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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最後的安排(7)

(2005-03-22 00:04:50) 下一個
七.毛林的無能和劉少奇的領先

也就是說,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建立了“兩駕馬車”結構。兩馬就是劉林二人,車就是毛澤東。選擇劉作駕轅馬,早在七大期間就決定。對林的啟用,實在是因為毛澤東無其他可信任的元帥級人物。其他人都為這架馬車幫忙,比如周恩來鄧小平賀龍羅瑞卿等人,但是兩駕馬車結構是基礎。以此基礎,毛澤東就可牢牢掌握中國的大權,並馳騁於國際政治舞台。但是該結構從一開始就出了大問題。那就是劉少奇一馬獨奔,遙遙領先。那些幫忙的,也覺得毛林無能,心中不服。這一是因為劉少奇能力遠比毛林為高。二是因為當時中國的局勢,必須以經濟建設為重心。而經濟工作是劉少奇的專長。

現在人多以為毛澤東天才,林彪善戰。但是他們二人和劉少奇一比,隻能算是“偏科”,而非全才。毛不懂經濟。最簡單的經濟常識也沒有,他不知道爐子越大,其表麵積和體積之比S/V越小,可能的爐溫越高,鋼鐵的質量也越好,也越節約燃料。這是中學應該學的數學常識。毛澤東數學極差。缺乏常識。後來毛澤東自己說“:“打麻將十三張牌,基本靠手氣,誰知道搞鋼鐵這麽複雜,要各種原材料,要有客觀基礎,不能憑手氣。”。如此水平,怎能趕超英美?毛還自認真命天子,手不能碰錢。年輕人可能不知道這手不碰錢,是古代帝王的規矩。因為古代帝王君臨天下,隻搶不買。拿你的是收貢,給你的賞賜,都和買賣無關。錢不是帝王所用之物。帝王用錢則屬大不吉利。古代凡喜歡作買賣的帝王,多數亡國。不用錢當然不懂經濟。外加上馬克思理論的中心,就是否定市場、資本和商品。因為剝削從此而來。所以資本和商品是萬惡之源。毛澤東喜歡的是供給製,大家不買不賣,隻需分配領取。所以毛澤東的經濟知識為○。但是他偏以為自己什麽都行,還寫過“十大關係”,論述經濟問題。使用的是他的矛盾論。這種經濟理論,並無任何實用性。另外有一古怪事實,可說明毛對農業的了解,那就是毛相信畝產十六萬斤,後來很多人說不可能,毛雖就問火箭專家錢學森,一畝能不能打十六萬斤。錢說隻要光合作用夠了就有可能。所以各地造假幹部,拍馬書記,在田裏支起了探照燈。毛澤東還親自跑到河南徐水十六萬斤田看了一次。毛澤東自己是農民出身,卻連這個都能相信。隻能說他沒有起碼常識。要說中國有很多農業專家,光是農業學院全國也不知有多少。毛澤東為什麽不去問他們,卻問火箭專家錢學森?難道不知道錢學森自己從來沒有種過地。應該說所有農學家和所有莊稼人,都被反右整怕了。隻要毛澤東一問一畝能不能打十六萬斤,經過反右和三麵紅旗宣傳的人,一定知道他老先生要聽的是 “能”。誰要說不能,你就是是右派右傾反革命。

從此也可以看到,除了不懂經濟,毛還有一大缺陷,就是不善識人。我們知道領導人士最重要的本領就是知人善用。毛卻從來就不知人,如果知人,何以用了劉少奇林彪,文革用了鄧小平華國鋒。導致他人一死,事就敗。毛澤東身邊手下不乏忠實能幹之士,可是連秘書李銳、田家英、周小舟、葉子龍都容不下。現在想來,以毛澤東那麽崇高的地位,給他作秘書,那是何等難得的位置,怎麽會找死去反對他呢。毛澤東曾對柯慶施說:你的秘書(張春橋)比我的好,李銳周小舟都反對我。這真是說明毛連在自己身邊長期工作的人,都認識不清。這些人都是難得人才,出於對毛的赤忱,才不顧得失,誠心苦諫。再說,秘書們反對他圖個什麽?其中田家英周小舟因悲憤自殺。所以毛澤東雖然作詩和理論,甚至打仗,都有一套,但是卻不能識人。這是他的最大缺陷。以毛澤東的才能,能在萬人之中,嶄露頭角。這就是他當了共產黨領袖的原因。但是當領導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別人的才能。而非單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才能必定非常有限。而毛認為自己在那一行都比別人高明。所以踢開了陳雲,和已經製定好的五年計劃,自己搞大躍進。把專家打成右派,自己搞小高爐煉鐵,八字憲法,深耕密植。這些事情,交給專家作不好嗎?我們相信陳雲劉少奇都不是農業和冶金專家,但是中國有很好的專家。他們會用專家,特別是劉少奇,能把被打成右派的專家解放出來,安排工作。而毛特別喜歡地就是整肅知識分子,並熱衷於證明他們不但沒知識,而且最愚蠢。世界一流的冶金專家葉楚佩,解放後從美國回到北京,立誌投身中國建設,但被打成右派,停止工作,大躍進後時拿個麵口袋,在中關村的福利樓排隊給他的洋太太買麵包。對於煉鋼這種事是絕對插不上嘴了。另外還有黨內冶金專家,也都被整肅。

