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版權所有】鄧小平和林彪的恩怨情仇之一-曆史淵源
老鄧主政後,最主要有三個事情沒有徹底平反或糾錯,最早的當屬高饒事件,其二是粟裕被批,再次就是林彪事件。其中有兩個事情同林彪的幹係很大。那麽老鄧和林彪到底是什麽關係呢?兩個人從合作到徹底的決裂,是經曆了半個多世紀的,這其中的原委,則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
1931年夏未,鄧小平是從上海來到當時的中央根據地,並且擔任了中共瑞金縣委書記。此時正是“富田事件” 發生後不久。 鄧小平的官方傳記說,鄧立即著手“為前一時期蒙受
過免屈的幹部和群眾平反” [1《鄧小平傳略》第9頁],但並未說明這些人以前是如何被冤屈的。按照當時的情況來看,鄧幫助的是受到指控為“AB團成員” 的人,而不是罪名已經是“AB團成員” 的人。因為鄧小平是作為黨內一個較為低級的幹部(他當時仍未進中央委員會),而且剛剛到達根據地,是不可能給老毛本人親自整肅的人平反。而插手幫助他們是因為黨中央在鄧小平離開上海前指示他這祥做的。這種解釋與當時江西的各種情況都吻合,現在也有材料表明當時在上海對清洗運動的過份嚴厲發生了爭執[2《鄧小平傳》原著:前英國駐中國大使 理查德·伊文斯 Richard Evans 原名:Deng Xiao 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 。
1932年下半年,他出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但是在1933年1月,博古和洛甫從上海來到中央根據地,馬上開始排擠和懲罰反對他們路線的所有地方領導人。實際上就是反毛的政策主張。但博古和洛甫沒有指名批判毛澤東,因為他在當地很有威望,也許還因為共產國際要求博古和洛甫要避免公開與他作對。這就是1933年的“鄧、毛、謝、古”事件。老毛的態度比較謹慎。1933年7月,老毛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稱,春季反蔣介石第四次軍事圍剿的勝利應歸功於黨的正確的進攻路線,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必須堅決地“反對低估革命形勢,反對那些要在敵人的(下一次)……圍剿之前驚慌逃跑的機會主義分子”[3 肖祚良:《權力關係》,第242頁]。鄧小平則成為這一運動鬥爭的首要目標。但是在這政治生涯關口,鄧小平也不屑於掩飾他對重大政策問題的看法,仍然認為老毛的路線是對的,為此而獲得了老毛的認可,後來的曆史表明,鄧小平的這一選擇而使其受益終生。
鄧小平的槍支被解除,省委宣傳部部長的職務被撤銷,還受到“嚴重警告”處分,被派到根據地北邊的一個縣擔任一名“區巡視員”[4《鄧小平傳略》,第10頁] 。 據一位中國史專家的說法,當時黨的領導可能是害怕鄧小平在那個偏遠的縣城“會出事”[5索爾茲伯裏:《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第166頁]。在王稼洋,羅榮桓和賀昌的幫助下,隻過了幾個星期,他就被凋到紅軍總政治部擔任秘書長。1933年夏天,鄧小平被凋到政治部宣傳處擔任新創建的周刊《紅星》報的主編,直到長征開始時,鄧小平仍是《紅星》報的編輯。1934年年底,鄧再次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1935年6月,鄧小平離開黨中央調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由於該部隊在長征中一直由林彪領導故開始了兩個人合作關係。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鄧小平改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1936年紅軍東征回師後,鄧小平接替羅榮桓,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月,接替朱瑞,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6鄧小平年譜]。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此時的林彪對鄧小平有過任何的排擠和打擊,相反卻是合作愉快的。這種關係一直維持到建國初期。有一件事更能表明兩個人的關係。
鄧小平於1949年9月10日起草了一份聯名電報, 電報在通報了二野三五兩兵團的行進時間、路線後,請第四野戰軍林彪等依據華中作戰情況,通告4個兩大野戰軍相互配合問題,以便通知三、五兩兵團注意。為了防止開進中"發生擁擠和交叉運動",達成作戰配合的"要求",電報建議:"二野在通過華中地區時的作戰事宜,統歸四野首長指揮,以求一致。"當然,此點請軍委決定。這是關於二野向西南開進過程中與四野的密切配合,實際上也是一份軍事上的戰略部署,從此也可以看出老鄧的軍事才華。老毛準鄧所請,這樣才有四野南下的大張旗鼓,二野西進的偃旗息鼓;然後就有了進軍大西南的順利。 就是這段經曆,使得林彪很服氣鄧的才幹[7 紀念鄧小平文選-解讀《鄧小平等關於進軍西南的十八份電報》]
然而,好景不長,就在開國後不久發生的高饒事件,讓林彪看清了老鄧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