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麻揠苗捶朽夫

　　批麻（生）揠（早）苗：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宋國有人擔憂禾苗不長，將其拔高後導致枯萎。孟子借此說明違背自然規律的危害，強調“欲速則不達”‌‌‌‌。當今日本全國上下讓極右登台瞬間如“打雞血”，讓三十年來鬱鬱寡歡，停滯不前，產業金融後退不景的民眾仿佛看到了“出一口氣”的希望，把未來寄讬在麻生高市一派身上，高市內閣支持率飆升接近最高記錄，殊不知這正如宋人揠苗助長，一定不會持久，最終很快會枯槁。
　　披麻戴孝指中國傳統喪葬習俗中子孫穿戴麻布孝服表達哀悼的行為。“麻”指粗布材質，“孝”為喪服統稱，該習俗要求直係親屬身穿麻衣、頭纏白布，形成特定的服飾規製。批麻抜苗：批判麻生太郎抜去有毒的早苗。在2025年自民黨總裁選舉中，麻生太郎公開指示支持高市早苗，幫助她戰勝對手當選總裁。隨後，高市早苗任命麻生太郎為自民黨副總裁，進一步鞏固了兩人在黨內高層的協作關係。這種安排被外界解讀為麻生太郎通過支持高市早苗實現“幕後操控”，利用其派係資源影響政策方向。 ‌麻生太郎與高市早苗在政策立場上高度一致，尤其在對華強硬和安全議題上表現激進。例如，麻生太郎多次公開支持高市早苗在涉華言論上的表態，甚至稱讚其“令人欣慰”，並強調這些言論隻是明確了日本的既有立場。這種默契被分析為兩人共同推動日本戰略轉向，通過民族主義動員來應對國內治理挑戰。 ‌麻生太郎的政治影響力源於其家族背景（外祖父吉田茂、嶽父鈴木善幸）和長期積累的派係網絡。盡管年事已高，他仍通過控製麻生派關鍵崗位維持權力，被部分觀察家稱為“太上皇”或“造王者”。然而，這種模式依賴於麻生個人的健康狀況和派係平衡，未來若出現權力真空或內部挑戰，其主導地位可能麵臨不確定性。“雖然遭到中國方麵各種指責，但這樣恰到好處。隻是具體闡述了一如既往的事，這有什麽不好？她以這樣的態度來應對，令人非常欣慰。”把挑釁中國當作博取眼球、收割民意的行徑，性質惡劣，非常危險。但也有麻生派議員私下抱怨，高市就像沒上過桌的新手，不知道哪些牌能打哪些不能碰。11月美國撤走導彈後，麻生派內部開始流傳“換人保帥”的風聲，甚至考慮讓小泉進次郎接棒，這才是對高市最致命的信號。
　　這場翻臉戲碼，暴露的是日本右翼的深層困境：既要靠激進言論拉攏保守選民，又不敢真的脫離美國庇護。麻生批評高市，不是否定她的右翼立場——畢竟兩人都否認侵略曆史、參拜靖國神社——而是不滿她的“沒分寸”。
　　高市的激進讓中日關係緊張，卻沒換來美國更多支持，反而讓日本在東亞孤立，這種賠本買賣，老謀深算的麻生當然要及時止損。
　　現在的高市，就像被架在火上的烤鳥。麻生派不再全力支持，維新會因改革停滯鬧分手，美國用撤軍敲打，中國用軍演反製。
　　她12月26日參拜靖國神社的計劃，更讓盟友擔心進一步激怒鄰國。麻生那句“生了就要養”的隱喻，說白了就是“自己推的人，再蠢也要兜著，但別指望繼續當槍使”。
　　日本政壇的殘酷在於，當棋子威脅到棋手的棋盤時，隨時會被棄子。高市的悲劇在於，她以為自己是棋手，其實隻是麻生派權力遊戲中的過河卒子，如今卒子過界失控，被主帥棄掉，不過是權力邏輯的必然。

