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彭德懷指令”來自何人？

“抓彭德懷指令”來自何人？

　　　　　　　　　　　　　　　　聶樹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被通知去人民大會堂開會。會議地點在大會堂一樓南部的一個小型會議室裏。出席會議的中央領導人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關鋒、戚本禹等多人，陣容與往常的重大接見沒有什麽兩樣。他們並排坐在一長溜桌子的北側，與坐在南側的聶元梓、朱成昭、韓愛晶、蒯大富、譚厚蘭、葉向貞和我七人相比，人數要多，這顯然是一個異常現象。

　　接通知去參加會議的我們七個人，當時是北京高校紅衛兵組織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但是各人的情況又有所不同：聶元梓是北大“新北大公社”的主要負責人，以“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聞名於世；蒯大富當時是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主要負責人，因直接與劉少奇、王光美支持的葉林工作組“對陣”而受到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器重而出名。譚厚蘭則是北師大“井岡山兵團”的主要負責人。

　　以上三所大學是受世人關注的中國的第一流名牌大學，也是高幹子弟的主要集中地。當時，政界上層的“旨意”往往通過這三所大學往外傳出；中央級主流媒體更是經常將這三所高校作為主要報導對象之一。因此，文革初期，這三所學校的群眾組織頭頭就隨之成了那個時代的寵兒。

　　朱成昭是何許人？對許多人來說，這個名字顯得很陌生。可是，這個名字在文革初期，同樣曾名震京城內外，顯赫一時。三十年多來，正規的非正規的有關文革的出版物中，都把“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簡稱“地質東方紅”）的負責人籠統地寫為王大賓。其實，在１９６７年２月之前，“地質東方紅”的主要負責人是朱成昭。在這次接見中，朱成昭即是以“地質東方紅”主要負責人的身份參加的。

　　韓愛晶是北京航空學院“北航紅旗戰鬥隊”（簡稱“北航紅旗”）的主要負責人。

　　朱成昭與韓愛晶所代表的北京地質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與前述三個名牌大學比起來，在名份上，當時隻能算得是二流或三流大學，他們的負責人能與前三所大學的負責人“平起平坐”，主要原因在於這兩所學校造反派師生在文革初期出色的“造反”表現。

　　葉向貞是葉劍英元帥的女兒，當時是戲劇學院的學生。她是以文藝口造反派代表的身份參加接見的。

　　我，原是北京地質學院的一名學生，此時是以“首都三司”核心組負責人的身份參加接見的（附帶說一句，“首都三司”從來沒有“司令”“副司令”的“官銜”和稱謂。幾十年來，有關這件事的訛傳太多了！）。當時，“首都三司”是北京近５０所高校的約６０多個紅衛兵組織的聯合體。

　　在這次接見中，坐在會議室西側主不主、賓不賓位置上的一個女人引起我的注意。她頭發花白，身穿灰色布料上衣，一眼看去就是一個十足的農村老太。我自８月底參與籌建“三司”，９月初進入三司工作以來，曾多次參加過中央領導的接見，對當時的中央上層人物都認識，對北京高校紅衛兵的主要負責人也都相當熟悉。可這個女人是誰？使我頗費心思。她顯然不會是某個高校新崛起的紅衛兵頭麵人物——當時，該崛起的已經崛起。那麽是新任中央領導？顯然也不可能，因為她不坐在領導席上。當然更不會真是一名“農村老太”，——在這樣的地方、這樣的場合，是絕對不會出現這樣身份的人物的。

　　那麽，她是誰呢？在如此嚴肅的場合，我又不便於“交頭接耳”詢問，隻好猜測，一個念頭在我腦際閃現：可能是葉群。那時候，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已經出山，而聲名顯赫的林彪的老婆還沒有公開露麵。或許，她早就參加了中央領導接見群眾代表和處理許多重大問題的會議，隻不過因為沒有在主席台上就坐，大部分人同我一樣，把她混同於一般中央工作人員，“不識廬山真麵目”就是了。

　　這次接見的時間不長，好像也沒有特別重要的內容或主題，隻是交換或通報了高校運動中的一些情況。在眾人閑談中，江青突然認真而激動地對我們七個人說：

　　“你們不是很能嗎？你們為什麽不去抓海瑞？聽說他在四川經常上街看大字報，與人談話，很消遙自在麽！應該把他抓回來，要他交代問題，接受群眾批判！”

