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林彪同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係列之二

【原創】林彪同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係列之二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內中特別有這麽一句：“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一看起來，好像林彪也是中央文革小組中的一員。實際上這是很不科學的講法。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它正式成立時，中共中央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下，現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通知你們。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四大區參加的成員（四人）確定後另行通知。此四人被提名為郭影秋、鄧季翹、楊植霖、劉文珍，但中央並沒有沒有正式文件公布他們加入中央文革。 八月二日，中共中央又發通知，“決定陶鑄同誌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 但到了一九六六年底，尹、郭、鄧、楊、劉就受到衝擊，不再參與中央文革工作，一九六七年元旦剛過，一月四日，陶鑄被打倒。隨之，王任重也被打倒。一月四日，劉誌堅又被打倒，謝鏜忠是總政的，自然也不免被打倒。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小爬蟲”王力、關鋒又被揪出來，九月，穆欣也成了“特務”，一九六八年一月，“小爬蟲”戚本禹又被揪出。於是，“中央文革”的成員僅剩下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了。陳伯達漸漸地在向林彪靠近，康生公開露麵不多，所以，一九六七年八月以後的“中央文革”，實際上成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代名詞。

而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是怎麽樣子的呢？周恩來在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中央文革(小組，筆者注) 是文化大革命產生的新生力量，在文化大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直接執行了毛主席交給的任務” 。可見，中央文革小組和林彪沒有隸屬關係，實際上，中央文革小組是直接聽命於毛主席的。在“反擊二月逆流” 後，作為政治局常委或委員的李富春、陳毅、譚震林等七人被迫“靠邊站”，中央文革小組奪取了政治局的大權。中共八屆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公報》（1968年10月31日）對中央文革的統治地位予以法定確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鬥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公報》緊接著宣布：“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終於摧毀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妄圖篡黨、篡政、篡軍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奪回了被他們篡奪的那一部份權力。” 中共九大開會時，“中央文革”成員坐在主席台左邊，政治局委員坐在右邊，主席團名單亦是“中央文革”成員排列在前，政治局委員排列在後。而林彪則是另外一個相當獨立的力量。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林彪又必須處理好與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可以說是水火並濟又不相容。

首先由於江、張、姚的政治數量級無法企及林彪於萬一，林彪曾鄙夷地說，張春橋、姚文元這種名字他過去連聽都沒有聽說過。對江青呢？ 林彪不隻一次罵過江青而且還時時刻刻提防江青染指軍隊。林彪囑咐葉群：“不能讓這個女人插手軍隊，軍隊不能亂。” 毛澤東從組織上規範了軍隊在運動中的位置，指示成立“軍委文革小組”，江青出任顧問，穿上軍裝以後，又擔任副組長之職，就像“中央文革”小組一樣。 林彪隨後指示秘書起草《軍委命令》，實際上是針對江青的預防措施，保護軍隊。 毛澤東退回了原件，批示：“此令作廢。軍隊要介入。軍隊不能成為防空洞、避風港。” 雖然林彪瞧不起中央文革小組，但也有合作的經曆。1966年8月，負責編選總政版語錄的解放軍報社將“前言”中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進行了改寫，上報送審時對署名問題提出兩種意見，一是仍署“總政治部”，一是為便於公開出版和對外發行，改署“人民出版社”，這一請示報告最後轉到中央文革小組。 12月15日晚，中央文革小組在釣魚台開會討論語錄問題，會議決定將語錄“前言”的署名由原“總政治部”改為“林彪”。12月17日，全國報紙在顯著位置發表了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但是合作遠沒有矛盾的多。因為林彪不希望把戰火燒向軍隊，而江中央文革小組卻是要燒焦軍隊。其中在在對待總主任蕭華的問題上，林彪曾一再叮嚀葉群：“蕭華不能輕易點名打倒，這樣大的事必須請示主席。” 但是江青緊盯蕭華不放，拉住葉群迫林彪表態，林彪對葉群發脾氣：“這個女人很討厭！得寸進尺，要小心。不要再讓她見我。蕭華曆史上沒有錯誤，紅小鬼出身，對待他一定要慎重。” 蕭華最終還是被江青打倒。 但是林彪向毛澤東推薦十二軍軍長李德生出任總政治部主任， 張春橋事後向江青講，林彪就是不想讓我們插手軍隊。

九大之後，由於中央文革小組的取消，在客觀上削弱了以江青為首的原小組成員的權力。雖然在1970年11月6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它指出：“為了黨在目前進行的組織宣傳工作，實施統一管理，中央決定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設立中央組織宣傳組。中央組織宣傳組設組長一人，由康生擔任，組員由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同誌擔任。但是這離中央文革小組想掌握真正國家權力的目的太遠，不免失落感大有。江青發牢騷說：“自九大以來，我基本上是個閑人。”因為隨著劉鄧集團的徹底打倒，中央文革小組已經象英雄無用武之地。中央組織宣傳組權力是不小，但是卻沒有批鬥殺和遠沒有代替中央政治局的風光。 相反的是林彪的權勢在九大後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林彪不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而且通過黃永勝、吳法憲、葉群等控製的軍委辦事組，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軍權。在文革早期由於執行路線的相同性， 盡管在有些問題上也曾發生矛盾，但總的說是密切合作的。但在九大以後，這種密切合作得關係被打破了。張春橋曾嘲笑黃永勝：“是個大老粗，什麽也不懂。” 林彪在同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會麵時說：“張、姚是無名小卒，不知是從哪裏冒出來的，也沒有做過什麽大的工作，不過是個小記者。” 實力大增的林彪集團和不甘寂寞的江青一夥，互相傾軋，愈演愈烈，最後在廬山會議上有了高潮的演出， 終於從水火並濟走向了不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