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湘鄂西肅反

1931年4月下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往紅三軍工作的唐赤英到達湘鄂邊。5月2日，在鶴峰五裏坪湘鄂邊分特委擴大會上，唐赤英傳達貫徹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精神。並強調“反對立三路線”、“徹底轉變黨的基礎”。新特委由9人組成，常委周小康（書記）、董大山（組織兼秘書）、向經武（宣傳、聯縣政府主席，5月上旬病故。改由龍在前代理主席）。委員王炳南、陳協平、陳其模、屈國元、楊英和董朗。 　　隨著第三次“左”傾路線各項政策逐步、深入、係統地貫徹實施，湘鄂邊根據地鬥爭更趨複雜。7月國民黨對我蘇區發動第三次“圍剿”。“圍剿”湘鄂邊蘇區的有羅效之兩個保安團、慈利朱際凱一個保安團，桑植周燮卿和恩施羅啟疆一個旅，共九個主力團1.5萬兵力。加上五峰、建始、恩施、石門、宣恩、鶴峰、長陽、桑植等縣團防3萬之眾。7月底，敵從四麵八方進逼五、鶴，妄圖摧毀我紅色根據地。 　　7月底，特委所轄各武裝力量分駐特委、聯縣政府所在地五裏坪一帶。湘鄂邊獨立團駐紮五裏坪東南的走馬坪，防禦石、桑、慈之敵；桑鶴遊擊隊駐五裏坪西麵的鶴峰，防禦並牽製鶴、桑、宣、恩、建各路之敵；五鶴、長巴遊擊梯隊駐五裏坪東北的灣潭，防禦並牽製五、石、鶴之敵。三支遊擊梯隊與獨立團成犄角之勢。 　　當時，盡管敵人兵力龐大，但無統一指揮。湘、鄂敵軍及各路團防之間均有矛盾。利用駐恩施羅啟疆旅按兵不動，羅效之、朱際凱、周燮卿各部尚在觀望之機，我獨立團可在三個遊擊梯隊配合策應下，將敵各個擊破。由於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特委布置反“圍剿”的同時，繼續進行肅反，錯捕錯殺一大批黨政軍幹部。8月至9月，長巴遊擊梯隊參謀長曾雲軒，五鶴遊擊梯隊梯隊長汪沛然、政委賈國香、秘書蹇玉文等30餘名幹部先後被以“改組派”罪名處死，嚴重地削弱我方戰鬥力，使反“圍剿”鬥爭一度處於被動。 　　五鶴、長巴遊擊梯隊駐防灣潭期間，為保衛根據地進行了英勇的鬥爭。1931年7月31日，胡元卿所部錢福堂、王厚清團防衝擊我采花區木梨坪鄉政府，工作人員被迫轉至灣潭。8月3日，汪沛然率五鶴遊擊梯隊趁敵不備，突然反攻駐後槽之敵，敵慘敗。木梨坪鄉蘇維埃政府得以恢複。7日彭西祖趁五鶴遊擊梯隊駐防後槽，長巴遊擊梯隊調入鶴峰五裏坪時，從鶴峰燕子坪竄入鹿耳莊，我縣遊擊大隊在阻擊中16人犧牲，敵趁勢衝擊大麵紅軍傷病員療養所，殘殺傷病員27人。聞訊後，五鶴遊擊梯隊翻山越嶺，從後槽趕至鹿耳莊迎敵，行至灣潭與彭西祖部相遇。在汪沛然指揮下與敵激戰。彭敗後率部逃竄茅坪。8月中旬，彭西祖重新糾合各路團防，於22日竄入官岔灣。23日晨，五鶴、長巴遊擊梯隊與獨立團分三路圍攻官岔灣，彭聞訊而逃。次日，獨立團和長巴遊擊梯隊分別返回鶴峰和灣潭，五鶴遊擊梯隊追進茅坪。彭節節敗退，竄逃石門大山中。24日，汪沛然獲悉長陽和五峰白溢團防在麥莊集結，陰謀進犯采花，即率領五鶴遊擊梯隊從石梁司奔襲麥莊，將田溫山等團防200餘人擊潰。25日，為防彭西祖團防由石門竄擾灣潭，我梯隊急行軍130餘裏，返回灣潭紅旗坪駐防。 　　遊擊梯隊連續流動作戰，生活十分艱苦。8月27日，兩河口鄉蘇維埃政府買豬殺肉，送給五鶴遊擊梯隊過“月半”節，梯隊財經困難，堅持付錢，隻買半邊豬，錢仍不夠。梯隊長汪沛然將自己的一副眼鏡和一把瓷壺交給鄉糧食委員，說：“先用這兩件東西作抵吧，差的錢，我們以後再給。”糧食委員含著淚，久久說不出話來。 　　