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曆史軌跡思考林彪問題】

 

　　
　　　　1971年發生的林彪事件，主要包含二個問題：一是，1970 年九屆二中全會上開始引發的“論天才”問題與“設國家主席”的問題。另一件，則是企圖殺害毛澤東主席並搞武裝政變的陰謀。
　　
　　　　雖然，現在還有很多有關林彪事件的資料沒有解密，但是，從目前已能看到的若幹關鍵性資料中，我們還是基本能大致推想到一些問題的實質了。本文則是從曆史軌跡的角度，對林彪問題所作的若幹思考。自然，既尚屬推斷，就不一定正確，僅僅以此求教於讀者與方家。
　　
　　　　（一）九一三前，林彪與毛澤東的關係
　　
　　　　總體認為，林彪對毛澤東的態度是：
　　
　　　　（1）欽敬；
　　
　　　　（2）不盲從，有自己堅定的主見，但又在組織上服從；
　　
　　　　（3）當不同意毛澤東的指示時，他一般采取“拖”的軟辦法，直到或是毛澤東糾正，或是他自己認識了後改正。
　　
　　　　（4）對毛澤東，似無“取而代之”的反骨。
　　
　　　　（二）曆 史 的 回 顧
　　
　　　　例（1）
　　
　　　　人們都知道林彪會打仗，其實，在解放軍的眾多高級將帥中，林彪也是最早就敢於擁戴毛蠖?囊輝閉澆??
　　
　　　　說他是“敢於擁戴”，其證明，就是開初毛澤東的領導，在陷於困難之際，林彪卻能挺身而出、旗幟鮮明地支持與擁護毛澤東。
　　
　　　　1929年6月間的紅四軍第七次黨代會前後，作為紅四軍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受到了包括朱德、陳毅、陳安恭（時任紅四軍軍委書記）在內的部分高層領導人的批評壓力，指責以他為首的“前委”（黨的前敵委員會）對紅四軍軍事幹預過多，由此，毛澤東憤而被迫離職，離開了他一手創建的紅四軍，並提出要去蘇聯學習。而作為紅四軍所屬四個縱隊之一的第一縱隊司令員的林彪，則不僅認為，仍應由前委書記毛澤東為首來直接領導紅四軍，這樣確易於軍事指揮的集中與敏捷，有利於作戰。同時，他還認為，不讓“前委”管軍事，也就是向黨分權，是錯誤的。在紅四軍的“七大”前後，林彪都在會上多次發言，旗幟鮮明地說出自己支持毛澤東的這些意見，甚至還敢公然當麵指責時任紅四軍軍長的朱德。
　　
　　　　期間，林彪還請“前委”秘書江華，給毛澤東轉送一封信，希望毛澤東不要離開“前委”，而能留下來糾正那些錯誤思想。
　　
　　　　毛澤東則在1929年6月24日回複林彪的來信中說：“你的信給我很大的感動，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起來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謀有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誌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製度奮鬥。”
　　
　　　　那時林彪擁護毛澤東，顯然不會有什麽拍馬屁之嫌，因為，當時從井岡山出來的工農紅軍第四軍尚隻有幾千人，而毛澤東領導紅軍究竟能不能革命成功而打出一個天下，都是極微的未定之數。同樣，林彪之所以擁毛，也不是什麽稀裏糊塗，而確是從井岡山時期的革命戰爭實踐中，他初步認識到了毛澤東不凡的領導水平。
　　
　　　　林彪能正確地判斷與認識明主的事實證明，也來得很快。自毛澤東一離開紅四軍後，紅四軍先後派出入閩入粵的二、三縱隊，就接連打了幾個敗仗。這一來，在上海的黨中央又發出指示信，將毛澤東派回了紅四軍再任“前委”書記，並主持召開了著名的紅四軍黨的“九大”（古田會議）。
　　
　　　　林彪在這個階段所表現的政治立場與鮮明堅定態度，無疑對毛澤東一生都會有深刻的影響。否則，林彪在解放後並無什麽特別功勞，也沒去領軍抗美援朝，還一身病懨懨的，不管什麽具體事，但為何在1958年5月突然給林彪發了一份大大的“轉業費”（毛澤東語）——這既不是1959 年的廬山會議後，更不是文革的1966年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而是在1958 年舉行的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林彪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呢？如果，將當時已是怕光怕風怕水怕出汗、還無法象常人一樣入睡的林彪，無端提升為中央常委、副主席，可以看成是毛澤東與黨中央給基本不管事了的林彪的一種政治待遇，一份榮譽“轉業費”，那麽，之中，無疑會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對林彪在1929年紅四軍時的表現所作的獎勵。
　　
　　　　例（2）
　　
　　　　井岡山時期，毛澤東開始也是認為中國革命的高潮即將到來，對打南昌、奪江西也很有興趣。而林彪則從軍事角度出發，認為紅軍力量還小，而中國革命的高潮不會很快到來，故認為建立根據地與打南昌奪江西的戰略很難實現，而建議采取靈活的遊擊方式去擴大紅軍及其的政治影響。所以，在1930年初對毛澤東寫了那封後來被稱為悲觀主義的《新年賀信》，而毛澤東則給他寫了後來改名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回信。
　　
　　　　對此，當時林彪是取何種態度，無記載可考。
　　
