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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寧娜·
１９７５年我高中畢業。因是獨生女，按當時政策，照顧留城分配工作。第二年初夏，分配通知來了：去市衛生局報到。“要是文教局就好了”。父親認為我完全不適合在醫院工作，說我隻能當個三流護士，卻能當個一流的小學教師。
報到那天，好友堅執意一同前往。堅是我多年的鐵杆姐們兒，她也未下鄉插隊，分在遠郊一家菜場賣帶魚。為了她那工作，堅抱怨得我耳朵起老繭。
衛生局報到處的女士笑得一臉燦爛。她說我們這些受國家照顧的高中生運氣好，分國營大醫院。她還說有三家醫院可供選擇，聽得我興奮地屏住了呼吸。女士拿起份文件，慢吞吞地報出了這三家醫院的名字：結核病院，精神病院，麻風病院。話音剛落，我同堅齊聲叫道：“精神病院，精神病院！”那位女士仍想爭取一下： “其實麻風病院也不錯，每天隻工作四小時，天天有班車進城……”。我苦笑著連連擺手。
走出報到處後，堅再沒有對我抱怨過她的工作。
精神病院的全稱叫“神經精神病防治院”。新結識的朋友蘇在我們這撥高中生中頗有點科班，她解釋說：神經病和精神病是兩碼事，神經科同普通醫院的內科外科差不多，有技術，而精神科什麽技術也沒有。
一番“一切工作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動員結束後，我們一行２０人準備上崗。剛出行政樓，醫院食堂便來人領走了兩個男生。洗衣房來要人時，我的腿都顫了。還好，又走了一個男生。接著，一男一女去了神經科。我聽到有人輕聲嘀咕“後門”。剩下的１５人由精神科的三個男病房和四個女病房瓜分。七位護士長在行政樓前吵成一團，爭搶男同誌。等十區男病房的護士長領著男生小張勝利而歸時，發現所有高大健壯的女生都被挑走，隻剩下瘦瘦的我和矮矮的小劉呆呆地望著她。她喪氣地一揮手，我們便低著頭跟了她。
有８０個床位的十病區是當時全國最大的精神科病房，護理人員二十好幾個。我們仨是級別最低的護工，工作是打掃衛生，挑水開飯，協助護理治療。護士長講完工作職責和注意事項，就每人發一把能開病房所有門的鑰匙，一件印有“精院”字樣的白大褂，讓我們進病房。
病房在二樓，很安靜。陽光照著活動室窗上粗粗的鐵欄和像鋼琴一樣沉重的長桌椅。醫院是二十年代由美國人捐建的。厚重的門板裏夾著鋼筋，門上有一個圓形的觀察孔。多年後我在美國電影《飛越瘋人院》中見到同樣的門，始信我們醫院的乃是原裝。病人們或三三兩兩地坐著聊天、喝水，或在走道裏來回走動。因藥物的副作用，病人們行動遲緩，一切像在慢鏡頭中。
蘇說的沒錯。精神科沒技術。護理任務繁重不說，還責任重大。上班得時刻留神四周。每５分鍾要巡視病房一次，１０至１５分鍾清點一次人數。即便如此，病人也不讓我們省心。一名幻嗅患者楞說病房裏的枕頭散發刺鼻的毒氣，把它們一個個扔出窗外。害得我和小張樓上樓下奔了五六趟，到處撿枕頭。有自殺企圖的病人吃掉洗手用的肥皂，弄得滿嘴肥皂泡。潔癖病人大冬天站在廁所的噴頭下衝涼水，我隻好紅著臉衝進男廁所，把一絲不掛的病人拖出來。病人攜帶進院的各種“危險品”，如水果刀、指甲鉗、鑰匙等全被收走由醫院保管。吃飯調羹每餐清點，一旦發現短少，病房立刻“戒嚴”：群眾揭發加搜身，找到為止。如千夫所指的嫌疑分子不講出或講不出調羹的下落，就得帶去神經科透視，看看是否弄斷後吞進了胃裏。這些多半是那些外表靜悄悄，一聲不吭的病人幹的。我們常開玩笑說：精神科不怕武的怕文的；不怕哭的怕笑的。吵的鬧的武打的至少讓人看出問題的大概，好提防；而蔫的呆的傻笑的讓人摸不著頭腦，常來個冷不防。
