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議拉丁語在中國（1594—1743）
張西平《 中華讀書報 》（ 2019年03月06日 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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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賓主問答釋義》第00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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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華辭典》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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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錄》內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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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字奇跡》內文 |
拉丁文作為一個死去的語言，在文化上仍然活著，也是我們揭開今天生活和思想來源的真正武器。北京外國語大學曆經數十年努力，在意大利慈幼會大學的幫助下，在麥克雷教授的努力下，經李慧這位年輕學者的不懈追求，近日在歐洲語言文化學院正式開設拉丁語本科。這是中國外語教育史上的重大進展，是中國高等教育接續四百年傳統、以包容的文化心態擁抱世界文化所邁出的重要一步。
一、晚明時期拉丁語在中國
拉丁語（Latium）原本隻是台伯河旁山丘上一個簡樸的小村莊使用的語言，“後發展成為一個世界帝國的官方語言和行政語言，並且成為整個帝國大多數居民所使用的口語”。拉丁語傳入中國主要是與基督宗教傳入中國聯係在一起的。基督宗教第一次傳入中國是在唐代，但這隻是一個教派：聶斯脫利，即中國所說的景教。因為它是從敘利亞傳入的，並不涉及到拉丁文，現存“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隻有敘利亞文。基督宗教第二次傳入中國是在元代，這次傳入的是羅馬公教，即天主教。此時北京的主教是意大利的方濟各會會士孟高維諾（Montecorvino,Giovannida，1247—1328），元大德九年（1305年1月8日）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我已逐漸買下了四十名男童，他們都是異教徒的兒子，年齡在七歲至十一歲之間。在買下時，他們都不懂得什麽宗教。我在此對他們施行了洗禮，並且教他們拉丁文和我們的宗教儀式”。這是中國曆史上的拉丁語教學之始。同時，孟高維諾還根據《舊約》和《新約》的故事，繪製了六幅圖，在這些圖下麵“各有拉丁、突厥、波斯文說明，因此通曉這三種文字的人，都可以看得懂”。這可能是拉丁文字的字形第一次出現在中國。同時孟高維諾也將《新約全書》和《詩篇》全部翻譯成“韃靼人通用的語言”，這裏我們尚不能確定是翻譯成漢語還是蒙古語，或者八思巴文，但孟高維諾開啟了拉丁文的《新約全書》和《詩篇》翻譯成元代語言的先河，他的這點貢獻是很大的。孟高維諾已經學會了韃靼語言，但在泉州的安德魯（Andrew of Perugia）主教在傳教時要靠兩名翻譯，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兩名拉丁文翻譯者，具體姓名不詳。
元代天主教由於隻是在蒙古貴族中傳教，當蒙古人逃亡大漠之後，它也隨之消亡了，但卻留下了拉丁語教學的史料。
大航海時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別從印度洋和太平洋相會於中國沿海，耶穌會入華拉開了中華文明與歐洲文明交流的帷幕。從此拉丁語開始進入中國。
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拉丁文教學
1553年葡萄牙人的船隻獲得了可以在澳門停泊並貿易的權利，到1557年明政府允許建房久住，這樣澳門的葡萄牙人越來越多。隨著人口的增長和當地居民的需求，耶穌會在澳門創辦了第一所小學，幾年後在這所小學開設了拉丁語教育，這是“天主教會在華創辦的第一所西式學堂”，也是中國大陸最早的拉丁語教學。