　　　　但從二件事尚可揣測。
　　
　　　　在1948年中央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擬收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時，林彪則提出不要在文中刊出回信收信者的名字，即林彪本人。此事，應視為林彪對毛澤東的尊敬與服從。
　　
　　　　因為，不論是以1930年初當時的情況（作為紅四軍一縱隊司令員的林彪，是時任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的鼎力助手），還是1948年的現狀（林彪是毛澤東任命的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的總司令），毛澤東都絕不可能來公佈明顯於林彪不利的東西，而僅隻是認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是個同誌間理論討論問題的曆史文獻。林彪則認為他在那信中說的是軍事，與毛澤東回信說的革命高潮理論問題，不是一回事，因此，不希望由此被人誤解。
　　
　　　　實際上，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中，也承認了“我知道你（即林彪）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來”、隻是“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你不讚成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隻讚成閩粵贛三區域的遊擊••••••”。
　　
　　　　這裏，確沒有什麽政治上的悲觀問題。
　　
　　　　至於這革命高潮“迅速到來”的時間是多長？是十年，十五年，還是多少年？這問題，則是由曆史學家們去界定回答的事了。但是，曆史已表明，在毛澤東告訴林彪這革命高潮已是“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時的1930年之際，距人民解放軍展開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而對國民黨蔣介石發動全麵反攻的1948年，尚還有18 年之遙。
　　
　　　　因而，林彪始終認為自己寫的《新年賀信》，說的是軍事，不是政治。
　　
　　　　所以，有了後來1969 年8 月，他上井岡山時寫出“誌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的詩句。林彪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公開發表，所造成的一些對他的政治立場曾可能有過的誤解，雖心有不平，但他總體上還是以服從而不公開辯護為主，隻偶爾吐吐心中想法。
　　
　　　　例（3）
　　
　　　　長征途中遵義會議後，由於毛澤東複出指揮軍事後的首戰——土城戰役失利，而後在整個四渡赤水的過程中，又帶著部隊不斷來來回回的辛苦流動，以避強敵並擇戰機，此舉更為大部分紅軍指揮員不解。因而，林彪便從軍事指揮的角度，寫信給中央，要求毛隻掌軍事戰略大計，具體指揮改由行伍出身的彭德懷來幹。對此，毛澤東在其後的會理會議上，雖批評了林彪，但，毛卻沒有怨林彪，他認為林彪還年輕不懂事，而將換帥的主意，怪罪到比林彪 年長的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的頭上。
　　
　　　　實際上，當時的林彪已是28歲、並是久經戰場磨煉的主力紅軍紅一軍團的軍團長了，而不是什麽“娃娃”（毛澤東語）！明明是他提出了要毛澤東將具體軍事指揮權轉交給彭德懷的，可是毛澤東為何卻不記他林彪的帳，反而卻將憤怒全部發到了並不知情的彭德懷頭上？
　　
　　　　這看來是，因為經過數年上下級關係的磨合，毛澤東已深知林彪雖然常常愛執有不同意見，但卻沒有什麽反對他毛澤東的個人成見；而且，他林彪的意見，相對毛澤東的戰略性指示，也常常隻是具體戰術級的不同看法。因此，他認為林彪的想法隻是錯誤，而無反骨。
　　
　　　　但毛澤東對比林彪年長、經曆過舊軍隊長官生涯的彭老總的想法，顯然就不一樣了。發生於1930年的紅二十軍富田事變時，事變領導人曾發出過“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打倒毛澤東！”的口號，也許也曾使毛澤東心中總留下了些對彭的疑慮。所以，同一個意見，毛澤東對林、彭二人的動機，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猜想。
　　
　　　　在並不怪罪林彪的同時，毛澤東也認為林彪尚還年輕，看問題過於單純，不知這個意見後麵可能會有的其他潛台詞，因此，他便說林彪“你還是個娃娃，懂什麽？！”——而這話的本質，看來應是教誨大於指責。
　　
　　　　當時，林彪對此，自己也不以為然，從不以為自己是有什麽組織錯誤，認為自己隻不過是從當時不利的軍事形勢考慮而已。
　　
　　　　所以，當1959 年批判彭德懷時，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會上，再次又將這件事抖了出來，以證明彭是曆來反毛之時。林彪卻站了出來，莊嚴申明，為此事真相承擔了責任，說明那次政治錯誤是他林彪犯的，與彭無關。
　　