一次我一邊與患者談話，一邊寫著護理記錄。問了幾個問題，病人都緊閉嘴巴不答腔。突然，他瞪著眼站起身，我躲閃不及，被扇了一個大嘴巴。年輕氣盛的我立刻血衝腦門，想到紀律，咬了幾次牙才沒還手。後來分管他的大夫告訴我，這是一例“被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有幻視。病人說他看到一個著白袍、戴白麵具、隻露兩眼的“三Ｋ黨”（我？）要抓他。我聽了心裏發冷：病人如有一把刀，宰了“三Ｋ黨”，我豈不是冤枉哀哉？幾個大夫議論紛紛：看來幻視並非無中生有，而是對現實世界的錯覺和扭曲。我穿著白大褂，戴著護士帽，同連環畫上的“三Ｋ黨”視覺上相似。在病人眼裏，妄想世界和現實世界混為一談，同一性被破壞，缺乏背景參照，所以身臨其境，沒有內省力……就這樣，一耳光引發一場小小的學術探討，沒人理會坐在一旁黯然神傷的我。
我向蘇道委屈，她說女病人揪頭發撕衣服抓臉一樣難纏，在男病房挨耳光不算是最糟的。聽說了小孫的故事嗎？小孫也是我們一撥分來的，在樓下男病區。那天她抱著一大摞幹淨床單走進位置偏僻的庫房，被一個悄悄尾隨而入的病人關在裏麵並被奪去了鑰匙。庫房裏堆著被套，衣服，還有治療時捆住病人的布保護帶。門上沒有孔，隔音又好，喊破嗓子也沒人聽見。那病人有“罪惡妄想”。他曆數了自己的“罪惡”，共９９件，但都是不夠分量的雞毛蒜皮，於是要奸殺小孫，湊足整數１００，讓自己罪大惡極地被槍斃。動機荒謬，環境險惡，不過小孫夠機靈，說在病房裏動手要被護士長發現，鬧個未遂；建議病人星期天同她外出約會，在公園的僻靜處下手。到底是病人，他想想有道理，開門和小孫出了庫房。我心想，我們得要求每人配備一根那種閃著藍光，能把人麻翻的電棒啊。“電棒？那是外麵老百姓的想象。每月七元的挨打費鬧了多少年都沒結果，還電棒。”護工小餘沒好氣。我想起小餘說過插隊時他是打群架的明星，便纏著拜師學“擒拿”。“一把骨頭，拿誰呀！”他嫌我條件差。後來經不住纏，秘密地教了我兩手。
某個下午，當我出其不意、以閃電般的速度把一個拒絕治療的大個子病人扳倒時，最吃驚的不是在場的醫生護士，而是我本人。望著倒在我弓起的腿上的病人（以防著地受傷），我嚇得要哭。旁邊的男護士立刻替下我，把蹬腿打挺的病人架去治療。小餘那天夜班，沒看到女弟子的風采。第二天他朝我豎起大拇指：“老人家說得對，小國也能打敗大國。”
那時我以為一輩子要交代在精神病院了，硬著頭皮買來一本《精神病學》，捏著鼻子坐下來讀。前半本是大腦解剖，我讀得天昏地暗，雲裏霧裏。後半本談精神病的診斷和護理，這下我精神了，書中提到的所有種類的精神病我幾乎都見過，用藥也猜個八九不離十。不過，精神病的治療始終是難題。西醫無非是冬眠靈，胰島素，電休克，三板斧過去就黔驢技窮了。治愈率低，複發率高。中醫呢，探索出的辦法讓人啼笑皆非。醫院裏有位中醫張大夫和什麽科研單位聯手搞起了中藥京大戟療法。濃縮工藝不過關，藥片像銅錢那麽大，一次要吃１４片。第一天，上午我們連哄帶逼地讓病人把藥吃了，下午就洗了二十幾條屎褲子。第二天，一個病人看到堆成小山似的京大戟片，“撲嗵”一聲就跪在地上：“毛主席，您饒了我吧！”治療不了了之後，報上居然介紹了京大戟治療精神病取得偉大成果，我赫然發現那合作單位竟是老爸他們研究所！“嗨，你們別起哄了行不行？”我在晚飯桌上向老爸抗議。京大戟療法，鹽水療法，精神八段操，可把我們害苦了。還不如胡屠戶呢，人家一個豬油巴掌就把中舉後瘋瘋癲癲的範進給打醒過來。
