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蔽的細節：洞悉“林彪事件”的曆史真實

隱蔽的細節：洞悉“林彪事件”的曆史真實。

百鍶


細讀汗牛充棟的有關”林彪事件“的書刊和文章，總會發現許多隱蔽的細節淹沒在紛雜跌起的記敘中。近年來，泛濫的"戲說",加上淺薄的臆想，使“林彪事件”更加撲朔離迷。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曆史的真實在於細節，反複地推敲細節，是能夠去偽存真的，“考據”細節對於還原“林彪事件”的真相也是必不可少的。本文提出幾個關鍵的細節，希望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

這是“官方”拿出最重要的證據：林彪下達反革命武裝政變的“手令”。盡管這個“手令”是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等人“出逃”前五天寫的，許多人對此仍不以為然，認為這樣的“手令”太過空洞，既無”抬頭“，又無內容，豈不是讓林立果等人“為所欲為”？其實，反過來想這個問題，那些可能看到“手令”的人大都應該是林彪的親信，可以直接聯係林彪，因此，搞清楚林彪要他們幹什麽不是件難事。林彪以這樣的“手令”，要林立果去“監軍”，搞“政變”，是說得過去的。

不談“手令”的內容，筆者發現兩個細節。一是“手令”是用紅粗鉛筆寫的，這一點符合當時的“中央首長”批閱文件的習慣，毛澤東，周 恩 來，江青等人都是如此。為何要用鉛筆？恐怕最好的解釋就是塗改方便。當然，由此推論，林立果等人也可能塗改林彪的“手令”，但林立果等人應該想得到，看到“手令”的人很可能都為林彪的親信，能夠找到林彪，以證實“手令”的真偽。因此，林立果等人應該不會在“手令”上做手腳。恰好相反，那些接觸不到林彪的人反而應該會對一紙鉛筆寫的林彪“手令”有所懷疑。陰差陽錯，正是這樣一批人從周宇馳那裏看到了林彪的“手令”。第二個細節，這是真正的關鍵，這個“手令”的作用到底有有多大。事實是，周宇馳憑借這個“手令”調出了一架直升飛機，這在當時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在北京附近調動一架軍用飛機執行任務，有著一套及其嚴格的程序和命令格式，林彪的“手令”如何可以直接調動飛機？推敲細節可以發現，當時駕駛這架直升飛機的有兩個人，一個是以後定為烈士的陳修文，另一個是當時任直升飛機大隊副大隊長的陳士印，此人可說是一個關鍵人物，可惜時至今日不見他的任何消息，似乎消聲匿跡了。陳士印在“交待”中說，他與周宇馳認識，周宇馳把他找到空軍學院，要他看了“林副主席的命令“。9月13日淩晨1點40分，周宇馳開車、拉著於新野、李偉信和陳士印離開了空軍學院，兩個小時後，汽車開進沙河機場。陳士印去找陳修文， 陳修文也看了林彪的“手令”。接著周宇馳拿著林彪的”手令“，又讓直升飛機的機械師看，以後又用同樣看“手令”的方式讓汽車連連長給飛機加了油。最後，調度長也看了“手令”，讓調度室值班員給直升機放飛。 顯然，林彪的“手令”是起作用的，而且不違反當時下命令的規則，至少，以前出現過類似的情況。如果這麽多人是第一次看到一紙鉛筆寫的林彪“手令”（注意：這些人都是低級軍官，除了找他們的上級，不可能有別的渠道證實“手令”的真偽。），而且沒有人有任何懷疑，也不向上級報告，這是說不通的。這裏就引伸出另一個問題，除了陳士印和調度長這樣級別的軍官外，還有沒有其他人看過林彪的“手令”，然後才同意飛機起飛的，畢竟陳士印等人還有頂頭上司，可惜其詳情筆者就不得而知了。

可以肯定的是，林彪的“手令”是有越級下命令這樣的作用的。如果周宇馳用“手令”調動飛機符合當時的軍規，那麽最大的可能就是林彪寫這種“手令”不是第一次，也許以前有過類似的情況。如果有這樣的事實，把林彪的“手令”一定要定性為“反革命武裝政變的手令”就顯得過於牽強了。弄清楚這樣一個細節並不是一件難事，許多當事人應該還健在，那時的軍規和命令程序更是一種客觀存在，筆者相信水落石出的一天不會遙遙無期。

二，“去伊爾庫茲克要飛多少時間？”

這是“官方”定性林彪“叛國投敵”重要的證據。當然，對林彪是否說過這樣的話，置疑者甚眾，理由隻有一個，這是沒有任何旁證的“孤證”，真偽難辯。林彪的警衛秘書李文普在跳離林彪座車前聽到林彪講的唯一一句話，而車上其他人最後都葬身蒙古溫都爾汗了。這簡直就是一個“魔鬼細節”，說不清楚！有人認定李文普在說假話，希望他能夠否定自己。反過來講，難道李文普否認了林彪說過這樣的話就能夠“洗清”林彪“叛國投敵”的罪名？也是不行，畢竟這還是“孤證”。對這樣的證據放棄不用，可謂明智的選擇，當然現在做不到，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曆史學家,乃至法律專家，都會自有公論。筆者要強調的是，沒有了這條證據還是說不明白林彪沒有“投敵叛國”，畢竟現在已知的許多證據是不利於林彪的，當然，如果發現了新的證據又當別論。