　　　　當然，林彪隻承認了是政治認識錯誤，而不是反對毛澤東的組織錯誤問題。
　　
　　　　例（4）
　　
　　　　在解放戰爭期間的東北戰場及遼沈戰役中，林彪也是數次用軟磨硬拖的態度，對待過他認為毛澤東不正確的指示。
　　
　　　　1946年4、5月間的四平街防守戰，林彪、黃克誠等都認為在當時那種部隊戰鬥力尚弱的情況下，東北民主聯軍不宜守城，而應靈活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但毛澤東卻一再電示，要“死守四平”，對守四平，不惜“準備數萬人的傷亡”、“化四平為馬德裏”。對此，林彪不主張孤守，但他卻不公開頂毛澤東，隻是一而再、再而三由自己以及黃克誠電告中央與毛澤東，訴說部隊的不利情況與自己的主張。隻到5月18日，傷亡實在太大，殺敵一萬，自損竟達八千時，林彪則不得不一方麵電告中央，請求撤兵，同時一方麵就先行采取了撤離戰場的部署，待毛澤東來電同意撤退時，林彪的部隊則已撤離完結。
　　
　　　　後來的遼沈戰役中，許多情況下，也是這樣。
　　
　　　　1948年的遼沈戰役，共打了53天。而毛澤東與林彪兩人，對此戰役的部署意見之來往的“電報大戰”，也往複各自多達七、八十封，時間跨度長達半年之久。
　　
　　　　當然，毛澤東多是從權衡全國戰場狀況的戰略高度發指示，而林彪則主要是從東北戰場的具體局麵考慮戰役的打法。電報大戰中，雙方在對具體打法上，無疑總會有些想法不同之處。
　　
　　　　例如，毛澤東曾要林彪“置長春、沈陽兩敵於不顧，”，專打錦州，以實現關門打狗的局麵，待“長，沈之敵傾巢來援”再消滅之。毛澤東此舉，自然是屬雄才巨略的大手筆。
　　
　　　　但林彪在具體施實中，卻沒有全按毛的指示辦，並屢屢向毛申述他的不同意見。之中，他采取一方麵多次報告請示，一方麵圍困長春，使長春敵人出不來，另外派了三個縱隊牽製沈陽之敵，使沈陽敵人不敢全出，然後，才全力無後顧之憂時去攻的錦州。甚至，直至在發兵進軍錦州中途，又因出現新情況（敵侯鏡如指揮4個軍11個師組成“東進兵團”，從葫蘆島出發東進援錦來了，同時，還有沈陽的廖耀湘兵團十萬大軍，也在向西開進欲援錦州），使林彪認為“預備了一桌菜，卻來了兩桌客人”，便又擬改變攻錦州而重回師打長春，並向毛澤東發電請示。不過，在毛澤東尚未回電之際，林彪經再三審思權衡，又複而重去電毛澤東，表示不再猶豫，橫下心來還是先打錦州之敵。
　　
　　　　在這場“電報大戰”中，作為統帥的毛澤東，有指示，有批評，有告誡，但卻無強迫命令：“你們如果不同意這些指示，則望你們提出反駁。”而前方林總的電報，則有照辦，有反駁，有否決，也有軟頂與妥協，但在實行中，卻基本服從毛澤東的戰略大計。
　　
　　　　這場“電報大戰”之所以能和諧發生，而不會在毛、林二人心中產生什麽芥蒂，是因為毛澤東與林彪，都深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將能而君不禦者勝”的道理；也都明白，這並不是什麽對抗毛澤東的舉動。
　　
　　　　“九一三”後批林時，將打錦州等軍事問題也曾拿出來批判，以證明林彪在東北的反毛行為。後來，有關方麵奉命停止了這些批判。因為，離開具體的情況，說林彪哪項作戰計劃是錯的，是反對毛主席的，這實在隻會讓人看笑話。
　　
　　　　例（5）
　　
　　　　林彪在1959 年批判彭德懷的中央常委會上說：在我們黨，在中國，誰也不要以為自己是英雄，誰也不要做什麽英雄，而隻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我們都隻有跟著毛主席，才會取得勝利。
　　
　　　　林彪的這些話，雖是批彭，也順便敲打了朱老總，但確實，這也是他自己處理與毛澤東的關係之原則的一次內心真實表白。顯然，他認為，有毛主席在世，包括他在內，就誰都不要有想做大英雄的念頭。既已有亮，絕不可又再生瑜。
　　
　　　　雖然林彪在一些具體軍事問題上，不完全讚同毛澤東的指示，但他知道，那是一方麵因最高統帥部著重考慮的是全國戰場，很多指示是必須要從全局角度提出的；另一方麵，則又因前方隨時變化不定的戰局，對後方統帥決策造成的滯後效應所致，而並非是統帥部的水平低下。對毛澤東從井岡山始，尤其在長征中顯示的力挽狂浪的雄才大略，林彪無疑是看到了的。
　　
　　　　而毛澤東本人，對林彪經常在作戰中拖磨軟頂他的指示，顯然也不以為然，也從沒有過就此對林彪發出過實質性批評，或撤消對林彪的信任。
　　
　　　　很多人沒有注意過，1947年成立的新東北局（在四平街防守戰之後），之中先後有四人是政治局委員（彭真、陳雲、張聞天、高崗），而東北局的書記、一把手，卻是還隻是中央委員的林彪！這個顯然不合黨的組織規則常例的局麵，充分說明了毛澤東對林彪的極大信任，而對林彪經常與他持不同具體軍事意見一類事，顯然概是不以為然的。
　　
　　　　例（6）
　　
　　　　解放後，林彪基本不工作了。從現在所知的資料看，林彪的身體的確很糟，他那些怪病，放在誰的身上，也會難受的。因此，從人之常情分析，一個因疾病折磨而已經享受不到多少人生樂趣的人，對權力的誘惑，究竟還能有多大的欲望呢？
　　
　　　　實際上，1959 年的出山，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實際也基本是虛席而已。軍隊的事，上有統帥毛澤東，具體做事有軍委秘書長羅長子（羅瑞卿）頂著，他夾在中間，正好可以不管事，隻做做應景的文章。
　　
　　　　而文革開始，毛澤東又將他搬出來，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林彪雖不想上馬，卻也隻好聽從安排。