盡管我對張大夫的治療方式不感冒，他的某些理論我至今不忘。他說有兩種人不會得精神病，體育健將和相聲演員。這些人經脈通暢，不會氣滯血瘀，痰迷心竅。
沒等我吃上堅賣的帶魚，她就找上我開後門。菜場附近的生產隊被一病人鬧翻了天，隊長苦求讓其入院。一天清早，５條壯漢加隊長將病人五花大綁，用手扶拖拉機送進城。他們一行人鬧哄哄推搡著進病房時，病人正與空氣對罵。得，又一有幻聽的精神分裂症。主任一見大怒：“捆著像什麽話？影響太壞了，趕快鬆開！”我們主任常教導我們對病人要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剛鬆了綁，病人飛起一腳，把主任踹倒。主任爬起來漲紅了臉，一揮手，我們一擁而上，用三根保護帶三下五除二把病人“保護”在治療床上。“還是你們行，你們行。”隊長對我們的麻利印象深刻。後來這病人治療無效，隊長拒絕領人出院。他說，隊裏每天得派好幾名壯勞力看住病人，還得每人記十二個工分，吃不消啊！我們反過來給他磕頭作揖：醫院床位緊張，有多少萬人在等著治療啊。再說，醫院是醫療單位又不是收容所養老院，哪有永遠住下去的道理呢？
十病區美女如雲。用小餘的話說：“花兒朵朵開”，“抓出一打兒，就是金陵十二釵。”姑娘如此美貌，在外麵得把小夥子們追成哮喘。可醫院裏女多男少，常見美女把自行車橫在大門口，攔截下班的小夥。小夥子呢，扛著自行車踩著碎磚鑽牆洞，繞過大門，逃之夭夭。不過也有例外。
大楊長得夠影星級別，卻是個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原來，大楊的母親和妹妹都有精神病，他本人亦惶惶不可終日。據研究，父母一方患有精神病，子女受到遺傳的可能性是２１％。可憐大楊，天天祈禱這２１％別在他這兒變成１００％。“那樣他父親就太慘了，一人管三個精神病。”同事們對他充滿了同情，又無可奈何。後來行政科來病房調人，護士長忍痛割愛，帶頭舉手推薦了大楊。
另一個例外是小楊。小楊是美中之美。黑緞子般齊腰長的頭發配上窈窕的身段，嫵媚無比。按規定，小楊必須剪短發。護士長每次提起讓她剪“柯湘頭”，小楊便低頭不語，把頭發盤進護士帽裏。護士長說小楊生氣都好看，上夜班鎮不住病人。其實鎮不住病人的事上半夜基本不會發生。輪到小楊夜班，住醫院宿舍的單身小夥都跑來串門，說笑到半夜才離去。發生任何情況，個個會奮勇救美。下半夜到早晨就有點懸了。我有時想，那時我和小楊兩個十九歲的姑娘夜裏看護著８０個男病人，不上夜班的護士長能放心睡著覺嗎？
一天清晨，我已把熱水、早餐準備好，還不見小楊來叫我去給注射完胰島素的病人上保護帶。不能按時完成注射屬於醫療事故，我有點著急。忽然，聽到小楊在治療室門口尖叫。我立刻抄起鋁皮水舀子衝過去。幾個鍾情妄想病人正圍著端著治療盤的小楊嘻皮笑臉，還動手扯小楊的長發。“調戲婦女”！我腦子裏立刻蹦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乓、乓、乓！”他們每人頭上挨了一水舀。“哎喲！