1594年12月1日，聖保祿學院正式成立，這是澳門第一所高等學府，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所西式高等學府。他們創辦這所學校的目的是讓所有進入中國的傳教士了解中國，會說中文。學院的課程有三個類別：
人文學科：漢語、拉丁語、修辭學、音樂等；
哲學科：哲學、神學；
自然科：數學、天文曆學、物理學、醫學等。
當然，拉丁語和葡萄牙語是學院的基本教學語言，拉丁語教學成為一個基礎性課程。教學安排如下：
1.拉丁文課上午兩個半小時（七至九時半），下午為兩個小時（十五時至十七時）。星期六下午為例外，隻有一個半小時。
2.每天有拉丁修課的修士，在念完諸聖連禱後重新溫習四十五分鍾，但告誡日和小講道日除外。
學校的畢業答辯，全部采用拉丁文，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拉丁文歌曲和劇作的演出，拉丁文是全校的工作和生活語言。
在這裏學習哲學、科學、神學、藝術、中文等課程的，不僅有來華的傳教士，也有加入天主教的中國神職人員。例如中國的第一位神父鄭瑪諾，他就是澳門人，加入天主教後，在聖保祿學院學習，後跟著衛匡國（MartinoMartini，1614—1661）返回歐洲，在意大利羅馬完成哲學、神學課程，晉升為神父。還有晚明四大畫家的吳漁山，名曆，他曾與來華傳教士柏應理（Philippus Couplet，1623—1693）關係密切，原本跟隨他返回歐洲，期間在聖保祿學院學習過一段時間，記載自己學習拉丁文的情況：
門前鄉語各西東，未解還教筆可通。我寫蠅頭君寫爪，橫看直觀更難窮。
這裏描寫了中國學生和國外學生交流時用筆談，一時還難用口語，這裏的“君寫爪”，就是指外國學生寫拉丁文給他看。在這裏學習過的中國教徒還有鍾鳴仁、黃明沙、遊文輝、崔保羅等，這些都是最早一批學習了西方哲學、神學、邏輯、科學和拉丁文的中國人。澳門從這時期起，拉丁文成為澳門多所學校的教育內容，這在中國教育史上留有記錄。
《葡華辭典》中所呈現出的拉丁文
來到澳門的羅明堅（MicheleRuggieri，1543—1607）和利瑪竇麵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學習漢語。為了學好漢語，編製漢語-意大利語辭典就成為一件重要的事。這樣中文和羅馬拉丁字符的注音係統開始出現。
《葡華辭典》是羅明堅和利瑪竇為學習漢語所編輯的第一部辭典，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中文-歐洲語言詞典，在辭典中每個漢字都標注了羅馬字符的注音。
《賓主問答辭義》是附在辭典正文之前的散頁部分，共九頁，從第003至007頁。全文沒有一個漢字，隻有羅馬字母注音，是目前可知的第一份漢語注音會話體文獻。文獻標題“Pinciùventàssìgnì”，楊福綿將其定為《賓主問答辭義》。
在辭典的正文部分，每一個中文都有羅馬字符注音和意大利文的注音。如果說《賓客問答辭義》隻是拉丁文注音材料，那麽辭典的正文部分則是羅馬字符和中文的對照文獻，在語言學上具有重要意義。關於《葡華辭典》的研究，學術界已經有初步的成果，這裏隻是展示出這部辭典和拉丁語的關係，深入研究不在這裏展開。
以佛教經文為教材的漢語學習文獻
1993年筆者在原北京圖書館發現一份署名利瑪竇的《中國天主教教義》的文獻，在此以前在中文文獻中未有任何人對此做過報道和研究。為確定這篇文獻的內容，1998年秋我同美國的魏若望(JohnW.Witek)先生共同在北京圖書館對該文獻做初步研究。1999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了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錄》，第216頁公布該文獻的書影，並注明為利瑪竇所撰。
這篇文獻是用三種形式書寫：中文，拉丁文和拉漢對照。從語言學上，拉漢對照最有學術意義。
從文獻“五八八春”的字樣看，中國國家圖書館編目時將其確定為“1588年”是正確的。筆者也請教過一些佛教的專家，他們也認為“588春”應該指的是“1588年”。如果這個前提成立，1587年8月因羅明堅在廣西傳教不順利，孟三德返回澳門，1588年1月羅明堅也返回澳門，此時留在肇慶的隻有利瑪竇和麥安東兩人。因該文獻字跡與利瑪竇不符,這樣麥安東是該文獻的作者可能性最大。文獻的寫作地點是肇慶,因他和利瑪竇在1589年8月才離開肇慶,前往韶州。
《程氏墨苑》與《西字奇跡》
利瑪竇在北京時應程大約之邀，在其《程氏墨苑》一書中加入拉丁字體。1605年利瑪竇在北京刻印的《西字奇跡》，在書中將拉丁文與中文對照。
《程氏墨苑》是圖文並茂，利瑪竇的《西字奇跡》則是拉漢對照。《西字奇跡》是中國曆史第一份公開出版的拉漢對照文獻，也成為新中國漢語拚音材料的第一篇，在漢語拚音史上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西儒耳目資》
