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離開黑格爾走向約伯吧：電影《巴別塔》

[ 王怡 發表於 2007-3-19 23:03:22 ]
　　
　　
　　 大多中國導演的敘事，都停留在《水滸傳》“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手法上。像《巴別塔》這種多線交叉的敘事模式，就常被影迷們再三玩味。導演岡薩雷斯說，這部電影企圖表達全球化時代人類彼此交流的困境。四個國家，三個故事，四種口頭語言，無數肢體表達。因一次疑似恐怖主義的槍擊意外，而像蝴蝶效應一樣的關聯起來。
　　
　　自從示拿平原上的巴別塔事件以後，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巴別塔。汽車可以把陌生人的身體運送到地極，但語言、種族、家庭、國家、宗教，以及肉體本身，依然把人的靈魂封閉在一麵自我中心的牆內。什麽東西割斷了你與人類的交通，什麽東西就是你的巴別塔。在成都的一座汽車站內，一塊提示牌寫著，“不要和陌生人搭話”。美國遊客因槍擊事件滯留在摩洛哥小村裏的那種驚慌，其實並不遙遠，離我家隻有十分鍾的路程。標語離我那麽近，電影離我那麽遠，你不能不心裏悲歎，知道人類被詛咒了。詛咒給了近處的人，也給了遠處的人。但你會輕輕放過自己，開始怨恨修築第一座巴別塔的那些家夥。
　　
　　巴別塔事件，是人類第一次在上帝麵前的“有組織犯罪”。《聖經·創世記》中記載，挪亞的後代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作磚，把磚燒透了”。“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被分散在全地上”。把磚燒透，需要攝氏一千度以上的高溫，這是示拿平原上“烏拜德文化”的主要成就。它們建的這座城就是巴比倫，在《啟示錄》中，這座城被視為墮落世界的象征。巴別塔有三層意義，它是人類的第一次宗教行為，人類第一次對偶像的集體膜拜。這個偶像就是“傳揚我們的名”。人們背棄了祖先挪亞所敬拜的上帝，也就是從大洪水中拯救了人類苗裔的上帝，轉而膜拜自己。巴比塔其實是一座神廟，也是人類中心主義在曆史中粉墨登場的起點。從此人們不要信仰中的啟示，而要宗教中的構建。不要我之外的拯救者，而要自我實現，自我拯救，自我體認和自我逍遙。就像這部電影用一種開放性的多頭結構，所拚貼出的一個當代的人類場景：身體的全球化，和靈魂世界的破碎不堪。
　　
　　在第二層意義上，巴別塔也是人類的第一次國家行為。“有組織犯罪”的結果，是國家主義和國家崇拜的誕生。魏勒夫的《東方專製主義》一書，曾將治水模式視為專製主義興起的淵藪。大規模的治水工程，敦促了政治國家以專製主義的方式組織起來。其實“東方專製主義”有兩種，一種是遠東的治水模式，這是在水平麵上展開的一種人類烏托邦。從大禹王朝到三峽工程，中國人永遠都把桃花源安置在曲徑通幽的大地上。另一種是中東的巴別塔模式，這是一種在垂直麵上展開的人類烏托邦，它的核心是以人為神，以高聳入雲的紀念牌，替代高聳入雲的聖山。
　　
　　治水模式導致了非宗教性的專製主義，巴別塔模式發展出政教合一的專製主義，即一種最徹底的國家主義學說。這種國家學說從古代巴比倫開始，直到波斯、羅馬，透過啟蒙運動中的盧梭和黑格爾，一直通往各種現代極權主義。在這樣的“全球化”視野中回望20世紀，原來中國的百年史，就是兩種東方專製主義模式，在西方晃蕩了兩千年之後的一次會師。
　　