護士打人？！”“我，打、流、氓！”手執水舀，叉著腰，我一字一頓。進了治療室，病人又搗亂不肯打針。為首的還嘴巧：“說我們是流氓，你們才是流氓呢！大姑娘想摸男人屁股（打針）！”我窘得臉通紅。“別理他！” 小楊遞給我一支抽好胰島素的注射器。“往哪打？”“臀部。”“臀部……大、大了去啦。”小楊猛然想起我非護校畢業，從未經過訓練。為了讓我速成，小楊發明了世上最簡潔的培訓。她在紙上畫個圓圈——臀部，然後劃十字四等分，再把上麵兩份各四等分，塗塗左上中的左上，右上中的右上——注射部位。接著示範消毒，繃緊皮膚，快進，推藥，快出。我有了底，舉著針筒找那領頭的搗亂分子。“她是剛學的！”那病人驚呼，到處亂躲。我叫來兩個康複病人，牢牢按住他。“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想起領袖教導，我渾身是膽。“哎喲！”病人嗷嗷叫，像電影《珍珠港》裏挨針的男主角一樣呲牙咧嘴。我們終於在早班護士接班前完成了注射。小楊和我攻守同盟：我不提病人扯她頭發，她不提我拿水舀打人。
１９７７年的一天，主席詩詞《重上井崗山》和《鳥兒問答》在喇叭裏播了一整天，晚上一病人發病。我和女護士小徐正上夜班。那病人一步躍上窗台，把手伸出鐵欄：“可上九天攬月！”還來個攬月的造型。我伸頭看，果然明月高懸。“下來！下來！”我和小徐大喊。病人下來了，坐到桌前。忽又擂桌站起：“試看天地翻覆！”小徐趕緊打電話搬救兵，我立刻疏散其他病人。很快，值班醫生趕來，領著一個男護士和兩個病人幫手。發病者縮進牆角，負隅頑抗，又踢又打，我們靠不上去。醫生向小徐低聲下醫囑：靜脈注射冬眠靈。又示意我“準備行動”。我悄悄抱來一床棉被，站在一旁觀望。那病人的眼睛死盯著男護士和小徐手裏的針筒。空氣緊張。我突發一聲喊，抱著棉被像黃繼光堵槍眼那樣衝上去，病人發懵的當兒，我把棉被像網一樣拋出，把他劈頭蓋臉罩住。然後我把自己９５斤的體重全部壓上。接著大家齊動手，把病人控製住。
我在病房的種種“壯舉”贏來的是母親的聲聲歎息。是啊，從小就被教育要把自己的一生交給別人去安排，眼看我被安排得一塌糊塗。是不是該想想把一生交給自己來安排了？老天有眼，在我２０歲生日的那天，廣播裏傳來文革後恢複大學招生的消息。
文章太長討人厭。以下內容采用“快進”：
堅在１９７７年的高考中成績優秀，去了一所省重點的英語係。我慘在數學上，以一分之差落榜。
我在１９７８年的高考中成績優秀，去了一所全國重點的英語係（那年外語類數學不計入總分）。
在精神病院的大門口，我把那本《精神病學》送給要去讀醫大的蘇。
畢業２０年後。
堅躺在新加坡豪宅中的室內遊泳池邊，打電話向我講述她的銀行工作是多麽來勁，多麽忙，忙得她四腳朝天。“你現在在幹什麽？”她問。“在州教育部謀到一個差。”我答。
蘇在電話的那一頭，加拿大，解答控製飲食和體重的問題。“誰要減肥？”她問。“我呀，比在醫院時重了３０磅。”“不可能！”她堅決不信。
美國一所周末中文學校裏，我正給一幫小家夥講中文課。望著一張張聽得入迷的小臉，我想父親是對的，我是個一流的小學教師。
http://talkskyland.com/dispbbs.asp?BoardID=14&replyID=25080&id=25080&skin=0
１９７５年我高中畢業。因是獨生女，按當時政策，照顧留城分配工作。第二年初夏，分配通知來了：去市衛生局報到。“要是文教局就好了”。父親認為我完全不適合在醫院工作，說我隻能當個三流護士，卻能當個一流的小學教師。