如果說《西字奇跡》隻是利瑪竇出版的一本拉漢對照的書，那麽《西儒耳目資》則是拉丁文注音對中國語言學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書。這本書是法國來華傳教士為幫助新來華的傳教士學習漢語而編著出版的，但在中國士人當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明清之際的劉獻廷、方以智等都對這本書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從《葡華辭典》到《西儒耳目資》，入華耶穌會士完成了用拉丁字母拚讀方案的製定，“《西儒耳目資》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羅常培先生把從利瑪竇到金尼閣的努力稱為“利-金方案”，並認為這一方案對中國音韻學有三大貢獻：“第一，借用羅馬字母作為拚音的符號，使後人對於音韻學的研究，可以執簡馭繁；第二，可以依據‘利-金方案’所提供的材料來確定明末‘官話’的音值；第三，自從利瑪竇、金尼閣用羅馬字標注漢音，方以智、楊選杞、劉獻廷受到了他們的啟示，遂給中國音韻學的研究，開辟出一條新路徑。”
二、清中前期拉丁語在中國
《尼布楚條約》
中國與俄羅斯所簽署的《尼布楚條約》是清朝政府最早與歐洲國家簽署的一個平等的條約，這個條約是用拉丁文簽署的，為了簽署這個條約康熙帝派葡萄牙來華耶穌會士徐日昇（ThomasPereira，1645—1708）、法國來華耶穌會士張誠（Jean FrancoisGerbillon，1654—1707）參加了談判。“由於中國人和俄國人之間沒有通用的交流語言，因此這兩位耶穌會士擔任翻譯。俄國談判代表懂得拉丁文，兩位耶穌會士當然也懂得這種語言。”
這是拉丁文在中國外交史上第一次作為外交語言出現，正是耶穌會士熟練的拉丁文和滿文與中文能力，對這次和約的簽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以後幾年，“1685年莫斯科還接到康熙皇帝的幾封信，新的內容是是一些不滿的話和新的和平建議。在中文本之外附有拉丁譯本。”正是由於耶穌會士的積極表現，康熙帝在1692年3月22日發布的對天主教的容教令中，允許天主教在中國自由傳教。
拉丁文第一次正式出現在中國官方文書中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熙朝定案》中記載：“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理藩援奉旨：朕看所用西洋人真實而愨可信，羅刹著徐日昇去，會喇第諾文字，其文妥當，汝等也行移文，往說羅刹。”康熙四十四年（1705），大學士等上奏有關俄羅斯貿易時提到語言，康熙帝說“此乃喇提諾，托多烏祖克、鄂羅斯三種文也。外國之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詳考之，其來源與中國同，但不分聲、上聲、去聲，而尚有入聲，其兩字合音者生甚明。……中國所有之字，外國亦有之，特不全耳”。由於中俄交涉邊界問題，傳教士張誠和徐日昇精通拉丁文，此事在中國多種文獻中有記載，例如《東華錄》《朔方備乘》等。錢良擇《出塞記略》中說：“其俗奉天主教，文移俱用蠟諦諾字，蠟諦諾者，即今中國所傳西洋字也，大抵風尚與西洋國不遠，故遣使時皇上特命西洋二臣同行。”
此說明，在清初期，拉丁文在中國扮演著重要的外交角色。由於這個重要作用，拉丁文作為一種語言也漸漸被文人所知。
開設拉丁文班
在中國內地第一次正式開辦拉丁文班是在康熙年間。由於和俄羅斯的關係，康熙在原來的俄羅斯館中開設拉丁文班，招收滿族子弟來學習拉丁文。費賴之（AloysiusSiebenrock，1833—1891）在巴多明（DominiqueParrenin，1665—1741）的傳記中寫道：“中、俄兩國往來公文函件常由多明翻譯。中國為辦理中俄交涉，設置一翻譯館，招收滿人子弟，研究拉丁文字，命多明主館事。……宋君榮神父在1732年6月13日致蘇熙業神父書雲：‘拉丁課頗有進展；有館生數人，說拉丁語尚屬流利。’”
關於開辦這個拉丁文班的中文文獻尚未找到，但最近在第一曆史檔案館所做的“16—18世紀中外‘絲綢之路’曆史文獻檔案展”中有一件十分珍貴的文獻《乾隆八年（1743年）莊親王允祿關於裁退西洋拉丁文學校的奏折》，這個奏折說明，在傳教士推動下，由清政府支持的拉丁文班是存在的。這是中國政府所創辦的第一所拉丁文學校。
