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07年第1期
許世友批偵的間諜案
文/東方明
1985年10月22日，一代名將許世友逝世於南京。消息傳到日本東京，因尿毒症住院作透析治療的億萬富豪河下穀清，凝視著報紙久久不語。然後，他輕輕抓起床邊的電話，給四個都已成家立業的子女逐個撥打電話，要求子女並配偶務必在次日趕到醫院，並且要帶上各自的孩子。
次日，河下穀清的子女帶著各自的配偶和孩子趕來醫院。河下穀清向大家說明了用意，讓護士給每家送上一束素色鮮花，然後強撐病體，帶著子女孫輩來到醫院花園裏，對著中國方向舉行了一個樸素的遙祭儀式。
河下穀清，是一個曾被中國公安機關追蹤許久落網後又被判刑的日本間諜，他後來怎麽會成為一個擁有億萬財產的富豪？這跟許世友將軍又有什麽關係？
許世友證明老部下身份
1957年8月上旬，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接到一封不平凡的人民來信。
這封人民來信的不平凡，是由於上麵附著一紙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上將的親筆便條。許世友在便條中說，寫這封人民來信的是他以前的一名老部下，現來信反映一個情況，請上海方麵予以調查處置。這封人民來信所反映的是什麽情況呢？這事還要從半個月前許世友接見一位名叫徐永卿的老部下說起——
半個月前，許世友接到秘書的報告，說軍區警衛處打來電話：有一位從福建來的名叫徐永卿的人給他們打電話，說他是許司令的老部下，這次出差路過南京，請求見許司令一麵。
許世友凝神思忖：“徐永卿？老部下？他說是哪年跟過我的？”
“沒有說。”
“徐永卿……哦！想起來了！”許世友臉上露出興奮的神情，“是他！當年是八路軍膠東軍區司令部警衛連的一個班長，他的少林拳不錯！他留下電話沒有？趕快給他打個電話，派車去接他過來，一起吃頓飯。”
當晚，許世友在中山陵8號住宅接待了徐永卿。
徐永卿，山東威海人氏，1940年18歲時從威海到濟南打工。不久，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的秘密抗日外圍組織。兩年後，由於叛徒出賣，他在濟南郊區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徐永卿自幼習練少林武術，身強體健，徒手格鬥能夠以一敵多。他憑著這一身本事，在日本憲兵將其押解進城的途中，出其不意奪槍而遁，連夜疾奔，經過一番艱難跋涉，終於逃到了膠東半島參加了八路軍。由於徐永卿精通散打，人又機靈，作戰勇敢，不久就被調至八路軍膠東軍區司令部警衛連，在許世友的貼身警衛班當警衛員。
1945年春，徐永卿在一次和日本鬼子的遭遇戰中身負重傷，從此就離開了許世友。1949年，徐永卿隨部隊開往福建，因為地方需要南下幹部，他奉命轉業，在福州市一家工廠當副廠長。這次，徐永卿赴上海出差，返回時繞道南京，特地想拜見老首長一麵。
許世友以貴州茅台酒和親自獵獲的野味、自養的鮮魚、自種的蔬菜熱情接待這位老部下，兩人喝著酒，回憶了當年在膠東半島抗戰時的艱苦歲月。談話中，許世友問及徐永卿從事革命工作的經曆，這就引出了前麵說到的那封人民來信——
徐永卿在敘述自己的經曆時，忽然談起一個情況：這次他路過上海時，意外遇見了一個當年在濟南進行地下工作時結識的人，那個人後來被地下黨組織的情報人員認定是日本特務，名叫河下穀清。
許世友對此突然產生了興趣，問道：“這是怎麽回事？你說說看。”
徐永卿於是告訴許世友，當年他在濟南鐵路局機務段當鉗工，參加了地下黨的抗日外圍組織。他的單線領導指示他利用能粗通日語的優勢盡可能多地跟鐵路局的日本人接觸，伺機獲取情報。這樣，他就和一個名叫河下穀清的日本工程師開始接觸。
河下穀清很樂意跟徐永卿交往，兩人經常一起喝酒、聊天。時間稍長，徐永卿知道了河下穀清的情況：河下穀清的父母均是早年就來中國東北行醫的大夫，他出生於吉林，此後曾長時間生活在中國，所以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對中國人民有著一份深厚的感情，所以，他堅決反對日本政府向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河下穀清強調說，他的反戰觀點在濟南鐵路局的日本人中幾乎是公開的，他不怕遭到憲兵隊的調查和可能的迫害。在這之前，徐永卿也確實多次聽說過河下穀清有同情中國抗日戰爭的一些言論，甚至還有人說這個日本工程師秘密救助過中國抗日人士。因此，年輕的徐永卿對河下穀清的話深信不疑。
河下穀清對於徐永卿這個進步青年也是另眼看待。他很快就察覺到徐永卿的秘密身份，不但沒有害怕，而且還悄悄提供幫助，甚至直接參與徐永卿的抗日秘密活動。一次在日本國內的皇室代表視察團赴濟南視察時，徐永卿奉地下黨組織之命在濟南火車站站台上張貼反日標語，但日本憲兵隊事先封鎖了車站，任務無法完成。徐永卿抱著試探的態度對河下穀清提了提，河下穀清馬上表示此事可以由他去做。徐永卿當時已經無法可想，也隻好這樣試一試了。沒想到這件事竟然讓河下穀清給做成了，成為濟南轟動一時的特大新聞，迅速傳遍山東全省，甚至還作為小道消息在日本國內流傳。
河下穀清的表現引起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重視，經過研究，指示徐永卿進一步跟河下穀清接觸。這時的河下穀清膽子也越發大了，他竟然已經開始從事“中日反戰青年聯盟”的組織工作。徐永卿是他發展的一個對象，這樣，徐永卿就將其作為異國同誌一般對待了。
本來，徐永卿跟河下穀清的關係還要發展下去，可不久後，徐永卿在接到組織通知去濟南郊區跟一位從青島過來的“關係”接頭時，因叛徒出賣而被捕，脫逃後不得不離開濟南。後來，徐永卿從濟南撤離到根據地的一位從事地下情報工作的同誌那裏獲得一個使他深感震驚的消息：河下穀清是日本憲兵隊安插在濟南鐵路局的特務，負責收集抗日情報和迫害我抗日人士，曾有多名抗日青年因其出賣被捕，有的被日本憲兵隊殺害了。
後來，徐永卿就再也沒聽說過河下穀清的消息，原以為這個惡棍要麽已經被我抗日鋤奸人員鎮壓了，要麽已經在抗戰勝利後作為投降人員被遣送回日本了。可是，這次徐永卿到上海出差時，竟突然看到了河下穀清！當時，徐永卿正在公交車上，見河下穀清在路邊緩緩行走。他注視再三，確認果真是此人，當下就在前麵停車站提前下車。然而，當徐永卿匆匆趕去時，那裏已經沒有河下穀清的人影了。