首先要說明的一點是，林立果是要北飛前蘇聯的，目前沒有更新的證據來反駁這一點，為林立果喊冤的那些“邏輯推理”，主觀臆斷和充分發揮想象力的“戲說”不值一駁，也洗刷不了林立果的“罪名”。應該講，正因為林立果的“叛國投敵”行為，使林彪難脫幹係。至於林立衡堅持是林立果和葉群“綁架”了林彪的說法也沒有很強的事實根據，更多地是自己的推斷。

唯一對林彪有利的間接證據就是現在公開了的飛機的最後航線：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淩晨零點三十二分，飛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先向西飛，然後調頭北飛，又沿著中蒙邊境飛行一段時間，然後進入蒙古國，飛往蘇蒙邊境，後又折回，往我國邊境方向飛來，途中因燃料不夠，迫降蒙古溫都爾汗失敗，於兩點二十五分左右墜毀。飛機全程飛行了約113分鍾，其中有83分鍾是在中國境內，這83分鍾裏麵又有近30分鍾飛機是沿著中蒙邊境飛行，而不是直接跨過兩國邊境。在進入蒙古國後，飛機又飛行了近 30分鍾，然後迫降失敗墜毀。對這樣的飛行航線，合理懷疑可以是多種多樣的：1，林彪一度猶豫出境，在飛機出境後，又命令折返中國；2，所有人都不願意出境，出境後又願意折返中國，可惜飛機燃料不夠了；3，林彪一度猶豫是否飛前蘇聯，最後決定迫降外蒙；4，飛行員開始拒絕出境，被迫出境後又拒絕飛往前蘇聯，調頭回返；5，飛機上的人一開始就是堅定地要飛往前蘇聯，沿中蒙邊境北飛，以後又從蘇蒙邊境往中蒙邊境折回是一種“技術性”的機動，目的仍然是飛往前蘇聯，在燃料不夠的情況下，不得以緊急迫降失敗。“9。13”之後，“官方”采用了第五種可能性，也就是說，凡在飛機上的人都是要死心塌地的“投敵叛國”。粉碎“四人幫”後，“官方”悄悄地進行了修正，采用了第四種可能性，既飛行員進行了“鬥爭”，最後迫降失敗。直接的證據就是飛行員潘景寅（包括飛機上的兩名機械師）得到了“平反”，潘景寅的遺屬得到了一紙證明書，說潘景寅“隨飛機墜毀死亡”。這句話為死者作出了定性。也就是說，潘景寅是因公死亡，既不像林彪等人那樣被定性為叛徒，也未象陳修文那樣按以身殉職被定為烈士。這一變化至少是一種“鬆動”，實事求是地承認了間接證據的作用。當然，僅有間接證據是不夠的，但至少能夠還原部分曆史真相，這也就需要對許許多多的有關細節進行反複推敲。

筆者發現了一個細節，掛一漏萬，算是給有興趣的研究者們開個頭吧。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上十一點三十分左右，潘景寅要山海關機場有關人員給飛機加油，十三日淩晨零點22分，256號專機正在加油，林彪等人到來，匆忙登上飛機。在副駛員，領航員，和報務員等五名機組人員沒有登機的情況下，潘景寅就駕機緊急起飛了。顯然，潘景寅在不到一個小時內，接到了兩道完全不同的命令。邏輯上講，第二道命令可能是由林立果，甚至林彪直接下的，因為“官方”認定飛機是強行起飛，換句話說，就是除了林家父子，沒有其他人給潘景寅下過命令。關鍵是第一道命令，誰下令要給飛機加油。從“官方”目前披露的材料上看，就是潘景寅要求給飛機加油的，他上麵沒有別人了。對於這樣一個細節，“官方”說法的缺陷是比較明顯的。首先，機場有關人員在潘景寅要求加油時，立刻就去給飛機加油。機場人員為什麽要直接聽命於潘景寅？給飛機加油也是有一定命令程序的，他們是否還請示過其他人？“官方”沒有說明。第二，潘景寅是否僅就說了“給飛機加油”這一句話？目前“官方”披露出來就是這一句話。僅這麽簡單的一句話就能夠讓機場人員給飛機加油？畢竟這個機場不在潘景寅所在的空軍轄下，而是屬於海軍。據筆者所知，在當時，山海關機場為師級單位，頂頭上司是北海艦隊航空兵和海軍航空兵，雖然專門設立了接待中央專機的“場站”，但機場人員也不可能直接接受潘景寅的命令。機場人員那麽輕易地就服從了潘景寅如此簡單的一句話，這從軍規和組織條例上是說不過去的。對此，“官方”沒有給予合理的解釋。第三，如果潘景寅不隻就說了“給飛機加油”這一句話，其他還有什麽話？顯然，如果潘景寅說了是林家父子讓給飛機加油這樣的話，“官方”在說明林彪“叛國投敵”時是一定要引用的，看來潘景寅沒有說過這樣的話。講一句題外話，筆者很佩服山海關機場有關的當事人員，他們沒有往潘景寅身上潑“汙水”，潘死後，說潘講過林家父子如何如何，完全是死無對證的事情，但他們沒有落井下石，在當時的政治高壓環境下，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反複推敲這樣一個細節，筆者發現潘景寅說過什麽話對判斷林彪等人是否要“投敵叛國”是一個重要的間接證據。排除林彪父子給潘下命令，或潘擅自做主給飛機加油（這種可能性極小，潘極為熟悉加油的程序），對潘要求給飛機加油這一細節，應該有實事求的合理解釋。為什麽機場人員痛快地服從潘的命令，立刻就給飛機加油？潘景寅到底還說了些什麽?對此，是山海關機場的當事人保持沉默，還是“官方”直到現在還有不能公開的“苦衷”，外人不得而知。但如此一來，也就不能夠排除這樣的可能性：有第三方下命令要機場有關人員給飛機加油。這一細節的真實性到底如何，我們隻能拭目以待。

