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整風之五

4、5月間，周恩來又連續抓了出口罐頭、襯衣、照相機等日用工業品和廣交會展品的質量問題。他指出，現在我們出口數量不大，質量卻這麽差!這怎麽向國家交待，向人民交待，向領袖交待?為什麽台灣能搞，我們搞不了?過去能搞的，現在搞不出來?從產品質量問題入手，他進一步分析、指出了問題的實質：新產品質量不穩定，就是規章製度執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規章製度、好的工藝流程，現在是不敢管、無政府主義泛濫，領導機關不敢講話。根據他的指示，國務院對有關產品的質量問題專門發出通報，召集有關方麵人員調查、研究、分析存在問題的原因。通過大力整頓，使一些產品質量得到明顯的提高。 

1972年下半年，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業方麵的整頓進一步深入發展。同年10月，國務院有關經濟管理部門在北京召開了加強經濟核算、扭轉企業虧損會議。會議針對“政治可以衝擊一切”，“隻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的謬論，提出要切實地抓好企業管理，嚴格實行經濟核算製，建立建全企業的各項規章製度和經營管理的基礎工作。 

這次會議還提出了允許國營企業在完成7項計劃指標後，從利潤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獎勵基金，用於職工的集體福利和給先進生產者以物質獎勵。會後，經濟主管部門又起草了《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經周恩來批準，提交1973年1月的全國計劃會議討論。《規定》對改進經濟管理提出了許多重要思想：加強國家統一計劃，搞好綜合平衡，反對地方各行其是；嚴格控製基本建設規模，不許亂上建設項目；職工總數、工資總額、主要產品物價等管理權集中在中央，各地區、各部門無權擅自決定；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業，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少數省轄市管理，不得再層層下放；企業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建立強有力的生產指揮係統；堅持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廣泛推行計時工資加獎勵，少數重體力勞動可實行計件工資，等等。這個文件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討論時，28個省、市、自治區的代表都表示讚成，唯有上海市的代表在張春橋等人的操縱指使下，表示堅決反對，並由張春橋出麵迫使會議將這個文件收回。 

在此期間，周恩來等還頂著江青集團大批所謂“崇洋媚外”、“爬行主義”的壓力，克服“左”的思想的幹擾，為打破閉關鎖國狀態、發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作出了堅持不懈的努力。1972、1973年間，毛澤東、周恩來親自批準從聯邦德國、日本等國引進一米七軋機、幾套大型化肥成套裝置和多套綜合采煤機組等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技術設備，對於提高我國工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增強我國自力更生的能力，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在工業進行整頓的同時，在農村也開始糾正一些“左”的經濟政策。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國務院曾先後召開北方地區農業會議，全國棉花、油料、糖料生產會議和全國林業會議。在這些會議上，根據周恩來多次講話精神，再次明確肯定了農村《六十》的基本精神，決定適當放寬農村經濟政策，在保證集體經濟“占絕對優勢”的前提下，允許農民個人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允許生產隊擁有因地製宜的靈活性。 

此外，國家還通過調高部分農產品的收購價、降抵支農產品的出廠價、銷售價以及實行糧食征購一定5年等政策，鼓勵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這些政策對於遏製極左思潮的泛濫、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保護農業生產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1971年12月26日，在批林整風剛剛開始之初，根據廣大農民、農村幹部的強烈要求，黨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指示》重申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要求各地不要照搬照抄大寨大隊的勞動管理辦法和分配辦法，而要從實際出發，著重總結本地的經驗，采用群眾自己創造的、願意接受的、簡便易行的辦法；強調要注意農業的全麵發展，不能把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和家庭副業當成資本主義的東西加以否定。《指示》發出後，各個省、區都召開專門會議，結合本地區的具體情況研究、落實。 

由於"左"的錯誤的長期影響，落實黨的農村經濟政策同樣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1972年5、6月間，在湖北省委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期間，在"當前農村中兩條路線鬥爭的主要傾向是什麽"的問題上，與會人員存在著明顯的分歧。較多的縣委書記認為，當前農村中雖有極左的流毒，但主要傾向是右，另一些縣委書記則認為極左思潮的傾向是主要的。又如在1972年1月召開的山西省委第二次全委(擴大)會議上，雖然著重討論了落實農村經濟政策的問題，但會議通過的《紀要》對農村許多經濟政策采取了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的模棱兩可的態度，對農村中的極左思潮一概回避。會上,當一地委副書記對本地區"左"的政策進行批判時，被昔陽縣委書記說成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報告”。平定縣委副書記等則表示：“我們是堅決跟著昔陽老大哥走。” 

盡管存在著諸如此類的阻力，但在批判極左思潮逐漸成為批林整風主流這個大氣候下，1972年間落實黨的農村經濟政策的努力還是獲得了長足的進展。如在1972年10月召開的山西省委第三次全委擴大會議上，與會者普遍感到，由於批林整風的深入，特別是批判極左思潮，落實農村經濟政策的阻力比半年前明顯減少。年初會議上頂牛的平定縣委副書記等也表示回去要認真落實政策。會議肯定在自留地、豬飼料地等問題上要堅決按《六十條》辦，當時在山西省比較普遍的大隊核算除少數確實辦得好的外，一般都要恢複為生產隊核算。 

1972年下半年間，江蘇、安徽、山東、江西等許多省都就落實農村經濟政策問題召開了各種會議。會議在諸如所有製、社隊規模、勞動管理、自留地、分配問題、多種經營問題等一係列關鍵問題上，程度上不同地批判了極左思潮，糾正了一些"左"的錯誤。在農村批判極左思潮的直接成果，是《六十條》等黨的農村政策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落實，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明顯提高，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