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奇怪怪怪物，灑灑洋洋洋文

　　日本的妖怪有許多叫法（以各種姿態出現）：Obake(禦化）、怪物、精霊(Seiryō,Seirei)、座敷童子(Zashikiwarashi)、苧雲丹(Imouni)、山姥(Yamanba)、河童(Kappa)、Nuppeppou（野箆坊:肉塊様姿態）、獏(Baku)、命婦(Myōbu)、箒神（:掃把神Hookigami）等等。　　灑灑洋洋形容文章或談話內容豐富、條理清晰且連續不斷。自《韓非子·難言》中“洋洋灑灑”的表述。清代陳森在《品花寶鑒》稱其作品“灑灑洋洋奇奇怪怪五十餘萬言”，突顯其行文宏大的特點。但今天那灑灑洋洋的“洋文”，卻是奇奇怪怪“怪胎”。
　　大阪知事吉村洋文最近提出自己因果錯置，以偏概全，概念混淆的持論（主張或立論）“坐著說話不腰疼”，真是 灑灑洋洋。中國人不來日本旅遊，正好讓日本人避免擁擠不堪，物價飛漲。中國遊客少了，銷售額下降了，正好讓國人擺脫依賴中國型的發展經濟。沒有中國也照樣發展正是今後的努力方向。這，就是吉村洋文大阪知事發表的激昂放談。坐著說話不嫌腰疼，坐著的人哪知道站著的人腰酸背痛！與“何不食肉糜”的道理如出一轍。
　　“坐著說話不腰疼”是一句廣為流傳的俗語，意思是有些人不親身經曆事情，隻是站在一旁發表意見，卻不考慮實際情況和做事的難度，為了選票去得罪中國，政客們可能覺得無所謂，反正選上了就行。但財閥們不這麽想，他們的錢袋子可不想跟著打水漂。
　　大阪議會鬧著要中國道歉，同一日日本財閥大佬卻悄悄登門求和——政客為選票表演強硬，商人卻為真金白銀急踩刹車。當高市早苗觸碰中國底線時，真正管錢的經團聯會長筒井義信已帶著'生意不能停'的潛台詞坐進大使館，揭開了日本政經分裂的戲劇性幕布。
　　政客們要的是選票，要的是民意支持，所以得在台灣問題上表現得強硬。財閥們要的是利潤，要的是市場，所以得跟中國保持關係。這種矛盾，在日本政壇其實一直存在，隻不過這次因為高市早苗的激進做法，被暴露得更明顯了。吉村洋文的對華態度具有明顯的實用主義特征：“兩麵派?”人。在地方經濟和文化交流層麵，他注重合作利益；但在國家政治層麵，他傾向於迎合右翼立場。這種“政冷經熱”的雙軌策略，反映了日本部分保守派政客在中日關係中的典型做法。對於中國而言，需區分其地方合作誠意與政治立場風險，在具體領域（如世博會）推進務實合作，同時警惕其在敏感議題上的負麵動向。吉村在地方事務中強調對華合作，但在國家安全和外交議題上傾向對華強硬。他一方麵推動大阪與中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另一方麵又支持右翼政策，包括涉台不當言論。

　　怪人三島由紀夫：1925年，他出生在東京名門，原名平岡公威。祖母夏子出身德川幕府時代的舊公卿家，禮數多，規矩全，帶著他在古典與禁令裏長大。外麵的世界關著門，內心的世界就開了窗——追求完美，迷戀力量，也和死亡“麵談”過無數回。學生時代，他是學霸範本，從學習院高中部一路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成績漂亮，涉獵廣泛。1944年成為預備役士兵，1945年被征召入伍，臨出發被軍醫把感冒誤診成肺病，遣返回鄉；他原本要去的部隊後來全軍覆沒。日本戰敗後，17歲的好友蓮田善明遠在馬來半島選擇自盡，這個消息像鐵塊砸在他心上，他認定自己“欠了一次死亡”。1949年《假麵自白》橫空出世，半自傳式地撕開心底的簾子；隨後《金閣寺》借寺被焚之事寫“美與毀滅”；十年磨一劍的《豐饒之海》四部曲，繞著輪回、虛無打轉，文學地位水漲船高。1958年，他娶了23歲的杉山瑤子，家世好、顏值佳，“郎才女貌”的樣子很體麵，但他內心對男性力量與美的執念，卻讓婚姻更像“完成任務”的清單。他公開扮演好丈夫，私下的情感卻像兩條岔路越走越遠。
