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風暴------戴高樂狼狽逃竄 ZT
法國“五月風暴”五十年：無限性與無意義性並存
以現在的眼光看起來，“五月風暴”更像一場鬧劇。英文轉譯這一事件時，經常使用的是chienlit一詞——烏七八糟。
施京吾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全球造反年代，許多國家都爆發了不同性質、不同程度的“革命”，其中包括了發生在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
以現在的眼光看起來，“五月風暴”更像一場鬧劇，但這令部分人士興奮異常。風暴期間，莫裏斯·克拉維勒在《戰鬥》中寫到：“我們必將永遠一再強調這次革命首先是一次精神革命。精神正在報複，而且並非超前之舉。……沒有人死去，然而老舊的生活方式已經成為不可能了。”至今，他們依然十分興奮，幾十年後阿蘭·巴丟認為，這場運動是一種“共產主義設想”，盡管運動沒有獲得任何想象中成果，但在“經曆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否定性經驗之後，經曆了革命和1968年5月的那些充滿歧義的教訓之後，我們的任務就是以另一種模式讓共產主義設想成為現實，幫助它在新形式的政治經驗中的得以實現。”
學者們說：“1968年5月和6月的事件確實難於把握，因為它們根本未曾被預見，也不可預知。”不僅運動的性質難以界定，甚至整個運動都無法使用一個確切的詞語去總結：危機？罷工？反抗？革命？大學中的公社？還是內戰？英文轉譯這一事件時，經常使用的是chienlit一詞——烏七八糟。
事件的不確定性也展現出它內涵的寬泛性，法共、托洛茨基派、毛派等不同派係、觀念的人都試圖從自己的角度賦予它價值。思想家們也認識到事件的兩重性，埃德加·莫蘭說：“我們必須認識到的就是1968年5月的無限性，同時還有其無意義性。”——人類行為的盲動性可見一斑。
1、事起南泰爾
南泰爾大學原本是索邦大學的一個附屬單位，1964年獨立建校，即巴黎第十大學，因主校區在南泰爾，又被稱為南泰爾大學，是一座以人文學科為主體的綜合性大學。
1968年3月21日，一群左翼分子為抗議越南戰爭，占領了美國運通公司在巴黎的大樓，警方逮捕了六人，其中一人是南泰爾大學學生。
為回應警方行動，22日南泰爾大學學生在丹尼·科恩-邦迪的提議下占領了象征學校權力的教務大樓，被稱為“三二二事件”。科恩-邦迪雖然是該校學生，卻持有西德護照。
5月2日，南泰爾大學校方下令關閉學校，勒令科恩-邦迪等八名學生到索邦總部紀律委員會接受訓斥。結果次日，大批學生湧到索邦大學集會抗議。校長讓·羅什和教育部長阿蘭·佩列菲特擔心引發動蕩，請警方進駐學校維持秩序——卻違背了“警察不入學校”的法國大學傳統。這一舉動嚴重刺激了學生，引起教授和知識界同情。
下午，1600名警察衝進集會場所，逮捕了約五百名學生，並花了三個小時把他們裝上警車。這個原本有點冒失的舉動引起了圍觀者不滿，人群中開始高呼口號“釋放我們的同誌！”“停止鎮壓！”還將警察稱為“SS”——黨衛軍。
麵對群眾抗議，警察報以警棍和催淚瓦斯，學生和不斷加入抗議的青年立即以石塊加以反擊，並在盧森堡宮建起了第一個街壘：“它們沒有軍事價值。開火放槍的警察無須借助坦克大炮就能在三十秒內將它們悉數拆除。”盡管沒有實際作用，它的象征性在於——對抗產生了。
警方宣布將對3號前被逮捕的學生判刑，但緩期執行，3號以後再有學生被捕將不會獲得緩刑。
法共不支持學生行動，還在機關報《人道報》發表文章譴責學生和其它左派。這樣，全法學生聯合會、全法中等和高等教師工會的兩名領袖和科恩-邦迪就成為風暴中最有名的人物，他們發出全體罷課的號召。警方於6日將整個拉丁區包圍。學生則提出釋放被捕學生、重開索邦大學、警察從拉丁區撤離的要求。風暴開始升溫、升級。
2、風暴升級
5月8日，著名知識分子、哲學家讓-保爾·薩特簽署聲明，希望“所有勞動者和知識分子在物質和道義上支持學生和教師發起的鬥爭”。同日，總統戴高樂發表講話，表示“不能容忍街上的暴力，這決不是建立對話的方式”。
