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複蘇之路

作者：約翰·B·泰勒【多維新聞】本文網址：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2-08-02/58795709-all.html#page1由於逐漸遠離了經濟自由的基本原則，政府政策導致我們最近的經濟不景氣。盡管我們在歐洲的一些朋友麵臨著更為嚴重的經濟困境，但這不應給我們任何安慰，因為他們通常是更遠地偏離了那些原則。好消息是，政府政策的變化將會緩解這些問題，幫助經濟回歸繁榮。理解哈耶克在類似情況下所寫下的著作，將極大地幫助我們承擔這一艱巨任務。在低增長和高失業（尤其是長期失業率）的壓力之下，美國經濟麵臨著不確定的未來。我們度過了痛苦的金融危機和衰退，但複蘇幾乎不存在。聯邦債務爆炸性增長，威脅著我們的子孫後代。在我看來，這一困境的原因是一目了然的：我們背離了美國賴以建國的經濟自由原則。對於經濟自由的重要性，過去百年來的思想家沒有人比奧地利經濟學家弗裏德裏希·哈耶克理解得更好。麵對當前的形勢，哈耶克的作品可以告訴我們很多，尤其是關於政策原則、法治和可預測性的重要性，他在經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中探討了這些問題，在《自由憲章》（1960）中有更詳細的討論。但他在這些領域的工作超出了經濟學範疇，進入了自由和政府作用的基本問題。這是為什麽閱讀哈耶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重要的原因。正如哈耶克所堅持的，對於我們所指的經濟自由意味著什麽，必須小心謹慎。基本思想是，人們自由決定生產什麽、購買什麽、在哪裏工作、以及如何幫助他人。如我在我的書《第一準則》（Fisrt Principles）中所解釋的，美國式的觀點在於，人們在源自對市場的信賴和政府的有限作用的強烈激勵下，在一個可預測的、基於法治的政策框架中做出決策。曆史上，美國比其他大多數國家都更堅持這些原則，這是為什麽美國繁榮並吸引眾多人們前來的主要原因。但我們沒有始終如一地遵循這些原則。在大蕭條之前，聯邦儲備銀行急劇降低貨幣增長，背離了可預測的政策框架。聯邦政府隨後提高稅率和關稅，通過了國家工業複興法案，該法案踐踏市場原則，大大超越了對政府行為的明智限製，令大蕭條繼續惡化。從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聯邦政策再次偏離經濟自由原則：這個時代我們看到了不可預測的短期刺激一攬子計劃、任意的"說走就走、說停就停"的貨幣政策以及工資和價格控製，總之一個與以激勵為基礎的市場體製相對立的經濟政策。其結果是：兩位數的失業率、嚴重的經濟增長停滯以及大通脹。在此很久以前，哈耶克就已經為此類短期手段唱過挽歌："毫無疑問，我認為這種對短期效應日益增長的關注……不僅是嚴重而且危險的智識錯誤，而且是對經濟學家天職的背叛和對我們文明的重大威脅。"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國退回其最初的原則方向，這種回歸延續到最近。短期的刺激計劃沒有了，永久性的稅收改革被引入。穩定的貨幣政策取代走走停停的貨幣政策。我們消除了價格控製的最後的殘餘，減少不適當的管製。聯邦主要福利項目移交給各州。這次的結果是：失業率的降低，更低的通脹水平，以及，最終經濟增長的複蘇。現在，我們悲劇性地再度偏離道路。在最近的這次蕭條之前，聯邦儲備銀行過長地保持過低的利率，偏離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曾起到良好作用的以規則為基礎的貨幣政策。政府監管者未能對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包括房利美（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和房地美（聯邦住房抵押貸款公司）執行已有的規則，其所引致的危機促發了華爾街緊急救助，但很快這種救助就超出了其原有的職責範圍。汽車公司救助導致對債權人權利的任意侵犯和對商業運營的粗暴幹預。隨後，1970年代失敗的刺激方案、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政策、與2010醫改法案和多德-弗蘭克金融改革法案（給予政府接管任何破產金融企業、救助其債權人的任意權限）相聯係的監管不確定性又都卷土重來。