蓑笠翁曆史隨筆
曆史隨筆心情驛站
也就是說，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建立了“兩駕馬車”結構。兩馬就是劉林二人，車就是毛澤東。選擇劉作駕轅馬，早在七大期間就決定。對林的啟用，實在是因為毛澤東無其他可信任的元帥級人物。其他人都為這架馬車幫忙，比如周恩來鄧小平賀龍羅瑞卿等人，但是兩駕馬車結構是基礎。以此基礎，毛澤東就可牢牢掌握中國的大權，並馳騁於國際政治舞台。但是該結構從一開始就出了大問題。那就是劉少奇一馬獨奔，遙遙領先。那些幫忙的，也覺得毛林無能，心中不服。這一是因為劉少奇能力遠比毛林為高。二是因為當時中國的局勢，必須以經濟建設為重心。而經濟工作是劉少奇的專長。
現在人多以為毛澤東天才，林彪善戰。但是他們二人和劉少奇一比，隻能算是“偏科”，而非全才。毛不懂經濟。最簡單的經濟常識也沒有，他不知道爐子越大，其表麵積和體積之比S/V越小，可能的爐溫越高，鋼鐵的質量也越好，也越節約燃料。這是中學應該學的數學常識。毛澤東數學極差。缺乏常識。後來毛澤東自己說“：“打麻將十三張牌，基本靠手氣，誰知道搞鋼鐵這麽複雜，要各種原材料，要有客觀基礎，不能憑手氣。”。如此水平，怎能趕超英美？毛還自認真命天子，手不能碰錢。年輕人可能不知道這手不碰錢，是古代帝王的規矩。因為古代帝王君臨天下，隻搶不買。拿你的是收貢，給你的賞賜，都和買賣無關。錢不是帝王所用之物。帝王用錢則屬大不吉利。古代凡喜歡作買賣的帝王，多數亡國。不用錢當然不懂經濟。外加上馬克思理論的中心，就是否定市場、資本和商品。因為剝削從此而來。所以資本和商品是萬惡之源。毛澤東喜歡的是供給製，大家不買不賣，隻需分配領取。所以毛澤東的經濟知識為○。但是他偏以為自己什麽都行，還寫過“十大關係”，論述經濟問題。使用的是他的矛盾論。這種經濟理論，並無任何實用性。另外有一古怪事實，可說明毛對農業的了解，那就是毛相信畝產十六萬斤，後來很多人說不可能，毛雖就問火箭專家錢學森，一畝能不能打十六萬斤。錢說隻要光合作用夠了就有可能。所以各地造假幹部，拍馬書記，在田裏支起了探照燈。毛澤東還親自跑到河南徐水十六萬斤田看了一次。毛澤東自己是農民出身，卻連這個都能相信。隻能說他沒有起碼常識。要說中國有很多農業專家，光是農業學院全國也不知有多少。毛澤東為什麽不去問他們，卻問火箭專家錢學森？難道不知道錢學森自己從來沒有種過地。應該說所有農學家和所有莊稼人，都被反右整怕了。隻要毛澤東一問一畝能不能打十六萬斤，經過反右和三麵紅旗宣傳的人，一定知道他老先生要聽的是 “能”。誰要說不能，你就是是右派右傾反革命。
從此也可以看到，除了不懂經濟，毛還有一大缺陷，就是不善識人。我們知道領導人士最重要的本領就是知人善用。毛卻從來就不知人，如果知人，何以用了劉少奇林彪，文革用了鄧小平華國鋒。導致他人一死，事就敗。毛澤東身邊手下不乏忠實能幹之士，可是連秘書李銳、田家英、周小舟、葉子龍都容不下。現在想來，以毛澤東那麽崇高的地位，給他作秘書，那是何等難得的位置，怎麽會找死去反對他呢。毛澤東曾對柯慶施說：你的秘書（張春橋）比我的好，李銳周小舟都反對我。這真是說明毛連在自己身邊長期工作的人，都認識不清。這些人都是難得人才，出於對毛的赤忱，才不顧得失，誠心苦諫。再說，秘書們反對他圖個什麽？其中田家英周小舟因悲憤自殺。所以毛澤東雖然作詩和理論，甚至打仗，都有一套，但是卻不能識人。這是他的最大缺陷。以毛澤東的才能，能在萬人之中，嶄露頭角。這就是他當了共產黨領袖的原因。但是當領導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別人的才能。而非單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才能必定非常有限。而毛認為自己在那一行都比別人高明。所以踢開了陳雲，和已經製定好的五年計劃，自己搞大躍進。把專家打成右派，自己搞小高爐煉鐵，八字憲法，深耕密植。這些事情，交給專家作不好嗎？我們相信陳雲劉少奇都不是農業和冶金專家，但是中國有很好的專家。他們會用專家，特別是劉少奇，能把被打成右派的專家解放出來，安排工作。而毛特別喜歡地就是整肅知識分子，並熱衷於證明他們不但沒知識，而且最愚蠢。世界一流的冶金專家葉楚佩，解放後從美國回到北京，立誌投身中國建設，但被打成右派，停止工作，大躍進後時拿個麵口袋，在中關村的福利樓排隊給他的洋太太買麵包。對於煉鋼這種事是絕對插不上嘴了。另外還有黨內冶金專家，也都被整肅。
