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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加藤嘉一:五四感言

(2011-05-04 16:18:53) 下一個

加藤嘉一:五四感言

【多維新聞】今天是 2011 年 5 月 4 日,祝願中國青年以及青年教育的所有利益攸關者們快樂,但願你們的過去是輝煌的,今天是幸福的,未來是光明的。

在上一篇 “ 我的北大體驗 ” 中,我提到了一個明確的觀點:北大不是自由、民主的地方。後來,我收到了不少來自北大人的抗議信。預料之內,情理之中,說明他們是認同我觀點的。若他們真正反對我觀點,就不可能那樣赤裸裸給我發出抗議信,恰恰表明了他們缺乏自信心。

在這裏,請允許我特別說明一下那樣寫北大的背景。

我深知,那樣寫至少會間接得罪北大,這樣以後許多事情恐怕會不好辦了。中國是講究麵子的社會。北大也不例外。得罪似乎是最不應該犯的,低級的錯誤。但既然我要對北大說點什麽,就不可能隻是讚揚,勢必會涉及到它目前所麵臨的問題和所陷入的困境,如果不涉及這些,就沒有任何建設性意義了。它就不是理性的聲音與行為了。我不能違背自己的原則,要寫,我絕對不會寫那種拍馬屁的官腔文字。既然要寫,我就寫我該寫的,寫我想寫的。一個知識分子無法去追求真理,甚至害怕表現真實,那在我看來是莫大的恥辱。

我深知,在中國社會裏生存,必須要說服自己向上級機構和領導靠攏,這也是中國特殊國情下的明規則或潛規則。不過,在這個複雜的社會裏謀生的知識分子,很需要也有責任向全社會發出獨立的、理性的聲音。我寧願冒一個險,寫出我對北大的真實想法,因為我愛北大,因為愛,才會求全責備,才會希望它越走越好。我自認我的批評是出自善意,從內心深處,我是期待北大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以及和諧發展的。

我也提出了另外一個明確的觀點:北大大多數學子不是精英。圍繞什麽是精英,我提供了兩個指標:一個是 “ 潛能 ” ;另一個是 “ 公共意識 ” 。

北大學生都很聰明、優秀,與他們沒完沒了的政治、學術討論深化了我的思考,豐富了我的知識結構。結識北大師生是我的最大幸運,但願我們能夠持續性地相互學習,共同進步。在我上學期間,時時刻刻發現,我周圍的所有學生很有能力,他們的聰明遠遠超過我這個小人物。

問題是,他們能稱為精英嗎?

他們中大多數人包括最優秀的學生普遍缺乏公共意識,他們隻為自己著想,隻考慮將來能賺多少錢,能謀取什麽職位,能過上什麽樣的日子,工作中能得到多大好處。當然,這些意識都有合理性,在一個物質時代,生存和發展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一個年輕人不可能完全不考慮這些。精英們也會考慮這些,但他們的不同之處在於,除了這些,他們還會替社會思考,並且盡可能把個人價值的實現和整個國家乃至世界的需求結合起來,把個人發展和社會整體進步結合起來。很不幸,在我眼裏,北大大多數學子並非如此。

這個問題很重要,請允許我借助 5 月 4 日的曆史時刻,繼續寫下去。

就北大學子而言, 99% 以上人的 “ 潛能 ” 不成問題。當今,北大清華無疑是全世界最難進的大學。也許有人會說,哈佛更難上,但在我看來,上北大比上哈佛難多了。北大不該變成哈佛的預科,能考入北大的,一定是人中精華,中國青年不要盲目自卑。

平心而論,我的天資絕對不如北大絕大多數中國學生,他們的聰明和優秀時常讓我感到壓力,不管是記憶力還是計算能力,辯論能力還是邏輯思維能力,演講水平還是學習語言的能力,我都自愧不如。坦白地說,我在北大國關學院讀本科的四年和讀碩士的兩年期間,很多的痛苦和焦慮都源自周圍同學所形成的無形壓力。但也正是這種壓力,激發了我的危機感,使我加倍努力,廣泛閱讀,培育自己的潛能。