毛澤東有此古怪的行為,和他在北大當圖書館員的經曆有關。當年他從長沙師範畢業之後,受其老師兼以後的嶽父的推薦,來到當時的北大,目的是求學。但是他沒有資格當學生,隻靠關係當上了圖書館員,工資每月兩元(他自己說是8元,但有人回憶說是2元),比看大門的還少。當時教授月薪300元。年輕的毛澤東和師生天天接觸,卻無來往,關係正如現在大學生和校裏的民工。當時毛澤東的處境,真可謂 “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從此養成對知識分子的不可緩解的嫉恨。這種心理伴隨毛澤東一生,在建國之後,這種嫉恨變本加厲。在文革時期毛澤東讓自己的內寵謝某管理北大,並批示北大“池深王八多”,中國人知道“王八”的含義是什麽。讓沒上過大學的“小謝”去整北大的“王八”,讓毛澤東過癮了。另外毛澤東還有一特性,就是“絕對要贏”,絕對不能在人之下,隻能在人之上。這也是他不能用人的原因之一。因為用人必須承認別人比你能幹。比如劉備三顧茅廬,因為劉備認為比他年輕的諸葛亮,比自己能幹。劉備對諸葛亮說,如果你不出來,那我們漢室就完了。諸葛亮受感動了,就出來為劉備服務,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就因為劉備有這兩下子,曹操才說,“天下英雄,唯爾與操”。在這方麵,毛澤東比劉備可差的太遠了。他認為自己至少在很多方麵都高於他人,因為他有自己的哲學,而用此哲學可一通百通,而其他人哲學不行,就什麽也不行。如此一種心態,也是他沒完沒了整肅秘書和知識分子的原因。因為他的秘書都是突出人才。如果再能指出他的錯誤,那不是比他高明了?而且秘書整天和他在一起,不可能老作出“無限崇拜”的表情。最終要表示出“你也是人”。可是被人崇拜,是毛的癖好。如此,毛澤東的治國能力,當然也隻能算是不及格。在大躍進以後,很多幹部的都對毛的能力有了比較清醒客觀的認識,但是誰都知道這事能想不能說。隻有個別人或是因為一時疏忽,或是因為實在憋不住,把這想法表現出來了,這些人中包括劉少奇。至於林彪,因為從來沒有做過地方和經濟工作,身體又差的幹不了什麽,隻能算是個“老驥伏櫪”。結果造成劉少奇一馬獨奔,遙遙領先的狀態。這也是因為劉少奇確實比他們倆能幹。

當時大躍進把中國經濟搞得千瘡百孔,其蕭條慘淡的程度,40歲以下的人不能理解。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是“餓”,餓到一家一家的人死在屋裏,餓到部級幹部得浮腫病,將軍全家吃糠。餓到爺爺奶奶,為了小孫子能活,自己絕食自殺。餓到人吃樹皮、石粉,草,最後吃上了死人。餓到小偷晚上鑽進商店,早上撐死在櫃台上。據說餓死了三千萬人,中國人口因此突然減少。這是幾百年沒有過的大災難。當文革前後學生讓老農“憶苦思甜”的時候,農民說著說著,就說到大躍進後的生活之慘狀。而原來是讓他們說解放前的苦生活。毫無疑問的是,大躍進後的生活,比解放前苦得多。