　　“傳揚我們的名”的結果，隻是傳揚某些人的名。“曆史之父”希羅多德曾記載他在公元前406年遊曆巴比倫，看到一座高達201米的“通天塔”。可惜人們往往願意相信曆史學家，卻不相信聖經。1899年之後，新巴比倫城的遺址考古中陸續發現許多“通天塔”型的建築。一些磚片上刻著“尼布甲尼撒，巴比倫的國王，眾神的護衛者，那波帕拉沙爾的兒子，巴比倫之君”。難怪後來波斯征服巴比倫時，居留士大帝一時為“通天塔”所傾倒。再後來希臘征服巴比倫，亞曆山大大帝又為通天塔的宏偉廢墟而折腰。人和城邦的光榮與夢想，甚至一度誘惑了上帝的選民，使巴別塔事件也曾在以色列曆史上重演。以色列人羨慕人家都有國王，就不願承認耶和華是他們的王，也不再喜歡先知、祭司和長老三權分立的統治模式了。他們纏著先知撒母耳說，“我們也要像列邦一樣有自己的國王，有自己的巴別塔”。
　　
　　 兩年前，我參加一個國際作家會議的圓桌討論，題目是“巴別塔與人類的表達困境”。一位從伊朗流亡到美國的學者說，當年在伊朗時，負責電影審查的官員是一個盲人。他需要一邊拿剪刀，一邊有人給他講解電影內容。這位學者說，作家麵對當代世界的唯一出路，就是“大聲的寫作”。這是利用“通感”修辭的一個巧妙說法，我們的傳統用語叫“擲地有聲”。其實電影在本質上就是這樣一種藝術。叫瞎眼的能聽見，耳聾的能看見。所謂“通感”是人與人的交流超越語言，走向靈魂互動的一種跳躍。一個朋友曾借俄羅斯電影《毒太陽》去看，完了還給我，說這片子太棒了，可惜沒把中文字幕調出來。我說這樣你也能看完？這能解釋為什麽大家的碟子漸漸比書還多。
　　
　　電影中日本聾啞少女的故事，叫我想起“大聲寫作”的提法。其實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段落，少女的焦慮被困在身體之內，盡管啞語和彩屏手機，延伸了她與同伴的遠距離交流。但當她站在另外的靈魂麵前，唯一不用翻譯的語言就是肉體本身。她嚐試用身體去向人分享她的生命，卻在失敗中陷入比沉默更沉默的幽暗。這個故事把“語言”和“溝通”的主題延展了。有人從政治隱喻的角度，說富裕起來的日本就像這個女孩，在當今世界沒有話語權，她不能被聽見，隻能以肉體欲望的方式被看見。但電影借助“巴別塔”的隱喻，不是單單指向一個政治層麵的全球化。
　　
　　這就是我要說到的第三層意義：巴別塔事件是人類的第一次全球化。人類聚集、遷移、稱帝、圍城、築塔，然後被“分散到全地”。公元後一千年間基督教的福音傳揚是第二次全球化，而近代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與技術主義，則是人類的第三次全球化。如美國政治學者奧克肖特所說，“許多世紀以來，我們文明的主要力量被用來建造巴比塔”。就像孤單的人為得著安慰，常誇大自己少數幾位朋友的才華，“我們也常誇大人為的理想，以填充我們道德生活的空虛”。今天，借助交通、通訊、媒體和商業，借助抽象的數字和具體的肉體，借助網絡及其屏蔽，也借助電影及其盜版，全世界有耳可聽、有眼可看的人再次聚集起來。這三次全球化，像這部電影一樣多線索共存，勾連起五千年人類史。有人說這部電影的精神是悲觀的，悲觀是指著巴別塔之後的人類困境說的。但對一個後現代社會而言，“巴別塔”其實是一個溫暖的隱喻。因為盼望就藏在巴別塔之前。
　　
　　看這部電影，你會說，世界已到這個地步了。電影用巴別塔的隱喻，提醒我們一個被否認的事實，就是人類的同根同源。《創世記》說，“挪亞三個兒子的宗族，各隨他們的支派立國。洪水以後，他們在地上分為邦國。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這是巴別塔事件的背景。就像我一個朋友對兒子的教育失去了信心。一位牧師說，重要的不是你兒子現在是否聽話，重要的是有一天當浪子回頭的時候，他知道要回到哪裏去。他知道有一個起點，愛他的人在那裏立下榜樣，並一直為他的靈魂守望。
　　
　　人在垂直麵上也有兩種夢想，就如俄羅斯思想家舍斯托夫在曠野中呼告那樣，“離開黑格爾走向約伯吧”。離開巴別塔，仰望聖山。離開這篇文章，開始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