於是，警察與學生在街頭大打出手，從斷斷續續的打鬥發展到10號開始的大規模群毆，直到11日淩晨二時。警方拆除了街頭堡壘，大約有一千人受傷、五百人被捕。
5月11日，法國總工會和學生聯盟決定在13日舉行遊行。這天，在阿富汗訪問長達11天的法國總理喬治·蓬皮杜傍晚回到法國，晚上發表電視講話，作出緩和局勢的姿態：釋放學生，開放索邦校區。隻是，這一姿態來得有些晚。13日，巴黎舉行了大規模示威遊行。學生聯盟公布的數字是80萬，但警方說：20萬。
5月14日，局勢向更加嚴峻的方向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戴高樂總統依然決定按計劃訪問羅馬尼亞，並表示在24日之前他不會對法國人民作出任何解釋。總統出訪當日，企業工人也開始了行動，法國南方航空公司的工人們占領廠房，並扣押部分高管。15日在諾曼底的雷諾汽車工廠也如法炮製。
16日，在巴黎附近布洛涅比揚古的雷諾總部也開始了罷工。當時法國有“雷諾廠打個噴嚏，法國就感冒”的說法，可見該公司的重要性。風暴中，雷諾總部被稱為“工人的索邦”。鼓動該公司員工罷工的是一個叫“馬列主義共產主義青年聯盟”的毛派組織。這時開始，五月風暴具有了奪權性質。法國國家大劇院、法國作家協會等許多機構被占領。當天，蓬皮杜再次發布電視講話，認為緩和政策沒有成功，表示要進行鎮壓指揮運動的“挑撥者”。奪權行動把法國部分富豪嚇壞了，他們開始向瑞士逃竄並轉移資產。
5月18日，法國公交係統、鐵路、國營工廠、郵電、電視台相繼罷工，整個巴黎徹底癱瘓。
21日，科恩-邦迪被驅逐出境。對科恩-邦迪的驅逐立刻引發次日更大規模抗議。法國國民議會進行了為期三天的辯論，部分議員認為政府已經沒有能力處理事務，要求議會代行政府職能，結果差11票未獲通過。戴高樂政權岌岌可危。
3、演化為政治危機
24日，始終保持沉默的戴高樂發表講話，表示要進行大學、經濟與社會的改革，並要改革措施付諸全民公決。示威者的回答是“再見，戴高樂！”24日的示威也是最具暴力的一次，巴黎和裏昂各有一人死亡。左派說示威者焚燒了股票交易大樓，實際是一次局部火災。
戴高樂對局勢深感力不從心，產生了辭職念頭。
戴高樂，1968年2月
25日，蓬皮杜與年輕的國務秘書雅克·希拉克一同出席在格勒內爾街的勞動部與工會談判，提出恢複40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標準從2.2法郎提高到3法郎等，並試圖與工會簽訂協議。談判從25日一直談到27日晨7點15分。法共控製的工會打算接受協議，但工人們卻堅決反對。
自27日，法國陷入嚴重政治危機，左派開始大聯合，以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和弗朗索瓦·密特朗為首的職業政治家走上了前台，他們都是“社會主義者”、戴高樂的反對者。有意思的是，密特朗和希拉克後來都當選過法國總統。
密特朗於28日發布聲明表示，法國已不再像一個國家了。他呼籲成立臨時政府籌備新的總統選舉，他將出任這個臨時政府的領導——隻是這個聲明聽起來不像是建議而更像直接奪權。密特朗的建議沒有被采納，但所有左翼政黨都要求戴高樂立刻辭職。
29日中午11時45分，戴高樂將軍離開了愛麗舍宮與夫人登上直升飛機，不知所蹤。直到次日淩晨2時，沒有人知道總統在哪裏。謠言隨之而來，有人說總統自殺了，還有說總理要求總統辭職——蓬皮杜可是戴高樂一手栽培出來的。
在總統“失蹤”當天，也是風暴最高峰的一天，一千萬（一說九百萬）法國工人罷工。這一天科恩-邦迪也潛回法國，據說是藏在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的汽車行李箱偷越國境的。當他出現在群眾集會上，爆發出熱烈歡呼。這一天也是法國政府例會的日子，不過，官員們已經找不到總統了。還有人建議孟戴斯-弗朗斯組成新政府，他也答應了，但要求人們支持他的統一社會黨。
曾經身經百戰的戴高樂總統既沒有失蹤更沒有自殺。他去了法國境外不遠處，屬於德國的巴登巴登。這是法國駐德國司令部所在地，司令官是馬絮將軍。此時戴高樂很脆弱，對法國局勢深感絕望和無能為力。不過，戴高樂終究是可以排進“偉人”行列的人物，在馬絮將軍的勸慰和支持下，他迅速鎮定下來。