　　
　　　　但是，從現在所知的材料中，林彪在文革中對劉少奇、鄧小平，對周恩來，對那些老帥們，除了一些例行公事般的指責外，似並沒有看到他有過什麽可視為首先發難、直接發動與下令整肅的內容之證據。而文革高潮中，譚震林還曾視林彪為摯友為裁判，寫信向林控告江青等人。
　　
　　　　至於比他林彪地位低的羅瑞卿、楊成武的被整，與黃永勝、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等人的被提拔，這等高層人事大事，相信也都隻可能是毛澤東的意思，林彪絕對是沒有這個本事的。
　　
　　　　否則，林彪於1971年“九一三”時早就飛灰煙滅了，為何羅瑞卿、楊成武卻還須被囚禁二年多，到1974年才獲自由呢？還有賀龍元帥，也是到1974年九月才獲初步平反的。
　　
　　　　實際上，毛澤東也知道林彪有多大的能耐。1971年9月3日 毛澤東在杭州接見南萍、陳勵耘等人時談話中說：“（軍隊）後頭是林彪管。但他身體不好，也管不了那麽多，羅瑞卿、楊成武也不聽他的，我幫忙也不夠。”
　　
　　　　當然，在那場幾乎所有的黨政官員們都被攪進去的文革運動中，是很少有人會不說不做一些或批判或攻擊或指責他人犯有“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之類罪名的話與事。現在回過頭來看種情況，不足為怪，也不足都視其為錯。區別的關鍵是，說那些話，做那些事，是有個人私利動機的主動而為，還是被動違心所做，是僅隻能隨潮流而已？
　　
　　　　那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又是屬什麽性質呢？
　　
　　　　林彪在文革中，雖已貴為中央副主席、副統帥了，但他在中央究竟能作些什麽主、能有多大的實權呢？
　　
　　　　現在看來，當時林彪的實際地位，確是遠不如原來的劉少奇。因為，作為中央的第二把手、分工一線領導工作的主帥，劉少奇是經常召集與主持中央常委、政治局、中央書記處會議，商討黨和國家的大事，拿方案定決策，再報毛澤東的。除毛澤東外，中央各部門的人與事，大多首先是得須匯集匯報到劉少奇處的，而在毛澤東作最後決定之前，劉少奇對任何事也都是有處置之權的。
　　
　　　　而林彪呢？不要說他根本沒有象劉少奇那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是由一個莫名其妙的“中央碰頭會”在領導中央的工作；就是平日中央文革那幫人做什麽說什麽，也更不須經過他林副主席知曉或批準，而是直接就上報毛澤東的；甚至有時國務院周總理、軍委楊成武代總長，辦事也是直接通天。能讓“林副主席”做的事，並不是需要他做決定後向毛澤東匯報什麽，而往往隻不過是毛澤東批閱過後，再轉發給“林、周、康”批閱的文件；那些需林彪主持的政治局與軍委會議，也往往是討論事先毛澤東已知道或已早有主意並批轉下來，卻並不需他林彪作決斷的事；之中，林彪即便有過的批示，也往往是“請政治局討論後呈主席批示”之類程序形式。
　　
　　　　甚至，作為一個副統帥兼國防部長，邊斬邊奏地發佈一個簡單的一號戰備命令，也就惹得毛澤東大為反感。
　　
　　　　對此，林彪似乎也並無什麽大的意見或想法。也許，他自己早就知道，他這個被億萬人民天天在高呼著“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的“林副主席、林副統帥”，在毛澤東領導之下，實質上會個什麽模樣？
　　
　　　　毛澤東在致江青的信中說，林彪他們“為了打鬼”，就借助他這個“鍾馗”。實際上，恐怕在文革中做了“鍾馗”的，不是毛澤東，而恰恰是林彪。
　　
　　　　至於讓葉群當政治局委員一事，從林彪平日對葉群的威嚴甚至有些蔑視的態度，就可以推斷，決不會是林彪主動而為，實際他也確讓葉不要當政治局委員。可是，毛澤東可能是為了平衡江青做政治局委員一事，還是要葉進了政治局。這，就不是林彪的責任了。
　　
　　　　據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回憶：“我在林彪身邊工作了四年多，因為要‘講文件’，差不多天天都能見他一麵，所以可以說，我對文革中的林彪並不缺乏了解。然而我親眼看到的林彪，在文革動亂中要麽是遇事不表態，要麽講些絕話，要麽就是對他份內之責‘大撒手’。”
　　
　　　　張雲生所寫的林彪在文革中的行蹤，其特點，往往就是：經常天天一個人坐在那個黑房子裏，憑心情好與否，而在一天中的上午下午各一次，各花二十來分鍾時間，聽聽秘書選讀一些文件什麽的，基本不會客不見人，也無法過常人有的舒心生活。
　　
　　　　已是這樣一個人，究竟還會有多大的篡黨奪權的心思與精力呢？
　　
　　　　（三）對結局過程的猜想
　　
　　　　九屆二中全會的廬山會議，一個天才問題，一個設國家主席問題，卻將林彪卷進了萬劫不複的政治旋渦。
　　
　　　　人們常犯的一個毛病，就是往往會為一些小事，大動平常不輕易動的肝火，為一些小問題與他人頂牛，發生與他人細細計較的事。其實，真是遇了大事，人們可能還冷靜些，會前思後想考慮清楚。
　　
　　　　也許當時在林彪看來，什麽天才問題，設不設國家主席問題，這不都是些說說話的小事嗎？你毛主席為何這麽揪住不放，小題大作，非得讓人又是撿討，又是認錯認罪什麽的？
　　
　　　　是不是林彪覺得：
　　
　　　　不論陳伯達、還是黃吳葉李邱，還是汪東興陳毅李雪峰等人，在會上說毛澤東是天才，說要毛澤東當國家主席，他們這樣做，也不都是向你毛澤東表忠心嗎？原來大家稱你是天才，你也沒有反對過啊？為何，卻一棍子將陳伯達打了下去，還說三十多年來從沒有與陳配合好過！文革中陳伯達不是出了不少力嗎？“九大”上還讓他做了中央常委。
