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中的小人物（4）最無辜的人-李平、張延奎、邰起良

作者：百鍶

<最無辜的人--李平、張延奎、邰起良>

提起“九·一三事件”，大家都會記住1971年9月13日淩晨２點30分這個時間，２５６號三叉戟在蒙古肯特省依德爾默格縣境內墜毀。這裏麵有林彪及其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林彪“死黨”劉沛豐。如果說他們死有餘辜，那麽其他人又當如何？他們是２５６號專機機長潘景寅、特設師邰起良，機械師李平、張延奎四位機組人員，還有林彪的汽車司機楊振綱。我們暫且不講潘景寅和楊振綱，畢竟他們的地位還有一點點特殊。其他三名機組人員李平、張延奎、邰起良是最無辜的。

1971年9月12日，是個星期日。下午6點多，駐在北京西郊機場的空軍專機師（三十四師）的飛行員們還在空勤灶吃飯，擔任飛行值班的中隊長康廷梓突然接到飛行大隊值班員通知，有緊急任務。康廷梓扔下飯碗，跑步到團會議室。因為三大隊的政委和領航主任都不在，機長潘景寅對康廷梓說，三叉戟256號的飛行任務要準備好，並通知機組成員，對於副統帥的任務要保密，使用二五二飛機的代號。康廷梓提醒說，今天的飛行手續還沒辦。潘景寅肯定地說，不辦了。康廷梓按潘景寅的命令通知了256號機組人員。由於專機任務保密很嚴，他們沒有人多問一句話，隻是希望以最好的質量完成任務。

晚上7點40分，256號三叉戟飛往北戴河，在山海關機場安全落地。以後，潘景寅召開了機組人員會議，安排了明天一早飛廣州的計劃，然後大家休息。潘景寅具有極強的責任心，這也是他的習慣，他沒有休息，而是在值班室裏看守著飛機。

9月13日零點左右，潘景寅悄悄地把已經入睡的李平、張延奎、邰起良叫了起來，去給256號專機加油，沒有驚動其他機組人員。零點１５分，潘景寅離開房間，也去了２５６號專機。零點１８分，林彪乘坐的紅旗轎車到達機場，直向256號專機駛去。林彪的乘車一直開到飛機附近。機場的燈都沒有開，飛機附近亮著一個聚光燈。林彪的汽車一到，他們就從飛機上下來，潘景寅及機組人員李平、張延奎、邰起良以及林彪、葉群、林立果、劉沛豐、楊振剛逐個從駕駛艙扶梯爬上飛機。在此之前，邰起良還給值班室打了電話，催促其他機組人員立刻到專機來。然而，邰起良在林立果的催逼下，不得不急速地登上了飛機，他是倒數第二個上的飛機，此時他仍然回頭，期待著其他沒有來得及上飛機的機組人員人趕過來。林立果手持手槍最後一個上的飛機。

9月13日零點32分，256號三叉戟強行起飛。李平、張延奎、邰起良再也回不來了。他們至死都在忠誠地履行職責，飛機迫降時，緊緊地圍繞著林彪，保護著“副統帥”。3個人中隻有邰起良的上衣沒有被大火燒光，因為隻有他穿的是皮夾克。12日晚，在山海關機場做完飛行後檢查、機組準備去吃飯的時候，邰起良看到大家穿得單薄，主動提出把衣服讓給別人穿，說飛機上還有多帶的衣服，他自己一直穿著工作服。這是一個多麽真摯樸素的人。

1971年10月，關於“9.13事件的中央57號文件”沒有提到機組死去的人，在以後的中央文件和任何一級組織中，都沒有給三叉戟機組的飛行員們定性。但自然而然地，在那種“左”的背景下，他們被當成反革命分子。機組沒上飛機的五名飛行員在失去自由的“學習班”裏，同“病”相憐，寫了大量的材料，證明上了飛機的四位飛行員在生前的言行與“9.13事件”沒有任何關係。隻可惜他們這五個人還是泥菩薩自身難保，被當成反麵人物批判不止。替死去的四位飛行員說話，根本就是穿一條褲子，無人理睬。

２５６號機組在墜機中死亡的李平、張延奎、邰起良的家屬命運可想而知。

李平的妻子：部隊派人到李平家裏移交遺物。李平的妻子哭得死去活來，派去的人有意回避死的性質，也沒有同當地的政府發生任何聯係。但是，當李平的妻子清理遺物的時候，發現李平生前放在部隊的存折不見了，後來，經部隊人員多方調查，存折上的錢，是一位胳膊上汗毛黑長而且戴口罩的大個子取走的。這個人正是李平的老鄉，和李平同時工作，沒想到李平一家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時候，他不但沒伸出手來幫自己的戰友一把，反而釜底抽薪，采取落井下石的卑鄙手段。李平的家在天津和平區，丈夫死了，家裏的頂梁柱倒了，李平的妻子背上了沉重包袱。三個孩子還小，最小的孩子才幾個月。而她，一個在工廠當工人的婦道人家，沒有錢，還拖著三個不懂事的孩子。生活艱難不說，李平的妻子還進了“學習班”，成了反革命家屬。