　　日本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 的家族，該家族靠強征勞工起家，產業涉及煤炭、礦山、能源等，在政治上與皇室和前首相吉田茂結親，擁有強大的財力和顯赫的地位。麻生家族是日本地位顯赫的家族之一，興起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並於20世紀中後期逐漸進入日本政壇。這個家族的曆史是日本一百多年政治錯綜複雜的剪影。
　　麻生家族企業的繼承人麻生太郎，除了曾擔任日本首相和現任（2013年）日本副首相，還是麻生產業未來的社長，自民黨創始人吉田茂的外孫、前首相鈴木善幸的女婿、日本皇室三笠宮寬仁親王的妻兄。
　　麻生家族以剝削勞工起家：麻生祖上曾經是連姓氏都沒有的平民。麻生太郎的曾祖父原本是日本福岡縣飯塚市的一介草民，在他十幾歲的時候，家裏花錢買了一個姓氏——麻生，並給他取了個名字：麻生太吉。
　　明治時期，天皇拐騙50多萬名日本女性販賣到歐洲，與此同時扮演著運輸角色的正是石炭公司，石炭物流的老板麻生氏通過這項行當獲得了強大的資本儲備。
　　麻生太吉依托九州駐豐等地豐富的礦產資源，逐漸成為礦山、煤炭業的“大亨”，是日本當時首屈一指的“煤炭老板”，並在電力、金融等領域小有成就。
麻生太吉、他的兒子和孫子，都曾大量使用朝鮮勞工。日本對朝鮮半島實行殖民統治後，麻生家族利用特權，強征那裏的勞工。為盡量減少成本，謀取高額利潤，他們讓煤窯裏的朝鮮勞工每天隻吃兩頓飯、但要工作十幾個小時，而勞工的工資隻有其他煤礦工人的一半。此外，在麻生家族的礦井裏，火災、塌方、冒水、瓦斯爆炸等礦難事故層出不窮，很多勞工都因此命喪黃泉。
　　根據2013年日本曆史學家竹內康人推出的《調查朝鮮人強製勞動煤礦篇》（社會評論書）一書記載，麻生太吉創辦的麻生煤礦和子公司曾於1939-1945年強征了10623名朝鮮人。麻生煤礦因工資比其他煤礦低，且勞動環境更加惡劣，甚至被稱為“剝削地獄”。
　　史料表明，除來自朝鮮半島的勞工外，麻生家族的“黑煤窯”裏還有一些來自中國的勞工。他們隨時都可能遭到毆打、辱罵，每天隻能拿到1.26日元的工資，吃的是與木頭無異的脫脂豆渣。麻生太郎的叔叔麻生直郎曾是被家族寄予厚望的才子，也是麻生家族的“禦曹司”。這個職務相當於家族的二把手，隻有被預定為下一代接班人的候選人，才會擔當這樣的重任。
　　麻生直郎是二戰期間的大學生，對參加戰鬥一直有一種莫名的狂熱，最終投筆從戎，成為臭名昭著的“神風敢死隊”的一名隊員。1945年5月，在衝繩，一群日本飛行員奉命駕機起飛，在空中高呼“效忠天皇”的口號，向美國的軍艦衝去，企圖與對方同歸於盡。麻生直郎正是其中的一名“自殺性襲擊者”。然而，他的飛機還未靠近美國戰機，就被炮火擊中，機毀人亡。
　　經過日本方麵的宣傳，麻生直郎很快就被塑造成一名“戰鬥英雄”，靈柩也被搬進了靖國神社。正是麻生直郎的死，才讓麻生太郎的父親成了麻生家族的掌門人，並傳衣缽於他。對叔叔的這些複雜的情感，讓麻生太郎在靖國神社問題上表現得格外強硬。而且，他在很多問題上的觀點態度，都與麻生直郎極其相似。 麻生太郎的父親麻生太賀吉繼承了麻生家族後，建立起巨大的家族產業，使麻生家族一舉成為當時日本最富裕的家族之一。但他們並沒有就此滿足，他們意識到，若想讓家族產業發揚光大，就必須進軍政壇。於是，麻生家族開始全力培植各種關係網，麻生太賀吉如願成為自民黨眾議員，並娶到了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女兒。