報到那天，好友堅執意一同前往。堅是我多年的鐵杆姐們兒，她也未下鄉插隊，分在遠郊一家菜場賣帶魚。為了她那工作，堅抱怨得我耳朵起老繭。
衛生局報到處的女士笑得一臉燦爛。她說我們這些受國家照顧的高中生運氣好，分國營大醫院。她還說有三家醫院可供選擇，聽得我興奮地屏住了呼吸。女士拿起份文件，慢吞吞地報出了這三家醫院的名字：結核病院，精神病院，麻風病院。話音剛落，我同堅齊聲叫道：“精神病院，精神病院！”那位女士仍想爭取一下： “其實麻風病院也不錯，每天隻工作四小時，天天有班車進城……”。我苦笑著連連擺手。
走出報到處後，堅再沒有對我抱怨過她的工作。
精神病院的全稱叫“神經精神病防治院”。新結識的朋友蘇在我們這撥高中生中頗有點科班，她解釋說：神經病和精神病是兩碼事，神經科同普通醫院的內科外科差不多，有技術，而精神科什麽技術也沒有。
一番“一切工作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動員結束後，我們一行２０人準備上崗。剛出行政樓，醫院食堂便來人領走了兩個男生。洗衣房來要人時，我的腿都顫了。還好，又走了一個男生。接著，一男一女去了神經科。我聽到有人輕聲嘀咕“後門”。剩下的１５人由精神科的三個男病房和四個女病房瓜分。七位護士長在行政樓前吵成一團，爭搶男同誌。等十區男病房的護士長領著男生小張勝利而歸時，發現所有高大健壯的女生都被挑走，隻剩下瘦瘦的我和矮矮的小劉呆呆地望著她。她喪氣地一揮手，我們便低著頭跟了她。
有８０個床位的十病區是當時全國最大的精神科病房，護理人員二十好幾個。我們仨是級別最低的護工，工作是打掃衛生，挑水開飯，協助護理治療。護士長講完工作職責和注意事項，就每人發一把能開病房所有門的鑰匙，一件印有“精院”字樣的白大褂，讓我們進病房。
病房在二樓，很安靜。陽光照著活動室窗上粗粗的鐵欄和像鋼琴一樣沉重的長桌椅。醫院是二十年代由美國人捐建的。厚重的門板裏夾著鋼筋，門上有一個圓形的觀察孔。多年後我在美國電影《飛越瘋人院》中見到同樣的門，始信我們醫院的乃是原裝。病人們或三三兩兩地坐著聊天、喝水，或在走道裏來回走動。因藥物的副作用，病人們行動遲緩，一切像在慢鏡頭中。
蘇說的沒錯。精神科沒技術。護理任務繁重不說，還責任重大。上班得時刻留神四周。每５分鍾要巡視病房一次，１０至１５分鍾清點一次人數。即便如此，病人也不讓我們省心。一名幻嗅患者楞說病房裏的枕頭散發刺鼻的毒氣，把它們一個個扔出窗外。害得我和小張樓上樓下奔了五六趟，到處撿枕頭。有自殺企圖的病人吃掉洗手用的肥皂，弄得滿嘴肥皂泡。潔癖病人大冬天站在廁所的噴頭下衝涼水，我隻好紅著臉衝進男廁所，把一絲不掛的病人拖出來。病人攜帶進院的各種“危險品”，如水果刀、指甲鉗、鑰匙等全被收走由醫院保管。吃飯調羹每餐清點，一旦發現短少，病房立刻“戒嚴”：群眾揭發加搜身，找到為止。如千夫所指的嫌疑分子不講出或講不出調羹的下落，就得帶去神經科透視，看看是否弄斷後吞進了胃裏。這些多半是那些外表靜悄悄，一聲不吭的病人幹的。我們常開玩笑說：精神科不怕武的怕文的；不怕哭的怕笑的。吵的鬧的武打的至少讓人看出問題的大概，好提防；而蔫的呆的傻笑的讓人摸不著頭腦，常來個冷不防。