　　
　　　　而現在，又追究起黃吳葉李邱！
　　
　　　　追究就追究吧，讓撿討就撿討吧。
　　
　　　　可是，要讓我也認錯，讓我也做撿討，這，卻不幹。
　　
　　　　一，我沒有什麽錯，我也不認為陳伯達、黃吳葉李邱他們說說那些有什麽大錯，隻是你要讓他們做撿討，那就做吧。
　　
　　　　二，我這個病號，本來就不想出來做這個什麽副主席副統帥，是你要我出來做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我就不想參加，也請了病假在大連休養，但你硬是讓秘書打電話要我回京與會的。現在，你就撤了我這些算了，我也無所謂。
　　
　　　　九屆二中全會上我的那篇講話，會前我不是已向你主席講過了嗎？你不是沒提什麽意見嗎？而且，會後，還是經你主席同意，全會各小組也才重新學習我那講話錄音，並由中央將講話印發全會的嘛。
　　
　　　　設國家主席一事，是中央五個常委，四個同意的。此事，開初我們確都以為是你謙虛（“九大”開幕時，你不是也曾謙虛的不當大會主席，而提議讓我來做嗎？），你既硬不同意，那就不設吧。可，這怎麽能算一個什麽原則大問題呢？
　　
　　　　或許懷疑是我林彪想做國家主席？想提前接班？
　　
　　　　不要說我根本沒有體力精力，做那個經常要接見這個那個國家來賓的“國家主席”。
　　
　　　　也不說我在出任這個黨中央排第二位的副主席時，我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白說過：“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夠，懇辭再三。但是，現在主席和中央已決定了，我隻好服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我還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誌”；
　　
　　　　還不說，這個國家主席，雖說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但實際上，還得服從黨中央主席的，那政治地位與我現在的中央副主席並無實質提升，這是什麽要“提前接班”囉！
　　
　　　　就是退一步說，我真有想當這個什麽國家主席的念頭，也不是什麽錯誤，也符合人之常情吧？你說不同意設國家主席職務，也許包含了不要我做國家主席的示意，那，就順從你主席的猜測、想法，不設這個職務吧。
　　
　　　　然而，你要讓我在這件事上也作個撿討，好象我真犯了個大錯誤。對這，我不同意。
　　
　　　　三，本來認認錯也沒多大關係，就是為了顧全你主席的麵子，也應該認認錯，可是，你現在也許真是斯大林晚年了，誰知你還要做什麽文章啊？彭德懷一封明明是寫給你個人的信，你卻可以將它做反黨文件大批人家，當事後彭聽從葉劍英、聶榮臻二位老帥的勸告：“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來作撿討”，便被迫違心作了撿討，然而，一作撿討，沒完沒了的事卻就都來了；劉少奇也做了撿討，還向中央辦公廳交了他寫的《撿查書》，可是，不還是沒完沒了的追究人家？
　　
　　　　還有最近的，陳伯達怎麽了，不就是吹了一下天才論、搞了一份馬恩列毛論天才的語錄嗎？不就是他這個老夫子與張春橋姚文元那幾個秀才關係合不來嗎？你主席寫了那麽一大篇意見，說他錯了，他就趕忙認錯還認罪，也連忙大作撿討，可是，結果怎麽樣？他不還是落了個被撤職審查並被扣上了反黨分子的大帽子？
　　
　　　　所以，還是老辦法，軟抗。不說反對的話，但也絕不撿討。
　　
　　　　可是，林彪如果真是如此心理，這一次，那他就想錯了。
　　
　　　　天才問題，國家主席問題，在毛澤東的眼中，已越來越不是什麽小事了。
　　
　　　　首先，在毛澤東放眼看去，林彪已是唯一可以與他幾乎平坐的人，而遠不是當年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與“四野”總司令那樣僅為自己手下的一個方麵大員了。現在，在林彪宦途的前麵，已沒有了朱老總、劉主席，也沒有了彭大將軍，甚至也沒有了周總理他們的遮擋，因而，在毛澤東的視野裏，此時林彪的任何問題，都不可避免會受到他的特別關注。
　　
　　　　廬山會議前一年的1969年10月18日的所謂“林副主席一號命令”事件，即林彪同意、由總參謀長黃永勝發佈的戰備命令，是在發佈的命令下達後，林彪才用“電話記錄”（急件傳閱）的方式報告毛澤東的。這件事，就已顯然令毛澤東很為不快（他當汪東興的麵將那報告燒了），更是埋下了毛澤東對林彪的第一個重大的猜疑理由。
　　
　　　　林彪的這次先下令後報告的做法，不知是不是他曾有過的作風重演？還是確認為他作為副統帥可以先行下這樣的命令？或者還是毛澤東曾授權給他過？
　　
　　　　對這些疑問，不知有沒有明確的肯定或否定證據？
　　
　　　　而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在他的《毛家灣紀事》一書中，則說了所謂“林副主席一號命令”，是同時由葉群向毛澤東報告、而由張雲生向黃永勝傳達的。並且，葉群當時還說過，戰爭時期，林彪經常就是這種作風，遇到緊急情況，先當機立斷，然後再報告毛澤東的。
　　
　　　　隻是，戰爭期間有過的先斬後奏或邊斬邊奏的那些指揮戰役的作法，這次肯定是不適當了。因為，有“此一時與彼一時”之區別那千古道理在擺著。
