰虔誠，他們每到一個地方，人口超過20戶，立即建立自己的社區並設立猶太教堂，猶太人的社團組織嚴密係統，相互幫助，由於有迫切的生存危機感，聚斂錢財，重視教育，猶太人把這種文化傳統變成一種趨利性的商業資源，孩子們需要及早掌握安身立命的本領。
如果說猶太人一會說話就要讀書，一開始讀書就要考試，猶太孩子從小就被家長逼上各種補習班，以期早早的出人頭地，有一技之長，他們以擅長做生意、藝術、手工藝著稱。在哥薩克看來猶太人很摳門，分毫必計，從事的都是邪門歪道。近代以後在商業、金融、法律、教育、新聞等領域嶄露頭角。所以他們的教育水平和富裕程度明顯高於哥薩克。
而崇尚尚武精神的哥薩克恰恰相反，他們蔑視財富、不重視教育、強調平等，習慣有難同當有福同享，準軍事化生活習性養成了哥薩克人會走路就能騎馬，會騎馬就能射擊，過著一種豪放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強盜生活，彎刀、頓河馬、女人、金錢和酒是哥薩克的五大法寶。
以德涅波河為界的右岸烏克蘭，基本上是以波蘭人為農奴主烏克蘭人為農奴的大莊園，左岸是哥薩克自治塞契，哥薩克的不事耕作劫掠成性決定了他們經常騷擾右岸，而波蘭人自己並不經營土地，全是雇傭猶太人作為管家來管理農奴，於是形成烏克蘭人哥薩克十分痛恨猶太人。
哥薩克本來就是一個不斷有新加入者補充的集體，而且來者不論出身民族，但唯獨堅決排斥猶太人，而猶太人對劫掠成性的哥薩克人也是惟恐躲之不及不會去染指這個群體。沒有自己祖國的猶太人在東歐各國從事當地人鄙視的所不屑的商業、銀行、管家等行業都比較富有，長期的積累使猶太人具有經商才能與意識，因為從中世紀時期，教會不允許教徒從事以營利目的的商業活動，所以這一領域的都是猶太人，在這個行當的當地居民自然競爭不過他們，在烏克蘭和俄國人看來猶太人從事的都不是“正途”，是坑蒙拐騙之術，是一個讓人藐視的食利階層，而猶太人又不掌握權力，處在統治者的打壓之下。
沙皇曾說，“俄國的壞事9/10都是猶太人幹的”，官方的態度造成了民間的向外撒氣的習慣，所謂“柿子揀軟的捏”，“因此長期以來民間的反猶情緒經久不衰，成為一個集體泄憤的對象。在俄羅斯傳統中“經商”曆來就不被視為“正途”，那隻是貪婪的猶太人的營生，而猶太人從來都被視為在道德上、精神上和政治上非俄羅斯的異族，又被認為是萬惡之源。俄羅斯人的罪惡都是猶太人教唆所至，由此產生強烈地反猶排猶情緒，在很多國家猶太人往往是多數群體攻擊的對象，在俄羅斯也不例外，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充當急先鋒的卻是另一個與他們人數相當的少數群體——哥薩克。
17世紀中葉在波蘭和俄國第一次爆發沙皇主導哥薩克充當急先鋒的屠猶活動，在這次掃蕩有數萬猶太人被殺，對哥薩克來說，屠猶既過癮又有斬獲。此後哥薩克的屠猶從未停止過，排猶不僅出現在沙皇頒布的法令中，而且在化作一種極端的情緒在民間蔓延，1903-1906年，第二輪屠猶在波蘭、烏克蘭、俄國展開。
1905年遇刺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下達屠猶令，放縱其哥薩克騎兵在猶太人生活區燒殺掠搶，在沙皇政府命令下，屠猶成了哥薩克發揮本性和專長的“業務”，在這次屠殺中有數萬猶太人被打致殘，上萬人斃命，1918年-1920年是第三次屠猶，又有大約十萬人在烏克蘭的俄國國內戰爭中被無辜殺害，1920年在蘇波戰場上，哥薩克的紅色騎兵從沒有停止對猶太人的暴行和殺戮。
蘇聯作家巴別爾的《騎兵軍》就是以一個在哥薩克騎兵中生活了七年的猶太人並參加了被稱為“人類曆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騎兵作戰”——蘇波戰爭的體驗，鮮活的描寫了國內戰爭時期哥薩克騎兵的故事，他把哥薩克對猶太人的仇恨描寫得淋漓盡致，也把這個團隊的嗜血的野性、野蠻真實地反映出來，為此曾經惹惱了第一騎兵軍的軍長布瓊尼元帥，布瓊尼指責巴別爾誣蔑紀律嚴明的紅軍，把他們描寫成一群“以冷兵器殺人為樂”的土匪。
還是1928年回國觀光的高爾基仗義執言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堅決支持巴別爾，“在俄羅斯文學史上我從未見過如此鮮明和生動地描寫，這樣的描寫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個集體——騎兵軍全體將士的神態”。
當時斯大林正在全力發起一場爭取高爾基回國定居的運動，整個文學界高山仰止般崇拜高爾基，在這種背景下，布瓊尼從未巴別爾放在眼裏，卻不敢得罪高爾基，隻能自認倒黴的敗下陣來，高爾基去世後，失去保護的巴別爾在1939年5月15日被捕，罪名是“在籌備針對蘇維埃領導人的恐怖行動中，從事反蘇維埃的陰謀活動”。1940年1月被專政機構秘密處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