一次我一邊與患者談話，一邊寫著護理記錄。問了幾個問題，病人都緊閉嘴巴不答腔。突然，他瞪著眼站起身，我躲閃不及，被扇了一個大嘴巴。年輕氣盛的我立刻血衝腦門，想到紀律，咬了幾次牙才沒還手。後來分管他的大夫告訴我，這是一例“被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有幻視。病人說他看到一個著白袍、戴白麵具、隻露兩眼的“三Ｋ黨”（我？）要抓他。我聽了心裏發冷：病人如有一把刀，宰了“三Ｋ黨”，我豈不是冤枉哀哉？幾個大夫議論紛紛：看來幻視並非無中生有，而是對現實世界的錯覺和扭曲。我穿著白大褂，戴著護士帽，同連環畫上的“三Ｋ黨”視覺上相似。在病人眼裏，妄想世界和現實世界混為一談，同一性被破壞，缺乏背景參照，所以身臨其境，沒有內省力……就這樣，一耳光引發一場小小的學術探討，沒人理會坐在一旁黯然神傷的我。
我向蘇道委屈，她說女病人揪頭發撕衣服抓臉一樣難纏，在男病房挨耳光不算是最糟的。聽說了小孫的故事嗎？小孫也是我們一撥分來的，在樓下男病區。那天她抱著一大摞幹淨床單走進位置偏僻的庫房，被一個悄悄尾隨而入的病人關在裏麵並被奪去了鑰匙。庫房裏堆著被套，衣服，還有治療時捆住病人的布保護帶。門上沒有孔，隔音又好，喊破嗓子也沒人聽見。那病人有“罪惡妄想”。他曆數了自己的“罪惡”，共９９件，但都是不夠分量的雞毛蒜皮，於是要奸殺小孫，湊足整數１００，讓自己罪大惡極地被槍斃。動機荒謬，環境險惡，不過小孫夠機靈，說在病房裏動手要被護士長發現，鬧個未遂；建議病人星期天同她外出約會，在公園的僻靜處下手。到底是病人，他想想有道理，開門和小孫出了庫房。我心想，我們得要求每人配備一根那種閃著藍光，能把人麻翻的電棒啊。“電棒？那是外麵老百姓的想象。每月七元的挨打費鬧了多少年都沒結果，還電棒。”護工小餘沒好氣。我想起小餘說過插隊時他是打群架的明星，便纏著拜師學“擒拿”。“一把骨頭，拿誰呀！”他嫌我條件差。後來經不住纏，秘密地教了我兩手。
某個下午，當我出其不意、以閃電般的速度把一個拒絕治療的大個子病人扳倒時，最吃驚的不是在場的醫生護士，而是我本人。望著倒在我弓起的腿上的病人（以防著地受傷），我嚇得要哭。旁邊的男護士立刻替下我，把蹬腿打挺的病人架去治療。小餘那天夜班，沒看到女弟子的風采。第二天他朝我豎起大拇指：“老人家說得對，小國也能打敗大國。”
那時我以為一輩子要交代在精神病院了，硬著頭皮買來一本《精神病學》，捏著鼻子坐下來讀。前半本是大腦解剖，我讀得天昏地暗，雲裏霧裏。後半本談精神病的診斷和護理，這下我精神了，書中提到的所有種類的精神病我幾乎都見過，用藥也猜個八九不離十。不過，精神病的治療始終是難題。西醫無非是冬眠靈，胰島素，電休克，三板斧過去就黔驢技窮了。治愈率低，複發率高。中醫呢，探索出的辦法讓人啼笑皆非。醫院裏有位中醫張大夫和什麽科研單位聯手搞起了中藥京大戟療法。濃縮工藝不過關，藥片像銅錢那麽大，一次要吃１４片。第一天，上午我們連哄帶逼地讓病人把藥吃了，下午就洗了二十幾條屎褲子。第二天，一個病人看到堆成小山似的京大戟片，“撲嗵”一聲就跪在地上：“毛主席，您饒了我吧！”治療不了了之後，報上居然介紹了京大戟治療精神病取得偉大成果，我赫然發現那合作單位竟是老爸他們研究所！“嗨，你們別起哄了行不行？”我在晚飯桌上向老爸抗議。京大戟療法，鹽水療法，精神八段操，可把我們害苦了。還不如胡屠戶呢，人家一個豬油巴掌就把中舉後瘋瘋癲癲的範進給打醒過來。