許世友聽徐永卿如此這般一說，沉思片刻，問是否認準確實是河下穀清其人。徐永卿答稱絕對不會認錯。於是，許世友就讓徐永卿寫了一份材料，寫完後讓他轉交上海方麵對此進行認真追查。徐永卿答應回到下榻的招待所就寫。可是，次日許世友就改變了主意，他寫了一個證明徐永卿身份的便條，派人給徐永卿送去，讓徐永卿寫好材料後連帶便條直接寄往上海。
於是，徐永卿就把寫好的這份材料以人民來信的方式，雙掛號寄往上海。可能為了使上海方麵引起重視，徐永卿直接把信件寄給了柯慶施。
資深偵查員尋蹤驚愕一瞥
徐永卿的這封信，信封上雖寫著“中共上海市委柯慶施書記親啟”的字樣，可當時每天寄給柯慶施的親啟和不親啟的信件達上百封之多，柯慶施即使什麽事情都不做光看來信也看不完，所以這類信件通常是到不了他的案頭的。不過，由於徐永卿的這封信中有許世友的親筆便條，所以上海市委信訪部門非常重視，當即單獨列出，送到了柯慶施的案頭。
柯慶施非常重視徐永卿的來信，閱讀之後當天就在上麵批示：請市公安局黃赤波局長責成有關部門調查，並報告調查結果。
這封帶著許世友將軍的便條和柯慶施親筆批示的信函由中共上海市委的機要通訊員直接送往上海市公安局後，所引起的重視是可想而知的。黃赤波局長在收到後的當天晚上，就下達了組織專人慎重尋找並調查河下穀清其人的命令。
上海市公安局資深政保偵查員吳一竹受命負責對河下穀清進行調查，組織上給他配備了三名助手、一輛吉普車，調查時所支出的經費可以實報實銷，這在當時屬於“一類案件偵查待遇”。
吳一竹在上海解放初期曾經通過調查挖出一些惡霸、還鄉團分子、特務反革命，受到過嘉獎，在這方麵具有比較豐富的經驗，這也是市局領導點名要他負責這件事的一個主要原因。他接受命令後，和助手分析了情況，當即決定：他和助手小汪前往福州向徐永卿當麵了解情況，另兩名助手老崔、小劉留在上海，前往監獄、看守所查閱材料，從在押犯人中尋找抗戰時期曾在濟南待過的，以便探問河下穀清其人。
吳一竹和小汪抵達福州後，順利地見到了徐永卿。徐永卿向他們詳細回憶了這次出差時在上海見到河下穀清的情況——
那天，下著蒙蒙細雨，徐永卿去位於軍工路上的上海水產學院辦事。當他乘坐公交車經過虹口區三角地菜場門口時，無意間在路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發現了一張似曾相識的臉。初時，徐永卿並未特別在意，如果不是公交車停了一下，他大概也不會盯著那張臉看個仔細了。而公交車恰恰就在這時候刹住了，徐永卿便盯著那張臉看，一邊看一邊在記憶中搜索。
公交車重新起步時，徐永卿突然一個激靈：這人不是濟南鐵路局的日本工程師河下穀清嗎？後來有消息說此人是日本憲兵隊的秘密特務，罪行累累啊！這家夥怎麽竟然還活著？不但沒有遣返回日本，而且看上去已經跟上海居民毫無二致。徐永卿震驚之下，情不自禁地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正想看仔細，車子已經往前行駛，而對方也轉過了身子。在公交車開往下一站的途中，徐永卿竭力把剛才見到的那張臉跟記憶中的那個日本特務進行了反複比對，再次確認此人肯定是河下穀清。於是，他就在前麵車站提前下了車，步行順著馬路來到了那家菜場門口。可是，徐永卿在菜場裏外轉了幾圈也沒有發現河下穀清的影子，隻好失望地離開了。
徐永卿對吳一竹和小汪敘述完上述情況後，不無遺憾地說：“現在想來，其實我當時如果探出車窗指著那人大叫‘河下穀清’，他肯定會作出反應的，要麽逃跑，要麽大驚失色，這樣，我就可以叫司機停車，下去抓住他——當時路邊有許多人，他想逃跑是逃不掉的。”
對於徐永卿來說，他認為自己的敘述已經結束，並且很完整。可是對於吳一竹而言，他所需要的信息還沒有出現，他得通過詢問細節來分析判斷。於是，他就向徐永卿提出了幾個問題，詳細詢問河下穀清抗戰時期的容貌、體態和現在在三角地菜場見到的那個人的容貌、體態。
徐永卿說：“當時，他穿著一件白色的、沒有衣領的汗衫和一條灰色長褲……腳上穿著什麽鞋？哦，這個倒沒有留心。來不及看啊……他手裏拎著一個長圓形的竹籃子，裏麵露出一束茭白尾巴，好像還有一把長豆吧。”
吳一竹和小汪從福州返回上海後，和老崔、小劉一起對調查所獲得的情況進行了分析。首先，他們認為從徐永卿從事地下鬥爭和警衛工作的經驗以及這次接觸中所表現出的清晰的思維、準確的描述看來，他對於河下穀清的認定應該是可信的；其次，基於這一點，就可以初步認定河下穀清確實隱藏在上海；第三，就是如何尋找其隱身之處了。河下穀清在三角地菜場買菜，那說明他就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這就有了尋找其蹤跡的基礎。吳一竹決定通過上海警方自解放以後就著手建立的遍布全上海的嚴密的戶籍製度來進行初步篩選。
接下去，從1957年8月中旬開始到10月上旬的二十多天裏，吳一竹等人幾乎天天去虹口公安分局和三角地菜場相關地段的幾個派出所，召集居民治安積極分子開座談會，向居委會幹部布置尋找河下穀清的工作。原以為這番辛勞肯定能夠獲得圓滿結果，哪知一個多月折騰下來，竟然毫無收獲。各方的反映表明：三角地菜場一帶根本沒有貌似河下穀清的男子。
這時，柯慶施讓秘書給市公安局打電話詢問調查情況。黃赤波局長於是親自召見吳一竹。吳一竹在匯報時提出有一位助手在討論時曾經提出過的疑惑：會不會是徐永卿認錯人了，把一個看上去跟河下穀清有點相似的人看成河下穀清了？
黃赤波局長當即予以反駁：“就算是這樣，那你們也得找到那個被錯認為河下穀清的男子啊！這樣的人你們找到了沒有？沒有找到？那就說明這裏麵有文章呢！這樣，我給你增加人員，你們一起再分析分析，看怎樣盡快把這件事調查清楚。”
黃赤波局長親自下令，給吳一竹增派了四名偵查員，正式組建了一個調查小組，吳一竹擔任組長。吳一竹深感肩頭的壓力增加了，當天就召集組員開會商議如何進行下一步調查。大家議論了七八個小時，最後決定放棄原先那個圍繞三角地菜場一帶進行查摸的方案，改為從抗日戰爭時期在山東省尤其是省會濟南活動過的在押犯人那裏進行調查。
這個方法，早在吳一竹剛開始接受這一任務時就已經用過了，可是沒有調查到什麽情況，因為赴福州外調已經獲得了明確的尋找線索，於是就把全部人員都撲在三角地菜場一帶查找河下穀清的下落。現在，重新采用這一方法，而且人員也增加了，吳一竹對此充滿了信心。