本文研究截止到乾隆年間，晚清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特別是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用武力打開中國的大門，西方宗教伴隨著西方各國列強再次進入中國，教會大學的興起，使中國的拉丁語教育進入它的第二個階段。這待以後繼續研究。
三、拉丁漢學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地理大發現後，全球化開始了它的第一個階段。傳教士入華開啟了“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的序幕，從此在中國和歐洲的思想和知識體係中拉丁語開始扮演重要的角色，乃至我們如果不了解這一點就搞不清今天中國和歐洲之間的文化關係，就無法了解中國明清之際以來的真實曆史。在此期間，來華的傳教士們用中文和拉丁文等歐洲語言寫下了數量巨大的曆史文獻和學術著作，建立了一門新的學問，我將其稱為“拉丁漢學”。
拉丁漢學的中文形態
入華的傳教士在中國期間寫下的中國著作，大約有1300部。例如利瑪竇的《天主實義》《畸人十篇》等，他和徐光啟還從拉丁文翻譯了《幾何原本》。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
“明末有一場大公案，為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筆特書者，曰：歐洲曆算學之輸入。先是馬丁·路得既創新教，羅馬舊教在歐洲大受打擊，於是有所謂‘耶穌會’者起，想從舊教內部改革振作。他的計劃是要傳教海外，中國及美洲實為其最主要之目的地。於是利馬竇、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鄧玉函、陽瑪諾、羅雅穀、艾儒略、湯若望等，自萬曆末年至天啟、崇禎間先後入中國。……所行‘大統曆’，循元郭守敬‘授時曆’之舊，錯謬很多。萬曆末年，朱世堉、邢雲路先後上疏指出他的錯處，請重為厘正。……要而言之，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曆算學便是第二次。中國元代時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觸，但影響不大。在這種新環境之下，學界空氣，當然變換，後此清朝一代學者，對於曆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小。”
梁公這段論述有兩點十分重要：其一，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是繼佛教傳入中國後，中華文明與外部世界知識最重要的一次接觸。他從中國曆史的角度給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定位，對其評價的視野與高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二，對傳教士與文人所合作翻譯的“西學漢籍”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是“字字精金美玉，為千古不朽之作”。
來華傳教士和中國士大夫所寫下的關於西學的著作約1300部之多，其中大量的著作是從拉丁文翻譯和編譯成中文的，這批文獻能從拉丁文和中文兩個角度展開翻譯學研究，從文化史、宗教史角度開展研究的人很少。目前經過七年努力，我們已經把這批文獻複製回中國，這是一個亟待開啟的學術領域。能否深入展開這些文獻的研究，拉丁文能否熟練掌握，教會史、歐洲中世紀曆史、明清之際曆史是否有基礎成為關鍵，我將這一領域研究稱為拉丁漢學的第一部分。
例如，來華耶穌會士傅凡濟和晚明大儒李之藻合作翻譯了亞裏士多德邏輯學的教材，《亞裏士多德辯證法大全疏解》（Commentarii Collegio Coimbricensise Societate Iesu: InUniversam DialecticamAristotelis），漢語譯名為《名理探》（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atternsand Names）。李之藻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知識，翻譯起來很困難。Logica（logic，英文）他翻譯成“理辯”；universalis（universal，英文）他翻譯成“公”；現代邏輯學的“屬”，他翻譯成“宗”，如此等等。這裏隻是舉個例子，直到今天學術界仍未徹底理清從晚明後西學知識形成的機製，西學詞匯和很多學科概念變遷的曆史。
馬西尼、沈國威、黃興濤等學者開始注意日語對近代中文詞匯的影響，實際上西學在整個東亞的傳播和流變要複雜得多。利瑪竇等人的書也傳到日本與韓國，哪些是在日本產生的，哪些是從中國流傳到日本又返回中國的，至今沒有人說得清楚。要說清楚就要從晚明的西學著作研究開始，從拉丁文西學書翻譯成中文開始。