盡管我對張大夫的治療方式不感冒，他的某些理論我至今不忘。他說有兩種人不會得精神病，體育健將和相聲演員。這些人經脈通暢，不會氣滯血瘀，痰迷心竅。
沒等我吃上堅賣的帶魚，她就找上我開後門。菜場附近的生產隊被一病人鬧翻了天，隊長苦求讓其入院。一天清早，５條壯漢加隊長將病人五花大綁，用手扶拖拉機送進城。他們一行人鬧哄哄推搡著進病房時，病人正與空氣對罵。得，又一有幻聽的精神分裂症。主任一見大怒：“捆著像什麽話？影響太壞了，趕快鬆開！”我們主任常教導我們對病人要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剛鬆了綁，病人飛起一腳，把主任踹倒。主任爬起來漲紅了臉，一揮手，我們一擁而上，用三根保護帶三下五除二把病人“保護”在治療床上。“還是你們行，你們行。”隊長對我們的麻利印象深刻。後來這病人治療無效，隊長拒絕領人出院。他說，隊裏每天得派好幾名壯勞力看住病人，還得每人記十二個工分，吃不消啊！我們反過來給他磕頭作揖：醫院床位緊張，有多少萬人在等著治療啊。再說，醫院是醫療單位又不是收容所養老院，哪有永遠住下去的道理呢？
十病區美女如雲。用小餘的話說：“花兒朵朵開”，“抓出一打兒，就是金陵十二釵。”姑娘如此美貌，在外麵得把小夥子們追成哮喘。可醫院裏女多男少，常見美女把自行車橫在大門口，攔截下班的小夥。小夥子呢，扛著自行車踩著碎磚鑽牆洞，繞過大門，逃之夭夭。不過也有例外。
大楊長得夠影星級別，卻是個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原來，大楊的母親和妹妹都有精神病，他本人亦惶惶不可終日。據研究，父母一方患有精神病，子女受到遺傳的可能性是２１％。可憐大楊，天天祈禱這２１％別在他這兒變成１００％。“那樣他父親就太慘了，一人管三個精神病。”同事們對他充滿了同情，又無可奈何。後來行政科來病房調人，護士長忍痛割愛，帶頭舉手推薦了大楊。
另一個例外是小楊。小楊是美中之美。黑緞子般齊腰長的頭發配上窈窕的身段，嫵媚無比。按規定，小楊必須剪短發。護士長每次提起讓她剪“柯湘頭”，小楊便低頭不語，把頭發盤進護士帽裏。護士長說小楊生氣都好看，上夜班鎮不住病人。其實鎮不住病人的事上半夜基本不會發生。輪到小楊夜班，住醫院宿舍的單身小夥都跑來串門，說笑到半夜才離去。發生任何情況，個個會奮勇救美。下半夜到早晨就有點懸了。我有時想，那時我和小楊兩個十九歲的姑娘夜裏看護著８０個男病人，不上夜班的護士長能放心睡著覺嗎？
一天清晨，我已把熱水、早餐準備好，還不見小楊來叫我去給注射完胰島素的病人上保護帶。不能按時完成注射屬於醫療事故，我有點著急。忽然，聽到小楊在治療室門口尖叫。我立刻抄起鋁皮水舀子衝過去。幾個鍾情妄想病人正圍著端著治療盤的小楊嘻皮笑臉，還動手扯小楊的長發。“調戲婦女”！我腦子裏立刻蹦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乓、乓、乓！”他們每人頭上挨了一水舀。“哎喲！護士打人？！”“我，打、流、氓！”手執水舀，叉著腰，我一字一頓。進了治療室，病人又搗亂不肯打針。為首的還嘴巧：“說我們是流氓，你們才是流氓呢！大姑娘想摸男人屁股（打針）！”我窘得臉通紅。“別理他！” 小楊遞給我一支抽好胰島素的注射器。“往哪打？”“臀部。”“臀部……大、大了去啦。”小楊猛然想起我非護校畢業，從未經過訓練。