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之敗

１３　　西路軍之敗
　　西路軍兵敗祁連，幾乎全軍覆滅。"我是西路軍的主要指揮者，這支部隊的兩個主力軍（九軍、三十軍），又是我和其他同誌從鄂豫皖帶著發展起來的。西路軍的失敗，長期使我愧悔交加。"（頁５５５）後來、特別是"文革"中，不但西路軍的失敗、甚至四方麵軍的渡河西進也被說成是張國燾的分裂行為，是徐向前的錯誤。隻是在晚年的回憶錄中，徐才得已一吐塊壘，把失敗的原因總結為三條：第一，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並大大超過應有的限度，是導致失的根本因素。第二，無法取得戰場主動權。三，戰場指揮上缺乏機斷專行。
　　除客觀條件外，三個原因都與中央軍委指揮不當有關。關於第一點，西路軍的任務凡五變：開始是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渡河西進，鏖戰一條山，待機策應一方麵軍西渡，共取寧夏。第一變是放棄這一計劃，獨立西進，準備打通新疆；第二變是停在永涼地區，不進不退，建立根據地；第三變是根據西安事變後的形勢變化，忽而準備西進忽而準備東進，後明確執行西進任務。剛到臨高地區，又停止西進，就地建立根據地；第四變是為了策應河東，改為東返；第五變是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營子堅守待援。
　　關於第二點，西路軍孤軍深入，沒有可以依托的根據地，河西走廊狹長的地形又無法集中兵力，不可能發揮紅軍的戰術特長。"中央要求我們'集中兵力'、'齊打並進'，原則上沒有錯，但實際上是同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和當地的地形條件相矛盾的。我們提了不同意見，沒有下文，便隻能分兵固壘，就地堅持。"（頁５６０）要兵員沒兵員，要補給沒補給，要援應沒援應，曠日持久下去，隻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
　　關於第三點。中央統得過死，不給戰場指揮以應有的自由權。之所以如此，顯然是對此前張國燾不服中央的回報。毛澤東不能容許西路軍領導人對他掌握的中央有半點異議："你們（對）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呢？何種程度的自我批評與何種程度的轉變呢？我們認為今後的勝利是與對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是有關係的。"（頁５４４）這就把西路軍的行動與過去的"政治錯誤"聯在一起，誰還敢動彈？後方的張國燾此時急於與中央保持一致，也發電報強調："軍委對西路軍的指示是一貫正確的"，"如果還有過去認為中央路線不正確而殘存著對領導的懷疑，是不應當有的。""應當在部隊中，特別是在幹部中，提高黨中央和軍委和威信。"（頁５３８）西路軍政委陳昌浩此時更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隻好急於表忠心："他曾向我流露過：南下的事，共產國際肯定對四方麵軍另有看法。為了紅四方麵軍的前途，今後應唯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意見是從。……對於上級的指示，奉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簡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從地步。"（頁５６３）
　　西征行動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軍委決定的，渡河後張國燾也沒有給自己的部下單獨發過電報，有關四方麵軍的各種指令，是以毛為中心作出的。一向精於遊擊戰的毛何以在指揮西路時犯下如此嚴重的錯誤？
　　　　　　　　　１4　張國燾"肅反"與延安搶救
　　鄂豫皖根據地和四方麵軍有特殊的曆史。徐是中央派去的，從副師長到方麵軍總指揮。張國燾、陳昌浩被認定要為西征失敗負責後，徐成為四方麵軍的旗幟。原因很多，但徐本人的謹慎是重要一條。
　　雞鳴河會議上，徐與曾中生等人意見一致，結果他的妻子被殺。此後徐就謹慎多了。"小河口會議我沒參加，一些情況是後來才聽說的。"（頁２２７）張國燾的第二次"肅反"就沒有他的事。
　　張國燾與中央鬧別扭，首先發生在中央慰問團到雜穀腦時，"後來我聽說，張國燾曾在那裏借口'統一軍事指揮'，向中央要權。"此時徐正率軍向鬆潘出發，"我當時被在蒙在鼓裏，對這些事情一概不知。"（頁４２７）８月１１日的沙窩政治局會議上，張和中央"吵得很凶"（頁４３８），"至於當時爭論的焦點是什麽，誰是誰非，我不了解。那是中央政治局內部的事，沒有人和我談過，自己也不想過問。"（頁４３９）。８月下旬右路軍穿過草地後，張和中央之間"南下""北上"之爭日益緊張，"陳昌浩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員，又和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同誌熟悉。有什麽事情，都是他去和中央聯係。"（頁４４４）
　　也許不是故意回避，但在關鍵時刻總能遠離是非之地，是徐的過人之處。他比較延安整風與張國燾肅反，認為"延安整風的經驗證明，隻有用正確的方法去開展黨內鬥爭，克服矛盾，才能達到教育全黨，團結全黨，增強黨的戰鬥力的目的。"（頁６９３）但細讀下去，就會發現徐實際是看到了兩者之間的連續性。
　　經曆過鄂豫皖、川陝根據地兩次殘酷的"肅反"，徐對"整風"、"肅反"中的極左行徑極為敏感。延安整風初期，他是抗大校長兼負責整風的"分學委"主任，舉措比較溫和，他還給領導成員講紅四方麵軍肅反擴大化的教訓以提醒大家保持清醒頭腦。這當然不符合整風的發動者毛澤東的預期，不久康生的社會部派黃誌勇來抗大主持審幹，張國燾用過的手法"在整風審幹中被康生等人搬來，'搶救失足者'。凡是從白區來的，都受到懷疑，甚至連葉劍英同誌，都被列為懷疑對象。"（頁６９５）黃誌勇是搞逼供信的專家：
　　名堂多得很，什麽"即席坦白"、"示範坦白"、"集體勸說"、"五分鍾勸說"、"個別談話"、"大會報告"、"抓水蘿卜"（外紅內白），應有盡有。更可笑的是所謂"照相"。開大會時，他們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讓大家給他們"照相"。如果麵不改色，便證明沒有問題，否則即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他們大搞"逼供信"、"車輪戰"，搞出特務分子、嫌疑分子六百零二人，占全校排以上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七點二。幹部隊共有四百九十六人，特務和嫌疑分子竟有三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頁６８６）
　　這些比例與"白雀園肅反"差不多。"白雀園肅反"隨張國燾一起被否定，康生的肅反審幹卻與"延安精神"一起永放光芒。"文革"中，康生又一次威風八麵，黃誌勇再次出擊，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成為批徐的急先鋒："聲色俱厲，質問我為什麽要率四方麵軍渡河西征？為什麽要搞'二月逆流'對抗無產階級司令部？為什麽要反黨亂軍，支持陳再道和'百萬雄師'？"（頁８４１）
　　當然，延安整風的積極分子並不都像康生、黃誌勇這樣好運長久。抗大綏德分校的一位副校長當時也是整人的急先鋒，他曾說："別人說反對逼供信，我們就來個信供逼。我們先'信'，'供'給你聽，你不承認，我們就'逼'！這個副校長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鬧得全家慘死，不知道他曾否回想過１９４３年他說過的這些話！"（１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