否則,我也許連畢業都很困難。

北大學子身上所缺乏的不是潛能,而是成為精英的第二個必備條件——公共意識。問題出在哪裏呢?在我看來,毫無疑問,出在教育。

在中國的大學生,當然也包括北大在內,政治課的課時是得到充分保證的。這是所有中國大學的必修課,不修這些課就不能畢業。我屬於國際關係學院,對“國關”的學生來說,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是專業必修課。除此之外,還要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等政治課。這些課程之所以還在設置完全是基於國家政治體製的需求,這些課程在學生中的受歡迎程度非常低,經常是要靠點名來維持上課人數。問題就出在這些課程的授課內容和現實需求之間存在極大的脫節,這就造成了青年學生的疏離。

而現實迫切需要的公共意識的培養,卻沒有相應的課程來擔當。老師也知道學生對政治課沒興趣,來到課堂也隻是應付點名,心在別處,考試時突擊一下,考完試就全都還給了老師。政治課上的情景可以拍一部情景喜劇:睡覺,聊天,上網,玩手機,看英文“紅寶書”( GRE )等。上課難得認真的,大多是從農村出來的同學,他們不光老實聽話,而且對什麽都好奇,什麽知識都希望抓住。這麽好的學習時間,就這樣被蹉跎,真的令人感慨。

和天下所有女孩子一樣,北大女生也迷戀打扮,在生活方式上,逛街、談戀愛一樣都不少。我所觀察到的女生,從大一到大四期間形象的改變是令人吃驚的。相比之下,北大男生並不十分注意外在形象,大大咧咧的才子型男生占絕大多數。他們進入北大後,改變更多的是思想。

令人可惜的是,沒有人在公共意識上對他們多加提醒。這是北大政治課最失敗的一個地方。它沒能很好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使命。在北大的氛圍裏,在各種知識交匯的背景下,學生們很容易接觸到各種中外思潮,那種西方式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理性主義等思潮,很有市場。但他們的問題是,思想歸思想,行為歸行為。知識、專業、能力都沒有問題,觀念也沒有問題,但涉及到可以轉化為行為的公共意識,始終是他們綜合素質中的弱項,這影響了北大學子成大器。

根我觀察,北大學子的價值觀念有兩個極端(當然也不排除中間地帶,北大也有許許多多“沉默的大多數”),一個是所謂“崇洋媚外”,越了解西方的文化、製度、觀念,越喜歡它們,就越排斥本國文化中那種落後的東西,進而徹底排斥本國文化,這批人絕大多數都渴望出國留學,留學不僅是為了求知。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盡早離開祖國,去他們所向往的自由、民主的“天堂”,比如美國、歐洲,至少也要到澳洲、新加坡,即使是香港,也是一個可能的選項。即使留在國內,他們也更青睞高盛、摩根斯坦利、麥肯錫等外資企業。

另一個是“遵從體製”型,這類人越了解西方的文化、製度、觀念,就越覺得“中國模式”靠得住,有生命力,尤其當金融危機爆發,放任式的資本主義遭到懷疑之後。這批人希望能緣著國內體製的階梯往上走,其中的一些人畢業後,有留校在共青團等工作崗位上落腳,尋找機會徐圖發展的,有考國家或地方公務員的。

考公務員或保研的學生裏,有相當多的人是為了“保身”,即就業形勢不好,未來走向不明朗,所以暫時擱置就業或依靠鐵飯碗把日子過下去,當然這些學生也不排除出國留學的機會,要看他們在國內能不能找到發展機會,他們願意在國內謀求發展希望依托現有體製發展自己,但一旦希望落空,他們一樣會觀念大轉向,轉而向國外尋找發展機會。