　　在場的人都知道，這“海瑞”指的是彭德懷。

　　在我的心目中，彭德懷是中國共產黨中功勳卓著的元老之一。天下是用槍杆子打出來的，這是誰都承認的。我的家鄉（陝西漢中）剛解放時，“朱總司令”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是要高過毛澤東的，至少也是與毛並列。在遊行隊伍中人們第一次看見了標著“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名字的畫像，但人們不知道“毛澤東主席“是幹什麽的，隻知道發號施令、指揮軍隊的“朱總司令”才是打天下的頭號領導人。因此，家鄉人在稱呼中對他們兩人排的“座次”是“朱、毛”。

　　西北地區的百姓對彭德懷懷有特殊的感情，當然與他長期在陝北及西北轉戰和任職有關。我在上初中時，就讀過杜鵬程的《保衛延安》。與其他開國元勳相比，彭老總還多了抗美援朝的赫赫功勳。小時候的我深受這種感情氣氛的影響，對包括彭德懷在內的共產黨中央領導人，都十分崇敬，如同虔誠的信徒，對他們一直是仰視著，望之彌高。後來聽說了廬山會議上為民請命的彭大將軍倒了黴，但我家鄉的村夫們（也包括我），自然是不明就裏的。村裏人沒有探究寶塔尖上“世事變遷”的習慣——這些事情對於他們，如同千山萬水之隔、天上地下之遙。如果有那麽一星半點“新聞”傳到這窮鄉僻壤，那也往往是在事情發生好久以後，這些事畢竟與老百姓關係不那麽直接。如果有人認為有關，當作一件正經事談出來，反會受到大家的訕笑，成不了飯後茶餘、場邊地頭的普遍話題。對於彭德懷，人們也隻是像聽《三國演義》、《水滸傳》一樣，知道他不當國防部長了。但是，他的威望並沒有因此而在村人們的心目中有絲毫的降低，彭德懷還是那個彭德懷。

　　隨著年齡的增大，從中學到大學，我對彭老總的觀念從沒有改變過。從１９６５年開始，發生的有關《海瑞罷官》的正誤之爭，雖然隱約覺得這事與彭老總有關，但在我看來，這隻不過是上層文化人之間的筆墨官司，與老百姓無涉。彭德懷雖然失寵了，但是，作為一個有幾十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革命元勳，我怎麽也不會相信他是“反黨分子”或“反黨集團”的頭子。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幾個月之後，在“工作隊問題”剛告一段落的時候，江青卻突然提出彭德懷的事，我很有些不解。對廬山會議上的情況我雖然一知半解，但是他在此次會議上為民請命，因此而“下野”，我是聽說過的。無論人們私下裏怎麽看這件事，對他的問題，中央不是早已定案了？他自己不是也早已遠離政治了？——在我看來，彭德懷這樣的大人物，去西南局建委當個第三副主任，這已經是削職為民，至少也隻是“死老虎”了。文化大革命與彭德懷有什麽關係？他又不是文化人，他怎麽會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內容”和對象？江青翻出這個老賬來，究竟有什麽“現實”意義？她意欲何為？

　　因此，在江青激動地對我們說這話的時候，我特別注視了一眼周恩來總理的表情，遺憾的是，在他的臉上，我沒有看到任何變化。在桌子那邊坐著的大人物們，對此，同樣沒有讚同的表示，也沒有反對的表示。猶如一縷風，江青的話似乎沒有給任何人留下任何東西，然而經驗和直覺告訴我：這肯定是來自毛澤東的一個決策，毛澤東一定是點了頭或畫了圈的。如果真是這樣，那就不是一縷清風而是預兆山雨欲來的那種風了

　　“彭老總又要倒黴了。”我心裏不免有些悲傷。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有這樣一段話：“十二月下旬，江青有意激將他（應該是‘她’）的爪牙說：你們這也能，那也能，為什麽連個彭德懷也抓不來？為此，戚本禹經過反複籌謀，指使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頭頭韓愛晶：現在開展‘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要你們派學生到四川去把‘海瑞’帶回北京。”

　　這段話有明顯的杜撰成分。對於彭德懷這樣一個黨中央已經定了案的大人物，毛主席派到三線去工作的元帥，沒有毛澤東的首肯，就是江青、戚本禹這類當時的大人物，也是不敢下這樣的命令的。而毛澤東１９６５年秋派彭德懷去三線，１９６６年冬又下令把他抓回來，什麽原因促使毛澤東改變了主意，值得沉思。

