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論陳伯達的九大報告是不是唯生產力論兼和林彪的關係(1

論陳伯達的九大報告是不是唯生產力論兼談和林彪的關係 《五•一六通知》是陳伯達親自在毛澤東的授意下起草的。他深深明白文革實質是解決領導權的問題，隻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麵，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把赫魯曉富式的人物揪出來。但這個文化大革命需要多長時間呢？陳伯達並不知道。早在1967年7 月13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118 廳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全體成員開會。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對什麽叫文化大革命運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三年收尾。這就叫文化大革命運動。[1] 到了1967年8月16日，毛澤東與兩位阿爾巴尼亞專家談話時說：“我們這次運動打算搞三年，第一年發動，第二年基本上取得勝利，第三年掃尾”[2] 。如果說此時的文革正是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特別是剛經曆了武漢7-20 事件，有可能是毛澤東的一時之念。陳伯達對此還有所懷疑的話，但當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則毫無疑問的點明了文革什麽時候結束的問題。因為在這次會議上，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被完全摧毀。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現在不是都講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嗎？究竟什麽叫到底呀？我們估計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3] 這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不是一個一般的會議。由於中共高層的權力之爭遲遲未能明朗化，原定在1968年國慶節前召開的中共“九大”也就遲遲開不起來。毛澤東隻得提議先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作為召開中共“九大”的預備會議。既然是九大的預備會議，毛澤東的講話就是九大報告的精神，文革結束了，毛澤東也重新回到一線了，也還是隻有兩條路可走，一個仍然以階級鬥爭為中心，一個是以發展國民經濟為中心。但陳伯達知道這場文革是以階級鬥爭為手段實質是毛澤東奪回被“資產階級司令部” 所把持的權力。現在文革要結束了毛澤東的目的達到了，1969年春天召開“九大”時政治報告理所當然應該著重經濟建設。 實際上真正文革的目的對毛澤東來講並沒有完全達到，而此時的陳伯達確沒有想到這一層。因為陳自己絕對沒有想到毛澤東已經把槍口掉頭指向了林副統帥，如果知道的話，他絕對不會投向林彪，這可從他曆次的“押寶” 得知。作為跟從毛澤東多年秘書的陳伯達，肯定會認為毛澤東的思想會從當前的由重點“抓革命” 轉移到重點“促生產” 上來。所以可以這麽說陳伯達的思想是揣摩毛的意思而不是揣摩林的意思去寫這個報告，從這個意義上講，林彪同這個報告的淵源也不深，這在下麵還會論述到。 真實的情況卻是毛澤東關於“三年結束文革”的說法隻是虛假的，因為文革並不是簡單的奪權，還最終要解決的是接班人的問題。在九大的時候，林彪作為一個接班人知是權宜之計，如果此時提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産”的說法當然不是毛澤東所想得到的。 在陳伯達傳裏陳伯達是如此回憶道：“九大”前，原來決定要我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報告稿。我不願同張、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單上，是我列在前麵。我就自己著手，並組織幾個人幫助搞材料。雖然起草人的名單雖是毛澤東定的，卻叫林彪出麵來抓起草工作-因為毛澤東已指定林彪來作政治報告。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的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全文分十個部分。他送給毛澤東審看的是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綱。當時，他還未寫出全文。 陳伯達向中央請假一個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報告。 陳伯達不理張春橋和姚文元。 張春橋和姚文元著急了。他們借口陳伯達寫得太慢，會影響“九大”的召開，準備另搞一攤，另外起草一份政治報告。陳伯達得知張、姚的動向，就把自己的提綱和已經寫完的三個部分，拿出來討論。會上，張春橋、姚文元批評陳伯達的初稿是鼓吹“唯生產力論”。 於是，張春橋、姚文元拉了康生，決定另起爐灶並且得到了康生和江青的支持。 這段回憶正不正確呢？有沒有張春橋、姚文元批評陳伯達的初稿是鼓吹“唯生產力論” 呢？在《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前後》(王文耀著) 是這麽寫的： 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稿由中央辦公廳送來之後，陳伯達在他房間裏很快看完，就拿著稿子急匆匆地來我們辦公室，很激動地對我們說，他們這個稿子你們看了沒有？他們這個是伯恩斯坦的！就是說運動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他們就是搞運動！運動！運動！你們看看是不是這樣的！中央開會在討論張、姚的稿子時，陳伯達很激動地抨擊了張、姚的報告稿子，說：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運動。運動，像伯恩斯坦說的是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張春橋反駁陳說：你說的是“唯生產力論”……會上爭論很激烈。後來毛主席說，可以考慮在報告中加進陳伯達的意見。會上大家都表了態。最後，陳伯達說大家都同意，我也同意。毛主席說：你可以不同意，不要你同意。 最重要的是毛澤東講的話，“可以考慮在報告中加進陳伯達的意見”， 這明確的點出了陳伯達版的報告中的重點和張姚寫的不一樣，如果張姚的是“階級鬥爭為中心論”(看看九大報告是怎麽寫的：階級鬥爭問題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那麽陳與張姚的區別就在與階級鬥爭和發展生產的主次之區分或重視程度的不同上。如果說張春橋反駁陳說：你說的是“唯生產力論” ，那麽毛澤東怎麽看待陳伯達的呢？1970年9月16日上午10點半，毛豐席讓吳旭君通知汪東興談話。在談到陳伯達的問題時，毛主席說：“我們的任務是對付帝、修、反。而陳伯達不管帝、修、反。”何來此言？毛主席早對陳伯達起草的初稿有過批示，而此後更是“眼看“九大”開會的日期快到了，毛主席就叫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報告。 為什麽這樣？難道是陳伯達完不成任務了嘛？不是，毛澤東最後連看都沒有看陳版的政治報告，因為根本不符合“滿腦子的路線鬥爭” 的毛澤東的胃口，根本的問題是“陳伯達不管帝、修、反” ，那還能管什麽？不言而喻了吧。( 汪東興的回憶) 由張春橋和姚文元負責起草周恩來做的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中是這樣對陳版的九大報告定性的：九大政治報告是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這是劉少奇、陳伯達塞進八大決議中的國內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一修正主義謬論在新形勢下的翻版。翻版啊，隻是換了個表述，換槍不換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