調查小組分成了四撥，分別前往監獄、勞改隊和看守所找相關人犯了解情況。一周時間過去了，調查人員獲得了一些關於河下穀清的情況，確認當年確實有這樣一個日本特務在濟南地區從事收集情報、迫害我地下黨員和抗日誌士的罪惡活動。但是，對於河下穀清後來的下落，卻沒有一個人說得清楚，有的說他已經被抗日武裝鎮壓了，有的說他早在日本投降之前就已經逃回日本了，有的說他在日本投降時自殺了……幾種說法中，沒有一種提及河下穀清逃到了上海。
負責匯總調查材料的吳一竹正在著急的時候，老崔、小汪一路從安徽勞改農場打來電話，說他們已經獲得了河下穀清的線索！
勞改農場裏囚犯的證言
老崔、小汪是赴位於安徽省廣德、郎溪兩縣的白茅嶺農場進行調查的。白茅嶺農場是上海市公安局設在安徽省境內的一個勞改農場，當時關押著上萬名勞改犯，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在曆史上犯下過嚴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漢奸、惡霸、叛徒。崔、汪兩人此番前往就是要從這些犯人中查找河下穀清的線索。
老崔、小汪跑了白茅嶺農場的幾個分場，起初沒有收獲，到了第六天才總算找到了一個知情者。
這個知情者名叫樸汝春，朝鮮族人，“九一八事變”後在吉林參加了偽“滿洲國”的諜報人員訓練班，結業後當上了關東軍的密探。1940年，樸汝春跟著關東軍特高課的一名中佐跑到關內執行秘密任務，完成後被日軍駐山東部隊的一名軍官看中，就留了下來，在濟南充當日本憲兵隊的耳目。抗日戰爭勝利後，樸汝春失去了依靠，他知道自己如果回到吉林老家去的話，肯定沒有好果子吃，於是就逃往南京。
幾年後，南京解放了，樸汝春逃往上海，以朝鮮人的身份在虹口區公平路開了家小飯館。樸汝春嗜酒，是一個見酒不要命的主兒，自己開了飯館自是如魚得水，一次喝得醉醺醺時自吹自擂把以前的那段不光彩的曆史給曝了光。這邊樸汝春剛閉口，那邊公安局已經得知，酒還沒醒，一副銬子已經扣上了手腕！半年後，樸汝春被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不久押送白茅嶺農場勞改。
偵查員老崔、小汪從囚犯檔案中找到了樸汝春，尋思此人可能跟這次調查是對得上號的，那段時間他正在山東濟南，又在日本憲兵隊幹，也許知曉河下穀清的情況，於是就決定登門“拜訪”。
果然，樸汝春真的認識河下穀清，這種認識不是一般性的路上見麵點點頭打個招呼，而是在特務活動中曾經有過配合，在私交中不時吃吃喝喝。樸汝春隻略略一提，兩位偵查員就意識到這家夥正是他們找遍了白茅嶺農場而覓之不得的一塊寶。樸汝春馬上被帶往總場招待所，在那裏，兩位偵查員和他密談了整整六個小時，獲得了以下情況——
樸汝春和河下穀清相識於1941年初，河下穀清以為樸是韓國人，所以對他不像對那些中國特務那樣表麵上客氣、心裏卻總是提防一手。樸汝春對憲兵隊的每個日本人都奉承巴結、溜須拍馬，而河下穀清由於平和近人，兩人就交往得多一些。有一段時間，樸汝春還應河下穀清之邀，冒充韓國地下抗日同盟組織的積極分子，參加過幾次引誘中國抗日青年參加由河下穀清組織的所謂“中日反戰青年聯盟”的秘密活動。這次行動使濟南地區的12名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青年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後來一部分人被殺害。河下穀清為了對樸汝春表示感謝，還請樸吃了一頓飯，送給他一塊手表。
就是在這次吃飯時，河下穀清告訴樸汝春：他在上海有一位中國妻子，長得很漂亮。這可能是河下穀清喝多了酒以後的醉話，之後就再也沒有提及過。而樸汝春也算是受過訓練的特務，所以河下穀清不再提及的事情，他也就不再詢問。
樸汝春跟河下穀清的最後一次見麵時間是1943年8月上旬，當時，樸汝春因為精通日語而被日本憲兵隊指定為憲兵隊駐濟南車站特別督察室的翻譯，天天待在車站。一個風雨交加的深夜，已有多時不見的河下穀清穿著一套淺色帆布西裝，手裏提著一個牛皮旅行箱，悄然出現在濟南車站的站台上。當時，樸汝春正陪同憲兵隊駐車站特別督察室的主任小野在站台上巡視，小野見到河下穀清，馬上上前去和他握手。河下穀清轉臉看見了樸汝春，主動和他打招呼握手。樸汝春聽河下穀清跟小野說，他這次離開濟南後可能不會再回來了。這時，從南京開往北平的火車進站了，河下穀清和小野、樸汝春揮手告別。從此，樸汝春就再也沒有見過河下穀清。
不過，在以後的日子裏，樸汝春曾經不止一次地聽別人說到過河下穀清，還說到過河下穀清的中國妻子。這個“別人”，指的是日本濟南憲兵隊的幾個跟河下穀清熟識的軍官，樸汝春跟他們一起喝酒時曾經聽他們議論過河下穀清和他的中國妻子，說那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浙江籍女子，以舞女為職業，是河下穀清去上海執行秘密使命時在一家舞廳認識的，後來兩人產生了感情，就結婚了。河下穀清的結婚，是經過高級長官特別批準的，因為這對於河下穀清向“中國通”角色演變大有好處。
這樣，樸汝春的上述陳述就為偵查員提供了一個河下穀清的線索：他在上海有一個舞女出身的中國妻子。
老崔、小汪返回上海後，把調查所獲得的情況向吳一竹作了匯報。吳一竹據此作出判斷：河下穀清隱藏在上海，肯定是以那個舞女出身的中國妻子為掩護的，所以，如果能夠找到那個舞女，也就可以找到河下穀清其人。調查小組於是連夜製定了一個尋找那個舞女的方案，次日即獲得了上級的批準。
當時，上海已經取消了舞女職業，以前以此為業的舞女早已轉業改行。要想在上海灘的茫茫人海中尋找一個以前當過舞女的女子，那顯然不容易。不過，吳一竹對此具有豐富的經驗，他所做的第一步，是從市公安局的檔案裏找出上海解放初期為配合全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需要而進行的“特種行業登記資料”。那時是把職業舞女作為特種行業從業人員的，所以每個舞廳的在職舞女都必須進行登記，當然並不是舞女自己上公安局登記，而是由舞廳老板把自己舞廳裏的舞女名單資料送一份到公安局備案。名單資料上有姓名、年齡、籍貫、家庭成員、社會關係、從事舞女職業的時間、所待過的舞廳等等，吳一竹就是要從這些資料中篩選樸汝春所說的“浙江籍”舞女，先劃出一個範圍來，然後再進一步予以淘汰篩選。