政策不確定性的一個標誌是，過去12年來，每年失效的稅法條款的數量增長了10倍。還有從2007到2012年，在監管活動中（交通安全署除外）所雇傭的聯邦工人數量增長了25%。對我們基本原則最具象征意義的偏離，是今年年底我們將麵對的、自作自受的財政懸崖，屆時整個稅法事實上都會改變。美聯儲事實上取代了貨幣市場，直到2014年都將執行零利率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政策造成了這些問題。順理成章，我們可以通過改變政策、實施基於核心經濟原則的計劃來恢複繁榮。我們應當減少聯邦支出，將其在GDP中的份額減少到2007年的水平，這將讓我們以收入中性、支持增長的稅收改革來平衡預算，遏製債務的爆炸性增長。我們應當放棄過度的貨幣供應，讓貨幣政策正常化，采用那種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曾經運轉良好的、以規則為基礎的體製。我們應當停止國家福利的迅速擴張，使國家福利支出的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持平，以及將決策製定權由聯邦政府交還給各州。而且，我們應當取消多德-弗蘭克法案的大部分內容，代之以破產改革和更簡單的監管，從而結束政府的救助。在執行這一新經濟戰略之時，決策者應當到哈耶克那裏尋求指引，尤其是他對法治和政策可預測性的強調。正如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說："在一個自由國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被稱為法治的偉大原則。沒有什麽能夠比此更清楚地區分一個自由國家和一個在任意政府統治下的國家了。拋開一切學術術語，這意味著，政府的所有行為都受到既定的、事先公布的規則的約束。對於在給定情況下，當局將如何使用其強製性權威，規則使準確地預測政府行動成為可能，同時人們也得以在此基礎上規劃個人事務。"基於規則的政策產生更為穩定的經濟形勢和更強勁的經濟增長。人們決策時看的是未來。傳遞信息、提供激勵的價格反映未來。因此，良好的決策以及引導它們的價格依賴於未來政策的可預測性，更是依賴於明確的政策規則。但哈耶克強調，對於政府政策的規則需要注意更多。法治保護自由，正如哈耶克的《自由憲章》書名所表示的。哈耶克按年代追溯這一思想，首先是亞裏士多德，然後是西塞羅，對於他們，哈耶克寫道："沒有其他作者更清楚地表明……自由依賴於法律的某種屬性、其一般性和確定性，以及它對政府自由所施加的限製。"哈耶克還引用約翰·洛克的話，洛克說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者抑製自由，而是保留和擴大自由……沒有法律，就沒有自由。"最後，哈耶克指向詹姆斯·麥迪遜和其他為這個新國家的實踐注入思想的美國政治家。這些思想家們不相信政府官員是自由的保護者，他們相信，法治更為可靠。因此規則有兩個目標：鼓勵經濟增長和保護自由。理解規則這兩個優勢，最佳的途徑是考察在規則缺位的時候會發生什麽，我們可以拿工資和價格控製的例子來看。這種控製是任意的：它們需要身居高位的人事實上對每一價格和工資作出決策；它們扭曲了經濟信號和激勵；它們創造了短缺和過剩。不管是對整個經濟還是對特定部門比如醫療保健實施價格控製，這些影響都會發生。許多人想知道，在政客們和政府官員繼續施壓要對經濟問題"做點什麽"的時候，一個有規則的係統如何在實踐中發揮作用。懷疑主義者說規則意味著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但在今天緊張的政治氣氛和以小時計甚至以分鍾計的新聞環境下，那是不可能的。我的同事喬治·舒爾茨稱這個問題為"幹預的衝動"。哈耶克對這個問題有一個答案。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指出有必要澄清對正式規則"體製之本質的一種誤解"，即"相信它以國家的不作為為特征傾向"。他提供了一個基於規則之體製的例子，指出"國家控製性的權衡和措施（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防止虛假與詐騙）當然是作為"。與此相比，一種輕視法治的體製並不必然以作為為特征："例如，國家允許暴力的使用，比如罷工糾察隊，是不作為。"類似地，貨幣政策的簡單規則並不是說，中央銀行在應對各種事件時根本不對利率或者貨幣供給采取任何行動。