　　
　　　　18日之所以下這個一號戰備令，是因為10月20日，蘇聯政府會談中蘇邊界糾紛的代表團將乘機到北京，來參加談判。而林彪則擔心蘇聯方麵會借談判做煙幕，而發動實質性大規模侵略。因此，20日那天，林彪一反平日中午12時前就要睡覺的習慣，而一直在房間內聽取關於蘇聯代表團的飛機行程報告，直到確知蘇方代表團飛機是和平到達了北京時，他才安下心來。
　　
　　　　由此可見，這個什麽“林副主席主席一號命令”，確是軍事問題.。
　　
　　　　但毛澤東卻不這麽認為，他認定這是政治。
　　
　　　　廬山會議上的什麽天才問題，國家主席問題，毛澤東開始本來也不怎麽在意，可是，當他發現陳伯達與林彪有聯係，而起哄人中的黃吳葉李邱，又都是林彪的部下，顯然，這就不能不使他神經緊張起來。
　　
　　　　於是，不管林彪有沒有想法，先拿陳伯達開刀，拿黃吳葉李邱開刀，逼林彪能象周恩來那樣立馬順從地認錯服輸再說。
　　
　　　　林彪不是周恩來，他不認錯，但也不爭辯、或公開反對。
　　
　　　　對此，毛澤東則采取了老辦法，從基層做起，向基層先吹風，或多或少地透露了林彪的問題。戰術上可以稱之為“圍點打援”。先將你這個副統帥的威信在下麵打下來，到時侯，看你這個副統帥還怎麽能夠“直接指揮”！看你認不認錯！
　　
　　　　不等毛澤東在打完“援”後來正麵攻堅，林彪的老婆、兒子，卻自我引爆，發生了外逃的“九一三”事件。對此，毛澤東則認為是“最好的結局”，以免批林及林外逃惹來的麻煩與很多解釋不清的尷尬。
　　
　　　　現在尚不知道的是，林立果的那些所作所為，是不是林彪事先已知道？
　　
　　　　按林彪的曆史性格分析推斷，林彪應不可能同意林立果的那些主張。
　　
　　　　現在能證明林彪參與知道林立果的那些事的證據，就是1971年9月8日寫的那張紙條：“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 但僅僅憑這樣一張存在有無數種意義解釋的紙條，顯然還不可能就得出是“林彪指示林立果要謀害毛澤東”的結論。
　　
　　　　而林彪“九一三”出逃那天的詳情，現在雖有許多說法，但都沒有直接的證據，明了說清楚當時林彪究竟是什麽態度、而又有過一些什麽樣的表示？因為，對林立衡所說其父親，是被其母親與弟弟強行裹上飛機的講法，絕對是不能當成虛妄之言而采取熟視無睹的態度，也應予以證實真偽。
　　
　　　　（四）假設的結局
　　
　　　　有人說，如果林彪能在九一三事件前，向毛澤東認錯並作出撿討，那麽，他的下場，便遠不會有後來發生的折戟沉沙、屍焚骨散、魂墜異域之慘境，至少，他還能做個政治局委員什麽的，象其他老帥那樣，獲得一個平安的晚年。
　　
　　　　這話，應該說，是有道理，也有依據的。
　　
　　　　為什麽呢？
　　
　　　　因為，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對林彪這個人，截止“九一三”前，他還是埋怨多於憤恨的。除了一個九屆二中全會風波上的問題，毛澤東尚還沒有指責林彪有什麽其他錯誤。
　　
　　　　確實，在毛澤東看來，林彪不同於彭德懷，也不同於劉少奇，更不同於陳伯達。
　　
　　　　先說彭德懷。
　　
　　　　彭德懷秉性耿直，脾氣暴躁，因此，不要說與其他老帥們關係不甚融洽——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葉劍英批判他時說：老彭啊，除了主席，其他人都有些怕你，那主席百年之後，你還會聽誰的話？！———更重要的是，雖然他在內心也是佩服毛澤東的，但在平日表麵上，他卻不能象其他中央領導與老帥那樣顯示出對毛澤東應有的尊敬。在毛澤東麵前，人家開口閉口都是稱“主席”，而唯彭大將軍經常張口的卻是“老毛！老毛！”。
　　
　　　　除了表麵的作風，在毛澤東的心中上，彭德懷更是有著不少曆史糾葛的舊帳，也始終未能讓毛澤東釋懷。例如，長征途中因林彪的信引出的會理會議及對彭的誤解，自此以後的24 年中，毛澤東就此事四次敲打過彭德懷。廬山會議批彭的中央常委會上，毛澤東更是清清楚地曆數了從井岡山時期開始與彭德懷有過的一係列爭執，之中，使彭德懷也不能不對此誠懇撿討說明：“1934年一、二月後，我已轉了，認為仍由主席領導好。”毛澤東尤其指責了彭在延安時期支持了王明，讓彭任書記的華北局，竟然接受王明為首的長江局領導，在毛澤東與王明之間隔岸觀火搞投機。毛澤東甚至對他與彭德懷共事三十一年的合作性質評價，是三七開：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三成融洽，七成搞不來。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7月26日中央常委會上，開初還有過一次頂撞毛澤東的舉動，其間，他更氣憤地說過一句著名的粗痞話：“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的娘，我操你二十天娘還不行嗎？”
　　
　　　　對此，毛澤東會如何想？
　　
　　　　在廬山，卻說出反感延安整風期間的事，這不是記仇嗎？這不是說明你彭德懷還在對延安挨批評而耿耿於懷嗎？
　　
　　　　對此，毛澤東又會有怎樣的反應呢？
　　
　　　　很多人都以為彭德懷挨整，就吃虧在不該寫那封批評大躍進的信。
　　
　　　　事情哪有這麽簡單、單純！
　　
　　　　順便說說，1967年二月老帥們在懷仁堂，對中央文革表現的憤怒一事，毛澤東本來也是不以為然的，甚至，開始他聽匯報時還發出過寬容的笑聲。然而，當得知會上陳毅說出“延安整風不是抬出了一個劉少奇嗎？後來又怎麽樣？”這些話時，毛澤東便刹時態度大變，氣怒萬分。結果，搞出了個什麽“二月逆流”的問題。