這一步走下來，所篩選出的浙江籍舞女令偵查員暗吃一驚：竟有723名之多！
下一步如何走？最初偵查員是想根據資料上的“家庭成員”進行分析判斷的，可是轉念一想又放棄了，因為如果其中哪一位舞女的丈夫確實是日本特務的話，在資料上出現的肯定既不會是日本人，也不會是河下穀清的名字。因此，偵查員決定另辟途徑：根據資料上所列出的這些舞女曾經待過的舞廳，找到那些老板，從老板嘴裏獲取舞女的配偶情況。
偵查員把723名浙江籍舞女一一分類，她們曾經分別在39家舞廳待過。接下來，就是尋找這39家舞廳的老板了。這39家舞廳中，有3家在上海解放前就已經關門了，其中2家的老板已經舉家去香港、台灣定居，其餘36家舞廳的老板，有19人在解放後被捕判刑，另有7人去外地定居。偵查員分頭查訪，耗時二十天，除去海外的兩個，其他的全部找到了。這些老板提供了大部分舞女的配偶情況，經篩選，發現其中三個舞女的配偶似有跟河下穀清相似的嫌疑！
對三個舞女的調查
這三個舞女的姓名是：時春萍、王巧玲、賈賢珠，她們的情況分別如下——
時春萍，34歲，浙江寧波人氏，原是上海“逍遙廳”舞女，1941年1月與一北方來滬經商的李姓男子在跳舞時相識，不久即墜入情網而正式結婚，生有一子一女。偵查員訪問“逍遙廳”老板時詢問李姓男子的容貌長相，老板說他沒有見過此人，隻聽說是一個個子不高但模樣英俊、處世相當機靈的生意人，據說婚後仍舊去北方經商，隻有逢年過節時才回滬跟時春萍同居。時春萍1948年生了第二個孩子後就不當舞女了，老板讓她在“逍遙廳”幫忙接待接待舞客，拿一份薪水。解放後“逍遙廳”關門歇業，她去盧灣區的一所小學當校工了。
王巧玲，32歲，浙江象山人氏，15歲來滬學跳舞，從此開始一直到1952年一直是職業舞女，先後在“皆樂堂”、“百樂門”、“群喜廳”待過。17歲開始曾和一不明身份的男子同居過兩年多，後來該男子拋棄了她。1942年又和另一在跳舞時結識的陳姓男子先同居後結婚，生有一對雙胞胎。1954年原“群喜廳”老板之妻在馬路上遇見她時，閑卿中得知她已與陳姓男子離婚。
賈賢珠，34歲，浙江江山人氏，8歲即已來滬，上過初中，曾經拍過電影，一度曾是“新世界舞廳”的台柱子，後來轉到“皆樂堂”當了持股舞女，解放前夕又當了該舞廳領班，1951年“皆樂堂”關門歇業後她改行開了一家煙紙店，後來情況不詳。1942年開始與一不明姓氏的神秘男子同居，至1945年初結婚，是否生育不清楚。
偵查員兵分三路，同時對時春萍、王巧玲、賈賢珠三人進行外圍調查，獲得以下情況：
時春萍的丈夫李某，來自北方，省份不明，對外稱是經營西藥生意的，可是鄰居孩子曾經看到他身上帶著手槍。抗日戰爭勝利後，李某長期居住上海，不再去北方。解放後，李某不知去向。
王巧玲的丈夫陳某，解放前行蹤飄忽不定，沒有人知道此人是以什麽職業謀生的。1953年，王巧玲與其離婚，至今未嫁，陳某不知去向。
賈賢珠的丈夫據說姓曾，籍貫不清楚，此人精通俄語、日語，1945年初與賈舉行婚禮時，有多名日本軍官出席。解放後，賈賢珠與其分手。可是，賈在去年曾經懷孕，在廣慈醫院墮胎。
吳一竹對上述情況予以充分考慮後，認為李某、陳某、曾某三人中，以李某最為可疑，於是決定首先對李某進行調查。這次調查是直接跟時春萍打交道，吳一竹親自出馬，和另外三名偵查員去了盧灣區，通過派出所把時春萍悄悄傳喚過來進行詢問。
詢問是從李某的去向開始的，因為李某的姓名還掛在時春萍的戶口本上，與戶主的關係是“夫妻”，可是，在派出所民警的記憶中從來沒有見到過這個居民，因此，有必要問一問他的去向。詢問之下，時春萍流淚了。為什麽流淚？因為她說丈夫早在1951年就已經被人民政府捉進去吃官司了。
偵查員暗吃一驚：這是怎麽回事？派出所怎麽沒有掌握這一情況？
原來，李某在解放前當過漢奸，在南京汪偽政府任過偽職。盡管他在抗戰結束後逃回上海定居，可南京方麵還記得他，解放後不久就派人把他抓走了。因為當時沒有跟上海警方聯係過，所以派出所方麵毫不知情。
時春萍隨即帶偵查員去其住所，拿出了一些李某從南京老虎橋監獄寫來的信件給偵查員看。吳一竹等人有點懵了，尋思李某如果就是河下穀清的話，前些日子徐永卿怎麽會在上海見到他提著籃子買菜呢？要麽這家夥已經越獄逃出來了？這個問題自然得馬上弄清楚，於是當即決定去南京當麵訊問李某。
當天晚上，吳一竹等人抵達南京，下榻後即與老虎橋監獄聯係，要求次日上午去提審李某，監獄方麵自無二話。次日，偵查員前往老虎橋監獄，先向監獄方麵了解李某是否越獄過，被否定了。然後又去提審室訊問李某。李某已經坐在提審室的小板凳上恭候了，吳一竹定睛一看，這人不是河下穀清！因為李某的相貌和徐永卿所說的河下穀清的相貌沒有相像之處。訊問了李某的經曆，也跟河下穀清的情況完全不同。但是，作為辦案調查，偵查員還是當場給李某拍攝了各種姿勢的照片，包括帶有身高標記尺度的赤足站立照片。返滬後，立刻衝印，將其中一份通過鐵路公安急送福州請徐永卿辨認。
徐永卿接到上海方麵的電話，當即趕到福州車站，列車一抵達，馬上找乘警辨認照片。一看就搖頭，然後直接給吳一竹打電話，說這人不是河下穀清。
這樣，第一個嫌疑對象就排除了。調查小組隨即對第二、第三個嫌疑對象陳某、曾某的妻子王巧玲、賈賢珠同時進行調查。
對於王巧玲的調查比較簡單，因為她聽說偵查員是來了解她的前夫陳某的情況的，便拿出了1953年辦理的離婚證書給偵查員過目，然後說明了情況：陳某原是國民黨中統特務，南京解放後，他決定逃往台灣，原先是準備全家一起過去的，可是因為當時她正患著傷寒病，不能和其他人同船而去，所以陳某就一個人過去了。臨走時說好過一陣來上海接她，可是這一去就沒有音訊了。解放後，王巧玲接受了新社會的教育，意識到丈夫是人民的敵人，於是就決定單方麵辦理離婚手續。因為對這方麵的政策一時不清楚，政府有關部門沒有及時給她辦理，一直到1953年才辦成。在這之前，她已經把跟陳某相關的所有物品全部歸攏後交給區公安分局了，其中有陳某的照片。
於是，偵查員就去公安分局找出了陳某的照片，那是個身高一米八的大高個兒，一看便知跟河下穀清完全是兩個人。這樣，這條線索也就此打住了。
與此同時，對於賈賢珠的調查也在進行之中。賈賢珠不做舞女之後，在一個親戚開的工廠搞管理工作，後來公私合營時就作為正式員工留了下來，做後勤總務方麵的工作。這是一個頗有姿色的女人，說話聲音透著一股甜美。偵查員考慮到，如果直接去單位找她可能會使她感到難堪，所以就請派出所戶籍警陪同，在一個雨夜悄然登門訪問。
