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軍閥主義溯源

spk 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 老毛8月16日提到的彭賀關係問題, 我來說幾句, 沒有直接材料, 隻是些分析或看法。 毛提到的反賀龍軍閥主義這筆帳, 這件事發生在叁七年叁四月間, 我相信, 正是毛本人下令在二方麵軍反軍閥主義的, 其他人沒有這麽大權力, 彭最多幫點忙而已, 具體的執行人我相信是剛到二方麵軍當政治部主任的朱瑞, 賀彪的書說的是"到二方麵軍工作不久的個別同誌"。 盡管現在沒有材料說明中央在此事上的參與程度, 但有些旁證材料。 叁六年底任弼時當上前敵政委後, 搞了思想整頓。 叁七 年叁月初毛張給任的指示就提到要"嚴整軍風紀"。 抗大教育長羅瑞卿奉命去各軍團考察, 於叁月二十二日給毛張林(抗大校長)寫了調查報告, 該報告的全文我沒看到, 是不是說了二軍團不好的方麵, 就不知道了, 但由此可見二軍團是這次調查的重點之一, 該報告說二軍團"接受了黨的正確路線及六軍團的影響與幫助，取得了基本的轉變"。 可見, 這個時候的二軍團, 在中央眼裏要低人一等。 此外, 還 有個背景, 叁七年叁四月間中央正在反張國燾軍閥主義。 至於叁八年的那件事, 即毛提到的甘泗淇等五人寫信提出將賀龍調走, 我看說不上是因為賀與彭或其他總部領導間的恩怨或信任與否, 隻能說賀與總部的工作分歧較大, 當時賀龍受到的批評是破壞了與友軍的關係, 那封信主要就是說這點。 在統一戰線獨立自主問題上, 賀龍的做法, 的確違背了八路軍總部朱彭任的指示, 也與老毛本人的觀點不完全相符, 毛本人的觀點是既要大力招兵買馬, 也要注意與友方的關係, 而且在王明登台之前毛就持這種觀點, 不是對王明讓步。 毛明確批評過招兵買馬時的過分行為, 甚至要賀龍部歸還在某銀行拿的五萬元錢, 從叁七年底到叁八年八月, 中央及八路軍總部多次提出要注意因征兵或抽捐稅而引起的與群眾及地方政府之磨擦問題。 叁八年八月賀龍部在自己呆了近一年的地盤上開群眾大會以慶祝八一, 來者竟寥寥無幾, 弄得賀龍將氣出在頑固派(就是統戰對象友方啦)身上, 再看這之前的一次群眾大會, 閻老頭的專員提出軍隊吃糧得掏錢, 賀龍當場反駁, 我打鬼子, 你們都得給我糧, 賀龍的這次發言, 那封信就提到了, "把統一戰線罵壞了"。 如果說, 毛的獨立自主是不左不右, 那麽, 朱周彭任等人就偏右, 王明更偏右, 而賀龍就偏左。 當時朱周彭任那麽重視與閻老頭的關係, 其實不過是想給閻老頭鼓氣, 讓閻老頭有信心堅持抗戰, 就連毛本人都有這意思, 打平型關, 適當集中兵力打仗, 武漢保衛戰之前毛的很多動作, 都有鼓舞閻老頭蔣老頭抗戰的意思。 而賀龍的做法, 難免要與上麵發生衝突。 現在的書在說到賀龍那時期的工作時, 隻提老毛說過要大力招兵買馬, 避口不說毛澤東也反對過過火行為, 以此來為賀龍辯護, 說賀龍在堅決執行老毛指示, 甚至搬出王明來, 牽強附會地說賀在遭受王明右傾流毒的攻擊, 這種說法不夠客觀。 賀龍的問題明擺在那兒, 不能因毛幾十年後一句話, 就說總部錯了, 賀龍對的, 我看, 最多隻能是問一問, 你們這些人包括八路軍總部有沒有資格建議調開賀龍。 可見，當時的鬥爭矛頭也並沒有指向賀龍。出 麵號召在二方麵軍開展的“反軍閥主義”和“反遊擊主義”鬥爭的，是彭德懷。 這大概也是彭德懷和賀龍之間長期矛盾的發端（此前彭、賀之間並無多少聯係） 。賀龍、王震在以後的回憶中都說起彭德懷在講話時罵了人，可見彭當時的態度 並不好。王震曾就此回憶說：“彭德懷對六軍團的批評太不像話了，說六軍團遊 擊主義，二軍團軍閥主義，遊擊主義是我，因為我在會上寫了一個條子要求講話 ，說我是代表。周士第那時有點情緒，我就算了。反軍閥主義是重點。盧冬生是 個好同誌，打仗很勇敢，把盧冬生當軍閥主義重點來鬥，是不對的。反軍閥主義 矛頭指向賀老總是錯誤的。”[8]這一鬥爭在二方麵軍的具體執行人是由中央調派 去擔任政治部主任的朱瑞，也就是賀彪在《紅二方麵軍從湘鄂川黔到陝北長征紀 實》一書中所指的“到二方麵軍工作不久的個別同誌”。關於這一點，賀龍的回 憶可以證實。他提到：“黨代會議反軍閥主義、遊擊主義，政治工作反突擊主義 ，一直到把朱瑞調走就不反了。”[9] 但是，當時僅是中央委員的彭德懷顯然不可能是這次鬥爭的發動者。究竟誰是這 次鬥爭的策動者？策動這個鬥爭的目的是什麽？限於目前的資料，沒有一個肯定 的答案。曾擔任二方麵軍戰史編纂工作的黎白，在《賀龍元帥》一書中指出，當 時他們翻查了所能夠接觸的材料，都沒有能夠查清楚這一點，隻知道這個鬥爭的 矛頭是指向賀龍的。因此，在《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麵軍戰史》一書中，對這個 問題的表述是二方麵軍“奉命”開展了一場反對軍閥主義、遊擊主義的鬥爭。顯 然，這個“奉命”不可能是奉彭德懷的命令，彭當時並無此資格。 我想先從第二個問題入手，對此作一些推測。