劉少奇一輩子都作地方工作,手下有一批精明能幹,熟悉民情,深知糧草重要的經濟幹部。這些幹部被安排到省裏主持工作,因為農業生產從來都由省級幹部主持。省級幹部是關鍵。他們一陣風地架空了公社,取消了食堂,實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鼓勵個體開荒,庭院養殖(在公社化的時候,農民家裏不準養雞。誰養雞要被批鬥。因為這是個體經濟,和公有經濟對抗)。幾個月後,地裏就有了莊稼,院裏有了雞鴨。城裏的居民也生產自救。居民樓的樓前樓後,都開出一片片菜地玉米地。北京大學高級教授住的燕東園,本來鋪著草坪,都被鏟了種玉米。現在樓房林立的科學院宿舍中關村,科學家們自力更生,在樓前樓後養雞種菜,養兔養羊。更有人在單身宿舍的床下養豬。如此這般,糧食就有了。到了1963年,經濟情況大大好轉。從絕對地經濟困難,到還有飯吃,大約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大約也就是從61年到63年秋收之後,實在不能算慢。這一方麵是因為幹部優秀,一方麵是因為政策對頭。政策對頭當然更重要。比如安徽的曾希聖,以前搞躍進是浮誇大王,安徽58年本來是豐收,因為浮誇產量,高征購和食堂化,把安徽發生了大饑荒。同樣是這個曾希聖,在周恩來的壓力之下,在61年看見劉少奇領導經濟,帶頭在全省推廣包產到戶,在全省的包產田達到40%,在當時算是比例最高的。結果被毛澤東認為是右傾分子。曾的這種轉變,可以說是見風使舵。這也說明上麵的政策決定了下麵的行為。

廬山會議整肅彭德懷之後,毛澤東在60年發動二次躍進,在60年一月上海召開政治局會議上,仍高喊趕超英國。“三年完成農村發展綱要40條”。雖然全國都在餓死人,毛硬說“形勢大好”。“成績極大”。並在全國繼續推行公社化和食堂化,毛澤東眼巴巴地等著60年秋收的好消息。好消息沒等來,等來的消息比以前更壞。實際是把59年的已經崩潰的經濟,再破壞一遍。60-—61年發生大饑荒,是毛先生二次躍進的偉大成果。二次躍進失敗之後,毛澤東聲稱一定是階級敵人搗亂,不整肅這些搗亂的人,他的經濟路線不能成功。在1961一月年十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正式提出農村政權有三分之一被地富反壞把持。各地出現“亂子”(指饑荒),是因為階級敵人複辟。現在我們不能聽毛澤東說什麽就以為他想什麽。表麵上來看,毛澤東這時認為躍進失敗是階級敵人搗亂,實際上我們應該想到,毛澤東這時已經想到,他的領導地位將受到越來越強的挑戰。一次躍進失敗出來個彭德懷和一夥人反對他,這二次躍進又失敗了,不少人吵吵著要給彭德懷翻案,也會有更多得多的人反對他。我們說過,中共的領導權的歸屬,在曆史上從來都屬於有軍功政績的人。誰搞得不好,必然垮台。雖然毛澤東把彭德懷打下去了,但是中共的傳統沒有變。他毛澤東把經濟搞砸了,一定要承擔責任。所以這時毛澤東提出躍進的失敗是階級敵人搗亂,應該認為他是明確地意識到了自己的地位的危機,他下一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衛自己的地位。為達到這個目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整肅,整肅,再整肅。必須說,這辦法並非毛澤東首創。在中共曆史上,王明夏曦毛澤東張國濤等人,都靠肅反整風,屠殺自己陣營中的同誌,保衛自己的領導地位。所以毛澤東這時提出階級鬥爭,好像是針對地富反壞右,但是實際上是針對以後的挑戰者。這挑戰者到底是誰,毛澤東那時還不確定,但是他知道一定會有。所以這時他放棄經濟工作,去專心搞更重要的階級鬥爭。

劉少奇一旦掌握經濟領導大權,地方幹部,包括老左曾希聖,態度都轉變了。我們並不是說,經濟調整靠劉少奇一個人,而是說,當時隻有劉少奇有這樣的地位,把極左蠻幹傾向扭轉過來。其他人,如周恩來,雖然痛恨極左蠻幹,可也不能也不敢扭轉大勢。陳雲到了七千人大會,還不發一言。直到大會開過後一個月,才敢發言。劉少奇確實是61年扭轉極左傾向的領頭人。到了62年初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劉已經主持經濟一年,包產到戶已經推廣並有了成績。幹部中很多人都已經明確地認識到,毛澤東主政不是運動就是挨餓,劉少奇才能讓有飯吃(幹部的生活也有大有改善)。劉少奇又是法定接班人,於是他的威望飆升,宣傳部門也加強了對他的“造神運動”。他的“修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成為必讀書和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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