4、形勢逆轉
30日中午，戴高樂回到巴黎並接見了總理蓬皮杜。下午16時30分，戴高樂在電台發表全國講話：“我已作出了決定。在當前情況下，我不打算隱退。我受人民的委托，我將繼續執行使命。我也不變更總理……”。語氣粗暴且具有威脅性。他在講話中宣布解散議會舉行全國大選，呼籲全國發揚公民精神，支持民選政府，他指責“紅色威脅”利用國民絕望情緒而奪取權力——將是極權的“共產主義強權”。表示，“如果這種事態繼續下去，那麽我不得不……采取全國直接選舉之外的其它手段。”
戴高樂的講話隻有五分鍾，但效果奇好。兩小時後，支持總統的群眾湧上街頭，參加遊行的群眾多達百萬，維持秩序的警察就有30萬。
當然，風暴不會在一夜間消失，它一直持續到6月16日，並於10日發生一起死亡事件，一人為逃避警察追捕跳進河裏溺水身亡。根據中國學者的資料，語焉不詳地說“某地汽車公司工人拒絕複工，發生了激烈鬥爭，有8個警察被殺死了，政府沒有公布”。在風暴的最後一天，示威組織解散，巴黎被戲劇性地裝點成標語、口號、傳單、紅旗的海洋，頗有節日氣氛，十分喜慶，以歡呼風暴的“精神勝利”。
其實，風暴在總統講話後就已經結束。16日的狂歡不能不使人對風暴的性質產生疑問：席卷全國、震驚世界的五月風暴到底是為了什麽？一千萬工人的罷工，1500萬個工作日的損失就是為了最後的狂歡？
從6月10日開始的全國大選30日揭曉，戴高樂獲46%的支持，戴高樂派在國會獲得72%的席位，其中一百多個席位是從左派手中奪得的。而采取懷柔政策的蓬皮杜總理和教育部長阿蘭·佩列菲特辭職。
5、沒有理由的理由
五月風暴結束了，是在沒有得到任何結果情況下結束的。事後，各路學者們不斷進行各種分析，但在政治上、經濟上都無法理出頭緒。風暴是出現在法國經濟持續增長時期，法國人對當時社會環境也無一致性的重大不滿。於是學者們紛紛強調其文化意蘊，也未見得提供“五月風暴”如何必要的理由。
風暴固然涉及許多層麵，但都不具有決定意義，幾乎應驗了薩特的那句名言：存在先於本質。從索邦大學門口的一張大字報即可看出：“當下這個革命不但質疑資本主義社會還要質疑工業社會。消費社會注定暴斃。將再也沒有社會異化。我們正在發明一個原則性盎然的全新世界。想象力正在奪權。”——激情澎湃，空洞無物。缺乏本質屬性的事物，看起來十分荒謬。如果能夠從中歸納出一條可能近似的“本質”：這是法國左翼思潮長期發酵的結果，對法國和世界的未來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並在一個普通的社會衝突中釀成巨大風暴。
薩特對學生講話
法國社會結構矛盾在於，一個右翼威權主義者統治著極為發達的左翼知識界。路易斯·阿拉貢、讓-保爾·薩特、路易斯·阿爾都塞、以及福柯、德裏達、羅蘭·巴特、保羅·策蘭等，這些六十年代聲譽十分顯赫的文人集團，是清一色左翼知識分子，雖然這些知識分子具體立場龐雜，但他們社會影響巨大，與五月風暴都有不同程度關聯。此時的法國幾乎就是德國魏瑪時期的鏡像：右翼社會、左派當家。
現代法國是以“民主”起家的共和國，民眾的民主參與度反而不足：“既沒有真正的領導，也沒有真正的參與。”戴高樂鄙夷地說法國人有著“與生俱來的胡搞瞎搞的激情”，這位持右翼威權主義立場的總統很容易被責罵為希特勒、墨索裏尼式的法西斯領袖；而左翼則會被認為是極端的、激進的斯大林主義者。戴高樂肯定不是希特勒，而真正的極端左派為數也不算眾多。法國政府和知識界在誤解中相互敵視，在敵視中加深誤解。
6、兩位哲學家
有兩位哲學家值得一說。