北大並無多少真正的精英,但幾乎每個北大人都自認屬於精英。那些應試教育的優勝者們進入到北大這樣相對自由的環境後,加上了解了西方的東西後,心理所承受的衝擊可想而知,許多人都經曆了一個迷失方向的階段。到了大三,麵臨選擇畢業之後的出路,他們加速向現實低頭,當然理想的選擇也有兩條,一個是靠體製吃飯,一是出國留學,再圖長遠發展或暫時委身外資企業賺幾個錢。

從這個角度看,被認為個人主義的北大學子實際上是最典型的從眾主義者。他們很害怕與眾不同,擔心隻有自己跟不上其他學生的成績、就業、工資、地位等。學子們自以為是的精英意識不支持他們選擇那種無足輕重的、非常不穩定的、普普通通的單位,他們還是盡可能謀求走高端的、非凡的,無愧於北京大學這一招牌的人生之路。

問題在於,從政的也好,賺錢的也好,絕大多數學生隻是從謀生、私利、地位等角度去看待社會和自己。從小被輿論、教師、家長壓抑,一舉一動都被監視的孩子們已經無法或無力真正開放心態和姿態,深思那種攸關國家與人民的大問題,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社會與製度的關係、世界與中國的關係等深層問題,並沒有多少人有興趣去研究和關心。“為這個社會,我能做點什麽”;“從我個人的優勢看,從事什麽行業最有利於社會進步”,這種深層而本質性的思考,在今天北大學子,甚至老師中已很少能看到,即使有,也是鳳毛麟角。我看到的則是師生為了獲取自己的利益、地位、名聲而不遺餘力,樂此不疲。

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國關學院的老師曾對我說,他們上學的 1980 年代,北大真的是充滿著朝氣,在開放和自由的氛圍中,師生們碰撞思想,指點天下大事,當時著名的“三角地”,成為當時校園各種思潮的集散地,也是各種創意、思想火花、生活時尚的集散地。大家都有自己的夢想,並為之奮鬥。

我深知,雖然那一年代的青年有些簡單或極端,但他們的心中有燃燒,那燃燒絕不僅僅是為了個人的一己私利,不僅僅為了功名利祿、鍋碗瓢盆,迄今為止,令人欽佩。相比之下,今天的學生已變得很現實,很實用,很功利,缺乏思想,缺乏理念,隻關心個人利益、個人出路,才華都耗費在了這些被技術化了的方麵。可能和市場經濟的大背景有關,生存變得嚴峻了,但不管怎樣,這不是真正精英分子的思維狀態。這是真相。

2008 年北京奧運前夕,北大“三角地”被改造,學校給的原因是為了把它電子化,讓校園設施更加先進,環境更加優美。學校有學校的政治正確,其他人也許改變不了。但令人沉思的是,當對北大來說具有標誌意義、催生過一代代北大人思想的著名場所被改造、拆除的時候,學子們是漠然的,打開北大 BBS ,也有人發出幾聲唉聲歎氣,如此而已。我不是鼓勵誰去做出過激的反應,我隻是有感於一種對自己曆史、對思想的冷漠,凸現出當今北大學子身上一種嚴重的精神缺失。時光已過,仍有餘香。

說了這麽些,有些悲傷、抑鬱了。今天學生的各種行為也都是由多種力量所決定的。學生“被學習”、“被上進”、“被出國”、“被就業”;老師也“被上課”、“被教育”、“被考試”、“被老師”。在國家處於這樣特殊的時期,生存問題是任何人都不能不麵對的,任何學生都想找個能說服自己的去處,卻很難。因為難,所以大家都提早上心,考證書,做兼職,一切為了將來發展。熱情、精力甚至體力都已被耗盡,哪裏還有多餘的時間和熱情去過問其他和個人生存無關的事呢。

北大精神,已經深深打上了實用主義的烙印。

我深信,絕不僅僅隻有一所北大如此。

(作者:加藤嘉一 1984 年 04 月 28 日出生於日本伊豆。 2003 年 4 月“非典”高峰時來到中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畢業,對中國有深入的了解,是一位中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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