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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時事中的數字和邏輯問題
從人類社會發展史來看，民族不斷地產生和融合，將來最終會消亡。
我國民族政策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過分強調民族差別，這不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趨勢，是造成近幾年民族問題不斷的重要原因。政府對各民族應實行同樣政策，而不應區別對待。對少數民族的特殊優惠政策往往起到不好作用。
先看幾個例子。
我在內蒙插隊時，幾個村裏的蒙族社員告訴我，他們原本是山東來的漢族，因為蒙族每年可以多領20尺布票及其他優惠，他們就改成蒙族了。
一次和一個漢族人聊天，他的兒子是回族。他說：“我妻子是回族，當時少數民族不受獨生子女限製，而且高考錄取分數線有加分，我就把兒子登記成回族了”。
我念研究生時一個同學曾戲言：“成立一個民主黨派不如成立一個少數民族實惠”，可見我們的民族優惠政策不但無助於團結少數民族，反而連漢族都想分出去。如果一些老北京居民成立一個少數民族“北京族”，要求成立“北京民族自治區”，該如何對待？
所謂“優惠”，就像在公共汽車上為老幼病殘孕讓座，實質上是強者對弱者的一種恩賜，它在時刻提醒少數民族：“你們和我們漢族不一樣，你們是需要照顧和優惠的弱小民族。” 潛台詞是“你們應當為這些照顧和優惠而感恩。”
西方國家總想挑撥中國各民族間的關係。有些官員想你說我對少數民族不好，我就給少數民族優惠，和你對著幹。這其實是中計了。各族間界限劃得越清，矛盾就越大。隻有一視同仁，淡化民族界限才有利於實現各民族友好相處。
建國六十多年了，經曆兩代人了，如果少數民族還沒有達到相同起跑線，顯示政策肯定存在問題。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企業規模越來越大。例如年產100萬台以下的電視機廠很難生存，航天航空更不是小區域可以發展的，小區域要發展就要和周圍區域融合。歐洲幾十個國家組成歐盟，使用共同的歐元就反映了這一趨勢。我國各自治區要發展就必須融合到全國的大規模經濟發展之中，而自治區的形式不利於這一發展過程。
“自治區”的名稱在建國初期有其積極作用。60幾年過去了，“自治區”的名稱應當改成省。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設省，現在是新疆自治區，體製名稱上比清朝退步了。1949年寧夏解放，成立寧夏省。卻又在1957年7月15日該為寧夏回族自治區。這是退步。
順便提一下，美國由多種族組成，多種族比多民族更難融合。但近幾十年來美國種族糾紛雖偶有發生，總體來說並不嚴重。關鍵的一條就是美國法律隻是規定不得種族歧視，除對印第安人外沒有對個別種族實行特殊優惠政策，結果是種族間隔閡對立逐漸淡化，緩和了種族矛盾。如果美國實行非裔高考優惠5分，墨西哥裔優惠3分，種族矛盾肯定劇增。
中國的遠景目標應是把自治區改稱省，取消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逐步取消民族特殊優惠政策。對於經濟不發達地區，可以采取地區優惠政策，比如西藏地區不論民族一律高考加分，而不應按民族區分對待。將來可以考慮從戶口中取消“民族”這項內容。
另外，在條件允許的地方，少數民族語言應當列為選修課而不是必修課。小孩子多學一門語言很辛苦的，影響他們學習科學技術經濟管理，使他們落後在起跑線。這種改變不要靠行政命令，而是開家長會討論，多數家長同意就改，不同意就不改。
長遠目標應當是全國各民族融合成統一的中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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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維群 阿來 陳芳 2015-05-31 第070期
在阿來看來，曆史上中國各民族之間的邊緣本是模糊的、有彈性的，這種模糊帶來的彈性正是交匯融通的可能性，本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有利條件。但我們的民族識別和一些措施使公民的民族屬性過於清晰，行政區劃又使民族地域概念過於清晰，把文化上的彈性、過渡性地帶弄沒了。阿來認為，民族間差異越被過分強調，國家共識與認同的形成就越發困難。
朱維群指出，時時處處強調和提醒人們的民族身份，造成一些地方少數人鬧點什麽事，很容易就上升為“民族問題”，進而導致法律效能打折扣，解決辦法或者偏向於對特定民族的成員采取防範措施——其後果是易引發少數民族人群不滿；或者偏向於妥協遷就——其後果又往往是引發內地人群不滿，導致原本很“皮實”的民族關係變得越來越敏感。
政府為促進少數民族教育，設置了民族院校、民族中學、民族班等教育製度，把一些孩子集中到內地大城市上學，原本是促進少數民族教育事業、促進民族交融的好辦法，但到內地依然把這些孩子圈在一起，加之異地陌生環境的無形壓力，使他們更加抱成一團，結果是這個小社會的封閉程度比原先當地那個大社會還要厲害。
http://news.ifeng.com/a/20150531/43876620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