這一次是吳一竹帶了兩個偵查員去的，他先向派出所了解賈賢珠那個已經分手的丈夫是否確實姓曾，派出所民警對此表示遺憾，因為賈賢珠是不久前剛從盧灣區打浦橋那裏搬過來居住的，她的戶口本上隻有她一個人，打浦橋派出所轉過來的戶籍資料上也隻有她一個人，因此無從了解。這樣，吳一竹就隻好當麵問賈賢珠了。
賈賢珠見幾個民警雨夜突然登門，顯得有點吃驚，吳一竹甚至還捕捉到她眼睛裏飛掠而過的一絲驚慌，心中不禁一動，難道這真應了“蒼天不負苦心人”這句老話了？這時，賈賢珠已經恢複了鎮定，向偵查員說明了她那已經分手的丈夫的簡況。雖然是簡況，但還是使偵查員的精神為之一振：那人名叫曾福山，出生於日本福岡，其父是清朝派赴日本的留學生，留學後就定居在日本，娶了一個日本妻子，生下的兒子有兩個名字，中國名字叫曾福山，日本名字叫山田太郎。曾福山17歲來到中國，在北平讀過大學，後來就做生意了。由於他在日本待了那麽些年頭，頗有些日本同學和朋友，還有日本媽媽方麵的許多親友，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參加了侵略中國的罪惡戰爭，占領上海後，他跟其中一些軍人就有了來往，以方便他做生意。這中間曾福山是否參與過日本特務機關的活動，那就不清楚了。
抗戰勝利後，曾福山還是留在上海做生意，一直到上海解放，他感到在共產黨統治下有點不自由，於是決定去日本定居。因為曾福山具有中國和日本的雙重國籍，所以人民政府也就同意他出境了。當時賈賢珠還在當舞女，要跟曾福山一起去日本，遭到了拒絕，於是跟他大吵了一場，最後憤而離婚。當時也沒有辦理什麽手續，就找了個律師，寫了一份協議書算是離婚了。賈賢珠離婚後，沒有再找對象，單身過日子一直到現在。
偵查員聽完這一番陳述，正要開口詢問賈賢珠是否還保存著曾福山的照片，她自己已經起身從五鬥櫥裏取出一本照相簿給偵查員看了。偵查員一看之下，暗自竊喜：曾福山的外形看上去活脫是一個日本人的樣子，而且跟徐永卿所說的河下穀清頗有些相似！
接著，賈賢珠又取出當初律師作為見證人所寫的那份離婚協議書給偵查員過目。對於偵查員來說，由於對照片已經有了那份印象，所以離婚協議書的作用自然要打折扣了。再加上先前進門時賈賢珠所表現出的那一絲沒來由的驚慌，偵查員就決定把賈賢珠帶往派出所進行進一步審查。臨走時，吳一竹把照相簿也帶上了。
賈賢珠聽說民警要把她帶往派出所，頗有些驚慌失措，她跟戶籍警有些熟，便用那種嬌滴滴的聲音可憐巴巴地詢問這是為什麽。戶籍警自然不會告訴她這是怎麽回事，倒是吳一竹和顏悅色地對她說，這是為了弄清楚一樁事情，隻要她能夠予以配合，她應該是不會牽連進來的，這點請她放心。這樣一說，賈賢珠這才稍稍鬆了一口氣。但接著她又問要不要帶東西，顯然是指是否會被留置在派出所，吳一竹搖頭說不必。
到了派出所，賈賢珠用看上去很老實很配合的那副模樣回答著偵查員的提問。偵查員的問題當然是圍繞著曾福山展開的，問得很細，她回答得也很詳細。這樣一直進行到下半夜三四點鍾，偵查員竟然沒有找到任何突破口。這樣，就隻好把她放走了。不過，那本照相簿沒有還給她。吳一竹等人進行了討論，對於照片的懷疑自是難以放棄，還有偵查員登門時對方的驚慌神色也得不到合理的解釋。於是決定先對照片進行辨認後再說，同時，讓戶籍警立刻通知居委會治保幹部對賈賢珠進行秘密監控。
幾小時後，吳一竹帶著一名偵查員登上了開往福州的列車，他們的公文包裏放著賈賢珠的那本照相簿。隻要徐永卿確認曾福山即是河下穀清，那就立刻電話通知上海方麵對賈賢珠重新進行審查。
吳一竹等人經過三十來小時的長途旅行抵達福州時，徐永卿已經在站台上等候了。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家旅館裏，徐永卿對偵查員帶去的曾福山的照片作了辨認，起初也認為很像河下穀清，但是在對多張不同角度的照片反複進行仔細辨認後，終於搖頭：“這不是河下穀清！”
吳一竹失望而返。盡管徐永卿已經作了否定，可是賈賢珠所表現出的那份反常驚慌還是牢牢地留在偵查員的頭腦中，吳一竹認為需要往下追查。這樣，賈賢珠第二次被請至派出所。這個漂亮女人不知是否經過了哪個高人指點，在偵查員還沒有正式涉及這一話題時，就已經對先前的反常表現作了說明：原來，賈賢珠在跟曾福山分手後，曾經和一個被人稱為“劉小開”的富家子弟廝混過一陣，並且在去年還懷孕打過胎。本來，她是準備嫁給劉小開的，可是，就在她打胎後，劉小開卻卷入了一樁現行反革命案件被逮捕了。那是大約八九個月前的事情了，當時承辦那個案子的警察三天兩頭來找她調查情況，回答稍有遲疑，就說是“包庇”，使她受驚不小。如此一段時間後總算平靜下來了。於是趕緊搬家，想開始過一種新日子。此番突然見戶籍警又領著幾個警察登門，心裏馬上下意識地尋思那件事又來了，當時就露出了怯相。
賈賢珠這樣一說，偵查員自然又得去調查。一打聽，劉小開那案件就是市局辦理的，現在已經偵查結束，一應材料都已經送往檢察院了，劉小開和他的七八個同夥現關押於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到看守所去提審，回答得跟賈賢珠一模一樣。吳一竹想想還覺得不踏實，又去廣慈醫院查看了賈賢珠去年打胎的原始醫療記錄，這才確認無疑。
這樣，一番調查就全部泡湯了，全部線索都排除了，調查工作還原到零！
這中間，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詢問過幾次，吳一竹感到簡直難以向領導交代，但又不得不寫一份報告。報告送上去後的第四天，黃赤波局長撥冗召見吳一竹。吳一竹原以為要挨一番嚴詞批評，因為黃赤波是以嚴厲出名的，在上海公安係統人稱“黃老虎”。但這次卻有些意外，黃赤波找他是詢問對繼續進行調查的想法的。
這次談話之後，上海市公安局對下轄的分局、派出所發了一份內部通告，這份通告發出之後，離河下穀清顯露真身的日子就不遠了。
屏蔽此推廣內容三位老工人的舉報信
上海市公安局所發的這份內部通告的內容就是布置尋查河下穀清其人。這份通告發出後的第四十三天，市公安局就收到了一封寄自上海鐵路局的舉報信。
