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伯達文選》

文革中的《伯達文選》

王　銳


　年前有文章談及“文革”中曾有紅衛兵、造反派編有《江青文選》，並有追隨討好者欲正式出版《江青文選》，後因故作罷。今年《炎黃春秋》第3期上甘惜分先生在《我見到的陳伯達》一文中談及對陳伯達的評價，又建議說：“但是作為一個學術人物，他的前半生還是做過不少有益的工作。按照不因人廢言的傳統，我們是否也可以把陳伯達著作擇其精華編成文集，讓後人研究中國曆史時有所參考。”又說：“據我所看到的陳伯達著作中比較有學術價值的大約有幾十篇，即使其中個別地方並非都完全正確，也可全文收入，使後人能夠從中了解一個真實的陳伯達。”
　　其實，許多人並不知道，正如當年的《江青文選》一樣，早在“文革”高潮期的1967年至1969年間，即已有紅衛兵及造反組織，編印發行過《陳伯達講話集》、《伯達文選》之類。筆者收藏至今的一冊《伯達文選》，由四川大學革命委員會政工組於1969年7月編印，大16開本，篇幅頗巨，達488頁，約有3斤重量，估計有100萬字以上。共收錄陳伯達從1933年秋至1969年4月，三十多年間的著述、文章、講話共100餘篇。其中已出單行本的諸如《中國的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竊國大盜袁世凱》等名篇，部分編目僅有篇名而無正文。依筆者所見，這大概是收輯陳伯達著述最完整的一個《文選》版本。
　　也許正因為編者係四川大學這樣有學術文化含量的單位，又是以“革委會政工組”這種官方正式機構出頭，不比“文革”普通的隻知衝衝殺殺以批判揪鬥為能事的群眾造反組織，這冊《伯達文選》不僅內容較厚實，選編態度上也比較嚴謹慎重，而且印刷也很美觀（封麵設計及扉頁印刷均不錯，另有三幅大照片），在當時“文革”的印刷出版物中，恐怕算是佼佼者了。為顯示這種審慎嚴謹，編者煞費苦心地在正文前，專門附有一頁《說明》，全文如下：
　　為了幫助我校的廣大的師生、教員、工人、幹部認真學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經驗，認真學習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認真學習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鬥私批修，繼續革命，我們選編了《伯達文選》，作為內部學習參考資料。
　　為了力求資料盡量完善，《伯達文選》所收的文章，講話等，雖然基本上是解放後公開發表過的，但也有少數是沒有公開發表過的，和解放前發表過的，而且我們無法一一加以訂正，這是特別加以說明的。因此，本書隻作內部學習參考資料，不得外傳。凡未公開發表的文章、講話，一律不得擴散、引證。“保守黨的機密，慎之又慎。”要嚴格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有關規定。若有違犯，要嚴加追究。
　　編者一九六九年七月
　　從這個說《說明》的前半部分，可以看出是將陳伯達視為類似江青那樣的“文化革命旗手”、黨內路線鬥爭的正確路線代表，按照當時流行說法，叫“毛主席司令部”或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這種至高無上地位來看待陳伯達的。從一定程度上說，連周恩來也無法與之相提並論，不能享受這種“尊榮”。當時無任何機構組織出頭編印《周恩來文選》便是證明。因此才有說明中要幫助人們“學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經驗，認真學習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那些非常高屋建瓴又相當針對現實的話。
　　從內容方麵講，這冊《伯達文選》，所有文章、著述、講話按時間順序通排，大致可分作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國前，從1933年到1949年止。第二部分為建國後至1966年6月“文革”爆發前。第三部分為“文革”時期。陳伯達一生著述的“精華”，幾乎都在建國前的那部分裏。甘惜分先生文章所說的“比較有學術價值的幾十篇”，大約其多數包括在其中。
　　《伯達文選》開篇文章，為陳伯達寫於1933年的《論中國啟蒙思想家譚嗣同》，（平心而論，這是陳氏較有學術水準的文稿之一，同類者還有《文選》中的《從名實問題論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分野》、《關於知行問題的研究》、《揚子哲學思想》、《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想》等）最後一篇是1969年4月底或5月初（原稿無具體日期）在中央直屬機關傳達“九大”精神大會上的講話錄音記錄稿。此《文選》編於1969年7月，算是包括陳伯達的最新講話文稿的一個文集。以陳伯達“一貫緊跟”的政治形象，當時身居高位的顯赫，編纂者這也算是“跟得緊”的一種表現了。尤引人注目的是《文選》卷首有三頁篇幅占上整版的大幅照片。第一幅是毛澤東與林彪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第二幅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4位最高領導身穿軍裝滿麵笑容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時的合影照，世稱“四巨頭”照。在當年（陳伯達倒台前）極為流行和有名。此照片的說明文字是：“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和他親密戰友林彪同誌，以及周恩來同誌、陳伯達同誌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軍。”最後一幅照片是陳氏在天安門城樓代表黨中央和中央文革發表講話。照片上，陳伯達處於突出位置，他左邊是毛澤東及林彪，毛澤東正呈拍手狀，為陳伯達的講話鼓掌喝彩。照片的說明文字也別有深意：“陳伯達同誌向文化革命大軍說：毛主席時時刻刻都是和群眾在一起的。他的心，永遠向著群眾。”顯然，這幅照片更是突出了陳伯達在“文革”中的顯要作用，對毛澤東本人和毛澤東的路線緊跟，以及受毛澤東高度信任的政治姿態。