例如，中央銀行可以在發生銀行擠兌的時候提供貸款。但這些行動可以采取可預測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對規則的偏離有時是由不作為導致。比如說，當金融機構承擔不合理的風險時，政府監管者不采取行動既是不作為，也是對法治的違背。有些人認為，當前這樣的危機迫使決策者偏離規則和法治。但危機可能是幹預的最壞時機。在一個危機中，重要的是增加戰略透明度，而不是增加不確定性。在最近的危機中，第一次救助——對貝爾斯迪恩的幹預——實施之後，這一事實變得一目了然：沒有人知道下次一個金融機構想要尋求幫助的時候會怎麽樣，因為沒有一個清楚表述的策略。危機惡化了。人們依據對規則的了解越快作出決策，複蘇就會越快到來。為了讓美國回到軌道上，我們必須選出相信經濟自由原則並且將會實施這些原則的領導人。但在這裏，哈耶克提出了一個警告。《通往奴役之路》有一章節的標題是《為什麽最壞的爬到最高》，他提出，有野心想成為領導人的人，不管是通過選舉還是任命，通常都是幹預主義者，因為他們傾向於不管會帶來什麽結果都要去做。而且，那些從政府隨意幹預中直接受益的人們自然支持這些官員。例如，從救助中受益的行業和企業們會支持喜歡救助的官員，甚至經濟政策的學術研究也將偏向幹預主義。對哈耶克的警告，答案可能是選舉或者任命極力認可經濟自由原則的人。然後，在經曆了推動其轉向幹預的沉重壓力之後，他們會達到一種合理的平衡。在1980年代，羅納德·裏根采取的就是這種策略，任命了許多芝加哥大學的自由市場經濟學派的博士們擔任領導職務。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持不同的觀點。在寫給哈耶克的一封關於《通往奴役之路》的著名信件中，凱恩斯表達了對更傾向於幹預的受命者的偏愛，但他要的隻是那些他視為"行善"的幹預主義者。"我們想要的不是無計劃，甚或較少的計劃，事實上應當說我們幾乎總是想要更多，"凱恩斯寫道，"但計劃應當發生在一個盡可能多的人們（既有領導人也有追隨者）擁有共同的道德立場的社會中。"米爾頓·弗裏德曼後來援引這封信說明凱恩斯主義的典型特征：強調有權勢的政府人士采取的隨意幹預。甚至那些支持經濟自由原則的人們有時也會偏離軌道。有人可能爭辯說這樣的偏離在2008年秋季是需要的；當時采取的行動可能防止了更為嚴重的恐慌。但那不是支持隨意性政策的理由，因為是它們最先導致了混亂。這樣的觀點像是在說，放火燒房子的人應當免罪，因為他撲滅了大火，救下了幾個房間。今天對經濟自由的偏離是否沒有哈耶克寫作《通往奴役之路》時自由所受到的攻擊嚴重？當我說美國繁榮甚至全球繁榮的未來是個未知數時，我是否有所誇大？盡管中央計劃可能不是一個合適的詞，看看2010年的醫改法案，它給予聯邦政府權力來管理每一個人的健康醫療狀況，從而創設了一個獨立支付谘詢理事會，來決定醫療服務的價格、數量和質量，從核磁共振的數量到CT掃描的必須精度，那本是醫學專家做的事情。這與中央計劃經濟決定可生產的牲畜、小麥或者鋼鐵的價格、數量和質量的方式有什麽區別？或者，看看貨幣政策。幾年前，我創造了一個詞："貨幣工業政策"，來描述聯邦量化寬鬆政策，這個詞結合了工業政策（對某些企業和行業的隨意援助）和貨幣政策（印鈔票以支持援助）。從那以後，美聯儲購買了1.25萬億的抵押支持證券。2011財年，在恐慌情況已經得到平息很久之後，它購買了77%的新發行聯邦債務。哈耶克認為，通脹性的貨幣政策損害了經濟自由，部分是因為它對老人和窮人打擊尤其嚴重，為更為隨意的幹預尋找借口。盡管通脹問題現在沒有1970年代那麽嚴重（至少到目前是如此），但聯儲多年實施的零利率政策產生的效果與大通脹時代類似：它嚴重削減了那些為退休儲蓄一輩子的人們的實際收入。由於逐漸遠離了經濟自由的基本原則，政府政策導致我們最近的經濟不景氣。盡管我們在歐洲的一些朋友麵臨著更為嚴重的經濟困境，但這不應給我們任何安慰，因為他們通常是更遠地偏離了那些原則。好消息是，政府政策的變化將會緩解這些問題，幫助經濟回歸繁榮。理解哈耶克在類似情況下所寫下的著作，將極大地幫助我們承擔這一艱巨任務。約翰·B·泰勒為斯坦福大學瑪麗和羅伯特·雷蒙德經濟學教授，胡佛研究院喬治·P·舒爾茨經濟學研究員。本文改編自他2012年在榮獲曼哈頓學院哈耶克獎時所作的演講。【多維新聞】本文網址：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2-08-02/58795709-all.html#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