8月29日，湘鄂邊特委手槍大隊、獨立團和第二營、鶴峰縣遊擊大隊由龍在前、董朗、盛聯雄、姚伯超等 率領，開入灣潭駐紮。當晚秘密逮捕長巴遊擊梯隊參謀長曾雲軒30日夜在灣潭花橋以“改組派”罪名處死。汪沛然得知後激憤地對政委賈國香說：“曾雲軒。他會是‘改組派’嗎？ 　　9月6日，聯縣蘇維埃政府通知汪沛然、賈國香連夜趕到五裏坪開會。次日晨，突然逮捕汪、賈二人，同時，在灣潭劉家坪，五鶴遊擊梯隊第二、第三大隊出操時，突然被全部“提槍”，分隊長以上幹部（曾紹堂領導的第一大隊除外）20餘人全部被捕。當天下午，除梯隊秘書長蹇玉文、副梯隊長向文山等留在灣潭審問外，副梯隊隊長王美山、梯隊副官蹇忠訓、第二大隊長田渭山、第三大隊長汪芬然、副大隊長李子玉等13名幹部被押往五裏坪、灣潭處死。 　　汪沛然在大革命時期入黨，曆任紅四軍第一團副團長、紅二軍第四師第十團副團長、獨立五十師第一百四十九團團長、紅三軍獨立第二團團長、五鶴遊 擊梯隊長。汪沛然率部轉戰洪湖、湘鄂邊區，出生入死，曆盡艱辛。他對黨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是一位深受紅軍指戰員愛戴的青年指揮員。1930年至1931年，這位為鞏固紅色政權、保衛蘇維埃作出貢獻的優秀黨員，成了五峰、長陽反動勢力的主要對手之一。五峰團防頭子胡元卿與國民黨長陽縣縣長龔勳南、紅漁坪團防頭子薛卓軒暗中策劃，陰謀借刀殺人。他們炮製所謂給汪沛然的信，惡意送給我方其他部隊。並到處散布謠言，以假亂真。主持湘鄂邊特委工作的周小康，由於受王明“左”傾路線影響，輕信謠言，被捕後數日，即批準將汪沛然及下屬幹部20餘人全部逮捕處死，使革命蒙受無法彌補的損失。 　　早在湘鄂邊五縣黨代會以前，五鶴蘇區肅反中的錯捕錯殺就已開始。先後捕殺了一批忠於革命並作出貢獻的好同誌。鶴峰鄔陽關農民領袖、紅四軍第五路指揮陳連振、曾為紅軍成長壯大作出積極貢獻的穀大姐（穀德桃）、施鶴邊防司令王殿安、長五地方紅軍獨立五十師師長李步雲等均被錯捕錯殺。以中共五峰縣委委員、縣農民協會主席、縣遊擊大隊長朱西元的錯殺為例：朱西元鶴峰紅漁潭人，曾跟隨賀龍參加南昌起義。1930年4月調五峰。1931年2月16日，他率領縣遊擊大隊駐紮灣潭，遭團防偷襲。經激戰將團防擊退。素與朱西元不和的副大隊長塗子西以此誣告朱通敵“反水”。縣委書記易發琛未經調查，以“開會”為名，將朱逮捕，嚴刑拷打。朱拒不承認，易發琛即以“對黨不忠”、“企圖反水”的罪名，上報紅二軍團前委批準，於3月20日在紅漁坪將朱西元處死。同時被錯捕錯殺的還有區鄉幹部和工作人員，另有部分幹部在錯誤肅反中被降職撤職。 　　1931年8至11月，從處死曾雲軒、汪沛然到五鶴中心蘇區喪失，肅反中的錯捕錯殺仍在繼續進行。　　1931年10月，湘鄂邊獨立團轉移到鶴峰東鄉坪，又將長巴遊擊梯隊隊長田應疇及長陽縣部分黨政負責人逮捕，以“改組派”罪名處死。由於不斷地捕殺幹部，調換幹部，軍心動搖，致使我方在強敵壓境時一再受挫。 1932年9月，中共湘鄂邊特委和紅三軍獨立團從灣潭白果灣出發，經香黨坪、石門縣大小荊州、鬆滋楊林子，中旬抵達洪湖蘇區，在江陵沙崗與夏曦率領的中央分局機關會師。夏曦對湘鄂邊根據地喪失原因缺乏客觀冷靜分析，卻武斷地認為周小康同誌“右傾”，在蘇區隊伍內部隱藏著不少反革命派別，竟以“改組派”罪名將周小康、陳協平、董朗等特委負責人逮捕處死。 　　夏曦對周小康等人的處理不是偶然的。自1932年元月湘鄂西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後，以夏曦為首的中央分局和湘鄂西省委，更加係統、深入地貫徹王明“左”傾路線，更加側重肅反工作。