　　1940年出生的麻生太郎，是吉田茂的第一個外孫，麻生太郎坦言，外公對他的影響最大。吉田茂是日本戰後的第二任首相，也是自民黨的創始人之一。
成年後，麻生太郎迎娶了日本前首相、自民黨第二代領導人鈴木善幸的女兒，而他的妹妹則嫁給了明仁天皇的堂弟寬仁親王。此時的麻生家族，已經成了耀眼的名門望族、皇親國戚。麻生家族在日本福岡縣的老宅有6、7萬平方米的住宅。麻生家族以煤炭起家，後發展到水泥等其他產業，對能源問題有種特殊感覺。
　　據2008年10月日本政府公布的資料，麻生太郎的個人總資產（不包含其夫人及其家族的財產）為4億5547萬日元（約3034萬元人民幣），包括大麵積的土地及占地超過2000平米的別墅等。 

　　麻生全身最高級品牌包裝：博爾薩利諾帽、布裏奧尼西裝、約翰·羅布英國高級鞋履。

　　博爾薩利諾帽（Borsalino）是意大利曆史悠久的奢侈帽子品牌，創立於1857年，以手工製作的高端禮帽、氈帽和草編帽聞名，被譽為“世界上最優雅的帽子”。其產品常出現在經典電影中，如《卡薩布蘭卡》，成為優雅與經典的象征。品牌堅持使用天然材料（如羊毛、草莖）和傳統工藝，每頂帽子需經過數十道工序，強調定製化和細節打磨。奢侈品牌,堪稱帽子界的勞斯萊斯。

　　費多拉帽（Fedora Hat）：軟呢帽;禮帽;紳士帽;費多拉帽是一種以軟氈材質製成、帽頂帶有縱長折痕的帽飾，其側麵帽簷可根據需要卷起或保持原狀。該帽型在20世紀初最初作為女式帽出現，至1920年代成為上流社會男性的流行單品，並在美國牛仔時代結束後逐步普及。在文化傳播方麵，費多拉帽通過《布魯斯兄弟》《奪寶奇兵》等經典影視作品展現了其標誌性形態。2024年音樂劇《劇院魅影續作：真愛永恒》中，該帽型作為人物造型的重要配飾，進一步驗證了其在服飾文化中的功能性價值。黑幫大哥都愛戴的軟呢帽，原來最開始是女人戴的。
　　在20世紀的歐洲，男人戴帽子是一種紳士的象征，和西裝、領帶一樣是著裝規範的必需品。一個紳士出門如果不戴帽子，將被視為無禮，而且，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是反複戴帽脫帽。《卡薩布蘭卡》中，高冷型男Humphrey Bogart亨佛萊·鮑嘉，玩世不恭的風流倜美式硬漢Indiana Jones也是Fedora的擁躉者，出演了80年代《Raiders of the Lost Ark奪寶奇兵》係列電影，一頂帽簷壓低的Fedora毛呢帽從不離手，掀起過一陣Fedora風潮。儻形象，迷倒了多少女人。
　　布裏奧尼（Brioni）：是1945年由Nazareno Fonticoli與Gaetano Savini在意大利羅馬創立的男裝奢侈品牌，2012年成為開雲集團旗下品牌。其以藝術剪裁工藝著稱，核心服務為Bespoke量身定製，同時生產意大利製造的成衣、皮具、鞋履及配飾，涵蓋正裝與休閑裝領域。
　　約翰·羅布（John Lobb）：是英國高級鞋履品牌，創立於1849年，總部位於倫敦聖詹姆斯大街。品牌以定製皮鞋為核心業務，沿用傳統手工製鞋工藝，從量腳到成品需約7個月周期，並為顧客保留專屬木製鞋楦。其定製服務覆蓋全球，曾獲英國王室禦用認證，同時生產高級馬靴。創始人約翰·羅布早期憑借精湛技藝獲得威爾斯親王愛德華青睞。

　　幹筋火旺垂秀夫