張延奎的妻子：張延奎結婚時間不長，第一個孩子還在妻子肚子裏，他連是男孩還是女孩都不知道，就死了。孩子也就成了遺腹子，永遠也見不到自己的生身父親了。張延奎的妻子在王府井百貨大樓當售貨員，賣衣服。百貨大樓對張延奎的妻子不錯，沒把她當成反革命家屬看待，並千方百計保護了她。

邰起良的妻子：邰起良的妻子畢業於人民大學，在北京市的一家機關當秘書之類，長期有病，是一種不知怎麽得的硬皮病，這一塊，那一塊，病因不清楚，到了晚期就是硬化，不僅皮膚硬化，內髒也可能硬化，嚴重時，皮下組織及肌肉都會萎縮，緊貼於骨骼，形成木板樣硬片，造成患者活動受限，麵部缺乏表情，開口困難，胸廓運動受限，關節強直等。如果發展到內髒硬化，將會危及生命。邰起良生前，專機師師長時念堂特別批準邰起良妻子搭便機到海南島治療，“9.13事件”後治療中斷。邰起良去執行這次再也回不來的任務時，妻子的病已經相當重，連自己都照顧不過來，還拉扯著兩個小女兒，一個5歲，一個2歲左右。“9.13事件”殃及到無辜的她，被貶到石景山熱電廠，先在圖書館，後來打零工。心情自然不好，她的病越來越重。1984年，好不容易盼到大女兒18歲，她終於帶著時時包圍她的悲痛離開了人世。而這時大女兒還在上高中，二女兒還未成年。死前，邰起良的妻子留下遺囑，把兩個孩子交給專機師副政委陳希融。陳希融把邰起良的兩個女兒領回家中。他自己有三個小孩，最大的也比邰起良的二女兒小。他和妻子對這兩個可憐的孤兒比對自己的孩子還好，那時家裏並不富裕，寧肯自己的孩子不吃不喝，也要讓邰起良的兩個女兒吃好喝好。幾年後，邰起良的大女兒讀完了大學，有了工作，二女兒中學畢業後也在陳希融的幫助下當了兵。陳希融夫婦仍像父母一樣關心著邰起良的兩個女兒。二女兒結婚時，家中隻有一條好毛毯，陳希融的妻子毫不猶豫地送給了她。如今，邰起良的大女兒當了老板，很有錢。二女兒也終於羽翼豐滿了，出落得相當漂亮，也有了一個美滿的家庭。她考上了空中小姐，像父親一樣經常飛行。

讓我們記住這三個“9.13事件”中最無辜的犧牲者：

256號三叉戟主管機械師李平，天津人，1957年參軍，死時34歲，是專機師三大隊機務中隊的副中隊長， 技術非常好，是一位有著豐富經驗的機務幹部。
　　
256號三叉戟機械師張延奎，山東人，死時26歲，工作嚴肅認真，任勞任怨。張延奎本來不是這架專機上的，256號專機的機械師是於景瑞。於景瑞家在北京城裏，9月12日是星期天，他請假回家，臨時找也來不及，就抓了張延奎的差。張延奎真的是死的太冤枉了。

256號三叉戟特設機械師邰起良，吉林人，1956年或1957年的兵，死時34歲，經驗豐富，技術也非常好，重要的專機任務非他莫屬，是三大隊機務中隊的副中隊長。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５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時，曾正麵回答了費爾關於三叉戟２５６飛機失事的原因。鄧小平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有關鄧小平這段重要講話的報道，刊登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３日的《人民日報》上。

256號三叉戟機長潘景寅的妻子從那個時候起，踏上了為夫正名的艱難之路。經過一年多的奔波，終於在１９８２年年初得到了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簽發的“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從此，“９·１３”事件中，林彪座機上的四名機組人員：機長潘景寅、機械師李平、機械師張延奎、特設師邰起良，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機死亡十年之後，因為鄧小平一句話，終於有了說法。

“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內容如下：

潘景寅同誌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溫都爾汗隨飛機墜毀死亡，特向各位親屬表示親切的慰問。望化悲痛為力量，為建設祖國和保衛祖國而努力奮鬥。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在證明書的背麵有潘景寅所在的部別、個人簡曆、出生年月及專機師和區民政局簽發的撫恤金意見等。

軍人去世，有三種由總政治部頒發的製式證書，一種是烈士，一種是因公，再一種是病故。如果是在飛行訓練或執行任務時軍用飛機失事，根據情況不同，或定為烈士，或算因公。可是“9.13事件”失事的這架飛機，情況太特殊，雖然是因公，但沒有人敢做主。可是說病故，實在與事實相差太遠。專機師“兩案”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這樣對潘景寅妻子說，因為因公通知書沒有了，一時又找不到，你還是先簽字吧。李平、張延奎、邰起良的證明書也照此辦理。

從證明書可看出，證明書中“隨飛機墜毀死亡”一句是死難者定性的核心。也就是說，256號專機機組四人的死亡性質屬正常死亡，既不像林彪等人那樣屬於叛徒，也沒有按正常飛行事故中以身殉職那樣被定為烈士。這樣的結論，更說明機組人員的無辜。一紙證明又怎麽能夠撫平他們家屬十餘年來心中的痛楚：鄰居的白眼，單位的冷言冷語，路人的漫罵，子女在學校受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