為了讓我速成，小楊發明了世上最簡潔的培訓。她在紙上畫個圓圈——臀部，然後劃十字四等分，再把上麵兩份各四等分，塗塗左上中的左上，右上中的右上——注射部位。接著示範消毒，繃緊皮膚，快進，推藥，快出。我有了底，舉著針筒找那領頭的搗亂分子。“她是剛學的！”那病人驚呼，到處亂躲。我叫來兩個康複病人，牢牢按住他。“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想起領袖教導，我渾身是膽。“哎喲！”病人嗷嗷叫，像電影《珍珠港》裏挨針的男主角一樣呲牙咧嘴。我們終於在早班護士接班前完成了注射。小楊和我攻守同盟：我不提病人扯她頭發，她不提我拿水舀打人。
１９７７年的一天，主席詩詞《重上井崗山》和《鳥兒問答》在喇叭裏播了一整天，晚上一病人發病。我和女護士小徐正上夜班。那病人一步躍上窗台，把手伸出鐵欄：“可上九天攬月！”還來個攬月的造型。我伸頭看，果然明月高懸。“下來！下來！”我和小徐大喊。病人下來了，坐到桌前。忽又擂桌站起：“試看天地翻覆！”小徐趕緊打電話搬救兵，我立刻疏散其他病人。很快，值班醫生趕來，領著一個男護士和兩個病人幫手。發病者縮進牆角，負隅頑抗，又踢又打，我們靠不上去。醫生向小徐低聲下醫囑：靜脈注射冬眠靈。又示意我“準備行動”。我悄悄抱來一床棉被，站在一旁觀望。那病人的眼睛死盯著男護士和小徐手裏的針筒。空氣緊張。我突發一聲喊，抱著棉被像黃繼光堵槍眼那樣衝上去，病人發懵的當兒，我把棉被像網一樣拋出，把他劈頭蓋臉罩住。然後我把自己９５斤的體重全部壓上。接著大家齊動手，把病人控製住。
我在病房的種種“壯舉”贏來的是母親的聲聲歎息。是啊，從小就被教育要把自己的一生交給別人去安排，眼看我被安排得一塌糊塗。是不是該想想把一生交給自己來安排了？老天有眼，在我２０歲生日的那天，廣播裏傳來文革後恢複大學招生的消息。
文章太長討人厭。以下內容采用“快進”：
堅在１９７７年的高考中成績優秀，去了一所省重點的英語係。我慘在數學上，以一分之差落榜。
我在１９７８年的高考中成績優秀，去了一所全國重點的英語係（那年外語類數學不計入總分）。
在精神病院的大門口，我把那本《精神病學》送給要去讀醫大的蘇。
畢業２０年後。
堅躺在新加坡豪宅中的室內遊泳池邊，打電話向我講述她的銀行工作是多麽來勁，多麽忙，忙得她四腳朝天。“你現在在幹什麽？”她問。“在州教育部謀到一個差。”我答。
蘇在電話的那一頭，加拿大，解答控製飲食和體重的問題。“誰要減肥？”她問。“我呀，比在醫院時重了３０磅。”“不可能！”她堅決不信。
美國一所周末中文學校裏，我正給一幫小家夥講中文課。望著一張張聽得入迷的小臉，我想父親是對的，我是個一流的小學教師。
http://talkskyland.com/dispbbs.asp?BoardID=14&replyID=25080&id=25080&skin=0
好... ...
期待著你更多的作品。你寫的東西給我印象很深。隻有真正經曆過很多的人，才能用
平凡簡單的文字，寫出自然而令人回味的文章。在你身上，我看到了那種我所熟悉
而喜歡的性格：在逆境中不低頭，獨立堅定，永遠樂觀向上。
“美國打工小段子”高興起來就再寫幾個續集，說不準。不過，我準備寫打工的“專著”了，剛去一趟紐約，回來浮想連翩的。
謝謝你喜歡，給你們帶來快樂我就快樂。
那個“美國打工小段子”還有續集嗎？
祝你快樂。
原來精院裏這樣的！
寫得精彩！