　　垂秀夫（Tarumi Hideo），男，1961年5月23日生於大阪府大阪市西成區，大阪府立天王寺高等學校，京都大學法律畢業後1985年入日本外務省。1986年南京大學留學，1988年加州聖地亞哥大學留學。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是日本外務省有名的中國通之一。
　　垂秀夫作為日本前駐華大使放狠話：若向中國低頭，日本20年抬不起頭！中方回應：路是自己選的！垂秀夫言論和行為在多個方麵被觀察為迎合日本右翼勢力的傾向，這種傾向體現在對華政策、戰略敘事和意識形態立場上。
　　在涉華言論中，垂秀夫多次強調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強硬立場，例如主張“絕不撤回”對台相關言論，並警告道歉將“動搖日本國本”或導致“未來20年對華戰略失效”。這種表述與日本右翼將曆史問題與外交姿態綁定的邏輯一致，旨在通過維持“強硬人設”來彰顯國家尊嚴，避免被視為對華妥協或軟弱。同時，他公開鼓吹日本應“臥薪嚐膽”或“伺機複仇”，建議在戰略上避免與當前中國直接衝突，但等待時機“致命一擊”，這直接反映了右翼勢力中未泯的擴張野心和曆史修正主義傾向。
　　垂秀夫的言論也服務於右翼對美日同盟的焦慮和戰略自主訴求。他擔憂日本在美中博弈中被邊緣化，例如提及特朗普“先打給北京、後通知東京”的通話順序，從而強調通過涉台強硬姿態來證明日本的“戰略存在感”。
　　這種敘事迎合了右翼對美依賴的不安心理，試圖通過挑釁中國來重塑議價權，盡管實際效果可能加劇日本的戰略被動。
　　此外，垂秀夫的立場與右翼意識形態中的“國本”概念緊密相連，將外交退讓等同於國家信譽的喪失，並關聯到對和平憲法的挑戰和“正常國家化”目標。
　　他的言論雖偶爾提及中日實力差距並建議收斂，但整體仍以右翼戰略算計為核心，而非推動真正的和解。
　　他在電視節目裏直指高市早苗的台灣言論不能撤，撤了就等於日本在對華外交上自廢武功，起碼得趴二十年。想想日本過去每次遇到壓力，總習慣性讓步，從釣魚島到核廢水，每次都像在賭氣，卻賭不起。垂秀夫擔心，這次要是再退，日本的亞洲影響力就徹底邊緣化了，誰還把一個反複無常的國家當回事？垂秀夫站台高市，等於在提醒日本政界，別老想著短期息事寧人，得長遠算賬。垂秀夫懂中文，在中國待過多年，早年還教書研究中日文化。但駐華期間，他以強硬出名，常和中國外交官辯論曆史問題。比如華春瑩批評安倍言論時，他直接反駁，說台灣統治和軍國主義無關，是按條約來的。華春瑩一時無言，從那以後再沒見他。垂秀夫退休後寫書、出訪談，總是強調日本別對中國一味遷就。他在節目裏說，高市撤回發言，就等於承認日本外交沒骨氣，未來十年二十年都得看中國臉色。這種觀點在日本右翼圈子受歡迎，但也讓左派覺得太冒險。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負麵印象這些年高居不下，超九成。垂秀夫上任時就說，希望中方反省為什麽日本人對中國感情不友好。現在他退休了，還在節目上敲邊鼓。高市堅持不撤發言，黨內鴿派急了，擔心中日高層對話黃了。日本右翼愛聽這調調，覺得終於有人敢說真話。可現實是，中日經濟互補，硬扛傷己。垂秀夫的話有道理，但也暴露日本的無奈。2024年5月9日退任將近台灣蔡英文総統在“中華民國総統府”授與其“大綬景星勳章” 表彰其“日本和台灣関係促進作出的貢獻”。