這封舉報信是一個名叫樊純方的鐵路機務工人寫的。樊純方當時已經五十五六歲了，在鐵路係統幹了三十多年，上海淪陷時期因技術出色，曾跟著日本工程師前往日偽外地鐵路局提供技術幫助，其中多次去過日偽濟南鐵路局，在濟南所待的時間加起來大約有將近兩年。在此期間，樊純方經常和日偽濟南鐵路局的一個名叫河下穀清的職員接觸，因為此人所娶的是居住於上海的中國妻子，自稱家居上海，所以兩人還能夠談談。
後來，大約在1943年夏天以後，樊純方再去濟南時，就不見河下穀清了，據說是回國了。之後，大約在抗戰勝利伊始，樊純方遇到在濟南時結交的鐵路係統來上海的工人師傅，閑聊中方知此人大概是日本憲兵隊的密探。本來，這件事也就過去了，哪知去年樊純方去虯江路電器舊貨市場淘舊貨時，無意間看見一個酷似當年河下穀清的男子在那裏開著一家前店後作坊的電器修理鋪子。他假裝沒有認出來，上前借選購舊電器跟對方搭訕，可是交談下來又覺得似乎與當年的河下穀清有別，主要是語言不像，眼前的這個人說一口純熟的上海話，不像當年的河下穀清那樣說一口帶著明顯日本口音的中國北方話。交談之下，對方自稱姓尤，名誌遠，上海本地人，祖籍江蘇昆山。這樣，樊純方也就吃不準此人跟當年的河下穀清是不是同一人了，尋思不能亂說人家，否則會給人家帶來麻煩的。這件事就這樣耽擱下來了。
這次，樊純方從在派出所工作的兒子嘴裏得知上海市公安局正在查找一個曾在日偽濟南鐵路局以職員身份待過的日本男子，頓時想起了去年在虯江路遇到過的那個尤誌遠，便決定寫信向公安局反映此事。寫信前，樊純方特地又去了一趟虯江路，看見尤誌遠還在那裏經營著電器鋪子。
當時，查找河下穀清下落的調查小組已經解散，隻留吳一竹一人負責跟各分局、派出所聯絡。市局領導收到樊純方的這封舉報信後，次日就轉到了吳一竹這裏。吳一竹抑製不住興奮，當即悄然前往虯江路那家舊電器鋪子，觀察之下，那個名叫尤誌遠的老板果然跟徐永卿所說的河下穀清非常相似！
無獨有偶，吳一竹剛返回辦公室，從楊浦分局又轉來一封舉報信件。這是一個名叫洪誌勇的紡織廠工人師傅寫的，他並不知道警方發了內部通報尋查河下穀清一事。他也是去虯江路舊貨市場淘電器舊貨時認出那個自稱姓尤的電器鋪子老板的。洪誌勇跟這位尤老板的交往就比樊純方淺得多了，據他說，這個尤老板是日本人，身份不明，抗戰時期曾到上海他當時打工的日本老板所開設的襪廠收購織襪機。洪誌勇聽日本老板說，這是濟南來的大山岡先生，從上海搞了織襪機去濟南開織襪工廠的。可是，洪誌勇不相信此人是一個純做生意的日本商人，因為一則做派不像商人，二則他親眼看到這個大山岡腰間佩著手槍。因此，洪誌勇認為此人可疑，就給公安局寫了舉報信。
接著，第三封舉報信件又來了，那是南市區的一個姓黃的印刷工人寫的。他是業餘電器愛好者，也是去虯江路舊貨市場淘電器舊貨時發現那個尤老板的。但他舉報的事情卻跟上述二位有所不同，他沒有說尤誌遠是日本人，隻是說此人在抗戰時期曾來過上海，請他所在的日本人控製的印刷廠印製了一批當時隻有中國共產黨控製下的抗日根據地流通的紙質鈔票“北海幣”。現在看來，這顯然是一種旨在破壞我抗日根據地金融係統的嚴重罪行，因此，他認為有必要向人民政府舉報。
這三封舉報信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視，已經解散的調查小組隨即恢複，還是由吳一竹擔任組長。吳一竹決定對“尤誌遠”進行秘密監視，同時根據舉報信提供的線索赴外地調查這個尤誌遠的底細。
調查結果很快就出來了，這個化名“尤誌遠”、真名河下穀清的日本特務分子的真相終於水落石出。
河下穀清的間諜史
河下穀清，1915年出生於日本島根縣的一個農民家庭。1937年8月，日本政府因發動了全麵侵略中國的“七七事變”而急征兵員，22歲的河下穀清收到了“戰時召集令狀”，應召入伍，以陸軍上等兵的身份參加了侵華戰爭。兩年後，河下穀清被上司看中，作為優秀人才選送到北平“北支那派遣軍憲兵司令部教習隊”接受憲兵訓練，學習中國語文、曆史、地理、中國共產黨史、中國國民黨史以及執行特殊使命的技能。1940年夏，河下穀清以全隊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隨即被選送憲兵隊特高課，直接受日軍駐濟南部隊第十二軍參謀長兼特務機關長河野悅次郎少將、參謀部第二課課長山田少佐和憲兵隊長葛西壽大尉三人的個別領導，對中共及其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進行破壞。
河下穀清為了忠實執行上司的意圖，主動獻計，讓日軍第十二軍司令部發布公開布告，宣稱他已被開除出日本憲兵隊，同時也被開除了軍籍。然後，河下穀清就進了日偽濟南鐵路局，以普通職員的身份上班。同時，河下穀清又化名大山岡，以經商為掩護從事其秘密活動。從1940年夏至1945年夏，河下穀清主要從事了以下秘密活動——
組建“中日反戰青年聯盟”，誘騙同情中國人民抗日的日本僑民和中國進步青年參加，又以設法與中共聯係為名，將這些被蒙在鼓裏的青年派往抗日根據地收集情報。當認為其中一些人已經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就通知日本憲兵隊予以捕殺。
接受日軍第十二軍指令，前往海陽策反中國國民黨少將陳毓堂獲得成功，陳毓堂後來率部公開投降日軍，前往濟南接受偽職，充當漢奸。
開設“亞蒙襪廠”，從專門關押八路軍、抗日遊擊隊戰俘的“救國訓練所”中挑選被認為可能容易“感化”的人員移押襪廠，邊勞動邊接受“感化教育”。將其中的變節者作為間諜使用，派遣去抗日根據地進行破壞活動。大部分堅決不肯變節的人，就被秘密處死。
負責偽造中共山東抗日根據地北海銀行發行的貨幣“北海幣”數百萬元，一部分交日軍第十二軍軍部使用，另一部分由河下穀清負責購買我解放區土產物資，破壞解放區金融。事後，河下穀清通過日本憲兵隊將受其誘騙參與此事的中國商人李嘉武秘密處死。
1943年夏，日本軍方高層已經意識到日本對華侵略戰爭必敗，於是開始考慮戰爭失敗後的應變策略，決定選擇一批優秀特工作為潛伏人員長期定居中國，以便日後“東山再起”時發揮作用。鑒於河下穀清上述的這些活動，並且他正好娶了中國老婆，於是決定對其進行進一步訓練，使其成為一名適合潛伏的高級特工。
1943年8月中旬，河下穀清突然在其活動數年的濟南失蹤，返回日本，進入位於東京中野區的日本陸軍憲兵學校特工訓練班。同期受訓的特務學員一共有137名，接受了諜報、謀略、偵察、柔道、拳術、劍術、國際法、司法學、刑偵學、氣象學、攝影技術、電器修理、機械修理等訓練。