　　此外，在我所見及的一些文章中，都把“揪彭德懷”這類事視為“一舉”即可成為“英雄”，就可得“高官厚祿”的事；更有甚者，一些“作者”還幹起了編造史實的勾當。其實，當時的大學生們大都不是這樣看問題的。在１９６６年６月下旬至７月底，不少大學生已經被劃進了“右派”圈裏，入了工作隊黨委的“另冊”，也就是說，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已經親口嚐到或聞到了“反黨”、“反革命”的滋味。況且，在當權者朝榮夕囚的年代，不要說彭德懷這類早已被打倒了的“死老虎”，就是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乃至於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大人物，都已經失去權勢或在事實上被打倒；各高校內，都有昔日威風八麵的當權派或“反動學術權威”被揪出來，上了批鬥台。在那個時候，順著上麵的意思，打倒一個人，揪鬥一個人，可以說都是“稀鬆平常事”。“揪彭德懷”，同樣不過是奉命而為之的一件平常事。

　　不容爭辯的事實是，最高決策層抓彭德懷的指令並沒有在大範圍內傳開，連聶元梓、蒯大富也不想利用“揪彭德懷”這件事“錦上添花”。具體涉入這件事的隻有“北航紅旗”和“地質東方紅”。

　　不知道為什麽，當時一心緊跟黨中央、毛主席的我，對來自最高層的這個抓彭德懷的指令，心裏總覺不是滋味。我回到“三司”，對此一直無動於衷，既未向各院校傳達，更沒有在“三司”工作中貫徹執行。因此，三司所屬院校的紅衛兵組織除“地質東方紅”（朱成昭參加了這次接見，用不著我給傳達）外，都沒有參與抓彭德懷的行動。

　　描述“抓彭德懷”的具體過程有許多版本。我所知道的情況是：“地質東方紅”的紅衛兵首先與彭德懷見了麵，並與彭老總進行了不止一次的長談，由於大家覺得彭老總在廬山為民請命，不應該被打倒，不應該再受磨難，至少，不能在我們“地質東方紅”紅衛兵的手中受磨難，因此，遲遲沒有采取任何實質性的行動。具體負責這件事並與彭老總交談過的王大來、鄭文卿還從成都專程回到北京，希望阻止“抓彭”行動……

　　當“地質東方紅”紅衛兵猶豫不決的時候，“北航紅旗”派往成都的七八個人也找到了彭德懷，他們立即采取行動，把他“抓”了起來，並在１２月下旬的嚴冬中將彭德懷帶到成都地質學院一個寒氣襲人的大教室裏。“地質東方紅”紅衛兵了解這一情況後，並不想將彭德懷“搶”到自己的手中。當時，“地質東方紅”在成都至少有一百多人，此外，還有眾多“三司”紅衛兵可以“配合”。隻是出於健康和安全的考慮，在乘飛機還是坐火車問題上同“北航紅旗”紅衛兵發生了分歧。“北航紅旗”紅衛兵堅持坐飛機“押送”，“地質東方紅”紅衛兵建議他們坐火車“押送”。為此，“地質東方紅”紅衛兵還通過電話請求了周恩來總理，得到了支持。但是“北航紅旗”的七八個人堅持要坐飛機。不得已，“地質東方紅”紅衛兵才將“北航紅旗”的七八個人撥拉到一邊，用大轎車將彭老總送到成都地質局，安排在該局招待所一個條件最好的套間裏住了下來。此後，按照周總理的指令，在極嚴密的安全措施下，將彭老總“押上”了一節專門為他準備的軟臥車廂，並伴同他回到北京。從成都到北京，彭德懷一直與“地質東方紅”紅衛兵及他的警衛參謀在一起，沒有外人參與其中。彭老總到北京後，在地質學院住了一夜，第二天，“地質東方紅”紅衛兵才安全地將他交給由中央派來的解放軍官兵。後來知道的情況是，彭老總被押送到北京衛戍區“監護”起來，從此失去了自由。

　　從對共和國元帥的“監護”也可以看出，“抓彭德懷”不是“地質東方紅”或“北航紅旗”負責人的“心血來潮”……

　　市場上，描述“抓彭德懷”的具體過程有許多版本，卻沒有“地質東方紅”紅衛兵的版本。據此可知，書市中關於“抓彭德懷”的繪聲繪色的文字會含有多少水分！

　　我寫此文還有一個目的，希望人們真實地記錄曆史，描述曆史，反思曆史，而不要隨意杜撰曆史，也不要以為寫在紙上的就一定是事實。

　　能實話實說的國家和民族才有希望，才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