蓑笠翁曆史隨筆
曆史隨筆心情驛站
１９５９年７月３１日常委會批鬥彭德懷，毛對彭說：“高饒件你陷得很深。” 相信此言不假，雖然毛沒有指出“陷得很深”的具體事實。因為中共的一貫手法，為賢者諱，有關高饒事件的檔案材料，一直處於密封狀態，這正是彭在高饒事件中陷的很深的一個側證，當然也有老鄧的原因，但是如果隻有老鄧是告密者的角色就讓此事永不曝光，還是沒有足夠的說服力，因為如果高饒確實是有問題，那麽老鄧作的應該是對的，相反的是，因為很多人的麵目都會由此而改變，顧也有彭的一麵，這才是不可現世的主要原因。
鄧小平《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揭露說：“他幻想從我們光榮的軍事人員中尋求支持，因而把我們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黨組織分為‘根據地和軍隊的黨’和‘白區的黨’，又說什麽整個黨都是軍隊創造的，所以‘根據地和軍隊的黨’是黨的主體，而他就是所謂‘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人物。” 這就是所公布的高崗反黨活動重大證據之一，是他散布的“軍黨論”。
這個“軍黨論”， 實際上老毛先說出口，再經過高的演繹， 將黨組織劃分為“根據地和軍隊的黨”和“白區的黨” 。老毛知道，僅高崗的力量是不能捍動劉的，因為沒有軍隊的力量。而要真正的能讓劉感覺到震撼，必然要對高進行力量的補充。而此“軍黨論”對於從根據地來的一些軍事人員特別是某些老資格的代表人物來說，無疑是很聽得進的，有吸引力的，估計會引起不同程度的共鳴與支持。這足以能體現出老毛的帝王之術。高饒事件實際上老毛一手策劃的，利用五馬進京，解除地方封疆大吏的權力，又值此機會，敲打在京的高官們，你們的位置也不是鐵打的。高由此成為毛的一個棋子，而高最後脫離的毛的初衷，是自己性格使然。從此之後，高饒事件是套在彭劉林等人身上的韁繩，時不時的就要緊一下，讓他們知道，你們是我保的。
在毛《整頓黨的作風》這篇文章中就有如何解決黨內存在的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關係、老幹部和新幹部關係的問題的論述。而且此問題由來已久。高於建國後所持的這一論調，不過是新時期老問題的不同表現，而且號召力也不小，特別是曆來輕視劉少奇的人，因為劉實在是靠拍毛的馬屁而上去的--在彭林等看來。彭既被毛認定在這次鬥爭中“陷得很深”，應是鄧報告所說，為高崗“在軍事人員中尋求支持”的首選人物之一，而且是附和過高崗論調的。 否則怎可說“陷得很深”並成為“高饒集團的殘餘分子”呢？雖然文革後的一些決議、報告或回憶文章，都有意回避彭與高饒事件這段曆史和問題，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１９８１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關於廬山會議的一節是這樣說的：“八屆八中全會（按即指廬山會議）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 按八屆八中全會這個決議定性彭德懷等人為“反黨集團分子”，現在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為之平反，指出“是完全錯誤的”，自然包括原定性為“高崗集團殘餘分子”這一稱謂在內。彭之被認為在高崗問題上“陷得很深”，除了他與高私人間曾議論和不滿劉少奇外(劉在廬山上有提到過此事)，在“軍黨論”和“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白區的黨”等問題上恐怕也有或多或少的牽連。１９８１年出版的《彭德懷自述》一書，沒有高饒事件敘述，雖有《廬山會議前後（一九五九年）》一章，也一字不提與高饒事件關係。薄一波的《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簡稱《回顧》），既有《關於高、饒問題》專章，又有《廬山會議的“反右傾”》專章，但前者不提彭德懷與此問題關係，後者不提廬山會議對彭所作決議涉及高崗集團的所謂“殘餘分子”決定。楊尚昆的《回憶高饒事件》（下簡稱《回憶》），自稱“了解事件發生、發展到處理的全過程”，也不提彭德懷涉及此案情形。看來他們都有對彭“為賢者諱”（指參與高崗集團）和對毛“為尊者諱”（指錯定彭為高饒聯盟重要成員和殘餘分子）的用意在內。
正如上所述，此乃此地無銀三百量。
關於毛與彭的關係，黃克誠在《自述》中有兩段話，轉錄如下，供參閱。
“彭德懷出身於貧苦的勞動人民家庭，全心全意地要改造舊社會，軍功極大、地位很高，而從不忘本。他從小就是反抗性極強的人，而且總是帶頭為首。說他有個人英雄主義，入黨後已改得很多了。說他桀驁不馴、好犯上，那也隻是在他認為不對的時候。他耿直，討厭捧場，建國後對歌功頌德看不慣。看不慣就要說，而且說得很難聽，從不怕得罪人。這樣的性格，如何能不遭疑忌？
“早有一次，主席對彭開玩笑似地說：‘老總，咱們定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可見主席對彭顧忌之深，而彭並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他性格剛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適應人類社會的複雜性。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所以不易和領導及周圍同誌搞好關係。從主席批評彭的話中，可以看出他們兩人在生活方式上也是格格不入，相處得不很愉快，多有誤會。
“毛主席建黨、建軍、建國的偉業，彭德懷身經百戰的功勳，都是昭昭卓著的。兩個人都十分忠誠於革命事業。誰能料到：他們竟因為某些觀點的分歧和性格的差異，發生了一係列的矛盾，形成頗深的成見。加以廬山會議時，上述種種因素，以至發展到不能相容的地步。廬山會議這一場悲劇有偶然的因素，但實非偶然。這個事件對我國曆史發展的影響巨大深遠。這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悲劇，而是我黨的悲劇。從此，黨內失了敢言之士，而遷就、逢迎之風日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