　　三島由紀夫（Yukio Mishima，1925年1月14日—1970年11月25日），本名平岡公威，出生於日本東京，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是日本當代小說家、劇作家、記者、電影製作人和電影演員，右翼分子。早在上世紀50年代，日本右翼勢力就開始在教科書上做文章，利用教科書否定侵略，將其中“戰爭反省”的內容刪掉，日本篡改教科書的問題由此產生。除教科書外，日本文壇也出現一些作家為侵略戰爭的發動者“洗刷”罪名，撰寫頌戰文學，其中三島由紀夫最為典型。1925年，三島由紀夫出生於日本東京，6歲時進入學習院初等科，1938年在學習院雜誌上發表第一個短篇小說《酸模》。16歲，他以三島由紀夫的筆名在雜誌上連載中篇小說《花兒怒放的森林》。1944年，畢業於學習院高等科，由於成績優異，天皇曾親手獎賞給他一塊銀表。同年10月正式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次年2月應征入伍，但因軍醫檢查有誤，當天就被遣送回鄉。1946年6月，經川端康成推薦，三島在《人間》雜誌上發表小說《煙草》，遂登上文壇。1946年，大學畢業後，就職於大藏省銀行局，不出一年就辭職，從此專門從事文學創作。1949年出版長篇小說《假麵自白》，文壇地位確立。1970年11月25日寫完《豐饒之海》第四卷《天人五衰》後自殺。　　文化右翼
　　日本文壇出現一些作家為侵略戰爭的發動者“洗刷”罪名，撰寫頌戰文學，其中三島由紀夫最為典型。
　　他在1960年問世的《憂國》中，講述“二·二六”政變中一名軍官在忠義不能兩全的情況下，與妻子雙雙剖腹自殺，表現“為大義而死”的悲壯美。在他的眼中，人固有一死，為天皇而死是最高的美。他不遺餘力地讚美著“死亡之美”，最後跑到東京自衛隊剖腹自殺。三島由紀夫“政變”鬧劇是戰後右翼抬頭的標誌。
　　1968年，三島組織了自己的私人武裝——“盾會”，聲稱要保存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並保衛天皇。經過長時間的準備，三島於1970年11月25日將他政變的計劃付諸實施。當天三島交付了《豐饒之海》的最後一部，隨後帶領4名盾會成員在日本陸上自衛隊東部總監部將師團長綁架為人質。
　　三島在總監部陽台向800多名自衛隊士官發表演說，呼籲“真的武士”隨他發動兵變，推翻否定日本擁有軍隊的憲法，使自衛隊成為真的軍隊以保衛天皇和日本的傳統，但是沒有人響應。
　　三島隨後從陽台退入室內，按照日本傳統儀式切腹自殺。他在額際係上了寫著“七生報國”字樣的頭巾，用白色的布將預備切腹的部位一圈圈緊緊地裹住，拿起短刀往自己的腹部刺下，割出了一個很大的傷口，腸子從傷口流了出來。隨他同來的兩位盾會成員之一的森田必勝用名刀“關孫六”為三島進行介錯，但連砍數次都未能砍下他的頭顱，三島由紀夫難忍痛楚，試圖咬舌自盡，第四次介錯改由學習過居合道的盾會成員古賀浩靖執行，終於成功。之後森田必勝也切腹自殺（亦是由古賀浩靖進行介錯）。其他三名成員因“委托殺人罪”各判處四年的有期徒刑。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時，不少作家趕到現場，隻有川端康成獲準進入，但沒見到屍體。　
　　“三島事件”雖然受到左翼力量的批評， 但右翼卻把他們視為英雄， 甚至認為“三島創造了新右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