　　
　　　　陳毅那番話之所以觸怒了毛澤東，就是因為它使毛澤東認為，陳毅他們是在翻最終名正言順地確立了毛澤東為中共中央主席的延安整風的鐵案，而這，毛澤東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因此，陳毅便不大不小地的跌入了一次彭德懷的覆轍。
　　
　　　　再回到林彪。
　　
　　　　林彪可沒有彭德懷的這些舊帳。在毛澤東的記憶中，林彪雖也常常做些不全符合他想法的事，也曾是一個手握重兵的大將。可是，在曆史上，他卻沒有做過本性有“反骨”事。相反，貼心支持毛澤東的言行，從井岡山時便就開始有了。從感情上說，也許，在毛澤東的眼中，彭德懷是一個經常可以與毛澤東發生平起平坐爭執的年長“大人”，而林彪則還是一個雖有些頑皮，但隻要家長一指責，他就能收斂的“娃娃”。
　　
　　　　小孩子犯錯了，輕輕打他一下，就行了，而絕不須重罰。
　　
　　　　所以，1956 年的八屆一中全會上選舉中央主席時，毛澤東自己的那一票，竟然會投給林彪。毛澤東的這一票，雖然對林彪當選沒有實質意義，但是，從中，我們的確可以看出毛澤東心中的感情天平，偏向誰人。
　　
　　　　再說劉少奇。
　　
　　　　的確，劉少奇是毛澤東在延安期間極力推崇出來的領袖，從那時起，劉少奇就是毛澤東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劉少奇能從普通的政治局委員提升為中央五大書記之一，直至在1959年毛澤東退居二線後，受毛澤東委托，作為中央第二把手，主持中央全麵的工作，並接替毛澤東當了國家主席。
　　
　　　　應該說，毛、劉二人之間並沒有不和的曆史舊帳。在1955年的高饒事件中，毛澤東甚至不惜排開他曾看重過的高崗，而毫無保留地支持了劉少奇。爾後，毛澤東甚至還發出過“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的讚揚。
　　
　　　　文革中，毛澤東之所以堅決打倒劉少奇，完全是1959 年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後，毛、劉二人關係之間出現的新問題所致。
　　
　　　　這些新問題，有二個方麵。
　　
　　　　一是中央的“一線”“二線”體製必然產生的對問題思考不同步的矛盾；二是，劉少奇未能體察出“一線、二線”體製必然帶來的矛盾後，不可避免會做出眾多不合毛澤東意見的事情，而劉卻又未能在體製與人事（毛澤東）二者之間，取著重偏向人事的想法與態度。
　　
　　　　1964年的四清運動，中央先後出台了什麽“前十條”與“後十條”，還又再出“二十三條”一事，便是典型例子。都是中央文件，都是用於四清運動的，可是，文件的政策指導卻有分岐，因為，它們分別是由中央的“一線”與“二線”製定。
　　
　　　　“一線”“二線”體製另外帶來的一件事，便是劉少奇為了有效的主持中央工作，則不可避免會形成他的工作體係，使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與各部委、各地省市委，都會與他發生逐漸緊密的直接聯係。顯然，這一切，必然也不可避免地會引發毛澤東對他的猜疑與對大權旁落的擔心。而1965年底，姚文元遵照毛澤東指示在上海發表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竟沒能在北京等地被轉載一事，更加重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的負麵疑慮，使他認定劉少奇另搞了一個他毛澤東竟“針插不進、水潑不入”的、卻包括了鄧小平在內的中央眾多領導人都參入了的“司令部”。
　　
　　　　因此，文革開始後，劉少奇對文革運動搞法心中無數而導致的種種舉動，則更不可避免地最終使毛澤東對劉少奇采取了極端政策。
　　
　　　　林彪呢？
　　
　　　　雖然高居中央副主席、副統帥，可是，他卻並沒有劉少奇所曾擁有的權力，中央及中央各部委與各省市，包括軍隊係統，也都已直接向毛澤東負責。林彪在之中的作用，頂多是個“二傳手”而已。對此，毛澤東無疑是深深明白的，在1971年他南巡前，就說過：“我不相信絕大多數人會跟別人走的。”這個別人，就是指林彪。
　　
　　　　再則，劉少奇曾有一個相對獨立負責的工作體係，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另有一個“司令部”，並且，劉在其中也很有權威。
　　
　　　　但林彪沒有什麽體係，沒有實質意義的他個人的“司令部”。
　　
　　　　黃、吳、李、邱雖是他的舊部，但更是毛澤東的兵，他們向上匯報工作的對象，不僅有林彪，而還有周總理，當然，更有毛澤東。而林彪個人在整個文革期間，也極少與黃、吳、李、邱單獨會麵，至於黃、吳、李、邱上林彪住所的次數，就更是隻能用“罕見”一詞說明了。因此，黃、吳、李、邱確並非是林彪控製的親兵幹將，相反，在黃、吳、李、邱的心中，無疑懂得其權力的來源，決不僅僅是“林副主席”，而主要是毛澤東。所以，當“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吳法憲、李作鵬仍賣力協助周總理工作，指揮實施製空。
　　
　　　　至於那些個如空四軍空五軍陳勵雲、江騰蛟等人，則更談不上是什麽林彪司令部的人了，也僅僅是尊敬“林副主席”而已，甚至隻到毛澤東南巡時，才能猜測到林彪“也許出了問題”，事前卻根本得不到林彪的半點信息。而當毛澤東一聲令下時，他們則更是連忙投降撿討。
