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整風之四

中央一級老幹部的解放和複出，對省、市級乃至基層，產生了巨大的示範效應。許多領導機關都比較自覺地把落實幹部政策與批判林彪結合起來，當作批林整風的一項重要內容。1972年間，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領導幹部被落實政策，重新走上領導崗位。這對於恢複正常的生產、工作秩序，進一步限製造反派的勢力，遏製江青集團的破壞，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林彪事件改變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對幹部隊伍的嚴重錯誤估計，這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中一個重要的、明顯的變化。1973年後，盡管毛澤東對批林整風運動中明顯發展起來的糾"左"傾向表示了嚴重的不滿，並斷定林彪的實質是"極右"，但他仍未停止落實幹部政策的步伐。1973年12月21日，他在同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同誌談話時，明確地表示要對"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領導同誌的冤 案 承擔 責 任，要作自我批評。他提出要給賀龍、"楊、餘、傅"和羅瑞卿平反，並坦率地承認有幾次聽了林彪的一麵之辭，所以要"向同誌們做點自我批評"。

此事件後，在全局上仍然堅持“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前提下，在某些具體的問題上，毛澤東的認識也發生了一些或隱或現的變化。毛澤東的這些變化是有限的，但也是重要的。這種變化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現在它提供了一種可能，使得黨 /內 /健/ 康/ 力/ 量 能夠利用這種變化及其他一些方麵的有利條件，展開批判極左思潮和糾正某些"左"的錯誤的鬥爭，盡管這種鬥爭在不少方麵已經超出了毛澤東的初衷。 

林彪事件後，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1972年間，周恩來充分地利用了毛澤東認識上的積極變化，以其敏銳的觀察力、高超的領導藝術和細致入微的工作作風，抓住時機，適時地把批林整風引導到批判極左思潮、糾正"左"的錯誤的方向。

“文化大革命”發生以後，周恩來一直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為抑製極左思潮的泛濫、減輕"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殫精竭慮、不懈努力。在1967年至1971年間，他多次使用“極左傾向”、“極左行動”、“極端民主化”以及“極左思潮”等用語，批評社會上的種種極端言行。在一些問題上，他實際上是通過這種尚能被接受的形式，曲折、間接地對“左”的錯誤提出了批評。周恩來的這些努力，減少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壞，得到了廣大幹部、群眾的衷心擁護。盡管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曆史局限性，但是，對他來說，不存在從全局上維護“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所以，他對極左思潮的批判更為徹底，甚至成為一種反對“左”的錯誤的特殊方式。此事件後，周恩來抓住有利時機，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和更廣闊的範圍裏，展開了對極左思潮的鬥爭。 

周恩來等這一階段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首先集中表現在落實黨的經濟政策和幹部政策、方麵，而且一開始就與調整和整頓密切相聯。1970年國民經濟建設的高潮剛剛興起，領導班子軟弱渙散，一些省、市主要領導人領導生產不力、無政府主義、瞎指揮、紀律廢弛，生產設施、設備失修甚至被毀，空頭政治肆虐、體製混亂，幾乎沒有企業管理，知識和知識分子倍受歧視，科學技術工作停滯、倒退，各級領導對抓生產疑慮重重等所造成的危害，立即尖銳、嚴重地暴露出來。不管人們是否意識到或是否願意，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客觀上不能不是個否定極左思潮和"左"的錯誤的過程。周恩來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在1971年12月至1972年2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周恩來聯係經濟工作實際，精心組織，使這次會議成為批判極左思潮幹擾破壞的一次重要會議。會前，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指出，現在我們的企業亂得很，要整頓，首次提出了整頓的精神。根據他的指示和與會代表的要求，國務院起草了《1972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紀要》強調加強統一計劃，整頓企業管理，落實黨對幹部、工人、技術人員的政策，堅持又紅又，反對無政府主義，把產品質量放到第一位，等等。在企業管理問題上，明確規定企業要恢複和健全崗位責任、考勤、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設備管理和維修、安全生產、經濟核算等七項製度，要抓好產量、品種、質量、原材料燃料動力消耗、勞動生產率、成本、利潤等七項指標。這個文件反映了廣大群眾迫切要求恢複和發展生產、反對無政府主義、空頭政治的強烈願望。《紀要》經周恩來主持討論定稿後，國務院領導建議提請中央批轉下發，但張春橋卻借口"文件長了，不好發"加以否定。張春橋還公然反對批"空頭政治"，聲稱批"空頭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對會議施加壓力。《紀要》雖因張春橋的反對未能在會上通過，但其基本精神卻通過與會代表廣為傳播，在實踐中產生了很大影響。 

從1972年初起，在全國範圍內，已經有不少企業在批判資產階級派性、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的基礎上，開始建立健全各項管理的規章製度，恢複正常的生產秩序。全國計劃工作會議的精神顯然使他們受到了鼓舞，得到了指導。從1972年上半年起，多數省市的企業又先後展開了社會主義勞動競賽。這次勞動競賽不僅在規模上大於1970年的那次競賽，而且，它主要是在企業內部展開，從一開始就與反對無政府主義、加強企業管理等內容聯係在一起。競賽除了政治、學習、作風、團結等當時被稱作是"大指標"一類的內容外，還有比產量、比質量、比出勤、比消耗、比安全等僅限於生產領域、更具有實質意義的內容。在競賽中，完成指標者可以得到某種物質獎勵。 

實際上，在當時開展競賽的企業中，“小指標”賽更具有實質性的意義，更受到幹部、群眾的歡迎。1972年10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李先念審閱的《遼源發電廠堅持“小指標”競賽的經驗》，更是在全國肯定、推廣了這種勞動競賽的形式。極左思潮對企業管理的破壞和否定，造成了產品質量普遍嚴重下降。周恩來從抓產品質量入手，解決當時企業中普遍存在的無人負責、無章可循的混亂局麵，對極左思潮進行了尖銳的批判。1971年12月15日，周恩來針對援外飛機質量下降批示，要求“提起警惕”。1971年12月26日，周恩來同葉劍英、李先念等聽取有關航空工業產品質量問題的匯報時，明確提出質量問題是個路線問題，要恢複合理的規章製度，批判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1972年1月21日，周恩來就汽車生產質量問題批示：“質量這樣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備戰?這是路線問題，要在這個月內放在議事日程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