　　表麵看，戰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霓虹閃爍，文學名家風頭正盛，他也拍電影、練健身、學劍道，媒體鏡頭下一派光鮮。家裏有妻有子，書架上是暢銷書排行榜，一切似乎安穩。可這安穩隻是罩在水麵的薄冰，底下的水流一直沒停。他在公開場合談傳統、談禮，談日本精神，暗地裏籌劃“盾會”，以青年為骨幹，鼓吹武士道訓練，借用自衛隊場地練隊列、練刀法。他說要喚醒某種“失落的精神”，把“體魄”當成通往真理的梯子。這在當時的文壇像一聲悶雷，有人讚他“文武雙全”，也有人勸他“別把文學和政治擰在一塊”。反對者的理由很直白：戰後憲法已經定了基調，複古的軍裝、複古的口號，除了製造對立，沒有別的。也有人嘲諷他是在做“曆史話劇”，台詞華麗，道具講究，情節卻走向硬拐彎。更讓人不安的是，他的審美邏輯裏，美可以通往毀滅，毀滅也能被包裝成美，文學的刀，漸漸向現實劃去。與此同時，他繼續在公眾麵前演繹“盡責的父親、敬業的作家”，仿佛一切風平浪靜。可留心看細節的人會發現，他在演講、在隨筆、在訓練裏不斷加碼，語氣更硬，動作更猛，像是把一個劇本排到最後一幕，隨時等鑼聲落下。
　　鑼，果然在1970年11月25日敲響。他帶著“盾會”成員闖入陸上自衛隊東部總監部，扣住軍官，走到陽台演說，喊話恢複軍國主義體製，想把沉睡的士兵喚醒。回音寥寥，士兵們並不買賬，甚至有人起哄。場麵一度尷尬到可以用針戳破空氣。他沒有再試圖說服，而是轉身回到室內啟動“儀式”。切腹這事講究介錯，最好是一刀幹淨。他的第一次介錯人沒能砍利索，換了第二個、第三個，仍不成功，血腥與混亂疊在一起，現實遠比古籍粗糲。最後，學習過居合道的盾會成員古賀浩靖接手，這才一刀了斷。這場以“美”為名的死亡，拆開來卻是一地慘烈。事後，先前沒砍成的介錯人因“委托殺人罪”被各判四年。消息像野火一樣傳開，作家們趕往現場，管製嚴，隻讓川端康成進去看了遺體。川端後來對學生說出那句讓人心裏一沉的話：若諾貝爾獎給的是他，也許不會有這場悲劇。最初埋下的伏筆——對失去“戰死”的歉疚、對武士道的迷思、對“美即毀滅”的偏執——在這一天集中爆炸，文字變成刀，修辭變成血，審美在現實裏撞了南牆。
　　風暴過後，總要歸於表麵平靜。警方交接、媒體收束、社會繼續忙碌，仿佛這隻是新聞裏的一頁。葬禮上近萬人列隊，支持者把他送上神壇，反對者把他拉下神壇，兩派都氣勢很足。家人麵對巨大的輿論與法律尾聲，盾會瓦解，相關成員服刑，外界的爭論並沒停。新的障礙也出現：文學界如何評價他的作品與他的行動？能不能分開看？出版社要不要調整市場策略？學校裏相關文本要不要避嫌？這每一條都像坑。更深的分歧在社會層麵——戰後日本到底是誰的日本，是憲法之日本，還是傳統之日本？美學能不能成為政治的外衣？這些問號沒解開，就像被壓在地毯下麵的小石子，走著走著總會硌腳。時間往前推17個月，川端康成在家中擰開煤氣，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安靜收場。這一走，像又給這場長劇按下一個黑色疊化。回到我們這邊，中文世界的讀者也在討論：有人沉迷他的文字，把《金閣寺》的火當作思想的火；有人直呼不可接受，強調“極致審美”一旦越界，就會傷人。社交平台上常見一組對立：一方主張“作品與人分離”，另一方強調“價值與表達統一”。意見越辯越硬，各守各的壕溝，和解看起來無望。表麵上風波過去，實際上，關於“美、力、死與國”的糾結並沒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