　　
　　　　沒有實際的中央權力，又沒有一個會聽命於他的從上到下的“司令部”，雖然林彪對“政變經”讀過不少，但現實中的病夫林彪，又會有多大的造反能量呢？對此，相信毛澤東會有清晰的判斷。
　　
　　　　陳伯達的突然倒台，雖然給林彪帶來了不安，但是，事情的實質，恰恰卻正是因為與林彪有關，陳伯達才跌了這個永遠爬不起來了的大跟頭，而不是陳伯達的倒黴，影響牽連了林彪。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陳伯達的份量，顯然是不可能與林彪等量齊觀的。
　　
　　　　然而，當發現陳伯達這個秀才竟然與林彪元帥以及“四野”那班大將，有著密切的聯係時，毛澤東便不會無視陳伯達可能有的潛在危險了。
　　
　　　　在毛澤東的一生中，他常常喜歡同秀才們文化人們往來，甚至還交朋友。但這其間，他也有個潛規則，那就是：他身邊的秀才要始終安於做秀才，文化人要潛心隻是談文化；即便論及文化之外的事，也應與他知曉通氣，否則，他便會毫不猶豫地撇開他。
　　
　　　　這點，前已有周小舟、田家英、李銳，後有胡喬木，再又有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的命運，予以證明。
　　
　　　　奇怪的是，跟隨毛澤東幾十年的陳伯達，到頭來竟然還要犯這個規！這，不知究竟是因陳伯達確屬書呆子氣過重所致，還是他做了中央常委後，真有了些利令智昏。
　　
　　　　在中央文革，陳伯達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產生了矛盾，並且幾年中又發展而日益加深，這並不很要緊。重要的是，千不該萬不該的是，他不是向毛澤東傾訴與申訴，以求公平，而卻向林彪及黃吳葉李邱去尋找支持。這 一來，毛澤東對林彪他們犯疑的頭一棒，便不可避免地要打在這個老夫子身上了。
　　
　　　　如果說，對其他黨政領導人或黨外知識分子名人的處罰，毛澤東還需權衡再三，才會下決心。那麽，懲處他認為犯了大錯的黨內秀才，毛澤東則就會無多顧及，想到即辦。
　　
　　　　1959年廬山會議前段的“神仙會”，毛澤東與周小舟、李銳等秀才，尚還是一身輕快的談笑風生，論天說地。然而，沒過幾天，當發現秀才們居然與彭德懷有共嗚時，他便毫不猶疑地將周小舟打入反黨集團成員的行列，將李銳痛斥後交與水電部批判。
　　
　　　　文革中期，對王、關、戚也是如此。1967年的7月25日還讓在天安門廣場開百萬群眾大會，歡迎謝富治、王力，視謝、王為文革英雄。可是，過了十天，毛澤東在上海看了一些文革形勢與狀況的材料後，卻又突然指示楊成武回北京，將中央文革的幾大秀才王力、關鋒、戚本禹，毫不留情地給抓了起來（戚本禹稍後才抓）。
　　
　　　　1970年，這厄運，則輪到了陳伯達的頭上。
　　
　　　　但是，林彪是戰將，不是秀才。
　　
　　　　當然，在毛澤東心目中，林彪也不是彭德懷，不是劉少奇。
　　
　　　　如果，沒有“九一三”，對林彪的處理，毛澤東顯然會要再三權衡，也顯然會考慮到林彪對革命及對他毛澤東有過的曆史功勞。何況，在毛澤東內心深處，還永遠深深的感激著一個人，那就是張浩。當年，在黨中央與手握紅四方麵軍幾萬重兵的張國燾另立中央的行徑作鬥爭之時，就是這個從蘇聯回國的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堅決地指責了張國燾，也震懾了張國燾，使張國燾不得不撤消了他的“中央”，回歸延安，從而有力的支持了黨中央與毛澤東。所以，張浩病逝於延安時，毛澤東親自為其抬棺並奠土入穴。
　　
　　　　而這位在毛澤東心中，對黨與他毛澤東功重於山的張浩，就是林彪的親密堂兄，本名林育英。
　　
　　　　可以相信，中國人常有的“愛屋及烏”情結，也不會不對毛澤東的心理，發生些許的影響。
　　
　　　　而如果林彪能在適當時侯，就九屆二中全會上的事做了撿討，向毛澤東認了錯，適時“下毛澤東給他的台階”，縱觀曆史上林彪與毛澤東的關係，應該說，林彪不至於重蹈彭德懷、劉少奇與陳伯達的命運覆轍，至少，能保有一個平安的晚年。
　　
　　　　隻是，不知性格貌似恭順實則內倔的林彪，會願意下毛澤東為他鋪就的那個“台階”嗎？
　　
　　　　1971年五一節晚上在天安門城樓上出現的一幕，似乎已回答了這個問題：
　　
　　　　當時，林彪在勉強接受周恩來的安排，到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等人坐到了同一桌旁，然而，他卻不同毛澤東講一句話，一言不發，敷衍默坐了數分鍾，爾後，竟當著西哈努克親王的麵，不辭而別，拂袖離去。
　　
　　　　的確，在億萬中國人天天都還在“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之當時，這是史無前例的。
　　
　　　　而順便說說，回過頭來看，一個若是心存大陰謀大詭計的人，在天安門城樓的這個晚上，因需要“克己複禮”，那他的所作所為，盡可以假象層層花樣百出，而唯獨似乎不應做的，便是露出一付怨氣衝衝的公開不滿之態。
　　
　　　　可是，離“九一三”隻有四個半月不到之時，林彪卻的確以這個形象定格在了曆史的那一頁中。
　　
　　　　另外，這個假設結局的前提，是要沒有那個崇拜“江田島”法西斯精神的林立果所搞的那些名堂。
　　
　　　　還有，要不發生“九一三”出逃事件。
　　
　　　　當然，曆史，並沒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