但無論如何，這種推測仍存在一些 矛盾和無法解釋之處，隻能等待資料的進一步公布和發掘了。從賀龍的回憶來看 ，“反軍閥主義”鬥爭的目的似在於通過這場鬥爭排擠走賀龍，並對二方麵軍進 行組織上改造，以使確保不發生張國燾式的分裂。賀龍回憶說：“彭德懷罵人， 他的目的是排斥我，攆我走”，“我和小關講，反是反不走的，下命令我才走， 彭德懷罵人也不行，辭職我也不辭，搞得很僵”，[10]賀龍對此采取的是不爭辯 也不屈服的態度。除了對賀龍進行不指名的批判之外，對賀龍手下的重要將領如 黃新廷、盧冬生則采取點名批判的方式，“接著來了個在職幹部延安學習，配備 一二零師幹部，（總部命令）王震很不滿意，差不多把二方麵軍的幹部都換了， 隻有廖漢生、朱輝照”。[11] 由此可見，這場鬥爭的目的並不僅僅是思想上的整頓，也包含了組織上的改造， 這都不是彭德懷能夠決定的（當然，彭德懷是參與和出麵者），甚至也不是某個 政治局委員（包括老毛）個人所能夠決定的，而應該是至少經過政治局大多數 人的同意的。當時政治局中的大多數人，對於張國燾的軍閥主義都有直接的認識 和感受，在反對軍閥主義這一點上很容易具有相同的看法。“張國燾路線”雖然 隨著西路軍的失敗而徹底破產，但在當時至少存在著一些令中央不能不引起嚴重 關注和憂慮的問題。比如說賀龍在二方麵軍（尤其是二軍團）中有崇高的威信， 而他的複雜經曆又使得當時總習慣於從比較‘左’的觀點看問題的領導人難以信 用他；還有，二方麵軍在與四方麵軍會師之後，有的人（比如肖克）受到影響， 曾批評過中央的路線。這在中央看來，都是可能在未來引起新的分裂的因素。而 叁月底紅軍大學因批判張國燾路線引發部分原四方麵軍學員不滿，王建安、許世 友等聯合部分學員準備拖槍出走的事件，更會使中央有解決二方麵軍領導權問題 的緊迫感。 雖然目前還很難說老毛是否就是提議進行“反軍閥主義”鬥爭的人，但由於毛 澤東的意見當時在政治局中已經可以占據主導地位，進行這樣的鬥爭以及組織調 動也至少是經過老毛同意的。從老毛個人來說，此前他和二方麵軍的領導， 除任弼時以外，並無更多接觸，那麽他除了上述和其他政治局成員共同的看法之 外，還會有其它什麽考慮嗎？我推測有兩種可能：一是老毛受到其他人的影響 ，認為賀龍不可靠；二是老毛在與任弼時、賀龍等人的接觸中，自己形成了某 些看法，因而希望通過這種思想鬥爭的方式，來解決二方麵軍的領導權問題。 賀龍在審查二方麵軍戰史初稿時的談話中說：“再談一點弼時同誌的情況，弼時 已經死了，憑黨性說吧，因為死無對證。談了也不要再向外去談。我和任弼時從 雲陽鎮到延安。任到了延安，不去找毛主席匯報，而是去找洛甫匯報。老毛同 誌以軍委主席的名義請我們吃飯，他向毛主席隻簡單的談了一下。”[12] 當時張聞天還是黨的總書記，任弼時先找張聞天匯報工作是很正常的。但是，由 於任找了張聞天卻不找老毛，而當老毛請吃飯時，又不肯詳細地匯報情況， 這在老毛來說，顯然會引起一些看法。尤其是老毛在會理會議上對張聞天曾 有誤會，再聯係任弼時等不向他談情況的問題，產生對二方麵軍不放心的感覺也 是有可能的。 但限於資料，以上所說的“反軍閥主義”鬥爭的目的和動機，僅是推測，其中所 引用的一些談話，也明顯帶有時代的烙印，究竟事實真相如何，仍然是一個謎。 [1]《老毛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2]《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麵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 [3]“張子意談紅二、六軍團會師和湘鄂川黔邊根據地建設及如何編寫戰史等問題 的紀錄”（1960年12月2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麵軍戰史資料選編（四） 》，解放軍出版社。 [4]《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中央黨史出版社。 [5]同[4]。 [6]同[4]。 [7]《賀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 [8]“王震談紅二、六軍團會合及湘鄂川黔邊蘇區革命鬥爭和長征等問題紀要”（ 1960年11月22日晚），《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麵軍戰史資料選編（四）》，解放 軍出版社。 [9]“賀龍談紅二方麵軍情況”（1961年6月5日），《中國工農紅軍 第二方麵軍戰史資料選編（四）》，解放軍出版社。 [10]同[9]。 [11]同[9]。 [12]“賀龍等審查紅二方麵軍戰史初稿時的談話”（1962年3月17日上午），《中 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麵軍戰史資料選編（四）》，解放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