五十年代，薩特的左翼傾向和聲望都達到頂峰，被視為共產黨的同路人，甚至是蘇共代言人。赫魯曉夫上台，秘密報告的流傳、斯大林的殘酷引起人們對蘇聯的疑慮，也影響到薩特的感召力，六十年代他的影響有所下降。於是，他染上在各種宣言上簽名的愛好。研究者統計了從1958年到1969年發表在《世界報》上的488份宣言，薩特有91個簽名，名列第一，是排名第20位的31個簽名的三倍。薩特的情人西蒙娜·德·波伏娃有72個簽名，排名第三。另一位簽名積極分子瑪格麗特·杜拉斯，排名第15位，有37個簽名。在風暴中，薩特當仁不讓地參與了多個簽名，除了8日，9日他也聯署宣言：“向用一切手段擺脫異化秩序的學生們致敬！”5月10號出版的《世界報》第九頁再次出現他的聯署簽名——隻是不確定與9日的簽名是否是同一個。5月15日他還跑到索邦大學明確表示對學生們的支持。5月20日索邦大學的海報上也有他的簽名。當時流行的一句口號是“寧跟薩特錯，不跟阿隆對”，可見狂熱到已經失去理智和判斷力。薩特對風暴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
另一位是路易斯·阿爾都塞，他1948年加入法共，是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教授。阿爾都塞沒有參與五月風暴，對學生們的參與也持保留態度。但他對毛澤東主義在法國的傳播關係密切，自1953年開始引用毛澤東思想，尤其對毛澤東“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區分認同感很高，強調“理論的實踐”。為當時盛行以斯大林主義為正統的法國左翼尋找了一條新的認識途徑。
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坐落於烏爾姆街，阿爾都塞的學生們又被稱為“烏爾姆社團”。1964年1月“社團決定接受北京的指示”。1965年2月1日出版理論文集《馬列主義請願書》。其它左翼社團認為他們“夢想掌控共產黨內部，使其重新布爾什維克化，把它變成一個革命編隊”。法國理論界出現了一個“阿爾都塞主義”。
1965年11月阿爾都塞出版文集《保衛馬克思》，他的理論被認為，是將毛澤東主義“象征了法國馬列主義刀刃，代表了回歸（和邁向）階級鬥爭的欲望。”
1966年5月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12月《馬列主義請願書》出版第14版，獻給“偉大的文化大革命”，阿爾都塞還特別撰寫了一篇沒有署名的文章，12月16日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青年聯盟”。他們認為“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紅色基地是支點。”在越戰問題上，該組織對美國的尖銳批判獲得不少反戰組織認同。1967年7月1日，該聯盟發行第一期報紙，名稱即取自毛澤東的名篇《為人民服務》，並在全國大會上闡述毛澤東思想，同時履行毛澤東思想“深入到法國各省份和工廠向群眾學習”。由於聯盟過度關注越南戰爭和內訌，錯過了五月風暴的機會。因此，法國街頭眾多的毛澤東畫像、漫卷的紅旗，更多具有的是象征意義，在風暴中的直接作用不大。事件中，與毛澤東一樣，人格形象象征化的還有卡斯特羅、胡誌明、切·格瓦拉以及魯迅等。
阿爾都塞
7、法國—中國
“五月風暴”大力弘揚了毛澤東思想，中國群眾也立刻走上街頭舉行盛大遊行支持法國學生和工人。1973年——盡管文革處於低潮期，中國學術界對五月風暴進行了比較客觀和學術化介紹，頗為意外。我手頭即有一份《目前法國的階級鬥爭特別是1968年5月風暴》，是一位法國問題專家在某大學所作學術報告的記錄手稿。報告分兩次，也是兩個部分，分別是1973年7月18日和7月25日。第一部分對五月風暴進行了比較詳細的介紹；第二部分介紹了風暴後至1973年上半年以前法國“階級鬥爭”情況。報告有明顯時代色彩，也出現了“法修”、“蘇修”等字眼，但完全沒有常見的文革口號——報告沒有認為五月風暴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也沒有將風暴中的學生、工人裝扮成革命造反派形象。對法國政府采取的行為、措施進行了比較客觀描述。報告的意識形態顯著，但能在極左時期保持一定的客觀和理性，也是難能可貴了。
最後，我們回頭到chienlit這個詞——烏七八糟。該詞的詞源意義是“把屎拉在自己床上的人”。固然陰損，但也確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