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整風”運動之一

“批林整風”運動
 

批林整風運動，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至1973年上半年，在全國範圍內為揭發、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開展的一場大規模群眾運動。由於指導思想的變化，這場曆時近兩年的運動經曆了內容相互矛盾的幾個階段，這種矛盾正是“文化大革命”深刻內在矛盾的縮影。它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全局上的錯誤及由此產生的進退維穀的尷尬處境，也反映了黨內外健康力量對“左”的錯誤和極左思潮的抵製和抗爭，預示了“文化大革命”必然失敗的結局。 

在“左”的錯誤框架中批林的矛盾處境 

1971年10月3日，中央發出通知，決定撤銷原來由林彪集團把持的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為徹底審查、理清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問題，同日中央又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專案組，集中處理有關問題。 

林彪事件發生後最初一段時間裏，社會上小道消息沸沸揚揚，幹部群眾議論紛紛。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麵是由於人們實在無法理解何以會發生如此離奇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麵，則是因為在人們心中積蓄已久的對“文化大革命”的困惑、懷疑和憤懣，隨著林彪事件的發生，迅速、集中地爆發、渲瀉出來。再者，也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第一階段“天下大亂”、“全麵武鬥”遺留下來的大量矛盾和問題，一有機會便會爆發、激化起來。為安定人心、穩定形勢，並從全局上維護“文化大革命”，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從1971年9月至1972年7月，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黨中央陸續將揭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陰謀的一係列重要文件逐級傳達至基層，使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比較係統地了解了林彪事件的真相。 

此事件後，朱德、陳毅、李富春、聶榮臻、徐向前、劉伯承、肖勁光、楊得誌等老同誌紛紛給毛澤東、黨中央寫信，嚴厲譴責林彪叛黨叛國的罪行，揭發林彪曆史上的錯誤言行，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處理林彪反黨集團的重大決策。 

1971年9月26日至10月15日，在李富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集部分老同誌舉行了9次座談會。陳毅、聶榮臻、徐向前、蔡暢、鄧穎超、鄧子恢、張雲逸、張鼎丞、曾山、王震等老同誌在會上發言。他們揭發、批判了林彪在曆史上的錯誤和他篡改曆史的罪行，批判了林彪及黃、吳、李、邱等鼓吹的“天才論”、“有權就有一切”，“三十字方針”以及林彪是“三大助手”中“最光輝的助手”等謬論，憤怒譴責了林彪集團炮製《“571”工程紀要》、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等罪行。抱病參加座談會的陳毅作了兩次長篇發言，集中揭露了從南昌起義、井岡山鬥爭到開辟中央蘇區這段曆史時期林彪所犯的錯誤，揭穿了他“一貫正確”的假象，深刻指出偽造曆史就是犯罪。朱德、劉伯承等分別提交了書麵發言。 

在收集、整理林彪反革命政變材料並逐步向全黨全國傳達的同時，中央還采取有力、穩妥的措施，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慎重、妥善地處理了一些重點地區、單位的人和事。在一些林彪集團插手較深的地區和單位，中央首先把重點放在清理清查與林彪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等問題上。在中央派出的負責同誌的領導和參與下，采取隔離審查、舉辦學習班等方式，對那些在林彪集團陰謀活動中卷得很深或比較深的人進行審理、清查，組織專人對一些重要事件進行調查，並對領導班子進行了適當調整。 

對一些雖然有些牽連但沒有過多卷入而問題確實較多的地區和單位，中央則以較長的時間，反複、細致地做好各方麵的工作，避免了較大的震動和反複。“文化大革命”以來，由於林彪一夥蓄意在一些地區、部門排斥異己，安插親信，同時，由於“全麵武鬥”以及後來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5.16”等運動積累下來大量尖銳的矛盾，林彪事件後，這些地區和部門的矛盾迅速激化。一些與林彪集團有不同程度牽連的領導或受到審查，或立即受到曾被自己壓製、迫害的對立麵的批判和衝擊，一些已經實現的兩派聯合又出現鬆動或分裂，一些原派別組織的少數人積極串聯，準備拉山頭，算舊帳，有些單位領導班子中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挨整幹部和整人的幹部以及新老幹部之間的矛盾開始激化，許多在運動中被關、押、審查的人把矛頭指向那些運動中的骨幹分子，有些領導幹部或是捂蓋子、轉移方向，或是對工作撒手不管，躺倒不幹，等等。上述種種不穩定因素，又導致一些工廠停工停產，一些地區又出現某種混亂局麵。 

中央對此已有考慮，並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在1971年11月至1973年上半年間，黨中央分別在京召集武漢地區、成都地區、陝西、蘭州軍區、新疆、浙江、四川、貴州、江西、湖南、廣州軍區、河南、山東、甘肅、寧夏、青海、海南等省、自治區負責人及駐軍負責人、軍兵種負責人舉行座談會、匯報會，並在本地區召開各自的工作會議，提出問題，解決矛盾。毛澤東親自接見了一些會議的代表，並作了重要指示。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李先念、華國鋒、汪東興及張春橋、王洪文等分別參與一些會議，幫助統一認識、解決問題、清理清查與林彪集團有關的人和事及調整領導班子。在此基礎上，中央批轉了浙江、四川、江西、山東等省開展批林整風運動的匯報材料，用以指導全國的運動。 

黨中央的這些措施，以較穩妥地解決了一些省、自治區及軍兵種領導班子中存在的問題，在影響本地區、本部門的一些重要問題上統一了認識，製止了派性，促進了團結，避免了因林彪事件、派性鬥爭可能導致的較大反複，穩定了形勢。 

1971年10月以後，隨著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材料陸續發出並逐步傳達到基層，按照毛澤東的思路，全國範圍內開始了批林整風運動。但是，由於“左”的錯誤的長期影響和巨大慣性，在批林整風運動之初，基本上還是按照“繼續革命”的思路來總結與林彪集團鬥爭的經驗教訓。進行批判林彪的鬥爭的。1971年12月11日發出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鬥爭(材料之一)》的前言中說，“文化大革命”繼揭露以劉少奇為頭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揭露了陰謀反革命政變的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按照這樣的邏輯，林彪事件的發生反而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偉大勝利，成為“繼續革命”理論正確性的又一標誌。顯然，這種理論既不能真正總結林彪事件的教訓，也不能說服廣大人民群眾，而隻能引發許多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