　　其實，照片中所展示給世人的，在實際上也確實如此。這冊《伯達文選》的“文革”部分中，收有一份題為《擁護毛主席的大字報》的短文。其實，那是陳伯達的一份大字報原稿，是在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陳伯達緊跟毛澤東將攻擊矛頭對準劉少奇、鄧小平同誌的一次政治表態，當時就很引人注目。
　　在1966年8月1日開幕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出人意料地寫下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將“文革”運動的攻擊點指向劉少奇、鄧小平所謂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此舉極令與會者震驚與困惑。而身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則是毫不猶豫地，無條件地緊跟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於毛澤東大字報的第二天，寫下這張《擁護毛主席的大字報》的大字報。在這份大字報中，陳伯達如毛澤東在大字報中一樣，沒有點劉少奇、鄧小平的名，但是卻露骨地攻擊劉鄧是“鎮壓群眾”，“這樣做不是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引向勝利，而是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引向失敗，引向資本主義複辟。”同時，還從所謂的理論高度，對毛澤東大字報的觀點予以闡釋，並試圖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和經驗方麵，為毛澤東發動“文革”尋找依據。
　　無論當時還是事過之後來審視，陳伯達這種“亮相”都是很出彩的。由此，他也獲得了相當的報償。幾天之後中央領導機構出人意料地作出大幅改組，此前，僅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陳伯達，一躍而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名列劉少奇、鄧小平、朱德、李富春等老資格領導人之前，成了中央第5號人物（據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本來陳伯達在毛、林、周之後名列第4位，因江青嫌陳伯達文人出身，怕其壓不住劉、鄧等人，就將本來名列末位的陶鑄提到陳伯達之前的第4位，以鎮住劉、鄧等。不過，幾個月後陶鑄因故被罷，陳伯達名正言順成了中國政壇第4號人物）。兩個月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由他代表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對與會者（也是對全黨、全軍、全國）作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兩條路線》的“主打講話”（這冊《伯達文選》中亦全文收入該講話）。這個講話被稱為“文革”的“經典講話”之一。這個《講話》中，陳伯達“創造性地”使用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新提法”，將所謂“劉鄧路線”稱之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此，“文革”開始了一個新的進程。毛澤東對陳伯達這個《講話》深為讚賞，並於幾天後不僅親筆批示：“該稿看過，很好。”而且還進一步批示說：“印成小本，大量發行，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至少一本。”毛澤東將陳伯達這篇講話大量發行到全國每個黨支部，甚至紅衛兵小隊，可見對其讚賞好評到什麽程度。反之也可證實，此時陳伯達其人在毛澤東心中的地位。
　　從曆史事實來看，這冊《伯達文選》編印之時，盡管表麵上陳伯達仍然以中央“第4號人物”的身份在“無限風光”，其實私下裏，他因為與江青的矛盾在中央文革小組裏已經失勢，被排擠到了次要位置。這也是陳伯達下決心改換門庭投靠林彪集團的主要理由。隻是當時此事仍為“高層機密”，一般人無從知道罷了。也因此才有《伯達文選》的問世。一年後陳伯達在廬山翻船，這冊《伯達文選》不僅成了“禁書”、“毒草”，被收繳，被焚毀，而且編印者均受到嚴厲無情的政治審查，有些人還因此而身入囹圄大吞苦果。這又是當年試圖對陳伯達這個“文革紅人”討好拍馬，跟風吹捧的造反先生們始料不及的。如今，這冊難得的《伯達文選》不僅成了較為珍罕的“文革藏品”，也成了當年“文革”進程的一份曆史見證，可供史家學者們研究之用。


炎黃春秋 2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