在反對“左傾機會主義者”、鎮壓“改組派”的口號下，成批的黨、政、軍幹部被當成肅反對象。湘鄂西的大規模肅反從1932年夏季全麵展開。湘鄂西省委委員、宣傳部長、湘鄂西省軍委主席團委員萬濤，湘鄂西省委候補委員、宜昌特委書記張宗理，紅三軍參謀長孫德清，紅三軍政治部主任柳克明，紅七師政委王鶴、李劍如，紅八師師長段玉林等大批省軍、師縣團級幹部被錯殺。 　　繼湘鄂邊根據地喪失後，在內部肅反擴大化和敵人大“圍剿”中，洪湖中心蘇區於1932年10月被敵占領。紅三軍被迫退出洪湖，向鄂西北轉移，敵重兵“追剿”，我軍被迫放鄂西北根據地，實行戰略大轉移，繞經河南、陝西、川東，遠征七千裏。在極其艱苦的轉移途中，敵人圍追堵 截，紅三軍連續行軍作戰，部隊給養十分困難，彈藥極度缺乏，官兵疲病交迫。夏曦卻在途中繼續進行 第二次肅反（所謂“火線肅反，”一直繼續到長途行軍終結），中央分局軍委分會參謀長唐赤英、紅七師師長五一鳴等相繼被錯殺（紅八師政委 葉光吉接任七師師長）。 　　12月底，紅三軍長途跋涉三個月，斬關奪險，粉碎敵之圍追堵截，到達湘鄂邊部隊減員三分之一以上，剩約九千人。1933年元月1日（壬申年臘月初六），紅三軍主力在賀龍、關向應（軍政委）率領下， 由巴東經長陽枝柘坪開抵五峰傅家堰、牛莊駐紮，先頭部隊當天攻占鶴峰。元月2日，賀龍、關向應率主力進駐鶴峰太平鎮茅壩，與賀民英等人會合。 　　元月上旬，中央分局召開茅壩會議，在總結洪湖蘇區失敗的原因時，夏曦仍然堅持“左”傾機會主義觀點：認為是“反機會主義鬥爭不徹底”，“對反革命派別警覺性異常不夠”，以及“戰略上的個別錯誤”。會議決定恢複湘鄂邊蘇區。 1933年元月13日，紅三軍攻占桑植縣城，迅速恢複縣、區、鄉政權。由於返回湘鄂邊的紅三軍未經整頓，加之彈藥奇缺，元月下旬，與周燮卿旅戰鬥失利後，撤回鶴峰茅壩。2月上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紅三軍移駐走馬坪。10日在走馬坪與盧冬生所率獨立師會師。該師以1932年9月到達洪湖的王炳南獨立團為主幹與洪湖地方武裝組建而成。師長王炳南，政委盧冬生。1933年元月，獨立師得知紅三軍返回湘鄂邊，即決定渡江尋找主力。27日（癸酉年正月初二），盧冬生率獨立師從秭歸以東黑岩子南渡長江，後進入長陽、五峰縣境，2月初在灣潭駐紮後，入鶴峰與紅三軍會合。 　　在走馬坪，中央分局將紅三軍整編為七、九兩個師，七師師長葉光吉、政委盛聯均，九師師長段德昌、政委宋盤銘；獨立師一部充實兩師，一部編為教導團，盧冬生任團長，關向應兼任政委。隨後,中央分局和紅三軍軍部由走馬坪遷至巴東金果坪和建始官店口一帶，紅三軍則以師為單位分區活動，一邊休整，一邊籌集糧食，發動群眾。七、九兩師主要活動在巴東、建始、恩施、宣恩、鶴峰邊界地區。 　　3月，在中央分局召開的金果坪會議上，夏曦公然作出“解散黨、團組織和省蘇維埃”的決定。他認為“黨和蘇維埃的幹部十分之九是‘改組派’的組織”，“省蘇維埃是反革命分子把持的團體”，提出要“清洗黨團員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清洗紅軍成份”。在紅軍中“舉行清黨”、“重新登記”的同時，取消軍隊中的政治機關，全軍僅剩夏曦、賀龍、關向應、盧冬生等四名黨員。第三次肅反在3月全麵推開（2月走馬坪會師後，即已開始）。 　　“三次肅反是退出桑植後，在恢複與發展巴東、建始、施南的蘇區過程當中”。“從破壞獨立師的改組派的組織，一直到……逮捕段德昌”；“獨立師主要的是湘鄂邊獨立團編製而成的，湘鄂邊（五、鶴峰）黨的機關，蘇維埃機關、部隊的主要地位完全為改組派把持”；“在三次肅反以後，黨的組織解散了，因之黨的工作與政治工作是完全停頓的”（引自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報告》）。 