毛澤東有此古怪的行為，和他在北大當圖書館員的經曆有關。當年他從長沙師範畢業之後，受其老師兼以後的嶽父的推薦，來到當時的北大，目的是求學。但是他沒有資格當學生，隻靠關係當上了圖書館員，工資每月兩元（他自己說是8元，但有人回憶說是2元），比看大門的還少。當時教授月薪300元。年輕的毛澤東和師生天天接觸，卻無來往，關係正如現在大學生和校裏的民工。當時毛澤東的處境，真可謂 “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從此養成對知識分子的不可緩解的嫉恨。這種心理伴隨毛澤東一生，在建國之後，這種嫉恨變本加厲。在文革時期毛澤東讓自己的內寵謝某管理北大，並批示北大“池深王八多”，中國人知道“王八”的含義是什麽。讓沒上過大學的“小謝”去整北大的“王八”，讓毛澤東過癮了。另外毛澤東還有一特性，就是“絕對要贏”，絕對不能在人之下，隻能在人之上。這也是他不能用人的原因之一。因為用人必須承認別人比你能幹。比如劉備三顧茅廬，因為劉備認為比他年輕的諸葛亮，比自己能幹。劉備對諸葛亮說，如果你不出來，那我們漢室就完了。諸葛亮受感動了，就出來為劉備服務，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就因為劉備有這兩下子，曹操才說，“天下英雄，唯爾與操”。在這方麵，毛澤東比劉備可差的太遠了。他認為自己至少在很多方麵都高於他人，因為他有自己的哲學，而用此哲學可一通百通，而其他人哲學不行，就什麽也不行。如此一種心態，也是他沒完沒了整肅秘書和知識分子的原因。因為他的秘書都是突出人才。如果再能指出他的錯誤，那不是比他高明了？而且秘書整天和他在一起，不可能老作出“無限崇拜”的表情。最終要表示出“你也是人”。可是被人崇拜，是毛的癖好。如此，毛澤東的治國能力，當然也隻能算是不及格。在大躍進以後，很多幹部的都對毛的能力有了比較清醒客觀的認識，但是誰都知道這事能想不能說。隻有個別人或是因為一時疏忽，或是因為實在憋不住，把這想法表現出來了，這些人中包括劉少奇。至於林彪，因為從來沒有做過地方和經濟工作，身體又差的幹不了什麽，隻能算是個“老驥伏櫪”。結果造成劉少奇一馬獨奔，遙遙領先的狀態。這也是因為劉少奇確實比他們倆能幹。
當時大躍進把中國經濟搞得千瘡百孔，其蕭條慘淡的程度，40歲以下的人不能理解。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是“餓”，餓到一家一家的人死在屋裏，餓到部級幹部得浮腫病，將軍全家吃糠。餓到爺爺奶奶，為了小孫子能活，自己絕食自殺。餓到人吃樹皮、石粉，草，最後吃上了死人。餓到小偷晚上鑽進商店，早上撐死在櫃台上。據說餓死了三千萬人，中國人口因此突然減少。這是幾百年沒有過的大災難。當文革前後學生讓老農“憶苦思甜”的時候，農民說著說著，就說到大躍進後的生活之慘狀。而原來是讓他們說解放前的苦生活。毫無疑問的是，大躍進後的生活，比解放前苦得多。
劉少奇一輩子都作地方工作，手下有一批精明能幹，熟悉民情，深知糧草重要的經濟幹部。這些幹部被安排到省裏主持工作，因為農業生產從來都由省級幹部主持。省級幹部是關鍵。他們一陣風地架空了公社，取消了食堂，實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鼓勵個體開荒，庭院養殖（在公社化的時候，農民家裏不準養雞。誰養雞要被批鬥。因為這是個體經濟，和公有經濟對抗）。幾個月後，地裏就有了莊稼，院裏有了雞鴨。城裏的居民也生產自救。居民樓的樓前樓後，都開出一片片菜地玉米地。北京大學高級教授住的燕東園，本來鋪著草坪，都被鏟了種玉米。