1944年初夏，河下穀清從日本陸軍憲兵學校特工訓練班畢業，他深知此次再赴中國，就不可能返回日本了，於是就回了趟島根縣老家，向父母作永久告別。之後，河下穀清從東京飛赴上海，讓他那以舞女為業的中國妻子出麵替其向日偽上海特別市第二警察局購買了一張化名“尤誌遠”的身份證，正式取得了中國國籍，然後搬遷住址，以中國居民的身份通過正常渠道向日偽上海警方報了戶口。
河下穀清將上海事宜安排妥當後，遵照命令前往北平，向日本華北派遣軍憲兵司令部警務部情報課報到。華北派遣軍將河下穀清等特工作為寶貝一般隱藏起來，即使在形勢緊急人手特別短缺的關頭，也決不讓他們出來活動。這樣，河下穀清等特工一直隱藏到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後，方才接受指令分別前往預定的地區潛伏。當時，日軍高層對於形勢的估計竟然是那麽樂觀，認為三年後他們就能重新以占領者的身份再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所以，給河下穀清下達的指令是“潛伏三年，等候反攻”。
河下穀清於1945年9月3日離開北平，前往上海，開始了他的潛伏特工生涯。河下穀清準備潛伏三年，所以一切都是按照這個時間段來進行的，他手頭有著數額不菲的活動經費，可還是靠自己掙錢來維持全家人的生活。他的掙錢方式是炒股票、倒騰金銀，為了增加在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他甚至掏錢進了英文補習學校補習英語。
三年很快就過去了，可形勢的發展令河下穀清目瞪口呆：不但日本重新侵略中國沒有指望，連國民黨的統治也眼看要被中國共產黨推翻了！河下穀清於是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得無限期延長了，憑著他以前對中共的了解，他知道如若在中共統治下靠這三年所進行的歪門邪道是混不長的，於是決定做一個“老老實實的勞動者”，遂利用其在特工訓練班學得的技能，開了一家專門修理電器的鋪子，如此一直維持到1958年。
按照河下穀清原先的想法，他以為自己做得天衣無縫，長期潛伏料想不成問題。哪知這時警方已經盯上他了。他最初被正好來上海出差的徐永卿在虹口區三角地菜場門口發現，純屬偶然：他並不住在三角地菜場，那裏是他嶽母的家，那天他是陪同妻子去給嶽父祝壽的，因為鬧得晚了，就住了下來，次日便去菜場買菜。誰知竟然就讓徐永卿看見了。當然河下穀清自己是不知曉的，所以當後來警方盯上他的時候，他竟然還在樂觀地做著重整旗鼓的夢，因為他此時收到了一封來自日本的信函，這封信給他帶來了新的希望。
這封信的來源是這樣的：河下穀清時刻關心著日本戰後的形勢，最初他相信日本情報機關會想到他這個潛伏特工，可是時間一年一年過去了，日本方麵根本沒有派人來找過他，於是他懷疑由於政府的改組，情報機關已經失去了相關檔案資料。因此，河下穀清就想主動和日本方麵取得聯係。1957年，日本民間人士來中國進行貿易、旅遊、探親訪友的開始增多，上海是他們的首選口岸。河下穀清於是非常關注從日本過來的人士，他經常去日本人下榻的飯店、賓館和活動場所找日本人搭訕。1958年3月中旬的一個星期日下午，河下穀清去南京路閑逛時，在一家文具店遇到一個用英語跟營業員對話的日本人，於是便上去搭訕。對方一聽河下穀清的日語，馬上對他另眼看待，兩人便去咖啡館喝咖啡聊天。
過了一天，河下穀清又去那個日本人下榻的飯店造訪。通過交談，河下穀清知道這個日本人以前是日本陸軍中佐，參加過侵華戰爭，戰後他被占領日本的美軍招募進了情報機關，這次來華並非做生意，而是奉命察看中國目前的情況的。河下穀清於是便把對方當做自己人，遂將自己的想法及情況作了一番陳述，要求對方回國後向有關機關報告他的情況，溝通聯係。對方也大為高興，正好向河下穀清打聽中國的一些情況，好回去交差。
這個日本前中佐返回後不久，就給河下穀清來信了，說已經向有關機關報告了河下穀清的情況，獲得重視雲雲。河下穀清收到這封信後，自是非常激動。當然他沒有料到，這封信竟然在寄達前已經落入上海警方之手，拍攝了上麵的內容。
這時，形勢的發展已經不允許河下穀清再以原先那種開店鋪的方式混下去了，因為當時中國正在搞“大躍進”運動，私營業主大多參加了國營或者集體企業工作。於是，河下穀清也就準備關閉電器鋪子，另外找一份工作。正好這時有一個機會找上門來了：那是北方一家國營小廠，因為生產技術的關係，其技術人員在赴上海采購器材時跟河下穀清結識了。河下穀清憑著自己多年折騰電器得出的經驗為他們解決過一些技術上的難題，被他們看做是一位高級師傅。最近，這家小廠和另外幾家工廠合並成一家頗具規模的中型廠，生產的產品中部分是和軍工相關的。由於缺乏技術人才，就向全國各地招工。那幾個技術人員於是就想到了河下穀清，專程赴滬，盛情相邀。這對於河下穀清來說，好比是瞌睡碰上了枕頭，自是一拍即合。於是，在一番談判之後，雙方很快就達成了一致意見，河下穀清欣然同意前往北方工作，擔任這家新廠的工程師。
這番談判，當然沒有逃脫上海警方的監控。上海市公安局領導當即下令：收網！
1958年8月6日上午，河下穀清告別家人，滿心歡喜地登上了開往北方某地的列車。他不知道，與他同車廂的幾位看上去也是去外地出差的幹部模樣的旅客，就是對其執行逮捕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偵查員。列車駛離上海北站，不多久就抵達了上海市郊的一個小站——安亭。列車進站前，偵查員對河下穀清實施了逮捕，隨即就把他押下火車，上了早已停在安亭車站的吉普車，押回上海。
上海市公安局隨即向最早揭發河下穀清是日本帝國主義特務分子的徐永卿書麵通報了這一情況。不久，黃赤波局長又乘去南京開會的機會當麵向許世友通報了偵查並逮捕河下穀清的一應情況。
河下穀清被捕後，最初拒絕交代其罪行，但在我辦案人員耐心教育下，最後終於表示認罪。不久，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河下穀清無期徒刑。河下穀清表示服判，放棄上訴。
