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時代的入黨誓詞這樣寫道“嚴守秘密,服從紀律,犧牲個人,階級鬥爭,努力革命,永不叛黨”。 從犧牲個人到革命成功後的玩世不恭是必然的,這和婁經磨難而後過起的糜爛生活是殊途同歸的。就象很多革命者從來不拒絕女人和孩子,但他們可以隨時拋棄女人和孩子,有的人是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時候,有的人是在革命成功之後。如果說因為革命戰爭時期的特殊性,尚有情可原。那麽在建國之後的生活糜爛,則不得不讓人感覺到這是一脈相承的。諸如很多已經定性為革命的背叛者的高崗等人的生活腐化早就傳遍了每一個角落,那麽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生活就不是腐化的嘛?
在《聶元梓回憶錄》裏,據聶稱,當時中組部部長安子文,海軍司令員蕭勁光,經常到吳溉之家聊天打麻將。“安子文來打麻將,經常帶個女的,叫鄧覺先,她妹妹叫鄧覺慧,也是常來常往”,鄧覺先的丈夫即張仲瀚,聶知他遠在新疆工作。
“交往多了以後,我發現安子文和鄧覺先的關係很曖昧,而且在人前也不避諱。比如說,安子文身為中央組織部領導,人卻經常在鄧覺先家裏,中央組織部派人找安子文,要是到吳溉之家裏找不著,就到鄧覺先家裏找,一找準能找到。安子文要出差,都是從鄧覺先那裏走,他出差回來,也先到鄧覺先那裏去。安子文出差在外,他什麽時候回來,鄧覺先都知道。要了解安子文的事,或者想知道點什麽消息,就找鄧覺先,問鄧覺先,準能知道。有時候,鄧覺先居然代替安子文處理工作,安子文分管黨的組織工作,管幹部,是黨的要害部門,有時一些老同誌找他談工作,因為安子文不好找,就先找鄧覺先,然後才能見到安子文。安子文的有關意見,有時也是通過鄧覺先傳達。這完全不符合黨的工作原則呀!
“其它的人我不多說,吳溉之自己,愛人去世以後,有一段時間一個人生活,孤單得很,他想把在外地上學的孫子調到北京,調到身邊來,但戶口等問題不好解決,要安子文幫忙。他和安子文那麽熟悉,三天兩頭就湊在一起,兩個人的辦公室也挨得近,可是吳溉之自己不對安子文講,卻先和鄧覺先講,鄧覺先再和安子文說,才給他辦了這件事情。 [《聶元梓回憶錄》頁95-96)。 ]
安子文越軌,蕭勁光、吳溉之等都熟視無睹,這不會是一個特例,應該是一種普遍現象,那就是大家已經熟視無睹了。
還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在陳伯達之子陳曉農所撰《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中提及這麽一件事:
早在七十年代末,胡耀邦任中央組織部長時,即在一次談話中對給陳伯達戴上無數帽子的作法表示了反感。一九七九年十月,他根據新了解到的事實,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講話中第一次果斷地停止點陳的名字,而在原來習慣點陳的地方換上了康生的名字。
從此處可以看出,實事求是是多麽的不實事求是,沒有調查,沒有驗證,更沒有考證,就把原來屬於陳伯達的汙水潑給了康生,就是因為康生至今仍定性為壞蛋,我們完全有理由置疑那些汙水是不是陳伯達的,也可以充份的懷疑那些加在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名有多少是真實的。就這樣,也許是哪個後來成為革命者的汙點就這樣被乾坤大挪移的被移到了某個反革命者的頭上。事實正是如此,那個流傳甚光的吳法憲誣蔑彭總殺紅一軍團的事情就是某政治部領導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