在第三次肅反期間，紅三軍教導團在盧冬生率領下，4月上旬由巴東金果坪來五峰金山坪一帶駐紮，並在曾家嶺連續攻打叛匪李文德（原五路指揮部下屬營長，鶴峰雲霧村人）部，李匪遂投靠胡元卿。胡率縣保安團一部及采花團防增援李匪，被教導團擊敗。兩天後教導團經沙河開往金果坪。 　　1933年夏至1934年夏，以夏曦為首的中央分局進行第四次肅反。對象包括宋盤銘、葉光吉和軍管理科科長江器也等一批幹部。夏曦積極地推行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得到以王明為首的中央的稱讚。早在湘鄂西第一次大規模肅反以後，1932年8月5日中央給湘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指示信中說：我們認為“湘鄂西黨在這次肅反工作中所執行的路線，一般是正確的”，肯定肅反工作“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給湘鄂西黨造成了更順利地深入國際與中央的路線到群眾中去的順利條件”。這為以夏曦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更進一步地推行“左”傾路線提供了根據，從而加速第二、三、四次“肅反”的進行，使湘鄂西黨和紅三軍遭到更加令人痛心的損失。1932年至1934年連續四次的大規模肅反，黨的幹部隊伍受到嚴重摧殘。第一次肅反，“逮捕的約計千餘人”，“二次241人”，“三次236人”，“四次172人”（以上數據引自1934年9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報告》）。 　　在第三次肅反中被錯殺的紅九師師長段德昌，湖南南縣人，洪湖蘇區紅六軍創始人之一。他英勇善戰，屢建戰功，在洪湖蘇區和紅軍中享有極高威望。他臨刑前還在叮囑同誌們：“希望你們不要忘記洪湖，不要忘記蘇區父老兄弟！”他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走上刑場。1933年6月15日（古曆五月二十三日），段德昌壯烈犧牲於巴東金果坪，年僅29歲。 　　紅四軍創始人之一，為開辟和保衛湘鄂邊蘇區立下不朽功勳的王炳南，湖南桑植人，曾參加南昌起義，曆任工農革命軍大隊長，紅四軍第一路指揮部指揮官、紅二軍第四師師長，紅三軍教導師師長、湘鄂邊獨立團團長、獨立師師長、紅三軍第九師參謀長。1933年6月20日被秘密處死於鶴峰麻水。 　　在第四次肅反中被錯殺的紅七師師長葉光吉，湖北宜都人，少年學趕騾馬，後在五峰漁洋關安家落籍。參加紅軍後，他忠誠無畏，吃苦耐勞，曆任紅三軍運輸大隊長、經理部部長，紅八師政委。被捕前，葉光吉率領紅七師在宣恩長灘河、粟穀灣、洗馬坪一帶活動，一邊與省保安團作戰，一邊籌集給養。夏曦根據審訊“改組派”時所獲誣陷口供，1933年7月上旬將在執行任務途中的葉光吉逮捕。在押往中央分局機關駐地途中，7月18日葉光吉含憤在宣恩洗馬坪白頭山跳崖自殺，摔成重傷，押解人員奉令將葉光吉就地處死。時年33歲。 　　在以上四次肅反中，被錯殺的還有原鶴峰縣蘇維埃政府主席、五峰縣蘇維埃政府主席易發琛（1933年夏，鶴峰），原石門縣委書記、鶴峰縣委書記兼主席郭天明（1932年10月，江陵），原五鶴遊擊梯隊政委、後調任獨立團第一營政委的賈國香（1932年10月，江陵）等同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