河下穀清1958年被捕伊始，由於拒絕交代自己的罪行，跟公安機關預審人員整整打了三個多月的交道。在這段時間裏，河下穀清從預審人員嘴裏偶然得知我公安機關伸向他的偵查觸角是從許世友將軍批示的一封函件上開始的。作為一名抗日戰爭時期在濟南地區活動的日本特工，河下穀清當然知曉當時就已經赫赫有名的八路軍膠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他還曾經布置手下人秘密收集過許世友的情報，卻沒有料到自己竟然就栽在這位充滿著傳奇色彩的將軍手裏，內心不禁感慨萬分。
河下穀清在上海市虹口區提籃橋的上海市監獄服刑。盡管河下穀清被捕前持有中國戶籍，但法院認定這是他為執行日本政府的使命而以隱瞞、欺騙手段所獲得的，因此仍舊視其為日本人，便將其囚於專門關押外籍犯的監區進行改造。河下穀清尋思自己被判的是無期徒刑，每每念及，總覺此生無望，萬念俱灰。跟河下穀清一起關押的是一個也被判了重刑的對於佛教頗有研究的緬甸犯人，見他如此消沉，就勸他跟著他學些佛教知識。河下穀清實在無所事事，於是就試著開始接觸佛教。監獄裏當然不可能給他們提供佛學方麵的書籍，但當時還沒有搞“文化大革命”，所以還是不禁止平時閑談時聊聊佛教，河下穀清就在1959年到1966年這幾年間跟著那個緬甸犯人學了些佛教知識。此後竟然就著了迷似的一頭鑽了進去，一邊學一邊悟，最後悟到了自己的犯罪行為以及被捕受懲的情況，尋思這真正叫“因果報應”，也逐漸氣順心平了。
這樣，河下穀清在監獄裏倒還能夠遵守監規，服從管教，積極勞動。1977年3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下達刑事裁定書，認定河下穀清在服刑期間能遵守監規，服從管教，有認罪悔改表現，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第六十八條第一款之規定，依法裁定將河下穀清由無期徒刑改判有期徒刑三年。1977年8月10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再次下達刑事裁定書，宣布對河下穀清減去餘刑，提前釋放。
懷抱感恩之念
河下穀清出獄後，原本應該限期離境返回日本的。但當時他並沒有日本護照，從日本的法律來看他還不是日本公民，日本方麵會拒絕允許其入境。而且，他的中國籍妻子還沒有跟其離婚，於是，中國公安機關就允許河下穀清暫時居住在上海其妻子處。當時，河下穀清在國籍問題上有兩種選擇，一是向中國政府提出申請，要求加入中國國籍，取得在上海合法居住的資格；一是向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提出申請，請求恢複日本國籍，返回日本定居。根據日本當時法律的規定，河下穀清的這種因戰爭遺留下的情況，可以作為特例處理，其在中國的妻兒如有加入日本國籍意願的，也可以提出申請。
河下穀清經過一番考慮，又跟妻子兒女進行了充分溝通，最後決定全家都去日本。中國方麵尊重河下穀清全家的選擇，當即予以批準。
1977年11月12日，河下穀清和他的中國籍妻子及四個子女離開上海，前往日本。
經過中國監獄的思想改造，河下穀清這時已由一個具有狂熱反華思想的侵華日軍特務轉化為一個熱愛和平、篤信佛教的良民。他抵達日本伊始接受媒體記者采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河下穀清莊重宣告：我熱愛和平！反對戰爭！”第二句話是：“我喜愛中國！”使得一些別有用心的記者目瞪口呆，無機可乘。
河下穀清回國後的遭遇，是他和全家人絕對想不到的，河下穀清自己的說法是：因為他改惡從善了,所以就善有善報了。他的父母當時均已病歿，留下由當地政府代管著的一些房產。他正動著變賣房產的腦筋時，兩件誰也意想不到的大喜事從天而降。
先是東京一家著名律師事務所從媒體獲悉河下穀清還活著，並且已返回日本，便派員前來找他，告知說他的一位在歐洲的嫡親伯父七年前去世時，在遺囑上為他的弟弟、河下穀清的父親留下了120萬美元的遺產。由於當時河下穀清的父母均已過世，這筆遺產根據法律規定就應當屬於河下穀清，因不知他的下落，根據法律規定這筆遺產就一直封存著，現在是到了交還繼承人的時候了。驚險的是，如果河下穀清再晚回國三個月，這筆遺產就要被日本政府依法沒收了。
這件事剛過去，遺產還沒有正式到手的時候，河下穀清那已經加入日本國籍的中國妻子在東京街頭看到有買彩票的。當時中國沒有彩票一說，她覺得好奇，抱著試一試的心態買了一注。不曾想到，竟然一下子就中了1000萬日元！
河下穀清接連發了兩大筆對於他來說幾近是天文數字的財，高興過後冷靜下來一想，認為這好運的獲得歸根結底還是緣於二十多年前許世友將軍對那封檢舉函件的重視和批示。因為如果許世友將軍不批轉那封信，他就不會落網，這樣，他就不過是一個連自己的祖國也不敢回甚至連說也不敢說的潛伏特務，這一潛伏也許就是一輩子了。而日本方麵肯定認為世上已經沒有他這個人了，遺產沒收，中頭等彩票那就更是沒譜的事。因此，河下穀清認定許世友將軍批轉的那封信是救了他，給他帶來了好運，他要感謝許世友將軍。
河下穀清由此而萌生了給許世友將軍寫信的念頭，但他一說，卻遭到了子女們的反對。在中國長大的四個子女認為父親的想法並無不妥，但是許世友將軍其時正處於指揮針對某國的自衛反擊戰中，日理萬機，寫信過去肯定不可能看到，又何必去分將軍的心神呢？倒不如等日後老爸有機會去中國旅遊時，看是否有緣能夠拜見許世友將軍一次。河下穀清想想也對，於是就壓下了這個念頭。
河下穀清是特務出身，智商甚高，他花了一年時間熟悉和研究了日本國內的經濟情況後，就開始用他的那些資產進行投資。當時日本正處於經濟騰飛得起泡沫的階段，河下穀清投資股票、房地產，投資家電產業，投資一樣賺一樣，不到五年，他的資產已經突破了億萬。
不幸的是，河下穀清不久被發現患上了嚴重的腎病，治療一段時間後又轉為尿毒症。他是個聰明人，料想自己已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便想掙紮著去一趟中國，看看他的再生之地，看看是否有緣拜見許世友將軍一次。不料，就在這當兒，傳來了許世友將軍病逝的消息，河下穀清不禁潸然淚下。為表示他對許世友將軍的敬意，同時也是表示對中國人民的友好，他決定召集全家在醫院的花園裏舉行一個遙祭儀式。
1986年4月，河下穀清平靜地咽下了最後一口氣，終年71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