拉丁漢學研究的第二部分就是，來華傳教士先後以拉丁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法文寫作的文獻有幾百部之多，而留下的傳教報告、教內通信有近千萬字之多。
這些傳教士生活在中國各地，他們要寫信，要寫年報，這些文獻中的內容許多是中文文獻中沒有的，例如《耶穌會在亞洲》（JesuíitasnaÁsia），這份檔案中記載了大量重要的曆史文獻，然而這隻是用拉丁文所記載的文獻的一角。如果推進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必須盡快摸清外文文獻的基本情況，其中包括拉丁文文獻。唯有此才能推進中國近代曆史、文化和思想的研究。這說明從晚明後我們中國的學問和知識已經開始全球化，這樣才能看出學問的生長點在哪裏，才可以看出學習拉丁文之必須。
同時，這些來華傳教士在禮儀之爭中開始將中國古代文化的經典翻譯成拉丁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等，關於中國曆史的記載不再僅限於用中文寫成，從而大大拓寬了中國曆史研究的範圍。這些著作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開始翻譯了一些，目前，我和麥克雷（MicheleFerrero）老師等幾位同事一起在整理第一位來華的耶穌會士羅明堅的手稿和他的《四書》翻譯。這項工作才剛剛開始，完全是學術界的一個空白，這批文獻的整理出版不僅會改寫中國明清史，也將改寫歐洲近代曆史，因為這些文獻在西方也有著重大影響。
1500—1800年是全球化的初期，這個時期西方人不僅僅是發現了世界，同時也開始被這發現的世界所改變。尤其是當西方國家遇到中國，發現這是一個比它曆史更為悠久、地域更為廣闊的國家，如一些學者所說，“西方在北美發現的是土地，在東方發現的是文明”。這個時候來到中國的傳教士雖然在宗教學上仍然恪守“中華歸主”的理想，但對中國文明的態度並沒有19世紀後那種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和觀點。
這樣一個基本判斷在禮儀之爭後，當來華的傳教士紛紛把中國典籍翻譯成拉丁文和西方各種文字在歐洲出版後，這些中國的經書在歐洲產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例如，《中國哲學家孔子》被稱為18世紀的《聖經》，對啟蒙思想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盡管有“誤讀”，傳教士們的翻譯有自己的立場，但18世紀的中國熱是實實在在的。歐洲人正是從這些被翻譯成拉丁文的中國典籍中看到了一個不亞於歐洲文明，甚至發展程度高於歐洲文明的中國文明。正是通過耶穌會士的一係列漢學著作，中國文明的內在精神性價值展現在歐洲人麵前。著名漢學家許理和說：“華耶穌會的研究早期（17和18世紀）是研究中西關係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時期：這是中國和文藝複興之後的歐洲高層知識界的第一次接觸和對話。”在萊布尼茨、伏爾泰、培爾等歐洲思想家那裏我們都可以找到中國思想的因素。
“中國對於這個時代歐洲的思想、政治和科學思想的變化絕非置之度外。中國的政治製度、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哲學觀念及其技術的例證強有力地影響了歐洲，向它提供了一種寶貴的貢獻。”《中國哲學家孔子》《耶穌會中國書簡集》為代表的這些早期傳教士漢學的翻譯和著作“它們在整整一個世紀期間吸引了知識界，不僅僅向他們提供了一些具有異國情調的冒險活動，而且還提供了一種形象和思想庫。歐洲發現了它不是世界的中心……耶穌會士書簡就如同其他許多遊記一樣，廣泛地推動了舊製度的崩潰，在西方那已處於危機的思想中發展了相對的意義。勒蒂夫甚至還得以寫道，這些書簡‘甚至部分地造就了18世紀的人類精神麵貌’”。
在這個意義上如果不研究在歐洲出版的關於中國的書，不研究中國典籍通過拉丁文翻譯後在歐洲出版所產生的影響，我們無法真正地研究好歐洲的思想文化史。
拉丁漢學的這兩個方麵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這兩個方麵都是在世界範圍內研究的難點。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國學術走向世界的今天，不僅僅要學好拉丁文，而且要進一步研究好拉丁漢學，為中國學術和歐洲學術的發展做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