三，“五七一工程紀要”

這是林彪父子陰謀政變最重要的物證了。在揭露“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證中，筆者發現，其中“口供”超過50％（從證據學的角度講，“口供”實在太多了。），這樣，“五七一工程紀要”就應該算是第一“物證”了。對這樣一件“物證”可謂看法兩極,“官方”直到現在仍堅持這是林彪一夥企圖謀害毛澤東主席，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鐵證。而“民間”發出的聲音不盡相同，但有不少人認為，這是證明林彪父子反對“文革”，企圖製止“文革悲劇”的最好說明。筆者無意卷入出於“政治立場”不同而引發的爭論中去，而是想從“五七一工程紀要”這件“物證”引出一個另外的話題：如何看待“林彪事件”中的證據認定。

文革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吳德在其“回憶錄”中講到，他曾是“林彪反黨集團”中央專案組的負責人之一。談到“五七一工程紀要”，吳德有幾句話值得玩味。他講到，“五七一工程紀要”是在空軍指揮學院林立果的“據點”，由一個清潔工無意中發現的，這個清潔工撿到了一個“筆記本”，上麵記錄了“五七一工程紀要”。他看了”紀要“的內容之後極為震驚，認為裏麵有許多”惡毒攻擊“的語言，紀登奎（“林彪反黨集團”中央專案組的負責人之一）和他都認為這個“紀要”是不會被公之於眾的。最後連他們也沒有想到，毛澤東批準把它做為“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證”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公開了。這樣一個細節卻說明了一個大問題，在當時，證據的公開不是依據“可信度”，而是以當時的政治需要為第一標準，這樣，證據的客觀性必然大受影響。持這樣觀點的文章和論述太多，筆者就不再費口舌了。

1980年，成立了公審“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特別法庭，等於是“官方”對“林彪事件”做了最終的定論。此後，海內外不少人仍然在置疑“林彪事件”的真相，但一些被稱為研究“林彪事件”專家的人堅持這個審判非常公正，證據都非常確鑿，是一個“鐵案”。持這種觀點的人以曾是圖們將軍的助手（圖門曾是中央軍委法製局第一任局長，林彪反革命集團審理辦公室負責人之一，特別法庭公訴人。）的肖思科為首。肖思科自己寫了不少有關“林彪事件”的文章，但他卻回避了許多重要的事實。這裏僅舉一個例子：審判公正的前提是程序公正，但那時為被告辯護的律師們的“辯護詞”一定要先經“兩案審理辦公室”審查通過才行，這樣的做法顯然有違程序公正。肖思科不可能不知道這個事實。拋開這樣的事實，去奢談審判的公正和證據的確鑿，怎麽能夠讓人信服。筆者無意苛求這次“大審判”，畢竟這比“無法無天”的文革要進步多了，但從“法製”的觀點來看，其“公正性”仍是個大問題，連帶著，“證據”的確鑿性也必然受到置疑。


從上可以看出，“林彪事件”證據的認定經過兩個階段：一是文革期間，那時以“政治需要”為第一標準“選用”證據，證據的客觀性肯定受到歪曲。二是公審“林彪反革命集團”期間，盡管對許多證據進行了核實清理，但取證和認證的程序公正性不能夠取信於人，證據的確鑿性肯定要受到置疑。筆者認為，當代中國正處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社會進步，文明提高和法治完善最好的時期，因此對於“林彪事件”的證據經過法律程序進行重新認定的條件是成熟的。即使象“五七一工程紀要”這樣的“鐵證”也應經由嚴格的法律程序再次認定。理由是，“五七一工程紀要”是否直接涉及林彪本人這樣一個細節至今“官方”也沒有特別明確的結論，這說明既使是如此的“鐵證”，也還經不起細節上的推敲。

讓我們就從那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隱蔽細節入手，去重新認識“林彪事件”的曆史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