現在樓房林立的科學院宿舍中關村，科學家們自力更生，在樓前樓後養雞種菜，養兔養羊。更有人在單身宿舍的床下養豬。如此這般，糧食就有了。到了1963年，經濟情況大大好轉。從絕對地經濟困難，到還有飯吃，大約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大約也就是從61年到63年秋收之後，實在不能算慢。這一方麵是因為幹部優秀，一方麵是因為政策對頭。政策對頭當然更重要。比如安徽的曾希聖，以前搞躍進是浮誇大王，安徽58年本來是豐收，因為浮誇產量，高征購和食堂化，把安徽發生了大饑荒。同樣是這個曾希聖，在周恩來的壓力之下，在61年看見劉少奇領導經濟，帶頭在全省推廣包產到戶，在全省的包產田達到40%，在當時算是比例最高的。結果被毛澤東認為是右傾分子。曾的這種轉變，可以說是見風使舵。這也說明上麵的政策決定了下麵的行為。
廬山會議整肅彭德懷之後，毛澤東在60年發動二次躍進，在60年一月上海召開政治局會議上，仍高喊趕超英國。“三年完成農村發展綱要40條”。雖然全國都在餓死人，毛硬說“形勢大好”。“成績極大”。並在全國繼續推行公社化和食堂化，毛澤東眼巴巴地等著60年秋收的好消息。好消息沒等來，等來的消息比以前更壞。實際是把59年的已經崩潰的經濟，再破壞一遍。60-—61年發生大饑荒，是毛先生二次躍進的偉大成果。二次躍進失敗之後，毛澤東聲稱一定是階級敵人搗亂，不整肅這些搗亂的人，他的經濟路線不能成功。在1961一月年十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正式提出農村政權有三分之一被地富反壞把持。各地出現“亂子”（指饑荒），是因為階級敵人複辟。現在我們不能聽毛澤東說什麽就以為他想什麽。表麵上來看，毛澤東這時認為躍進失敗是階級敵人搗亂，實際上我們應該想到，毛澤東這時已經想到，他的領導地位將受到越來越強的挑戰。一次躍進失敗出來個彭德懷和一夥人反對他，這二次躍進又失敗了，不少人吵吵著要給彭德懷翻案，也會有更多得多的人反對他。我們說過，中共的領導權的歸屬，在曆史上從來都屬於有軍功政績的人。誰搞得不好，必然垮台。雖然毛澤東把彭德懷打下去了，但是中共的傳統沒有變。他毛澤東把經濟搞砸了，一定要承擔責任。所以這時毛澤東提出躍進的失敗是階級敵人搗亂，應該認為他是明確地意識到了自己的地位的危機，他下一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衛自己的地位。為達到這個目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整肅，整肅，再整肅。必須說，這辦法並非毛澤東首創。在中共曆史上，王明夏曦毛澤東張國濤等人，都靠肅反整風，屠殺自己陣營中的同誌，保衛自己的領導地位。所以毛澤東這時提出階級鬥爭，好像是針對地富反壞右，但是實際上是針對以後的挑戰者。這挑戰者到底是誰，毛澤東那時還不確定，但是他知道一定會有。所以這時他放棄經濟工作，去專心搞更重要的階級鬥爭。
劉少奇一旦掌握經濟領導大權，地方幹部，包括老左曾希聖，態度都轉變了。我們並不是說，經濟調整靠劉少奇一個人，而是說，當時隻有劉少奇有這樣的地位，把極左蠻幹傾向扭轉過來。其他人，如周恩來，雖然痛恨極左蠻幹，可也不能也不敢扭轉大勢。陳雲到了七千人大會，還不發一言。直到大會開過後一個月，才敢發言。劉少奇確實是61年扭轉極左傾向的領頭人。到了62年初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劉已經主持經濟一年，包產到戶已經推廣並有了成績。幹部中很多人都已經明確地認識到，毛澤東主政不是運動就是挨餓，劉少奇才能讓有飯吃（幹部的生活也有大有改善）。劉少奇又是法定接班人，於是他的威望飆升，宣傳部門也加強了對他的“造神運動”。他的“修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成為必讀書和學習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